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醫師：我護法修煉中的一點遭遇

【明慧網2000年9月17日】我叫王霞，原某醫院主治醫師。97年7月起，和丈夫一塊修煉法輪大法，兒子兩週歲零十一個月起也跟著一起學《轉法輪》、《精進要旨》等。我們全家在大法中受益無窮。我們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金向親朋好友左鄰右舍傳播法輪大法，看到他們道德回升，體質增強，我們發自內心的高興。我們修煉者之間的坦誠相待，都很容易溝通並成為朋友，我去輔導員家一塊學法交流，他們為弘法那種幾乎要傾其所有的心情無不流露於言行。

99年4月25日，我雖然沒去北京上訪，可我支持我丈夫和功友們去。7月20日，我市5名大法輔導員被抓，當地政府答覆是：哪也別去找，找也沒用，這是上邊的精神，肯定是和煉法輪功有關。7月21日我們一家三口進京上訪，臨行前，我兒子給我和他爸爸背了一遍「無存」（《洪吟》）。進京後當晚先後被抓，並被遣往保定。在保定大院內，雲集了河北省進京上訪被抓的大法弟子，7月22日早有消息說再不各自自回家可能要掃射，沒有人動。過一會兒院內的人被防暴警察圍住，已不讓出去。之後當地領導來講話說：「你們的事情在我們這解決不了，回你們當地吧！」這就是公民有上訪權利的「體現」？人們當然不甘心，沒有人動。後各地來車接自己的人，用腳踢人，當場打倒者堅強地站了起來，有人高呼：不許打人！也因此而挨打。政府用武力回答了我們上訪的結果：不許上訪。7月22日，因承德沒有車接我們，我們因對政府失望，不知如何去做，就自動坐車回家，在保定車站，我們看到了取締法輪大法的新聞。

回單位後，單位要求我不要上訪、交書、不要組織煉功、要退出法輪大法組織。我當時甚麼也沒答應，後來為保存大法資料，違心地在當地派出所寫了幾個字：「保證以後不再練習法輪功。」此保證成了我的心病，我為此痛悔不已，並暗下決心找機會糾正過來。

99年8月來，局領導通知我去局裏開會，到會的還有其他不煉功的功友，會上局長作了講話，讓我們每人表態，以使組織上報材料。我積極發言，表明了堅修大法的決心，為此，局長雷霆大發，立即叫單位來人接我，並提出幾點要求，最後喊到四點：不許進京、不許再煉、退出法輪功組織、限一週內寫出檢查。回單位後停止了我的正常工作，脫產學習揭批法輪大法的報紙，讓我「提高認識」。面對鋪天蓋地的謊言，我哪看的下，我感到很無聊，我向單位領導講：不要逼我，這樣下去早晚我要走的。99年9月1日晚，我們一家三口毅然離家，臨行前，我給單位留了紙條：「我去雲遊了，從此以後地球上沒有我的單位，沒有我的家……」和我們同去的還有幾個功友，當然奔北京，看看北京怎麼樣，我在內心發誓：「法不正過來不回家，即使蹲監坐牢也不怕。」

我不認路，在北京隨功友們走，在一郊區租房住下，我和其他女功友住在一起，孩子由我來哄。白天找外地功友交流、學法，晚上煉功，我們天天啃涼饅頭，有時連榨菜也沒有，有時熬一盆熱粥，因帶的書不夠用。9月4日我坐車回家取書，被單位領導發現並報警，當晚被抓。

9月4日當晚審問我其他功友的去向，沒有結果，9月5日被送往承德花園村賓館做「幫教」，只要按要求保證不煉，不上訪就放人，因沒做保證，於9月9日被行政拘留，在承德市大老虎溝看守所，家人和領導含淚相勸，也動搖不了我的心。行政拘留14天後轉刑事拘留。刑拘後我們堅持煉功，所長、隊長們告訴號長監控我，如果我要煉功，她要不管、不彙報，就懲罰她，她嚇壞了，我說別怕，我自己的事自己承擔，有一天早晨所長來老虎籠前問：有人煉功了嗎？我怕號長為難，趕緊回答：我煉了。於是所長叫人來：「給她大號腳鐐子砸上。」我被砸上腳鐐子之後，按要求走了大約200米才回號裏，號長她們都哭了，當看到我微笑著，也就忙著給我用布條纏腳鐐子，那布條是我還沒回號時隔壁號長撕了自己的床單做的，所長告訴我：「你寫一份檢查交給李管教，不寫檢查李管教就不給你摘鐐子。」我當然不會寫檢查的，而且仍然堅持煉五套功法。號長她們幫我洗澡、洗衣服，在生活上盡力照顧我。一天，市領導一行及記者們來號裏錄像，避開了我的雙腿，腳鐐子帶了五天，五天之後罰跑步時摘掉了。罰跑步前告訴我們：讓你們把腳跑腫了，穿不上鞋！我們大約一天跑兩萬米，加上一定時間的正步訓練。我的腳磨出了血泡，但一聲不吭，比較艱難的是歲數大的功友，50多的人也要跑，誰要落後就用樹條打，一邊打一邊問，「悔過不？」誰要少跑一圈，以打一棍來頂替。受罰跑圈期間，我們都堅持煉功。那是99年10月1日晚，為施加壓力隔壁號裏煉功後，給她們號長帶上了腳鐐子（號長是常人）手和腳銬在一起，強制在走廊裏走，隊長還說：「你們不善嗎？你們煉功就罰她，你們忍心看著，善心哪去了？」所長把自己的不善加到了我們頭上，我們看到隔壁號長無端被她們懲罰，心裏很難過，就和他們講理，他們不答理我們，為了向他們表明任何方式也阻擋不了我們煉功，我們號的大法弟子都起來煉功了，在上站不下就站在床上，這可嚇壞了號長及其他人，有人驚呼：「快來人，她們都在煉功啊。」所長一行拿著警棍趕到，所長親自揮動警棍打倒了所有的人，我是最後一個被打的，打倒之後我又站起來，再打時就沒倒下。打完每個人所長邊走邊問：「看你們誰還敢煉。」我回答：「我還敢，你要不嫌累就接著打。」她見我面帶微笑，聽我說謝謝她，就楞了，不再打了。其實警棍也已經當場打折了，因新警棍沒及時買回，所以我們跑步挨打的，臨時用樹條，挨打後，我的脖子轉動已成問題，後頸部腫起，呈青紫色，我想性命保住了，沒落殘疾已是萬幸，所以也沒在乎，三天後奇蹟般地好了。挨完樹條，告發我們的室友傷心地哭了，說：「以後再也不管了，真對不起你們。」我們勸著她睡著了。第二天早，仍然被罰跑步，在艱難困苦中，我們寫了一份上訪材料。

刑拘結束，把我們弄到花園村賓館，進行大型「幫教」，有市各級各界領導及知名人士參加，幫教會上，只許聽，不許說，只許點頭，不許搖頭，我要求公平對話，被棒出會場，因怕逃跑又被帶回，聲稱忘了準備手銬。我們夫妻二人同時被拘，兒子都是親朋好友照顧。這時，我見到了兒子，差點沒認出來，婦聯領導讓我為孩子想想，趕快悔過回家。我回答：「這是國家和政府造成的，我沒有罪，沒有過，無過可悔，你們婦聯領導怎麼不替我們呼籲一下呢？」因堅持煉功，在學習班期間，被他們戴上過背銬，沒等學習班結束，就發了一份勞教通知把我們幾個「頑固」分子退回了大老虎溝。順便指出，勞教決定書上有幾處不實之處。

已記不準是哪天，把我們送到了石家莊勞教所女隊，在那裏我們又簽名一份上訪材料，以絕食來等待回覆，因堅持煉功被監控，被罰站罰跑。於1999年年底轉入河北省第一勞教所。在省一所一直是嚴管，有監控人。隊長、值班員為了阻止我煉功，曾把我銬在樹上、籃球架上，有時「背飛式」的銬著，我也挨過隊長的腳踢、嘴巴子。我們煉功，不止是株連九族，其他學員也受牽連，有的因監控效果不令隊長滿意而被銬、被凍、被扣分，能斗膽和我們學煉的更是嚴厲打罵、加期、關禁閉、戴銬子等。

隊長們聲稱，我們是執法者，不能執法犯法，所以要管你們。可有誰不明白，我們犯了哪條法，隊長們大都是在重壓之下懾於上邊的權力，為掙碗飯吃，哪是在執法？希望隊長們及各級執法部門想一想，如果沒有權力的重壓，你們就是這樣執法的嗎？有誰真正地做到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呢？是不是拿「執法」掩蓋著對權力的懼怕、對名利的貪圖呢？不要把責任全推給國家和政府，個人素質也是個問題，當國家和政府出現錯誤時，該如何把握自己？每個人所做所為，都已成為歷史，希望把握好現在。我無心指責文章中涉及到的人，但為寫清楚難免提及，其實我不提每個人也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令我高興的是許多處罰過我的人正在變好，甚至有的幹警經過我們的弘法學起了《轉法輪》。

(註﹕為保護當事人不受進一步迫害，本文使用了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