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讓我受益，我為大法直言

【明慧網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 　　從80年代中期，我就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由於肝臟不好，導致免疫功能低下，三天兩頭跑醫院，稍有個風吹草動就感冒發燒鬧肺炎，幾乎每個星期都得上醫院，藥片不離身，一把一把的吃，有時中藥西藥一齊上，不行就得打針，一打就是十天半月，真是苦不堪言。後來單位不景氣藥費報不了，只好用親朋好友的名字拿藥，一次就得幾百元，花錢費時不說，給工作、給家庭、給生活帶來諸多的不便。為了鍛煉身體不惜重金曾學了多種氣功（至少不下五種），到處找氣功師看病，花了很多的錢，但都不見效果。94、95又開始跳迪斯科，運動量雖然很大，可身體並沒有好轉。各種醫療方法都用了（包括頻譜儀、按摩器等）終不見效。不健康的身體，加上單位又不景氣，給我帶來了很大壓力，造成我精神和經濟負擔都很沉重。

　　96年5月15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我有幸得到李老師的高深大法，通過看書使我明白了法輪大法是一種修煉方法，而不是祛病健身的一般氣功。從此我走上了修煉的路。得法後，我如同禾苗盼到甘露，如飢似渴的讀老師的書，努力按照李老師書上的要求去做，堅持學法煉功，我的身體得到了淨化，心靈得到了昇華，沒有了壓力、沒有了煩惱、沒有了痛苦，心境快樂而祥和。從得法的那天起三年多來沒吃過一片藥，沒去過一次醫院，徹底告別了醫和藥。為企業、為自己節約了很多的醫療費用。修煉後，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活著的真正意義。李老師教我們做好人，做高尚的人，做健康的人，做一個無私的完全為了別人的人。我身心發生的顯著變化使我真正悟到法輪大法的巨大威力，我工作的輕鬆愉快。

　　97年廠裏破產，新單位接收後我本符合內退條件，但當時因生產需要領導要我留下繼續工作，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別人都說，你真傻，退了再找一份工作不比在這兒拿錢多呀，就是不找工作也落個清閒自在。當時我首先想到的是企業而不是自己。留下後首批上生產線的80台單筆血流圖機，當時車間90%多的人都沒幹過這種產品，我即要完成焊接難的工作和自己的生產任務，又要插空指導裝配班的一些工作，我只是一個工人，不是技術指導，但我盡了我100%的力量，同車間的兄弟姐妹一起努力，終於按時完成了生產任務。當車間內勤後，我除幹好我的本職工作外，從不在辦公室坐著，哪裏需要我就到哪裏，而且還要幹快、幹好。我用大法嚴格要求自己，從不與人計較甚麼，努力幫助車間主任做好工作，站好了最後一班崗（我已退休）。

　　在家裏我也同樣：李老師在《轉法輪》一書中指出：「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應該的」。我按李老師書上的要求去做，不但孝敬自己的老人，對公公婆婆也同樣孝敬，與家人和睦相處，包括雙方的親朋好友。生活上關心丈夫，做好家庭的後勤部長，使他把自己的工作做的更好。教育好一雙兒女盡自己做母親的責任。搞好家務把家裏整理幹乾淨淨。而並不像媒體中報導的練了法輪功就甚麼都不幹。甚麼跳水呀、跳樓呀、剖腹找法輪呀，那些都是電視台瞎編的。

　　4.25以後，7.20我兩次去北京，說實話，如果我為個人的得失，我不會去北京，正因為我修煉了，師父教我們做好人，對社會負責，對人負責，在任何環境下，在任何壓力面前，都要做到真善忍，要講真話，所以捨家棄業，不顧個人得失，進京上訪。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受黨教育多年，我們黨的一貫政策是「實事求是」，毛主席說：「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親口嘗一嘗。」我要向黨講真話，我真正嘗到了學大法的甜頭兒，我身邊的太多太多的大法弟子親身的體驗和他們身心發生的實實在在的變化，法輪大法真的是福益社會，福益人民，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處於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熱愛，我以一顆赤誠的心用憲法賦予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向政府反映自己修煉大法的真實情況，這樣我覺得才對得起黨對我多年的教育和培養，才符合我們黨「實事求是」的作風。

　　我熱愛我們的祖國，我以一顆赤子之心向政府盡忠言，不要相信那些謠言，否則你們會被科痞、文痞、氣功痞搞得不得安寧，真正不穩定的因素是他們，是他們在製造廣大人民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危險的是他們，我忠心希望政府所有的各級領導，在你們的工作之餘，百忙之閒，不帶任何觀念地看一看《轉法輪》就明白法輪大法對社會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他將對我們國家大局穩定，祖國的建設發展，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註﹕我上有80多歲的老父親和體弱多病的公婆，下有一雙尚未成年的兒女，和一個別人都羨慕的美滿家庭。我很清楚，我寫這封信的後果是甚麼，但是為了這宇宙大法，為了真正使我們中華民族不遭受損失，我應該仗義執言。

大陸大法學員 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