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淄博市主治醫師自述修煉和被迫害經過

【明慧網2004年12月26日】我叫路玉濤，原是一名皮膚科主治醫師。1997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半年後，我主動上門與婆婆和好，解除了持續4年的恩怨，家庭又和睦了。要不是學大法，我一輩子也不會再登婆家的門。大法不但使我家庭和睦，還治好了娘家父母的病。大法讓我們全家人受益，父母也從此開始修煉。

1999年7月22日，江氏集團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始瘋狂鎮壓法輪功，我和千千萬萬的大法弟子一樣，遭到無邊苦難，約有20來個單位參與了對我的迫害，剝奪工作、流離失所、非法抓捕、非法拘留、非法勞教，受盡種種折磨。

一、得法

從記事起，腦中充滿無數個為甚麼：宇宙有邊嗎？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沒有外星人？人為甚麼活著？帶著童年的夢想，17歲考入吉林省長春市白求恩醫科大學系，開始5年的學醫生涯。這5年，我們姐弟4 人都上學，僅靠父親微薄的工資收入和母親當泥瓦工艱難度日。那時全家人常年吃著窩窩頭。

1992年，我成家並到臨淄區人民醫院工作，父母不久也回到大路村居住。父親的退休金每月200元多點，因此又到臨淄區農業銀行打工。到1997年，我和婆家的關係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女兒一直由我一個人帶大。孤獨的我在醫院和家庭之間的雙向軌道上，尋找人生的真正意義。

這一年的4月，一個親戚突然到醫院找我，說「有一本關於修煉的書，是用現代科學知識講的，一看就能明白。」下班後我徑直去了這個親戚家，一口氣把三百多頁的《轉法輪》讀完了。書中講了所有我想知而半生不得其解的問題，師父告訴我人生的目地就是「返本歸真」啊！心中嫉恨他人的人不是善良者，我要去拜訪婆婆，不能再怨恨她。整整半年後我才走入婆婆的家門，勉強坐了5分鐘。雖然去掉心中的怨恨是這樣的艱難，但有師在，有法在，還有甚麼不能破除呢？慢慢的家庭關係又和睦了。娘家母親學大法後，在東北寒冬落下的陳年痼疾關節炎也徹底好了，扔掉了幾千元錢的藥酒，和青年人一樣自由的行走；娘家父親心絞痛也消失了，4年多來不用服「心寶」了，60多歲的人了能自行攀登到泰山之頂。這在過去是絕對不可能的，手裏提個飯盒還要犯心絞痛呢。法輪大法指明了我的人生目標，我真正的人生開始了。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法輪功開始了瘋狂鎮壓，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切斷，肉體上消滅」的法西斯政策。我和千千萬萬的大法弟子一樣，從此遭受到了無邊的苦難，受盡了種種折磨。臨淄區醫院的領導早在1999年的5、6月份，因我為法輪功上訪，就把我攆回家不准上班了。7，22這一天，院工會主席張平等直接來到我家監控我，隨後把我非法關入造紙廠的洗腦班10天。父親被臨淄區政法委書記多次逼迫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母親也被路山鄉派出所非法關入了當地的洗腦班不准回家。鋪天蓋地的瘋狂鎮壓，還株連到親朋好友，丈夫和婆婆更是被脅迫著對我每日跟蹤、看管，不給好臉色。臨淄區醫院院長於有德、書記邊培榮等迫於上級的壓力，把我安排到供應室涮針管。

二、被送瘋人院

但邪惡無論怎麼瘋狂鎮壓，也改變不了修煉人的正信。2000年2月份，我和一同修再次到北京為大法伸冤。正月十六的清晨，天剛濛濛亮，我倆一到廣場，就被便衣抓走。在他們租的一個飯店房間裏，給我們上了背銬（雙手反背到後面，一上一下斜著銬著），一20多歲的壯小伙子，掄圓了胳膊，「啪啪」打我們耳光，直到打累了才停止，但我們沒有告訴他們自己是從哪裏來的。這樣折騰到下午1點鐘，這些人覺得抓來兩個「累贅」，沒地方擱我們，就把錢扣下（一千多塊）私分了，把我們扔到了火車站。我倆商量後，覺得不能就這樣回去，決定再次返回天安門，直接去中南海。剛一到中華門，就有一個便衣警察把我們攔住，一聽是為法輪功上訪的，就把我們弄到了停在旁邊的依維柯警車上，並把我們的姓名報到了中南海，又通知山東駐京辦事處的人，辦事處的人惡狠狠的罵道：「你倆在天上捅了個大窟窿！半個月了，上訪的一個人名也沒報上去。你們竟敢到中華門！你敢給我捅了窟窿，我就能讓你失去工作。」

押回當地後，我被行政拘留十五天，關在臨淄區拘留所。當時拘留所的各個房間裏都關著當地的大法弟子，放風的時候大家互相交流，其中一個大法弟子在北京被抓後，惡警把他塞入冰窟窿裏2個小時，最後上來的時候，全身都凍紫了，但是他也沒說自己的姓名，後來是被當地去的公安給認出來了。我很受感動，心中想：大法一日不平反，我就一日不停的為大法伸冤。

臨淄區醫院的領導們，為了擺脫江氏集團因法輪功對他們的株連，保住他們的職位，經臨淄區衛生局批准，並上報淄博市人事局，在我被拘留的第3天，把辭退書送到了被拘留所非法關押的我的手中。從此，我便失去了工作，成了一個生活沒有著落的人。

在被非法拘留的第十五天時，臨淄區公安局政保科科長曲光明跑到拘留所，要聽聽被拘留後的大法弟子對大法的態度。我告訴他：「只要中國還有一個修煉法輪功的，那就是我路玉濤！」他覺得已不可能改變我對大法的信仰，就夥同臨淄區雪宮北派出所所長孫珍榮，脅迫我婆婆王淑臻，誘騙我父親路風瑞簽字，從拘留所一出來，就把我送入了臨淄區齊陵精神病醫院[即齊陵精神治療中心]。

在瘋人院裏，面對的是一個個目光呆滯，口角流水的病人，精神藥物的服用，使她們思維遲鈍，面目也沒有了正常人的光彩。邪惡的江氏集團的走卒們想利用「精神病」的帽子，殺害大法弟子，我對精神病醫院的醫護人員講：「你們是救死扶傷的高尚的白衣天使，怎麼能把正常人當作精神病患者？不能被政治利用啊！這藥我不吃也不打。」他們說：「只是擺個樣子，點滴液裏沒有藥物，口服的也只是維生素類藥物。你是政府送來的，不擺擺樣子，我們就沒飯碗了。」「政府不是醫生，那些人怎麼能診斷誰有沒有病呢？再說你開的『長壓啶』不就是精神病人吃的藥嗎？」「長壓啶只是讓你睡覺的，怕你休息不好。」「我比你都睡得香呢，你值夜班才可能睡不好的。」最後主治醫生說：「我不會參與政治。」以後每天就不再逼我吃藥打針，只是看著我。精神病醫院的病人每週都可以由家人帶出去趕一次集[到市場上買東西]，可該醫院的院長單獨規定：我不能出去。這件事終於讓我父親醒悟過來，明白了邪惡的警察是想脅迫精神病醫院加害我。在父親強烈的抗議下，婆婆不得不找派出所和公安局，歷經21天，大法的威力讓我擺脫了精神病醫院的控制。婆婆因此交付該醫院特護費2100元。在精神病醫院的日子裏，我堅持煉功，背《洪吟》。在煉功的時候，有一個十六、七歲的患精神分裂症的小病人兇巴巴的罵我：「你再煉，我就殺了你。」我知道精神病人殺人是不會償命的，但轉念一想：「師父是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的。」以後這個小病人就很少干擾我了。在師父的呵護下，我堅定了信念，修大法的信心更強了。

三、流離失所、講真象

屈於臨淄區公安分局政保科和雪宮北派出所的壓力，婆婆和丈夫擔心日後我再次牽連他們，從精神病醫院回來後，沒讓我入自己的家門，直接就把我送到娘家去了。娘家父母生活很拮据。在8月份的一天，我和娘家村裏的同修一同到一個蘋果園中的玉米地裏拔草，草有齊腰深，可能這塊地從來都沒除過草。炎熱的天氣，不幹活在日頭下也會汗珠成線的。玉米地裏一絲風都沒有。從小就沒幹過農活的我，咬著牙拔了半天，就不想幹了。一想：這點兒苦我還吃不了嗎？終於堅持下來了，一週拔完了這塊地，園主給了我們三個人一共：150元錢。

九月下旬，酷熱的天氣沒有絲毫減弱，對大法的迫害也還在不斷升級，「十一」要抓一批大法學員，不轉化的就勞教判刑。為了避免迫害，我又不得不拋下年邁的父母，背井離鄉隻身一人來到陌生的山東省慶雲縣。到慶雲縣不久，就傳來同修孫志田、劉金芝的丈夫高偉被抓並判刑的消息。這兩位同修因委託複印店複印大法真象傳單而被大路鄉（現改名鳳凰鎮）路山派出所指導員孫啟民抓捕並報批判刑的，高偉在濰北監獄遭受迫害3年零8個月才被釋放，而孫志田至今仍被關在濰北監獄遭受著邪惡的殘酷迫害。

山東省慶雲、樂陵、河北鹽山的大法弟子在2001年前後做了大量的講清真象的工作。一夜之間4萬份真象傳單遍及家家戶戶，法輪大法好的標語噴到了公檢法的大鐵門上，天亮警察發現，警車竄到了公路上，卻連一個大法弟子也沒有抓到。

2001年正月，我和慶雲縣同修一行4人去北京為大法伸冤，在天安門又結識了海南去的一位同修，大家決定先做大法橫幅，第二天再到天安門廣場打出來。不幸被旅店老闆舉報，警察想抓我們，大家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大法清白！」警察被震住了，又偷偷叫來兩輛偽裝的警車，才把我們抓走。這一次，警察押我到了吉林省，快速列車上，一同被押送的吉林大法弟子還有八、九名，大家雙手被手銬連在一起，我一直尋找擺脫邪惡的機會。到了吉林市公安局，各地來人和北京的警察交接，再押回本地的大法弟子。北京警察抓一個大法弟子，當地政府要交500元罰金，當然，事後這筆錢是大法弟子自己拿上，因為政府一定會向你罰扣這筆錢的。我被繼續押送，押到吉林市、舒蘭縣的吉舒鎮政府院內，政府和公安的人說：要拘留我十五天，下午就送到舒蘭的拘留所去，然後把我一個人銬在一個椅子上，帶上門，他們吃飯去了。這時，我在師父的加持下脫開了手銬，敞開門來到走廊裏，收發室也正好沒人，就跨出大院，繼續投入到正法的洪流當中。

不久，在慶雲縣的一個同修家，我和同修先後被非法抓入慶雲縣的看守所，同修因不肯講出我是誰，被慶雲縣公安局的惡警用膠皮棒打得後背腫了起來。我倆絕食抗議，要求無條件釋放。絕食到14天，慶雲公安局的人把我拉到老慶雲[河北省管轄]一帶找人辨認，並把那裏被關的大法弟子叫出來。我告訴警察：「我誰都不認識。」同修明白了，誰也沒上警察的當。誘騙失敗後，又把我拉回看守所，第二天直接拉到河北省鹽山公安局。經過黑暗的交易，鹽山公安局才同意接收我。當時，認為我已經沒有力氣擺脫他們，就把我一個人銬在了公安局的樓上吃飯去了。他們一走，我再次在師尊的慈悲呵護下脫開手銬，換上屋裏的一件值班服，堂堂正正的走出了公安局，乘車離開了此地。當車走在半道時，突然被全副武裝的警察截住，不罵大法師父的，不讓坐車，並抓起來。乘客氣憤的說：「警察怎麼叫人罵人呢？」親身經歷了這件事，看出邪惡害人已無所不用其極，我決心講真象繼續到底。

修煉的路上沒有偶然的事情。在慶雲縣我和另一流離失所的同修乘坐一輛客車，突然車左搖右晃，安全扶手都抓不住了，滿車的人都驚叫著，眼看就要翻車了，當車開出幾百米後突然停住了，而司機卻說車閘根本沒壞。事後同修講：車開始搖晃時她害怕了，後來她想「師父一定會保護我們的。」正念一出，車就停住了。

在濱州，我們 七、八個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夜間出去做真象。我和當地的同修扈秀芳去很遠的地方，在一個派出所的圍牆上噴大法標語，噴完轉身離開時，迎面來了一輛小轎車，車上的人發現了大法標語，調轉車頭把我們攔住，我當時想：一定要回去告訴同修們，離開現在的住處。第一次走時，被這個便衣警察叫住了，但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擺脫他，第二次走時，他就好像沒看見。我走過了200米的筆直公路才拐入一個大院，沒想到，自己走入了公檢法的家屬院，沒找到出口，只好翻牆跳到院外的公路上，因不熟悉濱州的地理環境，直到現在也不知道處於甚麼方位，在公路上走了很長時間，看到居戶的地方遠遠的有一輛好像是出租車，經詢問只好搭這輛車回到住處，和同修們安全轉移到別處。事後知道第二天清晨，警察就搜查了我們的住處，並連續二、三天在車站等處布控。

四、非法勞教

講真象轟轟烈烈，但自己的學法卻沒有跟上。做事心、同修之間的情、強烈的自我等等，這些漏洞被邪惡鑽了空子，給大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2001年6月10日，萊蕪法會結束後，在返回的途中，被邪惡非法抓捕，我和河北的小李被關到泰安市的看守所。小李被當地來人帶走，我因不報姓名，強行被拍照，當地公安是從網上的照片上辨認出來的。我在泰安市看守所絕食5天後，又被押回臨淄區雪宮北派出所，我被雙手銬在椅子上3天3夜，其所長等人輪番逼迫我放棄對大法的信仰，一天只讓我睡兩、三個小時。3天後臨淄區公安局政保科科長曲光明帶領兩輛警車押我到淄博市周村區王村勞教所，途經淄博市張店時，他一個人到勞教審批中心蓋了一個章，沒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決定把我勞教，並且不通知我的家人。

我被關入二大隊的一個雜貨間，不轉化就不准踏出房門半步，逼坐在半尺高的小鐵凳，晝夜不准睡覺，警察和已向邪惡轉化的猶大輪番向我散布迫害大法的謊言，因由於長期學法跟不上，又執著於人，以不和常人爭鬥的藉口向邪惡轉化了，給大法和自己抹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二大隊對學員的迫害真是罄竹難書。二大隊大隊長王慧麗，因迫害大法弟子有方，江氏集團給她記了二等功。但惡有惡報是天理，王慧麗的精神衰弱症越來越嚴重，每天只能睡2到3小時，甚至有時只能睡1到2小時。

勞教所惡警為了多得獎金，每日超負荷的奴役大法學員做各種苦工，尤其是二大隊的學員被惡警逼迫一天幹14至16個小時。長年累月的被拘禁奴役，再加上被謊言矇騙而順其邪悟，使學員們都不同程度的被病業纏繞，即使這樣：活不但不減，反而任務量越來越多，每天的幹活時間不能低於14小時其目的除了無償詐取學員的血汗錢外，更卑鄙的是以奴役洗腦。

後來我被弄到七大隊，描花瓶、粘沙網小盒，都是沒有防護的有毒作業，全隊的學員一個個被毒氣熏得眼淚、鼻涕不斷的流。我的眼睛腫成一條縫，鼻腔、口腔、氣管三處的粘膜紅腫，氣悶的要窒息了。

家中的父親也被路山派出所的孫啟民半夜非法闖入家中抓走，兩天兩夜不讓64歲的父親睡覺，導致父親犯了心臟病，半年後於2002年11月初8含冤去世。

五、從新歸正自己，匯入到正法的洪流當中

2003年7月19日，我被勞教所非法關押25個月後，回到家中，看到了四年未見面的女兒。我流離失所的時候，孩子還在幼兒園呢，現已上小學三年級了。我一到家，丈夫一句話都不和我說，每月的菜金飯費只給我們母女200元，並且一直準備和我離婚。

2004年第一季度，我鄭重的嚴正聲明：在勞教所高壓迫害下，神志不清時我所寫所說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廢，加倍彌補給大法造成的損失，做好師父要求的三件事。

剛開始要回到正法之中時，家庭的矛盾驟然加劇了。丈夫無可奈何的說「你無可救藥了，死不改悔，日子再也過不下去了。」立即要求離婚，我想：自己失去了工作，分文收入也沒有，吃飯都是向丈夫乞討。現在要是真離了婚，我可就真成了乞丐了。但我已下定決心：不論面對甚麼情況，我都要修煉，要從新回到修煉當中，做師父的弟子。我告訴他：離婚是你自己選擇的，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修煉。結果丈夫說的「兩天後就辦離婚手續」，到現在卻不了了之。這期間還有一個插曲，要從新修煉了，必須先學法，剛拿起《轉法輪》，還沒等我翻開呢，派出所就打過來電話問「你在家幹甚麼？」「幹我想幹的事」。對方無言，電話掛斷了。從此婆婆對我的監控干擾也收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