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背景是這樣的:1923年6月,蘇共在位於北極圈附近的白海索洛維茨島上建立了特種勞動營。大批的世襲貴族、軍人、知識份子(他們當中有財政學家、法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心理學教授,文學、語言學家,美術家、鳥類專家,科學家及工程師等)、不肯放棄信仰的僧尼、大學生及演藝界人士等等,連同殺人犯、刑事犯、小偷和妓女一起被陸續送到勞改營接受改造。蘇共在索洛維茨勞改營內的原創性發明有:
麻袋服:真正的普通麻袋,在底端和兩側共挖三個洞,以便犯人能伸出頭和雙手。如果犯人在被捕時穿的那身衣服穿爛了,就只能裏穿內衣、外套一件這樣的麻袋服。
人代馬:在勞改營裏,雪橇和大車不是用馬拉,而是用人拉,幾個人拉一輛。拉車的犯人被稱作「馬臨代」,意為「馬的臨時代理人」。
犯人們平時要在棍棒的驅使下從事伐木、挖土方等重體力勞動,還要在寒冷的冬季用鐵鍬和丁字鎬挖開花崗岩一樣堅硬的凍土,修築公路和鐵路。
越來越多無辜的人被陸續充實到了「犯人」隊伍中去,截至一九二八年,索洛維茨的犯人總數已經達到一萬六千人。為了管住這為數眾多的犯人,不聽話者被送到斧山去懲戒,以儆效尤。懲戒方式有:
坐樹根:在禁閉室內裝幾根胳膊粗細的樹棍,樹棍的高度正好使犯人坐上去後兩腳挨不著地面,難以保持平衡。整個白天犯人就坐在上面努力支撐著,一旦撐不住掉下來就會受到看守的暴打。夜晚則人挨人地睡在地上。
滾台階:把犯人帶上三百六十五級石階的頂端,從頭到腳捆在一根圓木上,橫過來,沿著石階推下去。石階十分陡峭,捆著人的圓木中途根本停不下來。
餵蚊子:夏天把犯人捆在樹幹上任由蚊子叮咬。
陷進爛泥:把犯人趕進爛泥窪裏,讓他在齊脖子深的爛泥裏呆著。
用馬拖:把馬套進空轅桿,把受罰者的雙腿繫在轅桿上,警衛隊士兵騎上馬背策馬奔跑,直到馬後的呻吟和呼叫聲聽不到為止。
隨著時間的推移,犯人們的人身安全也越來越得不到保障。在修築帕蘭多夫斯克公路的施工過程中,契卡人員(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加什澤曾經命令把炸藥填在一塊岩石裏,叫幾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過望遠鏡觀看怎樣把他們崩上天。1928年12月在紅山,一群犯人因為沒有完成勞動任務而被罰在森林裏過夜,當時的溫度大概在零下五十度左右,結果凍死了一百五十人。
在這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難免會有一些人試圖逃跑,但成功者寥寥。有個叫尤德別松諾夫的人成功地逃了出去,寫了《我的二十六座監獄和我從索洛維茨島的逃亡》一書,在英國出版。這部書描繪的情景令歐洲人大吃一驚。因為在此之前,他們看到的是蘇共駐歐洲各國政治代表處散發的介紹索洛維茨的畫冊,畫冊的紙張十分精美,輔以一張張真實感十足的照片,讓人以為那裏是個美好舒適的地方。
蘇共當局對別松諾夫的書表示了極大的憤慨,稱那是惡意的誹謗。為了平息歐洲流行的關於索洛維茨的傳言,他們決定請剛剛從國外回來的作家高爾基親自去參觀索洛維茨勞改營。以下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第三部第二章中對這次參觀的描述:
人(註﹕指高爾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維茨囚徒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警衛人員們忙碌起來。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像出他們的期待!在這暗無天日、橫行肆虐、沉寂無聲的淵藪中,突然衝進一隻雄鷹!海燕!頭一名俄國作家!這下他可要給他們一個厲害看看!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們!這下老爺子可要來保護我們啦!人們簡直像期待全國大赦似地期待著高爾基!
首長們也發了毛:連忙把見不得人的東西儘量隱藏起來。把門面儘量裝點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發送到遙遠的派遣點,以便營裏留的人少一點,衛生所讓許多病人出院,打掃環境衛生。用沒有根的雲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條通往三個月前創辦的兒童教養院的「林蔭路」(幾天之內枯木了)。這個教養院是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驕傲,那裏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沒有一個是敵對階級的成份。高爾基當然會有興趣在那裏看看,為了使少年罪犯們將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現在是怎樣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發生了疏忽:只穿著內衣和披著麻袋片的犯人們在波波夫島上為「格列布博基」號輪船裝貨,這時不知從哪裏忽然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們,要上這艘船!發明家和思想家們!儘管智者千慮也必有一失,但這也是一個值得你們鄭重研究的課題:一個光禿禿的小島,沒有一叢灌木,沒有任何可以隱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諸位能拿出解決辦法嗎?把這些有礙觀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們藏到哪裏去?如果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現在看到了他們,他整個這次旅行將等於白費。是的,當然,他會努力不去注意他們,但是也要幫幫他的忙啊!把他們扔到海裏去?他們會在水裏撲騰……埋進土裏?時間來不及……不,這件事只有當之無愧的群島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員下了一個命令:「停止工作!全體靠攏,擠緊些!坐在地下,坐著不許動!」一塊帆布苫到了他們頭上。「誰動一動我要他的命!」前裝卸工馬克西姆﹒高爾基登上了舷梯,啟碇前站在輪船上觀賞了整整一小時的風景──並且沒有注意到……
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灣走下了輪船。和他並排走的是他的兒媳婦,穿著一身皮貨(黑色皮革的製帽,皮外套,皮馬褲,瘦窄的高筒皮靴)。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活的象徵與俄羅斯文學家並肩而行。
高爾基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官員們的簇擁下,邁著輕捷的闊步,走過幾個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門都大敞著,但他幾乎一間也沒有進去。在衛生科,穿著嶄新的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們夾道歡迎,但他幾乎一眼都沒看就走出去了。從這裏,北方特種營的契卡人員們毫無畏懼地把他帶上了斧山。這裏有甚麼看的呢?原來,禁閉室裏並沒有人滿為患的現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沒有甚麼樹根!一根沒有。盜賊們坐在長椅上(這時索洛維茨已經有了大量的盜竊犯),他們全都在……讀報!他們當中誰也沒有站起來告狀的膽子,但是也想出一個花樣:把報紙反著拿在手裏!於是高爾基走到一個人身邊,不做聲地把報紙正過來。他發覺了!他猜透了!他不會棄之不顧的!他會出來保護他們的!
乘車去兒童教養院參觀。一切多麼文明!每人單獨睡一張木床,有床墊。孩子們全都聚在一起,每一個人都很快樂。忽然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開口了:「你聽著,高爾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嗎?要我告訴你嗎?」是的,作家點了點頭。是的,他想知道真實情況。(唉,你這壞孩子,你為甚麼要破壞文學祖師爺剛剛建立的安樂生活……莫斯科市內的宮殿,莫斯科近郊的莊園……)當時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陪同人員──都退到外面去,這個男孩子花了一個半小時時間把一切都對這位瘦長的老頭子說了。高爾基老淚縱橫地從工棚裏走出來。一輛四輪馬車接他到特種營長官的別墅裏去進午餐。孩子們一下子湧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說了嗎?」「說了!」「樹根的事說了嗎?」「說了!」「人代馬的事說了嗎?」「說了!」「從台階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裏過夜呢?……」全部,全部,愛說實話的孩子原來全部都說了!!!
但是我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經和男孩子談過話以後,高爾基在為這次訪問特備的「意見簿」上留下了這樣一段題詞:
「我難以用簡單的幾句話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於(!)對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衛士同時又能成為異常勇敢的文化創造者的人們的驚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頌揚。」
二十三日,高爾基登船離去。他的船剛一離岸,那個男孩子就被槍斃了。(噢,闡釋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學的專家!他怎麼竟沒有把這個孩子帶走?!)
這就是他們向新的一代灌輸對正義的信仰的方式。
人們試圖對我們說,這位文學界的領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願意發表對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讚頌。但是這怎麼行呢,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這可是在資產階級的歐洲面前啊!這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啊,在這樣危險而複雜的局勢下啊!那裏的管理制度嗎?……我們會改變,我們會改的。
於是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轉載於我國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報刊,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據的,宣稱犯人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將入木的時候,給了群島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爾基從意大利歸來直到死前的可憐的行徑歸因於他的謬見和糊塗。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書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動機──物質欲──解釋這個現象。高爾基在索倫托吃驚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聲譽,也未獲得更多金錢(而他還有一大幫僕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聲譽,必須回到蘇聯,並接受一切附帶條件。他在這裏變成了雅戈達的自願的俘虜。斯大林搞死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出於過份的謹慎:高爾基對一九三七年也會唱讚歌的。
其實,只要簡單對比一下蘇共和中共的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二者之間的眾多相似之處。從蘇聯20年代末實行集體化農莊導致的人吃人、父母吃子女的大飢荒,到1937、38年使無數無辜者人頭落地的大清洗;從請高爾基參觀勞改營到1962年在新切爾卡斯克市用坦克和達姆彈鎮壓請願群眾,中共的大躍進、文革、六四和現在的「參觀勞教所」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跟在蘇共的後面,重複了蘇共走過的每一步錯路。既然蘇聯人民能在覺醒之後毅然拋棄蘇共,那麼中共的未來怎樣不也是不言自明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