那是在2001年11月中下旬的一天,我隨勞動隊從外役點(外面較遠處的勞動現場)回到教養院的第二天,當幹事警察突然進號子要我收拾東西,說要把我再送回外役點。這很不正常,因為在外役點的那個隊很快就結束工作也得回來,我就表示不走。警察幹事就出去了。在那個隊裏我的環境已經被正的較寬鬆了,一些人對大法已有了正面認識,我可以煉功、發正念,這是經過絕食抗爭得來的。我不想失去這個環境,另外就是不配合邪惡的支使。但我知道邪惡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大法弟子在關山子集中營裏還受著警察安排囚犯監視,也就成了「囚中囚」。那裏的勞教人員中有兩人是被指派專門監視我的「夾包」,他們每監視我一天,就可以減期一天,這對於過著度日如年的集中營生活的勞教人員來講是很大的恩賜,警察也就是利用這一點來讓那裏的勞教人員迫害大法弟子。所以「夾包」也是不希望我走的。
不久,我被戴上手銬,送進了小號。在小號鐵籠裏,我被用手銬掛在牆上的鐵環上連續多日,並強行剃光了頭髮。我絕食抗議迫害。過了四天外役隊回到了院裏,我停止了絕食,要求回到隊裏去。他們沒有放我出小號。又過了兩天我的手腕處因長時間戴手銬皮膚裂開感染,出現淋巴管炎的症狀。我讓「夾包」人員告訴警察,院醫張帆來了看過之後,認為需要用藥,否則腋窩就會潰爛。他說是用環丙沙星,一次靜脈輸兩瓶。
第一次是在院醫室用藥。後來是在小號裏打點滴,我見他特意戴上橡膠手套再扎點滴,就對藥品產生疑心,拒絕用藥又可能招來加重迫害。我就坐在便器邊上打點滴,趁沒人注意,我就把輸液器管與末端連針頭軟管處拔開,讓藥水流入便器一些,可針頭那邊要回血,就待將要有血流出時,再把輸液管連到針後的軟管上,幾個回合下來,一瓶藥(100ml)就沒了。惡醫換了瓶,我同樣處理,不到半小時,藥水沒了。後來我說不再用藥了,那個惡醫就蠻橫的說:「你說不用就不用了?」我怎麼感到底氣不足了?是藥物作用?
第三天又打點滴,警察生疑了,不時過來檢查輸液情況,可能是他們也感到前一日輸藥那麼快,不太合理。怎麼辦?趁沒人注意,我把針頭從血管裏拔出來,卻讓針尖藏在固定膠布下,這樣一來表面看不出甚麼變化,藥水就順著手背滴到便器裏去了。一共打了五天藥,我都是如法炮製。最後在我堅決不用藥的情況下才停止。
後來我還是發現自己的記憶力減退了。這期間有一天院醫非要領我去做體檢,我說不去都不行。這時我在想決不能順從邪惡,可硬來還不行,我就在思考對策,突然我腦中有了辦法。
到了關山子醫院,醫生量了血壓,開了許多檢查單,他們不讓我看檢查內容。想起師父講法中講過大法弟子的血是珍貴的,所以我拒絕抽血做化驗。因我要按我想好的方法辦,就告訴警察我沒有尿,他們就先帶我去做心電圖,做B超,特別仔細的做了腎臟B超。回到一樓又讓我留尿樣,我仍告訴他們我沒有尿,他們非得要我尿出來,我就說得給我點時間,並要他們不能看著我尿,那尿不出來,必須得關上門。在離開他們視線的一小會時間裏,嘬了幾下牙齦,嘬出一口帶牙血的唾液,吐在尿杯裏。因遭受迫害,加上自從進小號我就被剝奪了刷牙的權利,我的牙齦一碰就出血。我又往尿杯裏尿了幾毫升尿,晃了晃讓它們混勻了,我把尿樣交了出去。事後院醫張帆又向我要去300元。
我一直以為自己做的不夠堂堂正正,不好意思講出來。蘇家屯被揭露後,使我想到可能歷史就安排我逃脫這一劫,而把中共的邪惡告訴世人。我一直以為那次體檢沒有必要,沒想到給檢查身體的目地是被當作了臟器移植的供體,一切都是惡黨實施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體現。
寫到這我又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一入教養院時,所有人都被問及血型。並在第一個月內給每個人抽血,說是化驗肝功。我當時也拒絕被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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