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男子足球隊,在本屆世界杯中進入四強,舉國歡騰,民情激昂,整個民族在紅魔啦啦隊捲起的紅色狂潮中也正在經歷一場愛國激情和公民自強、公民自律的洗禮。
儘管在四強賽中,韓國以一比零負於德國,這是還沒有因激情喪失理性的全體韓國人所預料的,因此舉國上下仍然激情高亢,沒有任何鬧事失態行為。韓國仍對與土耳其爭奪第三名獲勝,信心滿滿。全國性的嘉年華會,全國性的盛大勝利節日,使得南韓人民的公民自尊以及民族自豪,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最令人驚嘆的是,百萬民眾聚會散開後,人人都把自己邊的廢物髒物帶走,沒有留下一點紙屑和廢物,廣場上明淨如鏡。這種集體的愛國激情中,所產生的高度提升的公民自強、公民自律精神,曠世罕見。
大韓民族即朝鮮民族,吃苦耐勞,具有很強的群體合作精神和民族向心力,公平正直,剛強耿直。對此,筆者有切身體驗。從17歲至20歲,筆者在中國大陸東北長白山的一個朝鮮族村子度過了三年的種田伐木的勞動和生活的時光。這些父母或自己在二戰結束前直接來自韓國(朝鮮)的農民們,絕大多數都很純樸,他們在總體生產力和文化教育素質方面,普遍高於當地漢人。他們在國籍上已是中國人,但是在勤勞以及文化習俗上,還保有朝鮮(韓國)的傳統。
最讓我感動的是,在那個政治嚴冬的時代,朝鮮族農民對人的評價標準,不是政治化的標準,他們普遍具有公正正直的性格。在他們的心目中,生產勞動好,人品好,是唯一標準。同時他們注重文化教育。誰喜歡讀書,「有文化」,他們自然就對誰有好感。我曾經連續三年被生產隊的農民們選評為「優秀社員」、「優秀知青」,插秧農忙季節因為背大秧筐還被評為16分的最高分。但是,農民的聲音,常常不是公社黨委書記和黨委會的意圖。1971年,因為筆者的家庭「歷史問題」以及親屬曾當過右派的背景,朝鮮族農民選上我去招工的機會,就被斷然剝奪。1972年,在有一次短期師資培訓後當中學教師的機會來到時,他們沒有繞過「曾被公社否定過」的我再去選別人,還是執意一定選出我,他們一定要送走我。這種朝鮮人(韓裔)式的倔強,使我人生有了一次重大轉折的機會。用他們的話說「幹得好的一定要送走」,這也是對還留在那裏的知青「要好好幹」的一個勸告。他們的是非標準很簡單:不管你的爹媽是不是共產黨員,不管你的爹媽是不是共產黨幹部,不管你的出身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只要你個人表現好,吃苦耐勞,為村裏的農業生產拚命勞動,你就是擁有更好人生機會的人選。
三十年後,回想人生這段歷程,再看韓國隊以及韓國人在亞洲捲起的強勁韓風,筆者深深感到,中國大陸隊落後於人,不僅僅是球技問題,毅力問題,拚搏精神問題,而是民族文化的問題,而是在整體精神層面有問題。這是一個時空概念非常複雜的議題。(原文載於世界日報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