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甚麼沒有制止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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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2006年1月19日】我叫汪賀林,53歲,河北省涿州市東城坊鎮西曈村農民。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當罪惡在韓玉芝身上發生時,我沒有能站出來制止邪惡,我選擇了罪惡的沉默,我內疚、痛悔。

師父在《轉法輪》中講:「你看到殺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問題,要不怎麼體現出好人來?殺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甚麼呀?」但是,在罪惡要發生的那一刻,被強暴的劉季芝懇求我說:哥哥呀,你去沖沖他們吧,我這麼大年紀,他們都不放過我,何況是她(韓玉芝)呢?當瞿文亭也求我站出來時,我卻只是被動的、稍稍起了一下身,又麻木的坐了回去。就這樣,因為我的懦弱、自私和沉默,罪惡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我不想承認這是真的,但事情實實在在發生了,無法挽回。這些天來,我一直在自責: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在何雪健製造罪惡時,我為甚麼沒有制止罪惡?!為甚麼就不能制止罪惡?!

其實,在頭一天晚上,劉季芝和韓玉芝已經遭到了他們耍流氓的行為,我早看出了這些人不是好人。第二天,在劉季芝身上又實實在在發生了這種事。我為甚麼不能衝出去看看究竟發生甚麼,去窒息罪惡?我看到了思想中的一個奇怪念頭:「我太瘦弱,去了也是白去」,這個消極的念頭是這麼軟弱、骯髒、邪惡,又這麼根深蒂固!

在認真讀了《九評共產黨》後,結合自己的經歷思考時,我徹底明白了:我是在共產邪黨的邪惡政治運動中成長大的,這種經歷造成了我的變異的、不正常的、根本意識不到的人生觀念。正是這種錯誤觀念在牢牢控制著我,讓我沒有了健全的人格,在關鍵時刻不能站出來主持正義。

1964年,我到了懂事和知道「好、壞」的時候了。當時上學讀書、看小人書,看雷鋒的故事,書裏說「雷鋒是被地主婆在手臂上砍了三刀」。我知道「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中「最好的」就是貧農,「最壞的」就是地主。那時的人們都是以貧農為自豪,以地主為恥的。當時的我學習成績很好,父親是一位遠近聞名的教師,對我寄寓了很大的希望,表示要好好地培養我上學。我也對學習很有興趣,想奮鬥上中學(那時中學很少,是非常難上的,上到高中就會有好的前途了),想通過讀書在社會上立足。但是,從有一天開始,我再也精神不起來了。

有一天,我站在床上問我的父親:爸,咱們家是貧農還是地主,是貧農吧?我的這一問,是在知道了「好、壞」之後,我要在「好」和「壞」之間作出鄭重選擇。在學習好、在學了好多共產黨宣傳的東西的同時,我覺得自己也有了一種「被壓迫者的理直氣壯」的感覺。沒想到父親沉默了半天,表情嚴峻地對我說:「咱們家是地主。」這句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的心裏一沉,從此以後,我再也硬氣不起來了,在同學和伙伴面前我總覺得自己「理虧」,雖然他們不知道我是貧農還是地主。那種只屬於「被壓迫者的理直氣壯」永遠和我無緣了。也就從那一天起,我就給自己判了死刑:我再也不可能出人頭地了。前途和命運註定了,一條消極的人生軌跡鋪好了。

歷次運動落在我們家的災難一個接著一個。因為我的祖父是地主,父親也就被劃成地主成份,再加上他是教師也算是知識份子,在五七年「反右」時,就成了政治運動中要打擊的對像。57年在我還不記事的時候,父親就作為右派被「整過」。聽父親說,他當時就像過堂一樣,抱著僥倖的心理,闖了幾道難關,總算是沒有受到大的衝擊。

「文化大革命」整人高潮是在68、69年。我的父親68年有半年多沒有回家,後來有好心人捎信過來說:你父親白天上課晚上挨批鬥,掛牌子遊街,手被捆得抬不起來了。家裏人都著急,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又無可奈何。我們就像是綿羊,往哪趕我們我們就得往哪走。

後來按照中共的政策,逼著我們全家和我父親劃清界限,還逼迫我揭發、舉報自己的父親。但因為父親為人好,得到一些人的暗中幫助。所以輟學在家的我,冒著危險,隔一段時間就有機會偷偷的看望一次父親。在政治運動中挨整的父親,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我是他唯一的希望、精神支柱,每次看他都給他帶來活下去的勇氣。但這件事情,對我的人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低人一等的消極觀念。

1970年東城坊鎮有了中學,當時各村都有名額,雖然我非常想繼續學習。但不用別人批判,我自己就清楚自己「沒有資格」上學。但抱著一絲的不甘心,我也報名了。村裏喇叭廣播的時候,沒有我的名字,我也就把上學的事拋到腦後了。後來,出於興趣,我自學認識了很多字。但是,現實沒有我選擇和努力的餘地,我已經學會逆來順受了。

到了該成家的年齡了,提親的人也好,對方也好,初看我們家的情況都很滿意,但是,一了解到我們家是地主出身,也就敬而遠之了。到了78年,取消了地主的這種成份劃分,我才很快成了家,開始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我講這些,是要說明,就是在邪惡的政治與政治運動中,我形成了消極退讓、骨子裏也就是自我壓抑與自我保護的人生態度,碰到責任不能去擔當,碰到問題不能去迎上,對於正義不敢去主持。然而,在中共邪惡統治、洗腦與精神控制中,我又不敢對造成我人生創傷的原因提出質疑,更想不到去改變自己的不健全的人格。

從1984年開始我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病痛越來越厲害,97年時到了最嚴重的時候,我全身的骨頭關節都變形了。知道這種病在全世界都是根除不了的,為了節省錢,也就只能買著鎮痛藥吃。很多時候根本無法幹活。我陷在長期病痛折磨中,都是別人在伺候我,我很少關心和照顧別人。這無形中加深了一種自私的心理狀態。這種不好的心理很難修掉,也使自己在關鍵的時候不能站出來。

99年2月份在村裏大街上來了很多大法弟子在洪法,聽他們講大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別好,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我聽說後很有興趣,就向他們請了一本《轉法輪》來學習。由外村老學員教我們動作。從此,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法修煉當中。經過學法、聽師父講法錄音,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無論是在家裏學法還是集體學法,總是溶在一種祥和的氣氛中,自己真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身體也變得健康了,家庭的環境也變的好多了。我想,如果人人都學法輪功,社會也就好了,那將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

但是,在韓玉芝被強暴的時候,我又選擇了可恥的沉默。經過這些天的反覆琢磨,我開始意識到在修煉中我存在的問題是連我都意識不到的。這幾天有機會讀了《九評共產黨》,我覺得它就像照妖鏡,照出了我在多年政治運動中被黨文化洗腦後思想中的變異,和在心靈上留下的傷痕。這一切牢牢的控制著我,就像魔咒一樣抑制著我,使我喪失了正常人的思維,危難來時先審時度勢的估計自己的得失,而不是奮不顧身站出來揭露邪惡。強姦案發生後,我後悔得不得了,哪怕一個有血性的常人,遇到這種強姦民婦的壞蛋,也會仗義執言哪。何況我是個大法修煉者呢。

當時在派出所的時候,當她們哀求我去救她們的時候,我覺得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我能深切的感覺的到被一種甚麼東西死死的抑制著,使我想不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有窒息邪惡的功能,甚至想不起自己作為大法弟子揭露邪惡的使命。如果我能早點認真的認識變異的黨文化對我的毒害,也許我在罪惡發生的時候就能夠挺身去制止罪惡,也許事情就不會發生了。如果東城坊鎮惡黨政法書記宋小彬、柴玉橋他們不是被中共邪靈控制,他們或許不可能製造出這起事件。

如果更多的中國人都能站出來,了解法輪功真相,看看《九評共產黨》了解惡黨本質,中國人就會變得健全起來,很多罪惡就不會在中國發生了。我們中國人不能再沉默了!

在此我呼籲、懇請所有正義善良的人士,都來關注我們這些受迫害的民眾,看看整天大報小報電台電視叫喊著「執政為民」的黨及這些黨徒們拿著人民的血汗錢都在幹著甚麼!現在,東城坊鎮惡黨政法委書記宋小彬、綜治辦主任柴玉橋、還有王會啟等人已經駐入西曈村,揚言10萬元獎金把流離在外的兩個受害人,還有我和另一個證人抓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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