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煉中逐漸走向成熟

【明慧網2005年4月25日】我是1998年10月接觸大法的，真正煉功已是1999年3月了。那時也只是早晨到公園煉煉功，有時間看看書，對修煉基本上沒甚麼概念。4.25事件發生後，學校統計煉功人數，辦公室的同修考慮到我學法晚，就讓我自己決定是否上報。雖然我對法理知之甚少，但我覺得這個功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而且我既然已經開始學了，那麼就是法輪大法的一份子了，就應該坦坦蕩蕩的承認，就這樣我上了學校的黑名單。

7月21日國家取締法輪功，而後鎮壓愈演愈烈。電視、報紙鋪天蓋地的誣蔑宣傳；單位領導還找談話施壓，當時真有點不知所措了。但有一點我很清楚，就是電視上宣傳的和《轉法輪》書中寫的根本不是一回事，電視在歪曲事實。這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對共產黨的話產生懷疑。如果不是我的親身經歷，我真的不敢相信堂堂的國家媒體竟能如此顛倒黑白！

當時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只是堅持在家煉功，不論在甚麼場合，甚麼人問到我，是否還煉法輪功，我都堂堂正正的回答說還煉。我當時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我還堅持煉功，以此來證明法輪功沒有被鎮壓下去，有機會我還會告訴世人法輪功並不像電視上說的那樣。雖然我得法晚，學法少，執著心多，悟性差，但我能擺正大法在我心裏的位置。自從決定修煉以後，我就堅持每天煉功，別人幹完工作都在聊天、玩遊戲，我就看《轉法輪》。我看書從來不迴避別人，直到今天我在單位都是公開看書學法，沒有任何人難為過我。

我與同修來往也是堂堂正正。學大法是最神聖的一件事，儘管政府鎮壓，那是它的錯，我沒有甚麼需要掩飾的。我體會只有我們自己心裏把大法擺在應有的位置，言行上才能做到堂堂正正，那麼別人也才能尊重你的信仰。當我看到有些同修見面都不敢打招呼，躲躲閃閃，總像自己做錯了甚麼事似的，我心裏就難過。

1999年9月，當時已有很多同修去北京上訪，直覺告訴我應該去北京，可我在法理上還沒悟到。我是一個做任何事都要想明白了才去做的人，也就沒打算去，儘管如此，單位領導每次讓我保證不去北京，我都沒保證，因為我想通過學法，總有一天我會想明白的，那時我一定會去的。就這樣單位把我報到了派出所。9月28日派出所到單位找我，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他們讓我寫一個不去北京的保證，跟我說了很多好話，說他們也要吃飯，如果我去北京，他們就保不住飯碗了。本來我在法理上就不太清楚，加上人心重，就寫了保證，但還需要單位保證才能放過我。單位怕承擔責任沒保我，這樣我被送到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裏我有機會接觸到了很多同修，我們在一起學法、煉功、交流。同修們對大法的認識，以及大善大忍的言行深深的感染著我。通過交流，我對甚麼是修煉才有了初步認識，明白了法輪大法不僅是教人鍛煉身體做好人，還有更深的內涵，而且明白了要想提高層次必須腳踏實地的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同時也意識到了修煉的嚴肅性。五天以後，在同修們的絕食努力下，市裏才決定釋放我們。

從看守所出來後，我抓緊了學法。在那些日子裏，我著重學了《挖根》、《大曝光》、《道法》等經文，慢慢的我悟到了，作為大法弟子，看問題的基點應該站在法上，而不是站在常人的觀念上，現在大法遭迫害，身為大法弟子，我有責任去北京為大法說一句公道話，即使見不到信訪人員，我去北京這一行動的本身就是對大法的支持。當時我也只悟到這一層。於是在11月底去了北京。結果我在信訪辦胡同口就被截住，送到了當地駐京辦事處，之後送回當地拘留15天。

在拘留期間，先生托人說情見到了我。他告訴我，這次我要還堅持修煉就要送勞教，讓我好好考慮考慮。聽到這個消息，我一夜沒睡，對我來說，這就好比是生死選擇。以前單位曾威脅說再堅持修煉就要開除，那並沒動了我的心，我可以失去工作，但對於勞教，我就沒那麼坦然了。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修煉前對人生的失望與無奈，以及修煉後才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目地，我也想到了孩子、家庭，特別是勞教所的殘酷，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了繼續修煉。我流著淚在一張草紙上給我先生寫了一個條：「你不要為我托人活動了，如果這是師父給我安排的路，那麼我就要走下去，照顧好孩子，多保重。」托第二天出去的人捎給了我先生。當時我心裏很苦，因為我的情很重，做出這個決定真的是不容易。派出所來提審，讓我寫保證不修煉了，我說不能寫，原則上的問題我絕不能讓步，他說那你就只寫不去北京、不在戶外煉功就可以了。我當時認為只要能修煉就可以，在哪煉並不重要，而且我暫時也確實不想去北京，於是就同意了。以我當時的心性，對法掌握的程度，還以為自己做的不錯。寫了保證，回到單位，單位已撤銷了我的部主任職務，並調離了原工作崗位。

通過和同修交流，我認識到寫保證是不對的，是對邪惡的妥協甚至縱容。我也反思了自己的所為，為甚麼關鍵時刻把握不好，主要是學法不深，法理不明。通過這些經歷我充份認識到了學法的重要性。

2000年6月份，有同修說別的地方開始發傳單了，可是傳單怎麼做，寫甚麼，怎麼發大家都不知道。當時監獄裏迫害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我就想應該把監獄裏的情況報導出來，我根據同修提供的監獄的情況，編寫了一篇揭露監獄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打印出來，到複印店複印了50份做底稿，分給同修分頭去複印，我自己留了七份。這是我第一次發傳單，確實讓我費了很大心思。

我家住在高幹區，省市領導很多都住在這裏。雖然我也很害怕，但我想一定要讓這些領導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我選了七家，觀察每家的報箱是否在使用，確定後開始投放，當時拿傳單的手都是哆嗦的，這七份傳單我花了幾天的時間才投出去。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情景覺得很可笑。

從此以後我開始了講真象的歷程。開始我是在自己家附近做，因為我總覺得對我周圍的人有一份責任，特別是我住的地方又特殊，除了治安員高密度固定站崗外，巡警24小時不斷，別的同修不了解地形，很難在這裏做，我家就從未接到過真象材料，那麼我就更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那時我每週發100-200份，選擇有針對性的放在領導家的報箱裏，逐漸的擴大發放範圍。我還和同修一起去農村發過真象材料，受到了很大鍛煉。

記得本地區法輪大法日那天，決定凌晨3點大家同時掛條幅，我很想找一個同修做伴，可偏偏找不到，凌晨2：30我就起床了，我想求我先生陪我一起去，因為我從小就很怕黑，但我先生說，這是你自己選擇的路，你就應該自己走。我想這也是對我的考驗吧，大法弟子連這點困難都克服不了嗎，我毅然走出家門。奇怪的是到外邊我就不害怕了。大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在樹上掛了一個條幅，不理想沒完全展開，我沿街尋找著合適的地方，最後來到公園，公園裏樹很多，一個燈也沒有，但卻很亮，我知道這是師父在幫我，我順利的掛了剩下的條幅，安全返回。有段時間資料來源斷了，我就買來彩紙和記號筆自己寫真象標語，有一天晚上我去貼真象標語，我來到一處白天人很多的地方，但有一盞路燈非常亮，我就想，路燈要是滅了就好了，我剛想完，燈就滅了，我迅速的把真象標語貼上了，真切的感到師父隨時都在我身邊。

師父發表《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經文之後，我認識到了面對面講真象的重要性。我是個不善言辭的人，很少主動與別人打招呼，面對面講真象對我來說就難一些。但想到師父的慈悲苦度以及眾生的期待，就沒有甚麼猶豫的了，決心一下，障礙也就沒了，機會也隨之而來。實踐證明，只要我們有心去做，師父就會給我們安排很多機會。現在我已經形成習慣，只要有機會就講真象，效果也不錯。由於學校的環境，學生很難接觸到大法真象，我覺得我在大學工作就有對那裏眾生的一份責任。我想了很多辦法講真象，比如：我和同修配合，在食堂吃飯時講真象，因為食堂的飯桌都是四個人一桌，互相挨的很緊，兩個同修配合講真象特別方便有效。

此外，我把光盤放在教學樓、圖書館裏學生必經之處，學生看到就拿走，趕在學生上下課人多的時候，隨時放隨時就被拿走，既安全又可靠。

自《九評》出來以後，師父又發表了《向世間轉輪》，我感到自己的責任更大了，也覺得時間更緊迫了。首先我自己先學習理解《九評》，認清共產邪靈的本質，發正念鏟除自身的共產邪靈附體，清理家裏共產邪靈的物品、書籍，聲明退團、退隊；然後在親屬中傳看《九評》，勸其退黨及其相關組織；接著是給同事、朋友講，我每講一個人都會總結經驗，不斷摸索改進自己講真象的方式，讓世人更容易接受。

其實講真象的過程，也是修煉的過程，在講的過程中，很多心都能反映出來，那麼就及時去掉，有時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通過講真象，別人的提問，反覆的思考，也理清了思路，真的感覺自己在提高。我想只要我們每個大法弟子都能盡心盡力去做，就會救度更多的眾生。

回顧自己走過的修煉之路，跌跌撞撞，過不去關時，也曾悲觀失望過，但責任兩個字始終縈繞在心頭，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一步步走向成熟。我知道未來還有路要走，但我現在已經可以底氣十足的說，我一定會跟上師父的正法進程，堅修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