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因為他是一名法輪功學員,戴志珍的丈夫(陳承勇)在中國遭到(江澤民)當局綁架、折磨和虐殺。法輪功是一項集動功、打坐和信仰為一體的功法。為此,記者Stephen Moss採訪了戴女士。
戴志珍愣愣地看著攝像機,她兩歲的女兒法度則很活躍,和攝影師配合得很不錯。對法度而言,這是件新鮮事,是她目前還難以理解的環球旅行的一部份。對戴女士來說,這是她致力要做的事。39歲的她已成了已故丈夫的代言人,她認定要讓全世界知道她丈夫是怎麼死的。
戴女士出生在中國。1987年她前往澳洲留學,1992年取得澳大利亞公民身份。「我內心深處一直在尋找著甚麼,」她說。「中國的歷史很悲慘,我不想重走我父母的老路。」然而在西方她也沒能找到她渴望的東西,1993年她回到中國,成為一名法輪功學員。法輪功集動功、打坐,道(也叫法)和信仰為一體,在90年代風靡中國,吸引了上億人。
她說法輪功使她變了一個人,變得體貼,有愛心,輕鬆。她也愛上了一名叫陳承勇的男士。陳的父親曾患致命的腎病,剛開始煉法輪功,病就被奇蹟般地治癒了。這個奇蹟使陳承勇和姐姐陳承燕也開始修煉法輪功。1997年戴和陳在一次法輪功心得交流會上相遇並很快結了婚。
他們在臨近香港的廣州定居。陳是一家國營造紙廠的電工,已在那工作了十年;他姐姐在同一單位工作了18年。在90年代,中國政府容忍法輪功的存在,但隨著修煉人數不斷增加,XX黨開始懷疑法輪功會威脅它的政權。1999年6月,(江澤民)政府將這個融合佛道兩家尚在發展中的信仰打成反革命並取締了他。陳和他的姐姐也將被推到政治舞台的第一線。
戴說:「1999年當迫害剛開始的時候,我丈夫去北京請願,想告訴政府法輪功使我們全家受益非淺。他隨即就被抓走,被關押了15天。在此期間,警察打他,還叫別的犯人打他。他姐姐也受到了相似的遭遇,因為她也去北京請願。她先被關在北京一地下拘留所,後被轉移回廣州,繼續關了15天。」
雖然後來兩人都被釋放了,但迫害還只是剛剛開始。戴說:「政府部門命令我丈夫單位的領導開除煉法輪功的人。如果不照辦,領導自己就要被開除。我丈夫和他姐姐不答應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結果他們都被開除了」。
即使這樣,他們也不放棄信仰,廣州負責鎮壓法輪功的辦公室的手段也越來越嚴厲。「2000年7月,我丈夫和他姐姐同時被綁架。我們和姐姐不住在一個區,但他們在市辦公室的同一道命令下被綁架,同時失蹤。我不知道丈夫的生死。三星期後他被放回家。他遭到洗腦,一連七天不讓睡覺,連一分鐘都不讓睡。他被迫看宣傳節目。他一困,那些人就踢他,打他,潑涼水,使出一切手段不讓他睡覺。他們說如果他不放棄法輪功,他們就沒完。」
陳認為他們的威脅是真的,所以此後很少在家。但2000年12月,他帶妻子和女兒去北京抗議這場持續的鎮壓。那時已有數百人被虐殺,多數死於酷刑,成千上萬的人被關進監獄和精神病院。這次北京之行是他的最後一次請願。
「我丈夫在天安門廣場打開橫幅」,戴女士說,好幾次她眼裏充滿了淚水。「他立即被捕,被帶到天安門派出所;那天1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關在那裏。他拒絕說出他的姓名和住處,因為他以前這樣做曾給家人、單位和街道帶來麻煩。」
「他被送到北京附近的延慶看守所,並遭酷刑。他被毒打電擊。他們想讓他說出姓名和來處。他的狀況非常糟。那些人怕把他打死就放了他。他回到旅館找到我和女兒,我們坐火車回到廣州。但4天後他又被綁架。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6個月後(2001年7月),他的屍體在廣州郊區一所無人的茅棚裏被發現。他姐姐去認了屍體。他父親無法承受這一打擊,很快便辭世。」
當她丈夫的遺體被發現時,戴不在中國。中國不允許雙重國籍,所以戴女士加入澳大利亞籍時便不再是中國公民。2001年上半年,她的簽證到期,中國政府不再給她續簽。「在陳失蹤時,離開中國不是件易事,」她說,「但簽證到期了。我仍希望丈夫有一天會回來。」
她被迫回到澳大利亞,並從法輪功網站上得知丈夫的死訊。她的嫂子被判兩年勞教,被關在廣州槎頭島勞改營:她被剝奪了見家人的權利,連探望臨終的父親和出席他的葬禮都得不到同意。
戴女士想回國取丈夫的骨灰,但她被拒簽。從那時起她開始了揭露中國(江澤民)政府的迫害的歷程。「我帶著女兒到各地尋求幫助」,她說,「8個月後,澳大利亞外交部幫我帶回我丈夫的骨灰。當我去取骨灰時我通知了媒體。我告訴他們我需要他們的幫助讓全澳大利亞知道中國(江澤民)政府僅僅因為老百姓的信仰而虐殺無辜,。」
她說她的故事並不特殊。「成千上萬的家庭有相同的遭遇,但他們沒機會說出來。我去在日內瓦的聯合國,請他們幫助制止這場迫害。一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我丈夫只是其中的一個。」她說她的做法使她嫂子的處境更加艱難,但她不能再沉默下去。「公諸於世是唯一能制止鎮壓的方法。」
戴女士的母親仍在中國。但她的電話被竊聽,她們從不交談。「我不想給她惹麻煩,」她說。
戴女士邊說邊落淚,而法度在房間裏蹦蹦跳跳地玩得挺開心。但戴擔心她丈夫的死給女兒造成的影響。「我不知道該如何告訴她發生了甚麼,當她問,『爸爸呢?』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我不知道這個駭人聽聞的事會怎樣影響她的一生。」也許應該說這恐怖統治會如何影響她祖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