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拉格受害者

——Irish Times:The victims of China's gu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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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3月12日報導〕愛爾蘭時報2001年3月11日刊登米瑞艾姆.多納候(Miriam Donohoe)從北京發回的新聞特寫,標題為:中國古拉格的受害者。

(註﹕古拉格:前蘇聯的勞改營、集中營)

文中寫到,正如一位在都柏林讀書的年輕人發現的那樣,在中國,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可能發現你被送入勞教所中。

趙明先生,一位已經在都柏林Trinity學院攻讀了九個月計算機科學課程的碩士研究生,

自從1999年12月回到中國探親訪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愛爾蘭。

在趙先生寒假快要結束的時候,這位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到國家信訪局抗議對法輪功精神運動的鎮壓而在北京被逮捕。

數天後,他被保釋,但是他的護照卻被沒收,他被告知只有當他寫出書面協議,保證不再對政府的法輪功政策投訴時才可以歸還護照。趙先生拒絕了。

沒有了護照,他無法回到都柏林,但是他在北京找了份工作。5月13日,這位30歲的男子被跟蹤至一名法輪功修煉者家並被逮捕。從此他音信全無,直到數月後,他的家人發現他被關押在北京郊外的大興縣勞教所中。

根據各種報導,看守用電棍毆打趙先生,他每天只被允許睡兩個小時。有一次,看守試圖強迫他寫反法輪功的材料,當他拒絕時,他幾乎被毆打致死。他的同學在都柏林舉行了「釋放趙明」的集會,並請求北京政府釋放他。但毫無效果。

趙明先生(的經歷)並非獨一無二。人權團體說在中國數百個勞教所中,未經審判被勞教的人可能有數百萬。中國當局辯稱,任何時候羈押人數都沒有超過26萬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瑪利・羅賓遜女士(Mary Robinson),本週將北京使用具有爭議性的勞教所問題擺上桌面。在與中國直言不諱的較量中,她要求中國拋棄這個「從一開始就是任意」拘留的系統。她還表達了對大量被拘捕的法輪功成員的擔憂。羅賓遜女士的介入並未被中國所接受。

特寫說到,過去勞教所主要用於對付輕微犯罪,尤其是吸毒者和妓女,現在越來越多地用於壓制政治異見者,以及數千名大膽的宗教變節者,比如趙明先生。

監獄工廠、拘留中心以及勞教所是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他是模仿蘇聯的古拉格,作為懲罰和改造犯罪分子的一種方式為國家所用。

該系統最初用來懲罰沒有甚麼重大罪行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和一些拒絕完成指定工作的遊手好閒者。隨後,各種輕微犯罪都被列入。

警察有權將違法者送去勞教。任何人可以不經審判或適當的法律程序被拘留三年。僅僅與一個當局不喜歡的組織有關就足以導致勞教。

法輪功說全國有5,000名成員被拘留在勞教所中,其中有100多人被折磨致死。

一直有一些關於囚犯遭受殘忍的,污辱性的虐待和酷刑的令人髮指的報告。人權組織年復一年地對這些踐踏人權的行為予以批評。最近,國際特赦組織和美國國務院強烈譴責勞教所。

許多中國法律專家指出,勞教系統具有深刻的缺陷,是通過一系列不一致的決定發展來的,該系統從未按照最近的法制改革的要求,由全國人大在一部綜合性法律中予以認可。

在最近一次採訪中,周國慶(音譯),一名律師與勞工活動家,講述了他在1994年被關押在靠近俄羅斯邊境的黑龍江省雙河監獄農場的經歷。他當時正打算派發一些印有口號「勞動是神聖的」的T恤衫,並用此以退為進的努力來維護工人的權利。他說同室關押的主要是年輕的小偷,半夜行竊的竊賊和打架鬥毆的人。他說,「再教育」包括「被關進很小的囚室,遭受電擊或毒打。」然後被勸說寫自我批評,說自己得到了改造。

他說,囚犯每天還遭受另外一種野蠻的折磨:在早飯和午飯之間,午飯和晚飯之間這個時間裏不准上廁所。

還有一些前囚犯講述的關於過度擁擠,惡劣的食物,以及在農場、礦區和監獄工廠的流水線上每天工作12小時的報告。

當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時,世界的目光注視著中國。在它力求贏得承辦奧運會這一殊榮時,它的惡劣的人權記錄是一塊揮之不去的陰雲。瑪利.羅賓遜承認,本週中國看起來真誠地討論關於輕微犯罪懲罰以及它的人權記錄問題。

但是她也考慮了她訪問的時機,正好選在有影響力的奧委會考察團結束了五天的,對北京做為世界最大的體育盛會的舉辦地的評估。

「我確實考慮了這個因素,」羅賓遜女士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對新聞記者們說。

當國際奧委會上星期天離開北京時,從市區到機場沿線的公路上擺放了色彩絢麗的絲製花卉。

當羅賓遜女士星期三離開北京時,花都不見了。奧委會考察結束,這些花就不留給市民觀賞了。

是否中國對羅賓遜女士關於人權的承諾也會像這些人造花朵一樣,還是言出必踐?只有時間可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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