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4日晚8點左右,我在屋裏洗腳,準備休息。突然有人敲門,我以為是我丈夫回來了,前去開門。門還沒有完全打開,就闖進四個人,穿著警服,手提電棍。我問,你們是幹甚麼的?一個高個子警察說:「你甭管!」我說:「你們這是私闖民宅!」我向他們要證件,高個子警察說:「我們進來你還不知道是幹甚麼的嗎?對付你們這樣的人,不需要任何證件!」
惡警說完,進屋亂翻一通,我制止他們也不聽。他們翻出一個錄音機,兩本《轉法輪》,兩盤煉功帶,一盤音樂帶,和幾份經文。他們問我,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是」,因為我身體有病才煉的法輪功。他們說,你不用跟我解釋,向上邊說去。扯起我來就走,我不走。惡警何雪健就用皮鞋踹我,另一個惡警拖我上車,走的時候家裏門都沒有關。我穿著單衣和薄布鞋就被他們推上車。
到了大隊我剛要下車,他們又把我拖回麵包車裏,把我和我們村一共六個被抓的人又拉到了東城坊派出所,關進值班室。他們連夜對我們六個人進行了所謂的「審訊」,何雪健和王增軍「提審」我。何說,你老實點!不老實拿電棍戳你!他拿著閃著電火花的電棍在我眼前直晃,用電棍照著我的腰腿連電帶打了兩下,打的我站不起來,蹲在了地上。他把我提起來,用右手左右開弓打了我兩個大嘴巴。當時我眼冒金星,腦袋都木了,嘴角流出了血。
在惡警何雪健打我時,惡警王增軍說:使勁打,這樣人就是打死了也沒人償命。他逼問我:村裏還有誰煉功。我說沒有。何雪健又打了我兩個嘴巴。後來他連續抽我嘴巴,用皮鞋踹我的胯骨。逼供完了,我不識字,不知道他們寫了甚麼內容,他們就強迫我簽字。(後來才知道,在筆錄中說,他們編造說我承認村裏有30多個學法輪功的,傳到村裏,很多村民都恨我了。)我回到了值班室,這時已經晚上12點多了。當時劉季芝還沒回來。劉季芝回來後對我說,這些人都不是好東西,是流氓,那個小東西(何雪健)絕好是個流氓(方言:十足的流氓)。我覺得根本不可能,趕緊對她說,不要隨便說,咱們年齡都這麼大了(何雪健像我們孩子輩年齡)。我們是大法弟子,說的話不對要被他們說成是造謠。到了半夜兩三點鐘,人才全部放回來。那天夜裏我一直發正念,鏟除邪惡。
25號上午9點左右,家裏送來早飯,還沒吃完,他們又強迫我們打掃衛生,拖地、掃院子、擦玻璃,一直幹到吃中午飯時間。還沒吃俐落,他們又強迫打掃衛生、擦汽車。何雪健見我沒文化,他就戲弄我,說:你不是站不起來嗎?我給你幹站不起來的活,強迫叫我滿院子裏撿煙頭,不撿的話就要對我進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痛打我,惡警還說:「少廢話,讓你撿,你就撿,你是不是要讓我費費事啊?你給我撿,撿完以後你給我數,數差了一個,就給你一個嘴巴子。」他強迫我滿院子裏撿煙頭,還抽完煙故意把煙頭往遠處一扔,再讓我撿回來,把煙頭撿到一起,讓我數數。說:數不對,就用電棍戳你!
一個在食堂做飯的婦女看不下去,指責何雪健,你這不成地主了嗎?他不屑一顧,狂妄地說:我想叫她們幹甚麼,她們就得乖乖地幹甚麼!她們敢不聽!不聽我就揍她們!說著,坐在椅子上翹起二郎腿,得意地哈哈大笑。我在身後看這小子太可惡了,就求師父加持,讓他遭惡報。我心裏暗暗使勁,雙手比劃著推了他一下,他坐在椅子上不知怎麼的一個趔趄,向前摔到台階下。他狼狽地爬起來,驚魂未定,但又給自己壯膽說不怕,坐回椅子上,逼著我們幹活。
幹完活剛要坐下,他就點名劉季芝,你過來,把她叫到了他宿舍。大約半個小時左右,劉季芝才回來。她一進門,一頭紮進我的懷裏,哭喊著說:大嬸啊,我不活著了!我說,你怎麼著了?她說:何雪健強暴了我。我不敢相信昨晚她給我講的話竟然是真的,又問了一遍:真幹出這種事了?!她說:是真的!她又撲在我懷裏哭。她說,要不是師父講自殺是有罪的,我當時就撞桌子不活了。急得我也直哭。劉季芝說,你們要注意呀!
這時何雪健又叫走了韓玉芝。我非常著急,我求魏寶良、汪賀林說:你們沖沖他們吧,季芝都這樣了,她(韓玉芝)年輕,更好不著!他倆猶豫了一下,想站起來又坐了下去。時間不短,韓玉芝回來了,滿臉通紅,一句話不說,獨自掉眼淚。緊接著何雪健又把她叫走了。急的我直拍巴掌,扒在窗戶上向外張望,看見她幹活去了。
下午四、五點鐘,韓玉芝的丈夫劉建增把韓玉芝接走了,魏寶良也被保出去了,因為串門被抓來的賈豔芝找機會逃出了。剩下劉季芝、汪賀林和我,我們三個人擠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天氣很冷,晚上10點左右,王增軍把劉季芝和我叫到了他和何雪健的宿舍。宿舍裏擺著兩張單人床,中間隔著一張桌子,何雪健在床上躺著。他們讓我和劉季芝坐在桌子旁邊過夜,劉季芝和我一看他們沒安好心,就趕快往值班室跑,何雪健一把沒抓住我,悻悻地罵了一句:讓呆著還不呆著,不識抬舉!要不是他白天獸性折騰的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王增軍說:怎麼的怎麼的,讓你們呆著還不呆著,你們那屋像冰一樣。我說不在你這屋裏。王增軍罵道:……給臉不要臉,讓你們進屋暖和一會兒,還不願意,不願意拉××倒。王增軍又假惺惺地把汪賀林叫到宿舍過夜。從被抓來我就穿著單衣服、薄布鞋,忍凍挨寒,在值班室裏的這一夜,更凍得像冰棍一樣,真難熬啊!
26日早晨,70多歲的老公公和18歲的兒子,跑了一宿借到一千塊錢,滿懷希望地要保我回家。找到姓邢的指導員,邢說:誰××告訴你的一千塊錢?!讓你們哄小孩呢?!兒子哭著出來了,見到我說,媽,你冷不冷?我說,沒事。我問他剛才怎麼回事。他說,你甭管,就走了。柴玉橋過來,我又問柴怎麼回事。柴說,你家拿了多少錢?我說一千。柴說,誰告訴你們一千!?夠幹甚麼的?三千!我頭腦嗡的一聲,一下子癱在床上,半晌動不了窩。十一點左右,我兒子、汪賀林家屬和劉季芝的公公分別湊足了三千元,把我們保出來了。
回到家才知道,這三千塊錢是怎麼湊齊的。借岳桂和1500元,張志華500元,張志林300元,劉長河200元,張國水500元。其中借岳桂和的1500塊是他倒賣飼料的周轉金,答應把人保回來後就還錢。人出來了,可錢用甚麼還哪?作為農民負擔原本就大,我們家生活本就貧苦,這兩年一有點風吹草動的(指政策性的迫害法輪功)不是抓人就是罰款的,搞的我們生活已經處在絕望的邊緣了,現在望著這憑空捅出的大窟窿(債務),這個日子可怎麼過呀?
現在,東城坊鎮的政法委書記宋小彬、綜治辦主任柴玉橋、還有王會啟等人已經駐入西曈(汀)村,村裏安排了巡邏隊。他們揚言,要把流離在外的兩個受害人,還有我和汪賀林兩個現場的間接證人抓回來,如果誰能提供線索、抓到一個,就給10萬元獎金。
為免遭它們的毒手,我被迫流離失所。此前,不法人員們還威脅一個證人汪賀林說,要把他們抓到南馬監獄再「放」出來,給上面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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