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法輪功」重大事件紀實

【明慧網2000年11月16日】我今年30歲，是一名有9年黨齡的共產黨員。1996年4月開始修煉，當時我在中國某著名學府攻讀研究生。我自己的親身實踐表明，修煉使我行為端正、身心健康，書中的法理啟迪我的智慧、給了我無窮的力量。

首先讓我回想起的是歷史不應忘記、歷史也不會忘記的一些歷史事件。學過歷史的人，可能還記得吧：宋朝趙構時期曾經有人因為屈從權貴的淫威而在朝廷「指鹿為馬」，「精忠報國」的一代忠良岳飛最終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陷害，到了明朝的魏忠賢宦官專政和明清時期盛行的「文字獄」使得多少人蒙怨受難，及至新中國58年「大躍進」「放衛星」時期無數人被活活餓死，至於「十年文革」時期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上至堂堂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一夜之間竟被打成了反革命……

回首歷史，悠悠中華文明五千年，多少傷心往事不堪回首！

歷史在重演。在即將迎來新世紀曙光的時期，中國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成千上億的善良的修煉群眾在一日之後竟被推向了政府的對立面。（法輪功強調心性修煉，自92年在國內95年在國外弘揚以來，已經從中國大陸，迅速傳到亞洲的港、澳、台、新、泰、韓、日等，澳洲的新、澳，歐美的美、加、英、德、法、俄、瑞士、瑞典等等國家，修煉者上億人，不分種族膚色、社會階層與文化水平。）

悲哉！我中華民族！！

我曾經在北京的東南西北（東便門、公主墳、北京大學、亞運村等地）煉功，接觸了許許多多的煉功人。作為歷史的見證人，作為一個修煉的人，本著對社會、對國家、對人民負責任的態度，特將我所經歷的有關「法輪功」的一些重大事情記錄如下：

1、1998年5月的北京電視台事件：
1998年5月中旬，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科技之光」節目以片面的、不實的「證據」公開詆毀法輪功。何某的所謂「證據」即中科院的一位博士生（註﹕此人與我曾一同在北京大學學習過一次，當時此人給我的印象是不很理智），此人練多種功法出現問題（這與我們「修煉要專一」的要求不符）。北京的修煉群眾看到或聽到此消息後，覺得與事實不符，依據中央關於練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爭論、不報導），遂於週一、週二等自發前往電視台說明實際情況。到週四，我得知在修煉群眾善意的說明下，在事實和政策面前，電視台承認錯誤，此事由此得到妥善解決。

2、1998下半年的《抉擇》事件：
1998年9、10月份，全國一些省市開始播放電視系列片《抉擇》。該片根據同名小說改編，改編時將劇中一個反面的腐敗分子說成是修煉法輪功的。原劇不是這樣的，1999年7.20事件以後《北京青年報》採訪該劇導演，導演也在談話中承認了這一點，說修煉群眾不允許他們藝術加工。後來，修煉群眾去向有關人士說明情況。據查，此劇製作發行單位為公安部下屬單位。

3、1999年4月的天津事件：
1999年4月，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再次販賣在北京電視台發表的同樣言論。此文發表後在天津一些地區迅速產生不良影響。天津修煉群眾依據中央政策和事實自發前往有關單位說明情況。天津公安在上級指示下開始抓人、打人，事態開始發展。修煉群眾準備向上級領導申訴。

何祚庥兩次均選擇在「6.4」前夕的政治敏感時期。

4、1999年4月的「4.25」事件：
在天津已經無法和平解決有關事情的情況下，得知天津事態發展的成千上萬的修煉群眾，自發地前往中南海，準備直接向中央領導直接反映天津公安抓人、打人的情況，請求中央領導責成天津迅速放人。25日早晨，先到中南海的修煉群眾秩序井然地站立在府右街人行道上（開始人行道留有餘地，後因人多遂站滿了人行道）。8點左右朱總理出來打了招呼。25日當天共分三批代表輪流進入中南海與有關領導彙報、研究解決辦法。到晚上9點多鐘，第三批代表與有關領導基本達成共識出來，修煉群眾遂馬上離開中南海。修煉群眾整天保持了一個理智、平靜祥和的態度，沒有標語、口號，沒有任何過激行為，離去時地上沒有一點垃圾（這也許就是後來被視為有組織、令江澤民恐慌、震驚的原因之一）。

事後，政府報導說「4.25」有幾千人聚集在中南海周圍，並說政府未反對過煉功。

5、1999年6月的中辦1999年19號文：
「4.25」事件以後，江氏震怒，給政治局常委逐一寫信。北京開始不允許在長安街沿線煉功、後又發展到不允許在其他一些地方煉功，如在黃寺和公主墳，政府有關部門把車開到煉功場所設置障礙，並用水沖向修煉群眾等。同時，公安部門開始撒播謠言，如5月份期間盛行的「5月X日要到天安門聚集」、「X月X日要到香山集體自殺」等，事實證明這些均屬無稽之談、子虛烏有的事情。某些政府內部開始要求XX黨員等不許煉功，並以下崗威脅。
與此同時，針對一些部門阻礙、破壞煉功的情況，一些修煉群眾遂向信訪部門反映情況。1999年6月中下旬，中辦、國辦兩辦負責人接見部份修煉群眾的談話要點（中辦1999年19號文）出台，文件中申明中央從未反對過任何功法，所謂「不許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練功」等均屬謠傳，希望廣大修煉群眾不要聽信。

6、1999年7月的「7.20」事件：
1999年7月19日下午北京以外煉功負責人被抓，晚上十點左右北京煉功負責人被抓，當天晚上我和一些修煉群眾得到消息。20日早晨，當我們在煉功時，聽到外電報導，全國80多位煉功負責人被抓。於是成千上萬的修煉群眾去西四後庫信訪局反映情況，要求釋放被抓學員。當天，政府動用武警層層設卡禁止群眾反映情況（在府右街，我看到防暴警察也已作好充份準備）。當我千方百計到達西四後庫時，看到餘下修煉群眾已經全被「請」上了一輛大公共汽車，裝得滿滿的。我和小W為了探究情況，於是打的士跟上，到了官園橋大公共汽車逆行超車，我們只好下車。在橋下我們碰到小M，得知小W等熟人被拉到了豐台體育館。下午2點多，當我們趕到體育館後，發現體育館裏已經裝滿了修煉群眾，一堆一片的，士兵、警察、公安等包圍著。後來又斷斷續續的有車開來。下午下起了大雨，善良的修煉群眾主動將雨傘送給士兵們遮雨。

天色漸晚，公安開始強行清理分散修煉群眾。我在較後離開（晚上快10點），上了一輛空調車，車上擠滿了。在我離開時，又有車拉來了人。我們被告知送回家，可是我們發現車被公安的小車指揮著離市區越來越遠。但我們車停下來時，已經是大約晚上11點半，這時我們才發現已經被送到了大興的看守所，一共有4車。開始車門關閉（空調車是全封閉的，自始至終未開空調），不讓上廁所，整車人就這樣呆著。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半個多小時後，開始允許2-3人一批地上廁所，隨後便開始一批一批地審問登記。登記完畢，大約已經將近凌晨1點了，就這樣我們在炎熱的夏日裏，在不通氣的空調車裏，不論是70、80歲的老人，還是十幾歲的學生，一直強制在空調車裏呆著，一直到中午，大家均未進一粒食物。中午，由於車需要安排拉人，我們被安排從車上下來，關進後面的一片空地。期間，很多人向有關人士反映，說我們已經被關押24小時，要求儘快釋放，但無人理睬。

21日中午12點左右，各區陸續有人來接。到朝陽區來接時，仍有一個區未來接人。我們被朝陽區的車接到了朝陽體育館附近的一個小學。下午三點左右，事先被錄製的「教育材料」開始播放，我們突然成了「非法組織」。聽完已經大約下午5點左右，6點鐘我終於回到了家。後來，我終於明白我們這次是「鑽」進了公安部門設計好的圈套。

22日，全國電視、廣播、報刊等一切媒體開始登載上述材料。於是中辦99年19號認定的謠傳一個個成為現實：不許XX黨員修煉，不許共青團員修煉，不許國家公務員修煉……甚至連刑事罪犯都享有的申訴權利也被剝奪：禁止修煉群眾上訪。

7、1997年以來的調查與反映：
1997年以來公安部曾經作過兩三次調查，但並未發現任何實質問題。此後，1998年國家體育總局的調查，以及以喬石為首的調查，均對法輪功作出了肯定。

「7.20」以前，無數修煉群眾通過書信等形式先後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了公安部一局和部份地區公安部門的違法違紀行為，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百位知名人士的「上書」和萬人修煉調查。但是這些反映均是石沉大海。

「7.20」以後，為了說明實際情況，全國各地修煉群眾紛紛前往信訪等部門申訴（這就是後來電視播放成法輪功學員在抗洪時期「圍攻」各地政府的情景）。剛開始，各地公安只在中央與國家信訪部門門前守候，到後來，信訪部門全部演變為公安人員，到最後乾脆連信訪部門的標牌也被取消。所有依法前往信訪部門申訴的人基本上全被公安「接」回去，被看管或關押起來。申訴無門，這就是後來有人去天安門向全國人民說明情況的真實原因，但是修煉群眾在天安門的表現都是平靜和理智的。

在「4.25」以前，美國休斯頓市已經授予法輪功及其創始人崇高的榮譽。在「4.25」以後，美國與加拿大的十幾個城市政府又陸續授予法輪功及其創始人崇高的榮譽。

8、1999年10月的江氏越權違憲事件：
99年下半年，為了進一步打擊修煉群眾，全國人大通過了打擊邪教的法案，該法案列舉了邪教的基本特徵，但並未直接認定哪一個功法為邪教。江澤民在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時，首先將修煉群眾打為邪教。此後，全國各大媒體開始輿論造勢，將上億的善良而正直的修煉群眾進一步推向政府的對立面，將修煉群眾作為敵對勢力加以血腥鎮壓。與此同時，修煉群眾通過英國BBC、美國VOA以及法國《解放日報》向全球人民說明事實真相。後來，有一些第一次參與此事的修煉群眾被關押判刑了。

江氏越權違憲事件發生以後，作為黨員的我按照組織程序反映情況結果招來公安對單位的壓力。99年12月，我碰到一個很長未見面的功友並順便去了她家，結果竟然被無理拘留一週，並簽發了刑事拘留證（被我拒絕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