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送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可能永遠都出不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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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加拿大獨立調查團成員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記者招待會、研討會,介紹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的內容,引起各界廣泛關注。法輪功學員陳勁在記者會和公開論壇上作證,講述她自己在中國被迫害、被驗血的經過。一名曾跟她一起被非法關押過的學員「被送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可能永遠都出不來」。以下為她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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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勁在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主辦的公開論壇上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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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勁(左一)在大衛•麥塔斯訪馬演講期間講述她在中國被迫害的經歷

我叫陳勁,來自中國廣東省,現在已經成為聯合國保護的難民。我因為信仰法輪功和傳播法輪功真相,曾被中共當局非法判刑三年零六個月。

中共迫害法輪功七年以來,我經歷了很多事,有些事情可以作為一種佐證,來證實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實存在。我九五年十一月學煉法輪功,因為法輪功的健身效果非常好,而且教導人心向善,迅速的提高了人們的道德水平,這樣吸引了很多心靈嚮往美好的中國民 眾,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時已經很多人修煉法輪功了,迫害開始後,民間許多老百姓說:是因為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的人數,中共才鎮壓的。而當時中共的黨員人數是六千多萬人。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煉功受益的群眾紛紛上北京向當局請願,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這幾年每天都有大量的群眾到北京天安門、北京信訪辦請願,但這些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法輪功學員,都被警察抓住,一批一批的送往天安門附近的派出所。九九年十二月末,我作為法輪功學員也去了天安門,當時的天安門布滿了便衣警察和穿警服的警察。我被強行的拉上一輛可坐十幾個人的警車。不一會兒警車就坐滿了請願的法輪功學員。我們被拉到天安門附近的一個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大鐵籠子裏,就已經關了幾十名法輪功學員,而且還不斷的有法輪功學員被送進來。警察一批一批的問話,主要是問叫甚麼名字,來自哪裏,大多數法輪功學員不說出自己的名字,因為法輪功學員認為如果說出真實身份會被勞教或被判刑,說出身份的法輪功學員被一批批的送到各地的駐京辦事處。我就被送往廣東省駐北京辦事處。而沒有說出身份的學員,我就不知道被送到哪裏去了。我當天在派出所看到不願透露身份的法輪功學員就有一百多人。後來我看網上的消息,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失蹤,他們到哪裏去了呢?中共當局一定給不了我們滿意的答案。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因為傳播法輪功真相,被國安人員和警察抓住,在派出所裏七天七夜不讓我睡覺,當我很憤怒的表示要通過法律程序控告警察嚴刑逼供時,他們陰險的對我說:「你可能都沒命出去了,你控告誰?」我當時覺的他們只不過是在恐嚇我,直到驚聞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的事件後,回想那些警察的話,才知道他們並非恐嚇我,而是另有陰謀。

我在拘留所期間,就遇到一名沒有透露身份的法輪功學員,可能是永遠都出不來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當時被關押在珠海市看守所的第三十七倉。當時的看守所有三個女倉都是連起來的。當時環境很平靜,這一天突然的不平靜了,三十五倉傳來了警察的叫罵聲,接著是囚犯打人的聲音,鬧哄哄的。通過我的耳朵聽,知道來了一名沒有透露身份的法輪功學員(後來警察和犯人都叫她「無名」),還知道她絕食反迫害。我所在的監倉還有其他兩名法輪功學員,一名叫張清雲,一名叫王志軍,我們三人一商量,便大喊:「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叫喊過後第二天就開始平靜了,過了兩三個月,我所在的監倉來了一名叫阿紅的犯人。我們熟了之後,阿紅就告訴我們關於「無名」的一些事情,她說:「自從你們叫喊後,警察怕這位『無名』影響到李春豔(李春豔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同樣關在三十五倉),把「無名」調到十四倉去了,她很頑固的要絕食,警察讓她『坐飛機(一種酷刑)』,我和幾個人被派去看著她。『無名』不絕食後,警察為了方便管理,多設了一個三十四倉(原來沒有的),「無名」就在三十四倉。」 阿紅當時就只透露給我這些。

二零零二年農曆新年,因為我曾是美術教師,警察派我到每個女倉貼過年的圖案。就這樣我來到了三十四倉,起初並不知道哪位是「無名」,在我要貼圖案的時候,一名三十多歲,長的很秀氣的婦女給我抬來一張凳子,其實這一舉動很平常,但是馬上有幾名犯人把她推到一邊,而且牢頭(這個監倉犯人的頭)警告我:不能和她說話。我馬上意識到這位就是「無名」,我就多看了她幾眼,她的形像就印在我的腦海裏了。二零零二年六月左右,我聽其他犯人說「無名」被送出去了。我當時以為她被放出去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往廣東省韶關監獄,因為我不承認自己是罪犯,被關了一個月的「禁閉倉」,出來後,被分到監獄的十四中隊,阿紅正好也被分到了這個中隊。監獄的洗澡間是個大沖涼房,可容一百多人洗澡,沖涼時環境很混亂,因為我和阿紅以前的交情很好,阿紅總是趁亂找機會和我聊天,我也趁機向她詢問了「無名」的情況。因為我知道阿紅家裏很有錢,她家裏經常行賄拘留所管理女監倉的女警察吳*芬,阿紅還尊稱她為吳姨。阿紅經常被「吳姨」叫出去聊天,關係非同一般,警察會經常有意無意的透露一些消息給阿紅。我問阿紅「無名」是不是被放回家了,阿紅說:「『無名』沒有透露姓名,無法判她勞教或判她刑,她確實是被送出去了,沒在拘留所,「吳姨」確定「無名」沒有被放回家,而是被送到一個特別的地方去了。」阿紅還感慨的說:「你挺幸運的,坐滿刑期就出去了,吳姨告訴我,「無名」被送去的那個地方可能永遠都出不來了。」我當時以為這個特別的地方是當地的洗腦班,也不在意。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出獄,因思想沒「轉化」不能回家,被珠海市六一零辦公室直接送到當地洗腦班。在洗腦班,我沒看到「無名」。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聖誕節,我因身體非常虛弱,被家人保回家。回家不久,「無名」的母親經別人介紹,拿著「無名」的照片找到我,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無名」。「無名」的母親向我述說:「我女兒叫袁征,剛從馬三家勞教所出來不久就來珠海看我。二零零一年九月份的一天出門一趟,就再也沒回來了。」我告訴她,「無名」就是二零零一年九月份進的看守所,並把阿紅對我說的話告訴她,並叫她趕快向六一零要人。後來我又和袁征的母親見了幾次面,她母親希望和我一起去找六一零,因為當時我正準備逃離中國,怕節外生枝,沒有答應她。我出國後,繼續打聽袁征的下落,特別是中共活體摘取器官的惡行曝光後,我不斷的和大陸的法輪功學員聯繫,袁征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我更加擔心她的生命安全,也許她的器官就被盜取了。

下面再講一下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經歷。前面說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從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押送到廣東省韶關監獄,我記得當時的押送車內有十幾個人,其中九個是法輪功學員,其他的是犯人。而九個法輪功學員中,有五個來自第一看守所。清華大學的學生有李豔芳、蔣玉霞、馬豔和李春豔,一個中科院研究生劉梅,還有張清雲、周靜和我,還有一位不記得名字了。當我們被押送到監獄醫院時,被強行體檢。體檢的項目有胸透和驗血,我們問警察為甚麼體檢時,警察回答我們這是例行檢查。我記得當時體檢的只有我們法輪功學員,其他的犯人好像在車上。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調往廣東省女子監獄受迫害。其間也做過胸透和驗血的檢查,並不是剛進監獄時。

以下是我妹妹的情況。我妹妹叫陳勵,是廣東省汕頭大學藝術學院四年級學生。九九年迫害開始後,兩次去天安門上訪請願,第二次被判刑一年六個月。二零零零年初,她被送往廣東省韶關監獄迫害。出獄後又兩次被強迫抓到廣東省三水婦女教養所,陳勵在這三次坐牢期間,受盡了各種各樣的酷刑折磨,所以我妹妹更了解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這次我逃離中國,中共當局知道後,很害怕我妹妹也出逃,在追尋我的過程中,把流離失所的陳勵非法抓捕了。據我家人說,陳勵被送往廣東省三水法制學習班,其實就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我家人多次要求見陳勵,中共當局不允許任何人見她,差不多半年過去了,陳勵至今生死不明。我妹妹身體非常健康,會不會成為中共活體摘取器官的對像呢?我非常擔心她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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