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得法修煉、反迫害、講真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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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2004年6月19日】

一、喜得大法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姐出身於一個普通的幹部家庭,現從事經濟工作。她本來不懂政治,但她的經歷總是與政治運動相連;她的工作與政治無關,但政治總是找到她。政治使她一生坎坷不平、歷盡艱辛。

她從小受無神論灌輸。10歲左右,她還在小學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由於她父親出生於一個破產地主家庭,個人又是幹部出身,讀了一點書,又喜好寫一點東西,1967年文革開始時被列入整治對像,被定為有歷史問題(「三青團員」)和有反動言論者。據她父親本人講,他的「三青團員」的來歷是不實的。當時他的一個往年的同學證實,那一年的學生都是集體加入三青團的,父親也屬其中。儘管當時父親寫了血書也無濟於事,調查工作無法進行。他的反黨言論的由來是利用當時出的各類香煙的品名,寫了一篇甚麼詩之類的東西,上綱上線就成為「反動」。在單位開他批鬥會時,母親叫大姐姊妹倆去看一下,結果她倆還沒到門前,就聽到振耳的「打倒×××(大姐父親的名字)」、「專政×××」的聲音,嚇得她們趕忙回到家裏。據說她父親當時戴著高帽子,跪在玻璃碴上,還要承受人們的打罵,晚上用火柴棍撐他的眼皮不讓睡覺,連夜寫交待材料。挨整幾個月後,她父親被入另冊下農村改造,十幾年後才予平反,但人已經老了。當時大姐不會思考甚麼政治,她父親也好像沒甚麼埋怨,只是消極地承受著,一直指望著平反。

至那時起,大姐的生活、工作、榮辱都與政治相連,都需要政治審查。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時,儘管大姐當時是知青模範,但由於家裏沒有權勢關係而與她無緣,而去的都是縣裏幹部的子女;招工時,由於大姐父親的問題未解決,招工單位無法選擇,只好到了當時人們都不願去的礦山;安排工種時由於政審不合格,不適合在勞資部門而調到財會部門。她當時不會思考,也沒有怨恨誰,就知道服從安排,叫幹啥就幹啥,並養成了認真、勤奮、踏實,埋頭拉車的習慣。

工作初期,大姐就形成了畏懼政治,不想涉及政治,政治像個怪物,莫名其妙,可以一時間將人置於可怕的境地;也可以讓你成為整治別人的工具,還覺得理所當然。

1980年,大姐開始處理個人姻緣。命運將她和一個政府行政幹部結合在一起。當時男方在她家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她在離城較遠的礦區工作。雖各處一地,但她們當時感情基礎較好,都比較注重精神道德。因為都有過感情挫折,所以大姐的標準是找一位德才兼備的伴侶,男方的標準是找一位平凡知己的女友。他們那時都講志同道合,相互理解。大姐的家在城區,父母姐妹都在城區工作,沒有經濟負擔,而男方的家在農村,父母年近七十,4個姐姐,3個出嫁,由於男方的大姐在家招的上門女婿,後因大姐病故後而另選別家。丟下兩個姪兒、姪女由他父母照看,經濟條件差、比較貧苦。

大姐沒有計較這些,毅然嫁給了他,半年後調回城區工作。她們結合後,丈夫的仕途可謂是青雲直上,先是當上了政府辦秘書,半年後考上了武大經濟管理系,學習了三年,畢業後省委組織部要留用,但他個人決意回家,被提拔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擔任過體改委主任,市政府秘書長,97年通過全省幹部考試考評合格提拔為現在的副地級。而她則一直是搞好本職工作,理好家務,孝敬公婆,照看女兒,安置姪兒、姪女,幫助農村的親屬。所以在別人看來,他們家庭幸福美滿,男才女貌,丈夫也對她一直存感激之情。記得在結緣初期,在閒談個人取向時還曾說過笑話。她丈夫說搞行政工作的太枯燥,政治性強而施展不了才華;她說搞行政工作的太危險,說不定甚麼時候一場政治運動就被打成「甚麼派」或扣上「反革命」之類的大帽子。想不到這句笑話竟然在她身上不止一次的得以應驗。

九十年代初,由於種種原因,大姐身體素質全面下降,神經衰弱、頸椎增生、心臟病、腸胃病、關節炎等慢性病纏繞一身,精神上更是萎靡不振,成天胡思亂想,活得很累、很迷惘。這期間,煉了幾種氣功,但大多都是假的,騙錢的,花了幾千元,由於不懂修煉的真正內涵和方法,執著追求功能,結果病不但未見好轉,還更加弱不禁風,最後只好放棄,住院治療。

1997年6月,經人介紹,大姐有幸得到法輪大法,一口氣看完三遍《轉法輪》,她認為法輪大法才是她真正在尋找的人生之本。一下子明白了人的生命是怎麼來的?人在世上為甚麼這多苦?人為甚麼擺脫不了生老病死?人活著究竟是為甚麼。幾十年來所不懂的問題都得到了答案,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義。說來奇怪,剛開始接觸大法,多年的病狀就無影無蹤了。她精神飽滿,心胸坦蕩;學法時渾身發熱;煉功中法輪、氣機旋轉,真是輕鬆美妙。面對這種神奇的變化,她還會有何疑慮呢?法輪大法確是真而不玄,她相見恨晚。那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常使她淚流滿面,是法輪大法給了她第二次生命。同時也找到了原來為甚麼不好病的原因在於自己的各種執著心太重、迷於個人利益太深所致。所以當她明白了這一切的時候,身體就發生了大的變化,原來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飛。

實踐使她相信大法不是迷信,她決定修煉下去。接下來她與其他大法學員一樣,以「真、善、忍」宇宙特性為指導,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實修心性。做到遵紀守法,幹好本職工作,遇到矛盾向內找,處處為別人著想,淡泊名利,捨棄不好的執著和慾望。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實踐,使得每個真修者修煉前後判若兩人,身心得以昇華。修煉後,她沒有一分錢的藥費列支,98年全局幹部身體測評,她成為了女同志中唯一的一個「優秀」等級。她不會再隨波逐流,捲入社會中的不正之風,甚麼貪圖享受、大吃大喝、打牌賭博、公物私得等都離她遠去。她還體會到,修煉前做好人與修煉後做好人在思想境界上是有區別的,其區別在於:修煉前只是一種表面上的約束,是為私的,為的是生活得更好;而修煉後則是一種內在的自我完善與提高的機制,處處為別人好。「真、善、忍」是宇宙的精神,要想身體好,就得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因為境界的昇華與身體的健康是一性的。當時全國人大的調查,說法輪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達99.7%,對社會、對個人是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是千真萬確的。

得法初的兩年,是大姐一生中最慶幸、最輕鬆、最愉快的時候。97年,她丈夫通過全省幹部任職選拔考試,到某地任了副地級幹部,她和女兒也跟著調往一處,一家人幸福和睦,各自認真地做著自己應該做的事,都在做好人和更好的人。自得法後,她再也想不到那些傷心的事了,政治似乎遠離了她,她也遠離了政治,清靜本份,真正走上了一條重新做人之路,她感到非常慶幸。

二、講真象 揭露政治謊言

99年7月20日,當權者掀起了一場以謊言為基礎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7到10月三個月,不經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鋪天蓋地的鎮壓,使用了全國所有的新聞機器,各級政府全部捲入,人人都被拉入了政治迫害之中。

面對種種欺世謊言和打壓手段,大姐意識到,可怕的政治運動又找來了,來的如此兇惡。當權者因為妒忌,無視國家憲法賦予人的基本權利,竟以全中國人民的生命為代價來撒彌天大謊,多少人會被政治謊言所惑而幹下違背天理的事。面對整部國家機器的參與,怎麼辦?這是擺在每個修煉者面前的一個非常嚴肅地問題,是選擇在逆境中,堅持真理,還是選擇委曲求全,放棄修煉?她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理性思考過程,決定了她應該走的路……

1、給當地市委、政府一把手寫信

1999年9月,她向當地最高官員寫了一信反映大法修煉者心聲的一封信,講明了一些真象,並附上個人的修煉體會,希望當地政府部門給大法修煉者一個修煉環境。可是在當時政治的壓力下,地方政府選擇的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上面的精神,都強調要與中央政治保持一致,所以沒有任何結果。

2、到北京上訪

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來自中央高層,所以在當地反映實情無效的情況下,為了政府對法輪大法有一個公正的認識,大姐決定以自己修煉大法的親身實踐,向國家反映大法利國利民的事實,並認為採用國家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去上訪才是理智的辦法。

1999年10月,利用「十一」假期,她與幾個同修一行到北京上訪。原準備上訪後回來上班的,但到北京後,發現上訪局也休息,所以為了不違犯工作紀律,又要能夠上訪,於是大姐寫了一封信請人從郵局發給單位領導,說明為了不影響單位,如果到期不回單位上班,就給她作自動離職處理。後來由於上訪時間超過假期,於是她就沒急著回單位上班。在北京,她看到國家上訪局成了抓人局,天安門成為抓人的場所。只要回答是法輪功的,就抓人。上訪局門口各省市的警車便衣很多,為了不被抓,她和來自大連、長春的五名大法弟子一起聯名寫了上訪信寄往國務院上訪辦。

正當她們準備到天安門和平請願時,被當地的公安人員找到住處將她們押回。當時到北京上訪的學員,她們當地各縣市加起來就有近60人。當時在北京幾乎全部被綁架,分別關在不同監禁地,有的審訊時不報名,還遭到打罵和反背銬拇指(即一隻手由肩上到背後,一隻手由下到背後),一銬幾個小時,臉都變了色才取下。由於大姐的身份比較特殊,是政府官員的家屬,所以表面上還算是照顧,劫持回後,別人都送往派出所,她被採取監視居住的形式在招待所一個月。

公安把大姐當這次上訪去北京的組織者,並列成重點「轉化」對像。在招待所,每天都有市公安局的男女科長兩人、本單位的男女科長兩人跟著,吃住一起,公安要她交待所謂的行動,並寫保證書。還有親屬、單位的領導、同事都來過給她洗腦,要她表態。她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只是善意的給他們講真象。她給他們介紹了大法是甚麼,談了自己修煉後身心的變化,講了電視媒體的謊言誣陷。對聽到真象的一般幹部來講,他們雖然明白修大法是做好人,上訪也談不上甚麼錯,就是把政治看得至高無上,認為上面有精神說是錯的,你還要上訪就是錯的……

大姐聽到這些後,給他們講了國家大家和個人小家的關係,道德良知與幸福美好的關係,可他們面對現實,很難接受。極權政治使人們喪失了做人的良知,正義、公德和道義。就這樣一個月內換了三個招待所,當地官員和警察花了公款上萬元,也沒有達到目地。

後來大姐才知道,市裏把她上北京當作一件政治大案對待,因她的身份直接可使本市當上政治「典型」,直接危及某些官員的政治生命。所以敏感至極:一是在她的丈夫要出國考查時,人已經到了飛機場,都把他截回來了,要他到京找她,浪費了出國經費上萬元。二是公安和單位派人到北京辦事處住下來,找她。公安派的人是刑警隊長,帶著她的傳真照片。其實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經過時,她看見他了,但她並不認識他,他也看到了她,只是拿不準就錯過了。據後來講他們在北京開支上萬元(包括一些不正當的個人開支或為了把她先領出來除名,給北京片區派出所2千元)。三是一個與她丈夫有成見的人,將她到北京的事告到省委副書記那裏去了,說是她丈夫對她上訪持支持態度。組織上沒給她處分,結果省裏專門寫來東西,要將對她的處理結果上報。這樣更加引起她家人的敏感和市裏的重視,馬上派人到她單位督辦,最後突擊性下發文件,做出了勸其退黨、行政記大過、扣發2個月工資(約2千元)、扣發全年獎金(約三千元)、行政降級、公務員測評為不稱職等一系列處罰,然後層層上報至省。在單位,進行公務員測評時,儘管測評前學習了省裏的文件,規定凡是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列為不稱職。但單位60來個職工(佔80%左右)卻都給她打的稱職和基本稱職。只有6票是不稱職,這6票就是當時考評組的領導成員。最後,測評結果並沒有按民主測評的結果辦,而是按文件規定,定她「不稱職」。

所以說,對她因去北京上訪學員,實施的非法關押、非法強行表態、罰款的行徑純屬至上而下的政治性迫害。再好的人,如果不符合當權者的意志,就可以對其實施政治迫害。雖然這次沒有對大姐實施暴力,可迫害的實質都是為了壓制人的基本自由,不許人們講真話,扭曲善良,是為了維護它的強權統治,讓人們屈從於當權者的意志,無尊嚴的活著,而且也嚴重的破壞中國憲法,是典型的以權代法和強權政治表現,同時沒有任何群眾基礎,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3、外出煉功及兩次非法關押

大姐始終認為,修煉法輪功是人身自由,沒有錯。當權者說法輪功有錯是有政治目地的。我們就是遵守憲法,讓事實說明一切,應該繼續證實大法,外出煉功。2000年3月24日清晨,她們7人自發外出煉功。不一會,就被公安發現了,警車將她們拉到公安局,並不聽解釋,不由分說將她們非法關押在看守所,行政拘留一個星期。對於大姐,公安先是找了單位領導,又請示上級和市裏,還問她自己怎麼辦?是不是再到招待所。大姐說,如果你們再將我監視居住,拿公家的錢財吃喝,花上幾千上萬,讓人們誤解法輪功,我不會配合!如果那樣,我就絕食。

於是他們將她送進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一週。這期間她絕食5天。2000年6月23日,聽說有學員將外出煉功,於是大姐在家人的反對下,也去煉功了。在煉功場上,公安將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連抓帶推逼上警車帶走,由於她堅決不上車,說還要按時去上班就走了。公安惡警當時聽了說,你還想去上班?

下午,他們指使下麵片所的3名惡警到辦公室將她騙走。這次她不配合一切審訊、簽字等,晚上他們將她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這次執行的是非法刑事拘押,要判刑的那種,還說像她這樣,至少判三年勞教。她們十幾名外出煉功的,加上5個到北京被綁架回來的,將近二十多名女學員,分別關兩個獄室。她開始所在的獄室只有一個法輪功學員,是到北京上訪的,還帶著腳鐐手銬。大姐問是為何故,她說是因為煉功而被迫害,並挨了鞭打。第二天,她的手脫銬出來,被姓黎的所長看到,就帶人進來準備將她重新銬上,當時大姐在一旁說,她沒有錯,不應該給她上銬。那個所長問,你是誰?給她一齊銬上。就這樣不由分說將她倆銬在一起,每人銬上一隻手一隻腳,一週後才取下。這給她們的行動帶來極大不便,但她們仍然堅持背法、煉功。煉功時常有值班的幹警打擾,有時撒沙,有時潑水,有時威脅,可她們並不理睬,幾天後,惡警就不再干擾了。這與前幾批學員為開創環境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一週後,她們開始看《轉法輪》,那位學員隨身帶的一種小版本的。過了幾天,又進來1個學員,她們一起傳看。一天,那個年紀大的老學員在睡板上看書,由於視力有限,坐到床鋪中間看。不想又被姓黎的所長看見,叫交出來,她沒動。黎接著就叫3個惡警進來搶。當時大姐將書用雙手拿在自己的面前,心想決不能叫他們搶去。在3個男惡警的搶奪下,她們3人也進行著保護,在睡板上翻來滾去,最後書還是被惡警搶去。

接著,惡警又給她們3人都戴了腳鐐手銬。那個看書的學員一個人銬一副;她們又是兩個人銬一起。給大姐銬鐐的惡警還對她說,你的丈夫巴不得你早點死,免得影響他,可見其人性的扭曲程度。其實在獄室看書是允許的,其他犯人都可帶進很多雜誌、小說等,為了減輕獄警的監管負擔。可對法輪功學員來講,只要看大法書就不行。書被搶後,幾位同修悟到應該絕食,維護她們的權利和尊嚴,要回她們的書。

7月23日,正準備絕食之際,惡警點名要大姐出去。當時她不知何故,由於還戴著銬子,就兩人一起出去將她的銬子解開,但仍沒有因此而給另一個學員也解開,相反將銬子讓她一個人戴上。出去後,她們單位的工會幹事給大姐講,家裏父親病危,與公安辦了手續,回家幾天。當時大姐還沒有離婚,於是單位去了一輛車押著她回老家。當時她來不及回家換身衣服,整理頭髮,赤著腳穿著看守所發的男式42碼塑料拖鞋就上路了。

在車上,她聽說父親是犯了心臟病,已去世。本來她父親是有心臟病,可為她的事,加劇了病情。她哭了,很悲哀。父親對她學功開始並不反對,可他臨死之前還沒有明白真象,還對大法有誤解啊。他本身就是幹部出生,經歷過文革政治迫害。因此對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倍感敏感。所以7.20後,多次勸她放棄修煉,生怕女婿因此與她離婚。

這次她被非法關押後,父親在電話中從她丈夫那裏知道了消息,所以不長時間就去世了。母親看到大姐後,哭得很傷心,說她看到大姐後比父親之死更傷心。當晚家裏姐姐、妹妹、妹夫像開鬥爭會似的指責她,只有母親和丈夫沒有怪她。她當時也沒多說甚麼,辦完喪事後第二天,就跟車回到自己的家。次日,單位打電話並來車,又送她到了看守所。這次她順便帶進一本小版本的《轉法輪》。接下來的日子,她們通讀《轉法輪》近三十遍。

這次非法關押期間,市政法委書記(1次)、市公安局副局長(3次)、還有單位的科長、黨辦主任、丈夫的工作秘書(3次)、民政局幹事(1次)不斷找她,反覆給她洗腦。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副局長開始2次和她談「政策」,要她表個態。大姐給他講了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是錯誤的,說法輪功就是修煉,是受強權政治迫害後,才去上訪講真象,修煉人都是好人。大姐說講真話沒有錯。這次非法關押近七十多天,最後下面縣市的轉走幾人,市裏8人被非法勞教,一年、一年半不等。就她一人由於離了婚,作了保外監視的處罰。可是,對法輪功學員實行任何政治迫害都是錯誤的,因為對法輪功的適用法律存在立法問題,所以真正的罪犯正是這場政治迫害的發動者和直接參與者。

4、家庭離異

8月中旬就在大姐父親去世後二十來天裏,屍骨未寒。丈夫的工作秘書就到看守所找她說了幾句套話後,掏出離婚協議書要她簽字。意思是你不轉變,只有分離。於是她只好簽了。同時出來後大姐悟到不應該簽字,不應該配合。但他們說,當時你不簽字,組織上也要出面辦離婚手續,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後來大姐隱約知道,這裏有組織決定的因素,同時有她丈夫要進市委常委班子的因素,也有丈夫本人的名利因素。後來聽她們單位的人說,到她們單位辦蓋章手續的是政府秘書長辦的,辦完後對她單位的領導說,手續辦完了,今後一切與我們無關了。

大姐修煉前後都是出了名的賢妻良母,修煉後更是支持家人的工作,處處都嚴格要求自己,不僅自己廉潔奉公,不搞特殊化,還時常提醒家人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是公認的好人。

在她家庭離異問題上,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7.20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來勢兇猛,政府官員首當其衝地捲入其中。她丈夫隨即開始敏感,繼而害怕,同時開始對大法不理解,甚至阻攔。無論她怎麼給他講法輪功不是參與政治,是依法反映真實情況,他都聽不進去。說功法好在家煉,管好自己就行,外出就是搞政治,你們功法再好也不能影響我的工作,你是好人不能代表別人都是好人,總是把法輪功學員的正常上訪看作是常人參與政治的一種行為。7.20鎮壓法輪功以來,他成天在擔心受怕。大姐去北京後,給他留的紙條當時沒看見,滿街到處找她;後來去出國時,到機場被截回來;他本人親自到北京找她;後又有人告狀到省裏當作典型抓;進常委省委組織部要考查;市委對他施加的壓力;派出所公安經常打電話到家裏點名;還時常到家騷擾等。家人的承受也是很大的。

大概在2000年2月,她丈夫怕她再出去上訪煉功,說你要再出去,你就寫了離婚協議再出去。大姐不能保證她今後不出去,於是她就寫了離婚申請交給她們單位,當時單位退給了她,她也覺得不對,馬上給丈夫說不應該寫,要收回,因為她沒有離婚的理由,可他卻給有關領導匯了報。

2000年5月,她丈夫自己寫了一張離婚申請,要大姐簽字,大姐問他想好了沒有,他說想好了,於是大姐寫上了「我修煉法輪功近三年,沒有危害社會和家庭,只是他感到很痛苦,這不是我的本願」,然後簽了名字。後來她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時,政府出面找她單位蓋公章用的就是這張申請書。

5、搜家迫害

自1999年10月北京上訪回來後,市裏將大姐列作重點監控對像。公安有點名和查實的規定,每逢節假日、敏感日均要點名核實,看是否在家;發現兩名以上的法輪功學員在一起的,可按集會處理。她由片所的一名姓陳的副所長負責洗腦。他說如果她有甚麼事,他就要擔責任。警察還經常給她單位責任人打電話,通報情況。開始一段時間是每週打一次電話點名,不在家就到家找人。

2001年7月19日,他和一個政委、一個女警晚上到大姐家,當時有一個學員在她家坐。大姐不知道他們來幹甚麼,還對他們客氣的倒了茶,心想是給他們講真象的機會。那個政委說,你住這麼好的房子,還反共產黨。大姐說我沒有反共產黨,只是反對迫害法輪功。他說像你這樣的人,判100次勞教都不算多,接著他拿出一張公安局搜查證,叫大姐簽名,說今晚專門到你家查抄。大姐不簽,不再理它。他們三人就每個房間翻起來,看找不到甚麼,就問那個學員是誰,叫甚麼名,然後就將她帶到公安局查實,罰了2000元才放人。後來據說這天是全國性的大搜查。

大概在2001年10月份的一個晚上,他們又叫大姐的門,這次她怎麼也不開門,他們騙她說找她談心,大姐說對不起,要談明天到辦公室談,接著將門鈴掛上,不再理睬。大姐意識到,現在她應該用正念和憲法賦予的權利保護自己。有師在,在法在,堂堂正正。然後他們在下面打她的電話,她不接。後來他們又找她單位領導,要他們協助來叫她開門,單位領導問有甚麼證據沒有,他們說不出來,就沒敢再來。

6、洗腦班的邪惡

據大姐所知,市區內對法輪功學員辦過3次洗腦班。她被迫參加過一次。第二次她堅決拒絕去。第三次範圍很小。第一次洗腦班是2000年3月,參加人數大概20多人,由市直工委、政法委、公安局等單位籌辦,每人2千元費用,每人一間房,每個單位派1個「幫教」。當時是北京在開人大會,怕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而辦,時間半個月。由於大姐當時給中央人大寫了一封短信,講真象,後來信被市裏到郵局查出。為此,他們很害怕。

他們將大姐送到洗腦班時,洗腦班已經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了。在洗腦班,他們請了宣傳部門的講師講政治,大家都不聽,有的提意見,有的請假,有的提別的問題,實在辦不下去了,就讓每人留在招待室裏不管了。這期間,有關領導找她談,叫她「轉化」,她說根本不可能,法輪功這麼好,大家都怎麼樣在做好人,憲法也有信仰自由的規定等,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沒有違法,政治運動是錯的,媒體報導是謊言,你們跟上面跑是危險的。他們說不過她就走了,後來跟她丈夫說她慷慨激昂。她認為她說的對,今後應注意點口氣。但給法輪功學員洗腦是絕對錯誤的,是當權者的政治陰謀。那些直接參與給大法學員洗腦的人是在助紂為虐。

第二次洗腦班大概在2000年5月。大姐堅決拒絕參加。後聽說這次班很邪惡,由市「610」直接操辦,用的是軍人、地方是民兵訓練基地,單位和公安逼迫大法學員參加,有的還遭強制綁架,他們以軍訓為由,對大法弟子進行超負荷體罰,並且每天強迫其聽誣蔑大法的文章,看誹謗師尊及誣陷大法的漫畫,若不配合,則長時間在陽光下暴曬、跑步等。

三、揭露政治謊言全面講清真象

在上訪、煉功被抓的情況下,大姐意識到,中國的強權政治已經強權到了極點。我們對被謊言迷惑的廣大受害者來講,還應該盡最大的善心去講清真象,去盡力相救。同時意識到講真象的難度也是相當大的,是一個持之以恆的過程。

1、傾盡所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下來,大姐僅剩下一個飯碗,白天上班要搞好工作,緊張工作之餘,時間很有限。每天基本上是早上五點起床煉功至七點,趕緊梳洗後七點半去乘車上班,晚上下班五點半一進門就開始學法至七點,然後邊吃飯,過聽新聞。七點半接著學法至9點左右,然後開始做真象工作,中途還要發正念,每天只能學兩講《轉法輪》,中午時間學其他講法和外出處理有關事情,常常工作至深夜,總覺時間太快,不夠用。

3年來,其思想也經歷了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的昇華過程,她並不強求別人,只是抱著最大的善心做自己應該做的──就是針對這場政治謊言和殘暴行徑,揭露邪惡,講清真象,使該得救的人得救。同時針對講真象中遇到的難點問題,靜心作理性的思考,對中國的強權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2、竭力挽救。在講真象過程中,她認為最難接受的是行政官員。他們大多是無神論者,有一定地位,比較清高,固執己見,政治名利、政治觀點已取代了他們的思想,成了他們衡量事物的標準,是強權政治的執行者,是最危險的階層,而且還帶動許多不明白真象的人。大姐覺得更有責任、有義務讓他們明白真象。

(1)大量派發資料。與其他學員配合,針對各類人員和行政幹部及知識界、企業人士的名單,根據他們文化層次較高的特點,如市級、縣級的政府幹部,教育界、司法部門、企業幹部等,主要發一些理性較強、事實清楚的真象資料。與其他大法弟子配合,對這些人長期大量地講著真象,從本地和外地派發資料。

(2)重點講述真象。針對比較熟悉的執政幹部、親屬、朋友、同事等,採取有針對性地重點派發或寫信講真象,大多採用靈活多樣的形式發送。從揭露政治謊言、法輪功為甚麼不是參與政治、為何講真象等問題一一說清;並從人生哲理、歷史規律、道德良知、科學知識、法律人權、中外預言等諸多方面進行啟發,希望他們能夠理智清醒,擺放好生命的未來。

3、迷霧漸散。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在揭露謊言、講清真象方面付出了他們的所有。有多少弟子被非法抓、打、判、甚至被迫害致死。但這一切都沒能動搖他們證實大法的心。他們的真誠和善良,使人們在強權政治迫害的鐵證如山面前開始清醒。

(1)家人及親屬的關心。3年來,她母親、姐姐、妹妹、女兒及其他親屬,開始理解和支持她。原來他們認為她出去講真話是不顧親情,現在他們看到她並不是那樣,事實是當權者在作惡,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逢年過節照樣來往,有困難照樣幫助。他們經常囑咐她要注意安全,不要叫公安再抓去,同時為了她的安全,幫著做一點講真象的工作,雖然做不到去修,但卻能理解。她母親70多歲,毅然決定跟她過,也看書在修,幫著做家務和一些輔助事情。她真高興,她想大法學員的親屬們,大多都能得救。誰也不會再相信法輪功學員會去殺人、自焚,政治謊言再也騙不了明白真象的人了。

(2)同事、朋友們的變化。除了口頭講真象外,她在單位把工作搞好也是在講真象。單位同事在與她接觸中,都認為她是好人,而且說她境界高,從未有損公肥私的想法和行為,從不大吃大喝,打牌賭博。對工作認真負責。雖然她年近五十,但仍然精力充沛,兢兢業業。他們基本上都能接受真象,雖然表現麻木,做不到正義支持,但也不至於去做助紂為虐的事。另外,她所住的大院(政府大院)的一般幹部,都認為她是好人,沒有誰歧視她。還有退休老幹部對她說,你愛人不該離婚,現在的政治運動,大家心裏都有一本帳,要我正確對待。她看到大多數人都是明白的,只是他們還不敢站出來支持而已。

四、對強權政治的理性思考

對講真象中反應出的一些問題,也促使她做過一些理性思考。

1、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打壓,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最邪惡的強權政治運動。

(1)江氏集團操控所有宣傳工具,面向全世界系統地傳播欺世謊言。1999年7.20以後,當權者操控國家強權政治統治下所固有的政治性媒體系統,報紙、電台、電視、網站等全部捲入,公然將構陷法輪功的各種欺世謊言覆蓋全世界,甚麼「天安門自焚」、「京城血案」、投毒殺人案「等謊言眾所皆知,煽動世界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達到鏟除異己的目地。

(2)啟動整個國家機器,系統進行打壓。1999年6月,當權者為打壓法輪功,授權成立了「610」辦公室,各級黨委、政府、軍隊、警察、司法、各部門、單位、居委會、學校、各黨派、宗教團體等從上至下系統地對法輪功進行持續的鎮壓、監控和迫害,這種打壓運動是全方位進行的,謊言的宣傳也是無處不在。人人都在受強權政治的擺布,開會、揭批、簽名等不擇手段。每個真修的大法學員更在被迫害之中。

(3)大搞謊言「一言堂」,系統酷刑迫害,系統進行信息封鎖。在這場迫害中,當權者除了發動全國新聞媒體造假,動用整個國家機器鎮壓外,還大量非法抓捕講真象的學員,非法關押進行酷刑折磨。它的政策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從中世紀的刑具到現代化的電棍,從政府官員親自動手到逼迫犯人作惡,是歷史之最。幾年來,上千大法學員被無辜迫害致死,十幾萬人被送進監獄與勞教所和精神病院,非法判刑的至少有六千人。同時對大法及大法學員的被迫害的真象進行嚴密地信息封鎖,如各大網站的封鎖及各種監控措施等,使中國民眾聽不到第二個聲音,妄圖使對法輪功的酷刑迫害在暗中進行。

(4)全方位的滅絕性洗腦。當權者發動這場對法輪功的政治打壓運動,可以說是對全中國人民的政治洗腦運動。它對大法學員實施的非法酷刑、強行送精神病院注射迷魂藥、各種洗腦班、看政治謊言錄像、逼迫大法學員和旅客在法輪功創始人的畫像上踩等;還有迫使人們在旅遊觀光場合罵創始人、百萬人簽名、看「×教」圖片展、看誣陷電影、學校課本誹謗、考試答題、傳達秘密文件、新聞報到、討論發言、親情勸說轉化等,真可以說是無其不有,不擇手段,目地是逼迫修煉的大法學員轉化、放棄修煉,逼迫人們接受強權,屈從強權,遠離正信,將人們帶向罪惡。

(5)反人類罪惡。當權者對法輪功的鎮壓最邪惡之處在於它的反人類性質。它以個人意志強行發動了這場鎮壓,並強迫政府接受其非理性的、違憲的個人決定,隨後成立了專門鎮壓機構,凌駕於國家憲法之上,對以真善忍為準則的群體進行鎮壓,並下達滅絕政策,全國上下殘酷地、系統的迫害法輪功學員。它是對全人類正義良知的踐踏,它迫害的是整個人類賴以生存的道德、尊嚴和良知。這種罪惡並不完全表現為明處殺人放火,而是政治謊言掩蓋著政治假理,表面施捨性的假善迷惑、動搖和毀滅著整個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

俗話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2002年10月,江訪美期間,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及親屬以群體滅絕罪將其及610辦公室告上美國聯邦法庭。目前全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多個起訴江及同伙的案件在進行。中央羅幹、曾慶紅、李嵐清、丁關根;湖北公安副廳長趙志飛、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北京市長劉淇、遼寧副省長夏德仁等高官被訴海外法庭。其中缺席審判宣判丁關根、劉淇、夏德仁有罪。與此同時,法輪大法已經傳遍世界60多個國家及地區,修煉者處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為原則做好人,受到各國政府、團體上千項褒獎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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