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英自述在中國遭受的酷刑

【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我叫戴英，今年四十八歲，在中共政府對法輪功迫害的七年裏，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勞改，後又被非法勞教二年。在這五年中，我遭到中共惡黨警察的酷刑摧殘，導致我至今左眼失明，上、下牙齒鬆脫變形錯位。

在這裏，我要把中共政府對我的酷刑摧殘迫害向國際社會揭露，讓國際社會及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共政府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同時認清中共政府邪惡本質的真實面目，不要被中共政府的謊言欺騙，不要對中共惡黨抱任何幻想，更不要被中共政府所利用。下面是我所遭受的酷刑迫害經歷。

被關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們到深圳市政府信訪辦去上訪，當時就遭深圳警察的綁架，我丈夫被警察秘密關押，十天後我丈夫成功的逃出警察的監控。

九月二十九日我丈夫和我又遭深圳警察的綁架並被非法搜家，我們被關押在福田區看守所，在家人的營救下，十五天後我被取保候審，而我丈夫則被繼續關押迫害。

由於我先生李建輝堅持信仰「真、善、忍」，堅持修煉法輪大法，深圳市政府把我先生的名單上報到廣東省和中央六一零辦公室，迫害在一步步升級，深圳市檢察院的檢察官告訴我先生：你沒有罪，但必須判你，是政治需要，是上面需要判你。

開庭前，我為先生請了深圳市新世紀律師事務所的曲律師，李建輝的哥哥為他請了一名姓許的律師，由她倆共同為我先生辯護，她們閱讀完卷宗後，認為我先生並沒有犯罪，曲律師又把卷宗拿到北京市邀請法律界權威專家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專家們從憲法到法律全面論證，認為我先生根本就沒有犯罪。這樣，曲律師和許律師決定為我先生作無罪辯護。可是在開庭前兩天深圳市法院知道律師將為我先生作無罪辯護，深圳市政府通過警察局出面阻攔許律師不准她為我先生辯護。再由深圳市司法局出面強迫曲律師與我解除聘約，不准她出庭為我先生辯護，也不准兩名律師和我們家屬出庭旁聽，而是由法院指定的律師為我先生作有罪辯護。

中國憲法規定任何犯罪嫌疑人及家屬有權聘請律師為其辯護，而深圳市法院卻知法犯法。說白了，它們就是在迫害法輪功，它們對法輪功從來就不講法律。就這樣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我先生被深圳市福田區法院非法強制判刑四年。整個審判過程是違反憲法沒有法律依據的。

為此我要到北京國務院上訪，為法輪大法和大法修煉者說句公道話（上訪也是中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我到北京去上訪，被中國警察扣押，送回深圳市，被關押在深圳市福田區看守所。

酷刑迫害

在中國，在中共的統治下，是沒有任何人權可言，所以中共領導人在國外公開場合下都說：我們是不講人權的，我們講生存權，中國政府給人民的權利只能是動物的生存權，你要不順從它，生存權都給你剝奪了。法院可以違反憲法、法律，不需要任何依據強制判一個好人有罪，而我想為我先生向政府說句公道話也有罪，被關押等待著判刑。

為了抗議迫害，我只好，也只能，用絕食來抗議。第三天後看守所的警察開始給我強行灌食，灌食已經成為獄警折磨法輪功學員的手段。

他們強行將我架到門外，四、五個人將我按壓在地上不能動彈，用很粗的膠管來插鼻孔，插得鼻子直出血，插不進時，他們就用螺絲刀將我的牙撬開，再將一根削尖的大竹筒用力插入我口中，當時我覺得口腔像裂開似的疼痛，接著他們開始強制灌食或濃鹽水。當時我感到很憋氣，口鼻不斷往外噴食和鮮血，噴的滿身都是。每次灌完後，人就像死了一次一樣。每二、三天灌食一次。

他們灌食的目的不是為了我的生命安全，完全是摧殘折磨我。有一次我緊咬牙關就是不鬆口，看守所警察周醫生就用一把大號的鏍絲刀使勁撬，結果撬倒了我兩個門牙，其它的上下前牙全都鬆動。

我鄰倉有個叫江曉文的法輪功學員也被他們撬掉了兩個門牙，我親眼看見在同倉有個叫薛愛梅的法輪功學員，就被警察野蠻灌辣椒油、辣椒麵，每次她回倉時口、鼻、臉都是血跡、身上是辣椒油、食物等。由於我們並沒有犯罪，而遭到非法關押，我們大家都拒絕穿看守所的囚服，福田區看守所的惡警李小崢、張管教、盂管教等男女警察來了十幾人把我們二十多名女法輪功學員的衣服全扒光，還有一名女法輪功學員被警察扒光衣服推到倉外去給男犯人觀看，侮辱她的人格。

除此之外，我們在看守所每天都被強迫勞役，用手工縫製皮鞋，手指都打出血泡，變形彎曲。產品全部出口到美國、歐洲等。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十二點，甚至到半夜一點，每天晚上還要再值班一至四小時，週六、週日也從不讓休息。三十多平米的監倉內有個蹲廁，還關了三十多人，睡覺要側身睡還要一顛一倒交叉睡。吃的是發霉的米飯，在這裏從來就不把你當人看。

不久，我被中共惡黨非法強制判刑三年牢獄。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我被轉送到韶關監獄（現廣東省女子監獄）繼續迫害。由於我不放棄修煉法輪大法，不認罪，入監後，每天由姓駱教官、戴主任、隊長鄭珠娥、隊長蔡廣平、林幹事、楊幹事輪番跟我談話。他們軟硬兼施，恐嚇、謾罵、強制給我洗腦，經常強制我看污衊大法，污衊師父的電視。當我表示不放棄法輪大法時，他們就罰我面壁而站，不讓動，不讓坐，不讓睡，除了談話，寫認識，就是罰站。這樣到了第三天，我實在支持不了就倒下去了。她們把我叫起來，再繼續站，再倒，再站，再倒……一直到站不起來，她們才讓我睡一會。過後，再接著站。長期如此。不讓我睡。偶爾，一天只讓我睡二、三個小時。即使只允許我睡這二、三小時，也是讓兩個有傳染病的犯人夾著我，睡在地上。她們一個有肺結核病、一個有皮膚病，全身糜爛。以此來折磨和威脅我，讓她們把病傳染給我。

有一次開大會把我押到台上駱教官當著幾百人說，「她是煉法輪功的，誰也不許跟她說話，也不准任何人給她物品用」，也不讓我買任何日用品，上廁所只能用水洗。平時由三、四個人夾控我，無論是去吃飯、上廁所、洗澡她們都緊跟著，處處刁難，謾罵污辱，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記錄我的言行彙報給隊長。

我不放棄信仰，於是經常被警察用電棍電，還恐嚇我說「再不轉化，就送到大西北去」，大西北是在中國的西北部，那裏荒無人煙，與世隔絕的集中營，關在那裏的人很多都消失了。

在短短一個月的折磨下，我得了高血壓（以前血壓一直都正常）超過二百二十，精神恍惚，血壓居高不下。就這樣他們還逼著我每天勞役十四小時，完不成任務還不讓休息，生產各式皮涼鞋，穿聖誕樹上掛的燈珠，在這種高強度的超長時的勞役下，整個人疲憊不堪像散了架一樣。

駱教官看我還仍然不放棄修煉法輪大法，有一天她對我說：我對你太客氣了。並威脅我說將把我和一個精神病人關在一個禁閉室裏，讓那個精神病人把屎尿往我身上塗，讓我考慮十五分鐘。我表示：我不怕！駱教官只好作罷。

眼睛致殘

幾天後一個晚上大約十點，林幹事和三個重刑犯人把我架走，帶到一個地下室，三個犯人將我按倒在地上，壓住我不讓我動，林幹事拿著電警棍開始電擊我，在我的穴位上或敏感部位電擊，如電擊我的太陽穴、人中穴、頸椎的中樞神經、多處電擊。我發出慘烈的叫聲，腦袋被電的像裂開一樣，渾身疼痛難忍，站不起來，這次被她們電擊長達三十、四十分鐘。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眼睛看東西就像在雲霧裏一樣，啥也看不清，這是他們電擊我直接導致的結果。在我的強烈要求下，鄭隊長和楊幹事帶我到監獄外的黎市醫院檢查，檢查結果是：眼底視神經有多處出血點，左眼視力為零。醫生說已無法治好，很快會失明，而且還會影響右眼，現在右眼視力為零點一，左眼視力為零。

中共的迫害給我個人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使我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和丈夫坐牢了，十四歲的女兒無人照顧，我的母親也在這場迫害打擊中去世，去世的消息一直被監獄壓著，不讓我知道。

在監獄裏參與迫害我的犯人劉成還對我說：你還不算慘，宋平被折磨的更慘，你只是她的十分之一，電宋平時往她身上潑水，全身濕透，幾支電棍一齊電，人都被電的彈到牆上又被彈到地下來，再電，渾身是傷，很慘，她已被整的不能吃東西了，送去醫院了。

我的眼睛都被他們電瞎了，廣東女子監獄仍然強迫我每天從事超負荷體力勞動。家裏人來監獄看我都由兩個獄警押著去，會見室是用玻璃與外界隔開的用電話與外面通話，我的背後還有一名獄警拿著一部份機同時監聽，並同時錄音，不准將裏面遭到的迫害告訴家人，如果說出半句裏面的情況，電話立即被切斷，以後不准接見，所以一個人關在裏面是外面的消息進不去，裏面消息出不來。一直到我刑滿前兩個月，才同意我保外就醫，讓家裏人來接我回家。

回家後兩個月剛過，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十點，深圳市六一零的惡警王翔帶著二十幾個警察闖入我家裏，把我和先生又綁架到福田區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認識了王素芹，六十七歲，也是法輪功學員，她告訴我：深圳市六一零的警察提審她時，把她銬在小房裏，在很冷的冬天用風扇不停的吹她達兩天兩夜，不讓吃不讓睡。她還告訴我：她女兒叫李曉秋，也被關押在福田區看守所，女兒也遭到深圳市六一零警察非人的折磨，女兒讓人傳了個紙條給她說：我不會自殺，如果我死了，就是他們整死的。

在三水婦教所的見證

由於我沒有被所謂的轉化，剛被釋放兩個月，又被非法強制我勞教兩年，被關押在三水廣東省女子勞教所一區第三大隊。

在三水勞教所，我被關到一個小房間裏進迫害，門窗都用紙糊住不讓外面的人看見。受到了謝所長、唐所長、葛科長、陳科長、孫隊長、唐大隊長、張隊長、劉艾等惡警的迫害。

她們不讓我給家裏人寫信，也不給家裏人來見我，對我強制洗腦，輪番談話，天天寫認識，不讓睡覺，不讓上廁所，這種在精神上的折磨和洗腦是最痛苦的。我看到有些學員被她們洗腦後，人馬上得了重病，有些人連路都走不了，還有三十多個學員被迫害成高血壓。我還看到有個女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惡管教仍不通知家人；還有的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有的在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時，就轉移到別的地方。每次轉移這些學員時，獄警把所有人都趕進房間裏關上門，然後由警察和吸毒犯用毛毯裹著生命垂危的學員從樓上抬下來偷偷摸摸送走，送到哪裏去沒有人知道。她們到底在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每天還被迫勞役，分揀垃圾，這些垃圾都是從香港運來的，又髒又臭，讓我們從這些垃圾中將塑料、金屬分揀出來，這些活在外面是沒有人幹的，這裏卻逼著我們幹，每人每天還有任務，完不成的就加期延長勞教時間。

二零零四年五月的一天，我們法輪功學員，約一百六十多人，被集中關在一個大會堂，來了很多警察，由佛山市人民醫院的醫生來給我們打針、體檢，當時我還問孫大隊長：為甚麼只給法輪功學員做，而不給吸毒人員和其他在押人員（賣淫、偷盜等）做？她說：「她們想打針都不給打，這是政府對你們的關心。」這時上來幾個警察，押著一個法輪功學員強制打針，這位學員當場就暈倒了。

看到這情景我們大家都抵制不配合，我就沒打，但仍有部份學員被打了針，警察看到大家都抵制就只好作罷。

幾天後，警察就變換手法，化整為零把幾個法輪功學員，幾個學員的帶到勞教所醫務室，仍由佛山市人民醫院的醫生來體檢、抽血、心電圖、照X光等。這些設備是由佛山市人民醫院帶來的有的安裝在豪華大巴車上。

醫生給我做心電圖時，好像發現甚麼，詳細的問我是不是心臟有問題？我說：我被迫害三年，遭受酷刑，心臟經常間歇。在做身體檢查時醫生還特意在我的腎部位又壓又敲，還問我：痛不痛？我還被他們抽了很多血。我問醫生為甚麼抽這麼多血？醫生說要做很多項目的檢查，最後全部法輪功學員都被他們體檢、抽血了，連精神失常的學員都不放過。而其他勞教人員（非法輪功學員）卻不用做。當時我們就知道，他們的體檢並不是為了我們的健康。

體檢後，我發現有些學員不見了，我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裏。獄警說：「如果你們不放棄法輪功，也會把你們轉移到別處去。」

那些被轉走的學員，我再也沒有聽到她們的消息。結合最近曝光中共活體摘取盜售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我才知道他們的陰險。

在三水婦教所的長期的迫害下，使我的精神處於崩潰狀態，使我的血壓高達二百五十，經常暈倒，勞教所知道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怕承擔責任，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她們就讓我家人來接我回去，保外就醫。

脫離中共魔掌

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晚，深圳市六一零的惡警又開始新一輪對我們迫害。在惡警到我家之前，我們得到消息，迅速離家出走。我們前腳剛走，他們後腳就到，撲了個空，然後他們仍不死心在全市大面積，多地點搜捕我們，用電訊跟蹤我們，在出入深圳市的路口通道用攝像機跟蹤搜捕我們。

我們在外流離失所近兩個月後，經過千辛萬苦來到了泰國，來到了聯合國難民署。我們把法輪功在中國遭到迫害的真相及我們的遭遇告訴他們。在難民署的幫助下，我們終於逃脫了中共魔黨的迫害，來到了挪威。

我們在此感謝聯合國和挪威政府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同時呼籲世界上一切善良正義的人們、正義的政府共同努力制止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