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講真象
本來出差到日本是做項目的，誰知我來了之後基本沒有甚麼工作任務，倒是那裏的領導們給我創造了很好的學習日語的機會。我上班時間就是學習日語。我用所學的一點日語最大限度給我的領導介紹大法和我因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受的迫害。我有機會來這裏專門學習日語，這不是我的講真象的好機會嗎？
我到書店請了日文版的《轉法輪》，上班的路上在電車上看，一方面可以學習日語，一方面向旁邊的人請教日語發音的時候，可以藉機講真象。在這期間，我還經常到日本的市民館學習日語，這樣儘量的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從而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有緣人。
學日語的學員中各國人都有，有一次，我問一個香港人：聽說今天香港「七﹒一」有很多人上街遊行？她說：香港現在一點都不好，97年以前真是挺好的。我很驚訝的問：怎麼回事？她說：真的，以前我們每個月福利9000塊，現在甚麼福利也沒有了，工作又找不著，以前工作可好找了。現在東西是挺便宜，可是沒有錢，沒有工作東西便宜有甚麼用。有錢人都走了，只有我們這些沒錢的老死香港了。以前老百姓可以隨便罵英國政府都沒事，現在根本不讓說話，誰說就暗地裏弄誰。真是一點都不好了。
聽了她的話我真是感慨萬分，大陸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沒有自由，而香港人經歷從自由到不自由，感觸應該是最深的了。難怪七一有那麼多的人去遊行、踩江。
在這其間，有一件事我沒做好，對我來說，那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事情是這樣的，在市民館學習的學員中，有一位從大連來的中國人。一天學習完後，她莫名其妙的邀請我去她家。我一想，這不是更好的講真象的機會嗎？於是就和她去了她家。
在她家吃完飯，就一個話題，我就開始講大法的真實情況以及我的遭遇。一聽說大法的事情，她非常感興趣。她告訴我，她原來在勞動公園工作，每天早上很多人煉法輪功，打著大橫幅，煉完功就把橫幅錄音機等放到他們那裏。說到橫幅時她是一臉的興奮。她說公園的領導也在煉，她當時還說退休也要煉呢，沒想到《轉法輪》還沒看完就不讓練了。他們工作人員私下裏經常議論，為啥不讓煉，這不是挺好的嘛！聽她說話，我想我今天真是來對了，還是個有緣人。那天說了很晚，她聽明白了大法真象。我們約好下次週末我拿筆記本電腦過來給她放剛從網上下載的《風雨天地行》錄像。這位大姐家離我上班的地點很近，到下一個星期五的時候，我想筆記本就不帶回去了，第二天早上過來拿，然後去那位大姐家。
第二天我趕到公司，公司竟一個人也沒過來，好像鑰匙是分權限的，我的鑰匙打不開總開關。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就為了省點勁，被鑽了空子。我明白了，做救度眾生的事情，無論多麼費力，都要以最可靠的方式來做，不給邪惡勢力一點空隙。因為每一個損失都有可能是不可挽回的。就這樣，我那天沒有放成錄像。後來就沒有機會再見到那位大姐。
在我回國前一週，我從日本學員家裏拿了不少日文的光盤，我當時覺得拿的有點多，好像是個負擔似的，想著哪有那麼多日本人可發，甚麼時間能發完啊？我馬上意識到我這不是把發光盤當成任務了嗎？給別人光盤讓別人知道真象是在給他機會救度他呀！發出去光盤不是我們的目地，真象光盤是為了讓人們更好的了解真象，能發多少發多少，不是像完成任務一樣的發完了就完事了，心態不對呀！再說，真象資料都是很珍貴的，如果一個人通過真象資料明白了真象，那麼這些真象資料是不是救度眾生的法寶，那麼我們有沒有對這些資料足夠的尊重。
明白之後，我不再有負擔。在一個學習班的最後一次課過後，我送給幾個日本語老師每人一張真象光碟。有趣的是，我把光盤作為禮物送給教我的那個老師，並用蹩腳的日語介紹了大法的情況，原本我打算讓她幫忙給其他老師，可她主動把那些老師指給我，於是乎，我用我會說的幾句日語給每個人講了一遍。並送給她們光盤，也很巧，正正好好我帶了7張日語光碟送給了7位日本語老師。她們都非常高興，並詢問怎樣能知道更多的消息。我告訴他們可以在互聯網上查到。
看著她們高興的樣子，我真是由衷的高興，是師父在幫助我，使效果這樣好，同時我也明白，講真象、講真象，就是要講的，這是在除惡！在另外一個班，我也同樣給了日語老師每人一張光碟，並做了簡單介紹，同時也給了那名香港人和一名中國人光碟，並向他們講了一些情況。我發現，當我用心講給他們真象，送給他們真象資料的時候，他們都是那麼高興的接受。
在國內講真象，送給別人光盤的時候，我總是雙手送上，感覺是把無比珍貴的東西送給了別人。我想別人的心裏能感覺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