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甚麼參加國慶升旗儀式
——兼致海外華人的一封公開信
來自一個政府的恐怖
首先，我是CSSA成員和中國公民，參加國慶升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實上我也在聚會中結識了一些朋友。其次，我知道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的官員要來，我覺得可以借此機會向中國政府溝通並向大家講清法輪功在中國被殘酷迫害的真象，呼喚正義和良知，幫助早日結束這場災難。所以我們幾個就來了。我太太身著法輪功T恤，向中國政府官員發出一個明確的呼籲：「停止迫害！」
有人問：「為甚麼？真的那麼緊急？非得在國慶升旗時？你到底愛不愛你的祖國？」
對！真的有那麼緊急，我也愛我的祖國。請容許我解釋。在2001年8月的聯合國促進與保護人權委員會第53屆會議上，國際教育發展組織(IED)發言上指出：中國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一種針對本國人民的「國家恐怖主義」。為甚麼？
想一想可憐的12歲小女孩劉思影和她母親劉春玲吧。母女倆不是法輪功學員卻被騙製造天安門自焚現場以達到幕後操縱者的險惡用心：激起中國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為防陰謀暴露劉思影事後被滅口死於醫院。劉春玲則被當場打死於天安門廣場並被渲染為「自焚致死」。IED的發言指出，「正如『國際先驅導報』八月六日報導，連中國政府都承認施行酷刑折磨以消滅法輪功的政策。中共當局並企圖以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焚事件為證據來誣陷法輪功。然而，我們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錄像分析卻表明，整個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導演的。我們現有該錄像的拷貝，有興趣者可來領取。」(有人問『誰會傻到以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以致被騙自焚？』欲知詳情，請向當地法輪功學員索取IED提到的CCTV「焦點訪談」自焚事件的錄像分析，或觀看網上的錄像分析或文字圖片說明：https://falun-co.org/zf)面對國際社會對殘酷鎮壓法輪功的指責，中國政府歷來都要百般抵賴的。然而這一次，面對凜然的正義之聲和確鑿的證據，中國代表團噤聲不得，連抵賴的機會都放棄了。
請想一想陳子秀女士的被害。《華爾街日報》記者伊安.約翰遜在2000年4月20日發表的題為「修煉法輪功是一種權利，陳女士說，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天」的文中說，「在陳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棄她對法輪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輪警棍打擊後幾乎失去了清醒意識的情況下，這個58歲的老人還是堅定地搖了搖頭。暴怒的地方官讓陳女士赤腳在雪地裏跑。據其他目擊這一事件的監獄中的人說，兩天的折磨使她的腿嚴重淤傷，她的短短的黑髮上粘著膿和血。她在外面爬，嘔吐並因虛脫而昏倒。她再也沒有恢復知覺，並於2月21日去世。」
再請看一看於秀玲女士之死。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10月1日報導說，「遼寧省朝陽市32歲的婦女於秀玲因修煉法輪功被關押。9月19日她被酷刑折磨奄奄一息之後被公安分局自四樓窗戶扔下活活摔死。」為了掩蓋酷刑折磨的罪行，警察當晚12點左右就匆忙將於秀玲的遺體送去火化了，並偽稱是「自殺」事件。
IED的發言說，「聯合國『關於酷刑折磨』的特派專員在她最新的年度報告中指證了中共當局對成千上萬法輪功修煉者的拘捕和折磨。聯合國『關於非法、任意或集體屠殺』的特派專員，『關於對婦女暴力』的特派專員也做出了類似的指證。我們正在整理的證據表明至少有五萬名法輪功修煉者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或精神病院裏，至少數千人遭受毆打並有很多人被折磨致死。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兩年多的殘酷鎮壓中，為使法輪功學員放棄對於「真、善、忍」的信仰，當局採用了超過40種酷刑，包括以竹籤或其它利器刺指甲和婦女的乳頭；強迫不讓睡覺，有時達幾週；強迫注射毒性或損害神經系統的藥物；對婦女電擊陰部，強姦，以及將女學員扒光關入男牢，等等。在兩年多來的殘酷迫害中，已有300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有人說，「如果你熱愛祖國，就應該在中國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應該在國際上張揚，家醜不外揚嘛。你在損害中國的形象。」
對說這話的人且不說其道德良心置於何處，起碼我可以看出概念的混淆在此起的作用。大家知道，有些美國人不滿布什政府，可他並不是不愛國。「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政府」作為一個政府，和「中國人民」作為人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儘管有時我們用「中國」統稱其中任何一個概念，但其實在不同場合具體有不同所指。當相信「中國」等於「中國政府」等於「中國人民」時，為了維護自己，有人就盲目地為政府所做的錯事辯護。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由「中國人民」組成的，具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這和具有50年歷史的中國現政府是兩回事。
至於說「損害中國的形象」，這是中國當局利用概念的混淆掩蓋其罪行的常用藉口。說到「家醜不外揚」？我想問一句，有誰會尊重一個不顧事實而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或一個矢口否認納粹集中營和毒氣室的德國人？他難道是在維護自己祖國的形象嗎？
反過來說，你難道不尊敬那個攝製羅德尼.金（Rodney King）被洛杉磯警察毒打場景的美國人嗎？他損害了自己祖國的形象嗎？你難道不尊敬那個揭露斯大林對前蘇聯人民犯下的恐怖暴行的薩克嘉羅（Sakharow）博士嗎？他損害了自己祖國的形象嗎？你難道不尊敬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納爾遜.曼德拉嗎？他損害了自己祖國的形象嗎？你難道不尊敬揭露緬甸政府對緬甸人民暴行的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i）嗎？你難道不尊敬那個揭露柬埔寨屠殺場的柬埔寨記者嗎？…中國就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國家。當有人企圖掩蓋那些對中國人民的暴行時，有誰會相信他是一個愛國者？
天安門廣場上的勇氣
其實，法輪功學員並不反對中國政府。我們只是尋求正義，希望中國政府改正其錯誤，結束對人民的虐殺，結束這場對人民的災難。然而，還有更重要的，容我後述。這些就是兩年多來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冒死上訪，進諫於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的目的。由於所有與政府溝通的渠道從1999年鎮壓一開始都被堵死了，許多法輪功學員被迫走上天安門廣場表達他們的訴求。請看這些場景：
白天，天安門廣場。一小群人匆匆走進廣場，作出煉功姿勢，雙盤打坐，或展開「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日復一日，他們從不間斷，其中有年少的也有年長的，有受過教育的也有目不識丁的，有富人也有窮人，有男也有女，他們向中國政府呼籲停止迫害他們的精神信仰：法輪大法。有時候幾百個人一起來，有時候甚至上千。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等待他們的是野蠻的迫害。他們可能會失去一切---住所、工作，面臨逮捕、折磨甚至死亡--只為捍衛他們對「真、善、忍」的信仰。一群普通百姓不懈地向世人講述法輪功的真象；和他們對抗的是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他們手無寸鐵，無私無畏地和平上訪進諫；和他們對抗的是政府高壓統治下的的暴力機關。可他們無所畏懼，毫不氣餒。因為他們懂得「真、善、忍」堅不可摧的力量。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只是為了自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你，為了我，為了千千萬萬善良的世人；為了更美好的世界，一個充滿了和平和正義的世界；為了「真、善、忍」能照亮每個人的心靈。
在兩年多的瘋狂鎮壓中，面對難以想像的酷刑折磨，從沒有一個法輪功學員還手報復或以任何方式訴諸於暴力。在逆境中他們始終面帶微笑，哪怕面對狂風暴雨、雪雹冰霜。他們以修煉者的大善大忍承受這無名苦難，他們甘願為「真、善、忍」犧牲一切。一位女學員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在被關押的日日夜夜裏，我每天面對的不是警察就是犯人。警察憤怒時拍桌子，厲聲大叫不讓我睡覺。犯人們管我叫新來的，整日厲聲惡語，讓我躺在濕淋淋的地上。還讓我在房頂滴漏污水的地方睡了兩天。我一直牢記著師父的教誨：『別人可以對我們不好，我們不能對別人不好』。『善者慈悲心常在，無怨無恨，以苦為樂』。」
在拘留所、勞教所和監獄裏，每一個法輪功學員都曾面臨抉擇：只要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他們可以馬上獲得釋放或減刑。他們本來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學籍，黨票，工作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被抓進各種各樣的拘留所，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在各地流離失所，餐風宿露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免於起訴，不必在監獄裏飽受折磨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被毆打致殘，甚至失去寶貴的生命的，如果他們說假話。說真話的代價是那麼的巨大，說假話的誘惑是那麼地強烈，可是，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前者!
法輪功學員們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昭示，即使在最嚴酷的環境下，無論以多麼大的代價，人們都可以保持對真理的堅定信仰而不動搖。他們以不懈的和平抵抗展示了「真、善、忍」的崇高和偉大力量，而相比之下仇恨和暴力是多麼的渺小。
良知的麻木正在侵蝕著一個民族
有人說，「你們為甚麼不忍一忍呢？我們中國正處在發展階段。我也不喜歡中國政府。可現在中國經濟正在飛速發展，為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了祖國的富強，不讓你們煉你們就別煉法輪功了吧！」
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糊塗和危險的論調了。「忍」決不是對邪惡的縱容！那是犯罪！那是對「真、善、忍」的褻瀆！你怎麼可能容忍謀殺？經濟發展也絕不能成為虐殺的藉口！二戰前的納粹德國也曾把經濟發展置於首位。在希特勒的統治下，納粹德國的經濟曾飛速發展。馳名全球的「大眾」汽車、世界第一條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親自抓的項目。戰前德國的核科技也是數一數二的(後來美國的原子彈計劃「曼哈頓工程」中的許多傑出科學家原來都在納粹德國工作)。納粹治下的柏林甚至舉辦了1936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可回顧這段歷史，又有哪個德國人今天會為當年納粹德國繁榮的經濟發展而感到自豪呢？
一百多年來我們中國人一直做著強國之夢，夢想著中國能夠強大起來，中國人能夠自豪而有尊嚴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可是為了這個夢想，還有比經濟發展更重要的因素。誰都承認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中的高速增長。可是請比較一下中國現在和十年前的社會狀況。和十年前相比，社會犯罪率是急劇增加了還是減少了？貪污腐敗問題、假冒偽劣產品、坑矇拐騙行為是急劇增多了還是相對減少了？賣淫、吸毒、愛滋病、黑社會犯罪等等社會問題到底是急劇增多了還是相對減少了？每個人問問自己，和十年前相比，如果今天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獨自一人走夜路，你會感到更危險還是更安全呢？
所有這些社會問題都可歸結為一個原因：社會的道德敗壞。在「發展就是一切」的口號下，社會整體的道德水準卻在急劇下滑。我最近讀到這麼一則新聞(齊魯晚報)，兩劫匪洗劫鄒平縣城內一家酒水批發行，一位青年見義勇為與劫匪搏鬥，眾多圍觀者中卻沒有一人站出來阻攔劫匪或撥打報警電話。最後這位青年身受16處刀傷，在兩劫匪逃跑後，才得以用沾滿血的雙手顫抖著撥打了110，報警之後暈倒在地上。
類似的還有，《兩小學生被江水吞噬，卻有多人選擇沉默》(6月19日東方網)，《三惡人當街凌辱少女，上百人圍觀無人制止》（6月12日《華商報》）......
相信大多數人都同意，這樣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少見。問題出在哪兒呢？我說就是社會良知的麻木和道德的冷漠。這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良知可以摧毀一個民族！面對不公、面對罪行、面對邪惡，我們太多的國人沉默了太長的時間了！這冷漠和麻木甚至根深蒂固到了自己都覺察不出來了：「腐敗？黑社會犯罪？執法犯法？噢，我聽得比你還多呢！那又怎麼樣？你能做甚麼？！」其實，社會的道德敗壞每個人都有一份「貢獻」，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反過來說，每個人都有一份責任。試想一下，在前面那個青年勇鬥劫匪的時候，只要有五個人能勇敢地站出來大聲說：「不！」「抓強盜啊！」那可能就是另一個結局了。
道德、良知和人道等等，這些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念。在美國9.11恐怖襲擊後，我們都目睹了社會良知和人道的超越一切種族和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在這個宇宙中，每一個孤立的個人是渺小而無力的。可是正是這些人類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念把我們聯結在一起，撫平我們的傷痛，慰藉我們孤寂的心靈，消除我們的恐懼，讓我們變得更強大一些。所以當我們的任何一部份受到傷害時，我們都感到了傷痛。這，就是這個宇宙教給我們人類的生活法則。
讓我們再回到中華民族的百年之夢：有尊嚴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請想一下，如果一個國家甚至不能兌現其憲法承諾的公民最基本的權力，不論其經濟多麼發達，國際社會又怎麼可能信任和尊重它呢？對於一個沒有信用的國家，世界又怎麼會不以戒懼和疑慮看待其經濟增長呢？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在丟失其國際信譽。
有人相信，當經濟發達了，其它方面會自然地被帶動向前推進。對此我很懷疑。在過去十年中我們都已看到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的是社會道德水準急劇下滑，而且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權力，包括言論、信仰、結社等自由，反而受到更進一步的摧殘。同樣，回顧歷史，我們也看到了二戰前軍國主義日本和納粹德國經濟的發達。其它方面自然地被帶動向前推進了嗎？沒有。所以不存在甚麼自動的權力和自由。
美國人有一句話，「自由是有代價的。」(「Freedom is not free.」)我們中國也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自由是有代價的」
德克薩斯州貝勒醫學院封莉莉教授在1999年12月回中國時曾在深圳市被捕，被關押了13天。她的「罪名」是「擾亂社會治安」，只因為她作為一個法輪功學員，在當地一名法輪功學員家停留了一夜。她在回到美國時談起何以會甘冒牢獄之險而回中國時說，「南達科塔先鋒報的一篇社論說，『在中國，自由被拼寫作，法輪功』……。兩百年前，派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 )說，『不自由，毋寧死。』兩百年前一個美國人為之可犧牲生命的精神，今天仍然值得為之付出生命。」以下是封莉莉教授在獄中經歷的片段。
「這13天對於我來說是值得的，因為我親身體驗到了法輪功對於我自己和周圍人的超常神奇力量--使一個生命發自內心地覺醒。和我囚禁在同一監房的50多人主要是妓女，吸毒犯，妓女兼吸毒，和詐騙犯。她們大都是無可奈何的，都很可憐。妓女大多是被家人、男友，或丈夫逼或騙了賣身的。鴇母為了控制妓女逼迫妓女吸毒。生活的艱辛使她們對社會產生了憤世悲觀的態度。相反，我從前是一個養尊處優、很嬌氣且極有自尊的人。雨果、托爾斯泰等寫的故事雖然感人，對於我來說那畢竟是小說中的虛構。在我看來，妓女充其量只不過是為了錢而出賣肉體的人而已。修煉法輪功前，我的脾氣暴躁而驕橫。我曾因不滿意我的秘書的工作，炒了好幾個人的魷魚。對我手下技術員和博士後研究生經常出言不遜，動輒破口大罵。修煉後我完全變了。但是，我自己也不敢想像自己能毫無怨恨地被監禁13天。我的心中沒有焦躁和不安，只有一片詳和和寧靜。因為我完全為了其他的同監的犯人而難受和流淚，我會盡力而為減輕他人的痛苦，自己的痛楚反而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種從所未有的精神上的昇華和靈的快樂。我看到我變得如此乾淨和美麗，因為我的心中沒有了自我。我心裏明白，這是大法的威力。一天，一位17歲的妓女摟著我問：『莉莉，你是美國的大教授，而我們卻是社會最底層的渣子，可你卻能真正對我們以誠相待。從來都沒人像你這樣把我們真正當作有尊嚴的人看待。請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因為法輪功嗎？如果是，我能學法輪功嗎？」
「在我被監禁的13天裏，大多數人都開始學法輪功。原來司空見慣的毆打、辱罵等減少了好多。到我快釋放時，牢裏三個最兇悍的犯人宣布她們將用法輪功的法理「真、善、忍」來管理牢房。所有的吸毒犯們都沒了毒癮，令人驚奇的是，她們並沒有出現通常戒掉毒品後伴隨的種種症狀。」
「牢房裏幾乎每天都有催人淚下的故事。有一個小妓女在被轉移去勞教時，哭著告訴我說，她將再也不會賣身了，如果有一天她再次被捕，一定是為法輪功。另有一個妓女對我說，當她被釋放時，她也會去北京上訪，告訴政府，是法輪功救了她。還有一個因與鄰居打架被關押三天的人，原打算出獄後用硫酸毀她鄰居面容以滋報復。學了法輪功後對我說，她一定放棄這一復仇計劃。她竟然在被釋放前請求管教多把她關幾天，這樣她可以和我們一起多學一點法輪功。」
「我在心裏為她們的覺醒而落淚。」
「法輪功只不過是一種修者眾多的身心修煉的功法而已。就如我同牢的人一樣，很多人來學煉法輪功只是因為他們能由此成為更好的人。通過口傳口，心傳心，法輪功在傳出後的短短8年中，吸引了世界上40多個國家上億的修煉者。這些修煉者通過修煉提高了道德和健康，成為更好的有益於社會的人。當法輪功被鎮壓時，這些修煉者們的反應自然是和平不懈地抵制，同時堅持遵守『真、善、忍』的法理。」
「在我被關進牢房之前，警察問我有甚麼說的。我回答：『法輪大法好。』」
「警察很吃驚，『你從美國千里迢迢來就為了說這一句話？』審問我的三個警察中的兩個流淚了，問到：『這真的值得嗎？』」
我愛不愛我的祖國？
事實上，法輪功只是一種修煉功法，也不是為了解決任何社會問題的。我們參加這次聚會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呼喚人間的良知和道義，喚醒人們那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良知。因為這冷漠和麻木正在摧毀我們的民族。面對暴力、面對罪惡、面對酷刑和虐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道德良知面前擺放自己的位置。
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發人深省的短詩。尼莫拉曾是納粹的受害者，他在晚年懺悔自己當年的道德污點時寫下的這首詩同樣適用於今天的情形：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
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多麼沉痛的懺悔！可是一切都已經晚了，因為人已身陷納粹集中營了。面對邪惡而作「看客」等於同謀！對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滅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當那些「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發生時，正是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聲，助長了這種惡劣的氣燄，使惡行得以在人間肆無忌憚。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都不僅僅是受害者。英語裏有句成語說，「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
在中國近代的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當權者都成功地運用了「95%對5%」的心理戰術。每次運動的任何一個階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對像，而其餘的95%則是安全的。這就助長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擇手段地加入95%，甚至以犧牲他人為代價，而對於那5%所遭受的痛苦與不公卻冷漠以對，視而不見。然而這5%卻輪轉得非常頻繁，到頭來整個民族都成為屈從於強權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國作家對於文革前後國人的人性作了精闢的論述：「在文革期間，正該是站起來(仗義直言)的時候，每一位公民卻都跪了下去(屈從於強權與迫害)；在文革結束後，正該是跪下去(反思與懺悔面對強權與迫害的沉默)的時候，每一位公民卻都站了起來(控訴與鳴冤)。」文革結束後，全國人民齊聲控訴「四人幫」，把所有的責任都歸之於「四人幫」。卻很少有人能像尼莫拉那樣反思一下自己面對迫害、面對罪惡的所作所為。面對罪惡，整個民族都曾作過「看客」，卻只有作家巴金先生有勇氣將自己置於道德法庭上審判！
今天，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次衝破了這個「95%對5%」的「怪圈」。不是一個兩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不怕當那5%。他們勇敢地站起來，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嚴，為了人間的公義，不論自己屬於5%，1%，抑或是一個人！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人們面對強權的壓迫，多不外乎兩種情形：或如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隱忍求安，甚或吃人血饅頭。法輪功學員對於強權鎮壓不屈不撓的和平抵抗開創了中國的嶄新歷史。他們不願低頭屈從於強權和暴力，不願違心說謊。面對壓迫，他們高昂著頭顱，只為了說一句真心話：「法輪大法好！」儘管他們深知這樣做的高昂代價。這決不是政治！而是關乎道義和自由，關乎人的尊嚴，關乎每個人的道德良心。
昨天，有人在發給大家的電子郵件中談到了馬丁.路德.金，說他領導的民權運動是為有色人種而鬥爭。如果僅僅是那樣的話，我恐怕他不會在今天如此廣泛地贏得全世界範圍的尊敬，超越任何民族與文化。在我看來，金博士的運動是關乎自由、關乎權利、關乎人的尊嚴、關乎人間道義。與此類似，聖雄甘地領導的獨立運動也並不只是關乎印度人民的獨立而已。同樣，今天的法輪功學員面對鎮壓的和平理性的抵抗，也並不只是關乎信仰自由而已。金博士有句名言：「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非正義，都是對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的正義的威脅。」(「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再一次強調一下，法輪功學員並不反對中國政府，但是我們反對這場殘酷的迫害，反對這場由政府支持的非正義的白色恐怖。其實，在我看來，對於中國來說，哪個政黨當政並不是關鍵問題，關鍵問題也不在於新聞自由，法治建設--雖然這些也很重要。試想一下，當面對非正義，面對罪惡，面對迫害，不論是一次搶劫，或是謀殺，還是一場政治迫害，如果每個公民都能勇敢地站起來大聲說「不！」那會是甚麼結果？關鍵，就在每個人的內心之中。
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鎮壓仍在繼續著，成千的修煉者不斷地被非法關押，凌辱，折磨甚至虐殺。在這一片白色恐怖下，卻又有上萬的修煉者堅定地走出來，以生命實踐自己對「真、善、忍」的信仰，呼喚著人間的正義和良知。
他們在「真、善、忍」的和平之路上不屈不撓地走著，無所畏懼，承受著無名的苦難，忍受著屈辱和酷刑的折磨。他們懂得，真正受到威脅的並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利益，而是更崇高的原則，以及人們對其的認知。他們盡自己所有的一切兌現了他們對「真、善、忍」的誓言。
作為熱愛和平和希望人間道義長存的公民，我們感到有責任站出來為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說句公道話，因為他們已被剝奪了為自己說話的權利。
有好幾次，當我向美國人介紹法輪功在中國被迫害的真實情況時，對方在同情之餘問到：「那些中國人為此做了些甚麼呢？」我覺得這是對我的一個暗示，讓我認識到：「是啊！還有多少我的華人同胞們被謊言矇蔽而保持冷漠呢！」所以我就來了，和幾個同修一起參加這次活動，為的是向大家以及向中國政府的代表們發出一個明確的呼籲：「SOS！緊急救援在中國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坦白地說，在來之前我也深知華人圈裏對法輪功的誤解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敵意。我也不喜歡被嘲笑挖苦，我也不願意被誤解，當被指責不愛國時我也會感到委屈。可是當我一想起那些還在中國的拘留所、勞教所和監獄受苦、受折磨的法輪功學員們時，我覺得我心裏充滿了無窮的勇氣，我強烈地感到：我，就是他們的聲音！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他們說句公道話，不論代價如何。僅僅在國慶前的兩週內，又有二十多位法輪功學員被虐殺。我問我自己，如果我不站出來為他們說話，那麼誰來說呢？如果不是現在，那麼又是何時？！
所以我來了。我和太太跟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教育參贊談到中國政府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酷刑和虐殺，談到了「天安門焚人」案，我甚至向他指出了具體細節，如：「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何以在做了氣管切開術後仍能底氣十足地唱歌？」然而他矢口否認所有的事實：「沒有死一個人……沒有打人。」直到我指出1999年我回國期間曾親眼目睹法輪功學員被折磨後的傷痕，而且目睹了警察毒打法輪功學員的場面，他又顧左右而言他了。
我在心裏為他哭泣。其實他明白真象，但卻在欺騙自己的良知，欺騙那法輪功學員們在用生命呼喚的麻木的良知。我不知道，當歷史的這一頁翻過去的時候，當法輪功被平反的時候，他將怎樣面對後輩子孫的問題：「爸爸，當時你都做了些甚麼？」
真的，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告訴人們法輪功在中國被迫害的真象，為了那些承受苦難的法輪功學員，為了每個人的道德良知，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中國，一個充滿和平與正義的祖國。選擇甚麼信仰是每個人的自由，而我們也無意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人。可是面對暴力，面對迫害，面對罪惡和不公，每個人選擇自己做甚麼卻是對自己的生命至關重要的，對每一個他人的生命至關重要的，對我們的子孫後輩的生命至關重要的。
所以，就我所做的，我覺得我和你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我是一個愛國者，我是一個理性的愛國者。
敬禮！
(10/6/2001英文初稿，10/20/2001中文修改稿。)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5/1495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