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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十幾年冤獄迫害 曹迎春舉報江澤民
下面是曹迎春訴述她的部份經歷：
在修煉法輪大法前，我得了肌肉萎縮的絕症，用盡了各種辦法，去過好多醫院都治不好。偶然間我修煉了法輪大法，不知不覺，這種絕症居然好了，從此我便認定讓我健康，讓我從新對生活有了希望的法輪大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功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風雲突變，挽救了我生命，讓我找到人生真諦的大法，卻被江澤民出於小人的妒嫉，在全國發起瘋狂迫害。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抓、被打、被非法關押，甚至不明原因的失蹤。為此我決定去北京上訪，向政府講明法輪功是最正的佛法的真相、為法輪功討回公道。
一、進京上訪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我到了北京。在信訪辦前的馬路上被警察綁架。他們搶走我的背包，翻出我的身份證，把我綁架到天安門附近的派出所，而後轉到牡丹江市駐北京辦事處。當時各地均在北京設立辦事處，堵截到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辦事處強行給我戴上手銬，在板凳上坐了三天兩夜。
之後被牡丹江市陽明派出所姓李的警察等人綁架到牡丹江市鐵嶺看守所。我被關進一個二十多人的房間，陰冷潮濕，吃、住、上廁所都在一個狹小的號房裏。吃的「窩窩頭」硬的能打死人，水煮的少量凍白菜湯，盆底有一層厚厚的泥。加之在駐京辦事處坐了三天板凳，又一路顛簸，我感到體力不支，我便坐在板鋪上打坐調整身體（當時大家都坐在鋪上碼坐），「牢頭」上來打我，不讓我煉功。
次日早晨，我被一女警（李晶）叫出去，威脅我：「不許煉功，再煉就用『小白龍』（一種白色塑料管，只傷皮肉，不傷筋骨，卻非常疼）抽你」！逼問我：「你還煉不煉」？我說：「煉」！她馬上命人拿來械具，在板鋪上定位（用腳鐐定在板鋪上），給我戴上手銬，又戴上十幾斤重的腳鐐。我動不了，上廁所得有人接。一直戴到我被轉押到牡丹江市興隆看守所，途中也一直給我戴著重腳鐐，行走艱難。還對我進行錄像，而後在電視台播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末，我被非法勞教三年，綁架到哈爾濱萬家勞教所。在勞教所那種惡劣環境下，不能學法煉功，我的身體每況愈下。二零零零年一月初，我和一百多名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集體絕食反迫害，要求無罪釋放。被送到哈爾濱萬家醫院，一月十九日以保外就醫的形式回家。
二零零二年二月初我又去北京為大法討公道：「真、善、忍」最高佛法不讓學，好人不讓做，不花一分錢，絕症消失，起死回生，這麼好的功法不讓煉，我在本地上告無門，只好去北京。五月十三日那天上午，我到天安門金水橋上煉功，證實大法好，為大法鳴冤，為師父鳴不平。被天安門武警綁架到天安門派出所，當天被牡丹江市政保科，後改為國保大隊警察綁架到駐京辦事處。在二樓樓梯口遭該警察毒打，他揪住我的頭髮把我的頭不停的往水泥地上磕，頭被磕破了，又用拖布棍往我身上輪抽、猛打，打累了才罷手。第二天陽明派出所警察把我綁架到當地派出所後釋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再次進京，在去北京的火車上被警察綁架，押送到駐京辦事處，然後又由牡丹江市陽明派出所李姓、張姓警察綁架到派出所，第二天放我回家。由派出所一名李姓警察，還有四名街道幹部到我家進行全天監視，看著我不讓出屋。午後她們疲憊的倚在我家方廳門口，我從她們眼皮底下走脫，在朋友家住了一晚（後得知朋友因收留我被罰款一百元）。第二天早上剛走出小區，在馬路上被陽明派出所一群警察綁架到派出所，在陽明派出所，市長張秋陽對我說：「你沒修好，到勞教所修吧」！（是市長張秋陽夥同六一零、陽明派出所把我再次綁架到萬家勞教所）隨後由李姓、張姓警察強行把我綁架到萬家勞教所。
由於我身體狀態不好，直接送到萬家勞教所醫院。在萬家勞教所醫院，我經常受到羞辱打罵等精神虐待，被剝奪與家人見面的權利。一次我女兒和外甥女從西藏千里迢迢，一路輾轉顛簸，滿懷希望來看媽媽，卻被警察拒之門外，一句話「不讓見」。
一次我在上鋪打坐，被犯人崔鳳英看到，她一把把我從二層鋪上大頭朝下拽下來摔在地上。在勞教所裏精神壓抑，又不能學法煉功，我一度出現吞咽困難、嘔吐症狀。（持續三、四個月）身體消瘦，長期臥床。我不想因為我的嘔吐讓和我住一個監室的二十多人受我影響，也跟著噁心、難受。於是我就開始煉功，結果被獄警於方麗打耳光，嘴被打歪，一隻耳朵被打聾。在勞教所期間，我全身長滿膿包疥，全身流著膿水，夜晚難以入睡，每天都在痛癢中煎熬著，發出一點聲音就會被獄頭謾罵。
二零零一年七月的一天，我身體不太舒服，兩天沒吃飯。第三天獄警宋紹慧（己遭惡報被判刑）要給我灌食，他命令一個犯人上鋪來拽我，我從二層鋪上摔下來，腰部、膀胱被摔傷，導致排尿困難。他們不管我死活，姓孫的警察等兩人拽著我的胳膊，拖著受傷的我直拖入另一房間。好幾個人按著我強制野蠻灌食，他們這邊灌，那邊我胃裏翻江倒海似的一直往外嘔吐，吐的滿地都是，髒兮兮的。第二天又把我從監舍拖走，強制灌食。一邊灌，一邊從鼻子口腔往外冒，最後他們放棄了，我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十多天沒大便，小便也困難，八月中旬以保外就醫的形式回家。
二、牡丹江市愛民分局的酷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二月初的一天早晨，陽明派出所所長李偉、市「六一零」人員、國保大隊、愛民分局十幾個警察闖入我家，其中四人直奔我衝過來，兇狠的將我按在沙發上不讓我動，（他們是陳亮、陳先銳、楊濤、崔姓警察）。他們像掃蕩一樣，把家裏僅有的值點錢的電視機、大小錄音機、放像機、影碟機、精緻的手提包（價值八百元）等物品洗劫一空，連一千多元錢生活費也被抄走了，然後把我綁架到愛民分局，刑訊逼供。崔某、陳先銳、楊濤他們往我鼻子裏灌芥末油，往眼睛裏抹芥末油，然後用塑料袋將頭套住封嚴，憋的我痛苦至極，憋至極限再放開，反覆多次才罷手。
當日下午，警察又把我轉移到國保大隊，也就是愛民分局的樓下一樓走廊盡頭一房間，他們對我私設公堂，施以酷刑。警察陳亮、陳先銳、楊濤、崔某等將我按坐在鐵椅子上，腳戴上鐵鐐，雙臂反銬在鐵椅子背後。前面一個拎起腳上的鐵鏈子用力往前拽，雙臂下面不斷的往上加磚使身體呈傾斜平躺狀，我疼暈過去，他們就往我臉上噴涼水，醒來繼續用刑（崔某對我說：這刑下來，人終身殘廢，無一例外。）一下午三次大刑他們也累的夠嗆，連續三天用刑造成我身體嚴重傷殘：腰部骨折，左肋骨折，雙手致傷，雙手腕部呈黑青色，左臂拉傷，感覺像掉下來似的。全身每個細胞都在極度痛苦中煎熬。
我被日夜銬在鐵椅子上，晚上不許睡覺，困的抬不起頭來，一打瞌睡陳先銳等警察就用小棒砸我腦袋，砸的我兩眼直冒金星。
他們還將我女兒扣押，並以此來威脅我：再不說出資料來源，就把你女兒送進看守所。我沒有妥協。女兒在愛民分局被扣第三天時，驚恐至極，一直不停的哭。他們第三天下午才放她回家。女兒受到極大的驚嚇。女兒回家後，擔驚受怕，到處奔波想再到看守所探望我，都被拒絕，精神上受到很大傷害。尤其家人也每天提心吊膽地生活在恐怖當中。造成這一切罪惡的根源就是江澤民。
第四天愛民分局局長喬平突然推門進來，一臉怒氣，沖到我跟前，一隻腳踏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對我吼道：你甚麼都不說，再不說。（他將手中攥著的筆記本舉到我眼前，是我的電話號碼本，裏面有很多同修的電話號。）把小本上的人都抓來。我當時驚恐極了，大腦一片空白。在這種極度的威逼恐嚇下，我怕更多的同修也遭此迫害，就違心的把一個放資料的地方說出來了，做了一個修煉人最恥辱的事，我心裏的悔恨無以言表。可是後來電話本上的同修還是有很多被迫害，有的甚至是全家被判刑。
我被折磨的傷痕累累，一個多星期後被放回家。我傷勢略好轉，愛民分局警察陳亮等人第二次非法闖入我家綁架了我，我當時在照顧病重的母親，可憐的七旬老母親，眼睜睜的看著無辜的女兒又被帶走。我一次次被綁架，給我的親人造成了極大的痛苦與精神摧殘。
被非法關押在牡丹江看守所數月後被秘密審判，早上五點鐘從看守所帶至愛民法院，強加罪名構陷，非法判刑十一年，二零零零年九月被綁架到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因體檢不合格監獄拒收，又退回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野蠻灌食，灌食時三、四個人按著我，灌完食把我戴腳鐐定位在鋪板上。所長於世龍毆打我，我全身無力，行走困難，上廁所蹲不住，生活不能自理，由兩個人架著胳膊坐在桶上。一百二十多斤的我瘦成了七十多斤。二零零三年末我再次以保外就醫的形式回家。
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了十九個月。參與迫害的人：監舍負責警察趙香霞、獄醫溫大夫與三四個犯人、看守所所長於世龍。
三、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遭受迫害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一日多輛警車及一群警察蜂擁而來（陽明派出所姓喬的警察、市六一零等多名人員）到我住的小區，引來眾多群眾圍觀。警察搬來梯子企圖從陽台窗子進屋。女兒剛從外地回來看望我，沒進家門警察就來抓我。
母親再次受到打擊，病情加重。本來我每天去照顧她，知道我被綁架到監獄迫害後，母親受不了這沉重的打擊，病情愈加惡化，於二零零五年去世。母親臨終時未能見上我一面，帶著深深的牽掛離開了人世，我知道母親去世的消息萬分悲痛。
警察們將我雙手背銬塞進警車，我當時有腰傷，痛的翻不過身來，兩個年輕警察都是彪形大漢，根本不管我的死活。我問他們為甚麼抓我。他說「六一零」讓抓的。我被他們直接綁架到看守所。到看守所轉車當天由所長於世龍，警察趙香霞和獄醫溫大夫將我綁架到哈爾濱，說到哈爾濱醫科大學體檢。可是車卻開到了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途中近四個小時，我一直被雙手背銬，腰傷疼痛難忍，我給他們講真相，她們不聽。於世龍指使兩個警察緊緊的把我夾在中間。
我被綁架到監獄當天，就被一個當班的中年獄警關進了小號。他們不顧我腰傷疼痛，將我雙臂反銬背後，腳戴鐵鐐，坐式定位在地鋪上扣地環，疼的我三天三夜不能入睡，那種煎熬猶如萬箭穿心。十月三日獄長劉志強巡號，才將我的一隻胳膊解銬。我才能勉強屈身躺下合閤眼。
我被折磨的蓬頭垢面，雙手不好使，行走困難，上廁所由兩個犯人扶著，上完後她們給我提褲子，生活已不能自理。身體虛弱，感覺以前的病狀又復發了。即使這樣，她們也沒有放過我，在遭受半個月的非人折磨後，被九監區（專門轉化大法弟子的監區）大隊長王曉麗等人帶走進行強制轉化。每天逼迫我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及聽誹謗大法的文章。由四個所謂的包夾犯人看著，妄圖轉化我，我拒看拒聽。他們個別犯人推我、打我。我告訴她們：我的命是大法給我的，我化成灰都不會放棄大法，你們別費力了。幾天後她們實在轉化不了我才罷手。一次我在床上盤腿靜坐，被包夾犯人桑麗從床上拖到地上，又踢又打，另幾個犯人也過來踢我並對我侮辱謾罵。我趁她們不防，突然用力扒開門大喊：桑麗打人了！她才放手，約半個多月後，我被關至病號監區（即十監區）。
在病號監區，我想儘快恢復身體打坐煉功。卻被犯人（組長）修淑芬羞辱謾罵。一次她慫恿犯人打我，另一犯人李桂香在走廊揪著我的頭髮拖到監舍，疼的我全身直發抖。
二零零六年四月獄警指使犯人李慧榮、趙海波、李桂香等人組成「攻堅隊」。經常對我無端迫害，我在走廊上站一會兒也要被強行拖回監舍，非打即罵。
七月十九日早上五點半，我剛坐起來，值崗犯人硬說我坐著影響別人休息。我便到走廊地上坐著，李桂香、趙海波、李慧榮三人衝過來拖我回屋。我不回。她們對我連掐帶打，趙海波還用抹布堵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
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五點鐘，獄警巡崗，我起來看看又躺下了。獄警走後，李慧榮等三人衝我大罵，我向她們解釋。結果又招來一頓辱罵。我喊「法輪大法好」，她們把我按倒在地，對我又掐又打，用抹布堵我的嘴，用膠帶封住。胸部、肋骨三個月後喘氣還疼。刑事犯趙海波叫囂「我們這樣對待你，你去告吧！警察讓我們這樣幹的」。
八月九日獄警清監，專翻法輪功學員，我喊法輪大法好，趙海波等人對我邊掐邊打，趙把我嘴掐出血，拿擦地抹布塞到我嘴裏，然後把整隻手塞進我嘴裏，拽著我腮幫子拖回屋裏，一小時後翻完號才將她手拿出來，我的臉、嘴腫的幾天不能吃飯，趙海波還要拿洗衣板打我，被幾人攔住。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我在床上看大法經文，被李慧榮、李桂香、趙海波看到，衝上床強行按住我，搶走經文，構陷到監區於隊長那裏，把我關押小號十五天。
二零零七年我因修煉法輪大法沒犯法，不穿囚服被迫害。監區趙院長下令，不穿囚服用束縛帶束起來。監區管事犯人高福豔等人將我雙臂強制擰到背後，用一寸多寬的膠帶一圈一圈緊緊的纏住我的手腕，手腕部疼的像被刀割開一樣，感覺血在往外淌。約兩個小時打開後，兩臂不會動，一隻手致傷不好使，一年後手傷才恢復。我被犯人每天強制套上囚服，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四點，用束縛帶束住雙手雙臂扣在床頭，三個月後才解除這種酷刑迫害。
二零零八年五月我被非法關押在十監區，監區不讓學法煉功。我絕食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監區明知道我得過重症肌無力，不煉功根本就不行，卻依然不讓我煉功，強行灌食。刑事犯護士商曉梅心狠手辣，插灌食管插不進去，硬插，結果造成鼻腔大量出血，她們還不放過我，又增加幾個人按著我，強制繼續往裏插，灌完食拔出來的管子全是血。商曉梅見狀扔下灌食管急步衝出監舍，灌進去的食物吐一地，滿地狼藉。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包組獄警命犯人王新華（已去世）強行把我拖到另一側監道二組，我的衣服被撕破、鞋子被拖掉。我喊「法輪大法好」。犯人李丹、李慧榮用膠帶封住我的嘴，然後把我按到床板上，左胳膊綁在床頭梯子上，右腿綁在床尾，綁了一下午，造成肢體損傷。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我在監舍床上看手抄大法書，被包夾犯人陳曉霞打嘴巴子，打完之後又揪頭髮往鐵床上撞，頭被撞起一個大包。
二零一零年二月我因煉功被包夾犯人劉慧瑩、高福豔迫害。她們把監舍十幾個人都清出去，把我留下。劉慧瑩毆打我多時，嘴被掐青出血，往我嘴裏塞髒襪子，不讓我說話，臉部打的青腫，胸部打傷。當班獄警王宏在門窗外看看，一言沒發走了，最後我衝出監舍喊：「劉慧打人了」！她才住手。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一點多鐘，監獄醫院趙院長、隊長戴瑩、王宏等多名獄警領著犯人高福豔、張芳青、邢國輝等十幾人將我（當時正絕食）拖走，搶走我的大法經文，把我關押到監獄醫院三樓一小屋。監區調來兩名包夾犯人對我二十四小時嚴管體罰。每天坐小硬塑料凳長達十一個小時。我絕食已兩個月，體力不支，加上有腰傷，根本坐不住板凳，腰疼的實在受不了我就躺在地上，被兩個犯人抻胳膊拽腿弄起來往板凳上使勁蹾，只要我一離開凳子，她們除了謾罵就是往板凳上按。我時刻都在痛苦中煎熬著。一次我推開窗子喊「法輪大法好」，揭露這樣的迫害，遭到犯人的毆打。七、八月正值酷暑盛夏，我滴水不沾，獄警將我曝曬在陽光下體罰。她們怕我死了，三天灌一次食，我被折磨的半死，這種毫無人性的迫害長達四十多天。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二日我結束冤獄回到家中，我在監獄中被囚禁八年三個月零十二天。
四、講真相再次遭迫害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四點多，我在牡丹江市福民街清福二區向世人發神韻光盤，遭牡丹江市長安派出所警察劉強綁架。晚上約六～七點鐘隊長趙洪偉等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書二十多本、真相幣二百元。當晚近十二點我被劫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絕食反迫害，遭野蠻灌食並遭犯人（受警察指使）揪頭髮打耳光，並且遭受多日定位。腳用鐵鐐子銬在鋪板的地環上，手也被銬在鋪板上，只能躺著）。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我被牡丹江市東安區法院冤判四年。在看守所被剝奪與家人見面的權利與請律師的權利，身體被迫害的很虛弱，幾乎整日躺著。二零一四年六月初被看守所所長等四個警察綁架到黑龍江女子監獄。
在監獄十一監區所謂攻堅監區遭迫害，投監當日我被兩名女獄警架著非常吃力的走到十一監區門口，這時湧來一群年輕犯人和一名走在前面的獄警，其中兩個犯人上前各拽我一隻胳膊，後面一個犯人抓住我兩腳脖子，騰空架起面部朝下抬上了四樓，我腰疼的像折了一樣，全身像撕開似的。我叫她們放下我，腰疼的不行了，獄警、犯人置之不理，我被扔在地上。
在十一監區，我被包夾犯人全天看管，不許隨便出入監舍，上廁所也要跟著。我被兩個包夾犯人看著，強制坐小硬板凳，我坐不住，只好時常坐在地上，有時躺在地上，這樣也不許我上床。我當時走路要扶牆，吃不進多少飯，體力很差，我想煉功儘快恢復身體，晚上起來剛坐一會就被值崗犯人呵斥制止。有一次我早上在地上打坐被高洪君和一個姓夏的犯人毆打，臉部和嘴被打腫，前牙被李姓犯人打活動。
我向當班獄警反映：犯人打我，讓她看我的傷，她沒吱聲也沒管。監區隊長葛雪紅帶四名犯人把我從監舍拖到樓上一個大廳開始折磨我，高洪君及姓張的犯人，（近一米七零個頭）她倆各架我一隻胳膊，我腳尖站地才能和她們平行，我站不住，高洪君使勁往上提，架著我胳膊提上來放下去疼的我一身汗。葛雪紅得意的看著並喊道：你不是要煉功嗎？我說：煉功身體好，你們也受益。我剛坐地上犯人高洪君用腳使勁踢我，一腳接一腳。范秀梅也過來踢我，幾個犯人一塊喊：你還煉不煉？在這個監區你也敢煉功？！然後我又被拽起來，還是剛才那種姿勢兩人架起我胳膊。葛雪紅又叫道：你不是能喊嗎？你使勁喊，不喊都不行！我說我喊「法輪大法好」誰聽了都受益，我開始大聲喊：「法輪大法好」。喊一會我停下來了。葛叫道：喊，不喊不行。我又被高洪君拽起胳膊提上放下不斷抖，范秀梅開始在我身體側面用拳頭不斷擊打我左肋骨（我左肋疼了二、三個月，喘氣都疼）。折磨我近一、兩個小時，疼的我心裏噁心、手抽筋抬不起來，她們折騰的累了才罷手。
接著她們對我強制轉化，碼小板凳不讓坐坐墊，硌的屁股都是硬疙瘩。強迫看污衊大法的錄像。我就喊「法輪大法好」！讓她們停止誹謗大法。被犯人周麗麗、袁謹芳等犯人用膠帶封嘴。我絕食制止迫害被野蠻灌食，三個犯人按住我強制灌食。有一天周麗麗往灌的食物裏加了約半斤鹹鹽，導致我嘔吐不止，吐得屋裏、走廊廁所到處都是，肚子疼的鼓起一個個硬包。
三個月後結束對我的強制轉化、碼凳。我被強制勞動，穿紙兜子上的繩。每天早上七、八點到晚上七、八點。累的我上床都沒力氣。十一月中旬我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奴役。監區強制灌食，期間遭犯人袁靜芳毆打，扒光我衣服，並往我頭部猛擊數拳。當時頭部就腫起兩個大包，疼得兩、三宿沒能睡覺。我因煉功被於松等四個犯人毆打，兩個人按我胳膊、兩個人踩我的腳，擊打我胸部。我就在走廊裏喊「法輪大法好」，遭幾名犯人毆打。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早上，我在床上靜坐被犯人范秀梅打四、五個嘴巴子。
出監那天，我因不穿囚服被毆打，值班獄警趙晗嬌帶領范秀梅、袁靜芳等一群犯人強制給我套上囚服，把我拽到監區樓下，犯人走了我對趙獄警說：我不是犯人沒罪。我把囚服脫下來了，趙晗嬌不到五十歲，又把犯人喊來，袁靜芳、范秀梅等人把我拽到樓後雪地裏。把我的棉衣扒下來，強行給我套上囚服，往大門口拽。我喊「法輪大法好」，袁靜芳一路毆打我，最後照我頭部猛擊數拳，頭部被打起兩個大包（回家半月後包才下去）。監獄六一零頭目楊立賓用手機指揮趙晗嬌，不穿囚服不許出監。她倆目睹犯人打我一言不發。
我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來遭受十幾年的迫害，還有些細節都想不起來了。這些迫害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澤民，現在已沒有環境控告江澤民，因此在高檢信箱實名舉報罪魁禍首江澤民，我不知道在這陰霾瀰漫的中國大陸，我的舉報能有多大意義，但我希望為清算江澤民多一份真實的證據，在反迫害的群體中多一份正義的呼籲。希望人間的公正、上蒼的威嚴能早日懲治江澤民，結束這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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