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遭酷刑 遼寧阜新市高級教師全家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今年七十歲的小學高級教師楊寶英女士、丈夫楊東閣及女兒信仰真善忍,兒子明真相善待大法,他們本是幸福溫馨的一家人。可是,中共十幾年迫害法輪功,母親楊寶英屢遭綁架、非法勞教、酷刑折磨,家中病殘、老人失去照顧,多次遭勒索,家無寧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楊寶英女士和丈夫楊東閣及一雙兒女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起訴給他們家庭帶來諸多災難的迫害元凶江澤民。

在《刑事控告書》,楊寶英女士講述自己身為知識女性,受到社會、家長和學生的尊敬和信賴,只因為信仰真善忍,卻遭警察野蠻迫害,二零零零年,被非法關押在新地看守所,她講道:

「看守所副所長王忠宏匆匆從屋裏拿來電棍……邊說邊往我臉上、手上電起來,電棍不停地發出‘啪、啪’響聲,所過之處,像滾動的鐵針在往肉裏邊猛紮。我當時心都懸了起來,四肢顫抖,牙咬得緊緊的,感覺臉和手都被電破了、電焦了、電熟了。

演示圖:電棍電擊

「不知電了多久,接著繼續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裏插,沒插進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兩腳,奪過管子繼續插。我拒絕灌食,掙扎抵制,副所長王忠宏又拿起電棍瘋狂的在我受傷的臉上電起來。」

「灌食後,我扶著牆踉踉蹌蹌走進牢房,這時灌進去的東西不斷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嘔吐,好像五臟六腑都傾吐出來,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濃濃的鹽水。鼻子流著血,嗓子咯著血,折騰好幾個小時,到了晚上,被電的臉腫得更厲害了。锃亮的大泡像扣在臉上一樣,使人見了不寒而慄。」

楊寶英說:「我曾是小學高級教師,有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曾被評為瀋陽鐵路局的模範班主任,我所教的班級曾被評為阜新市三好班級。由於工作踏實、認真、盡職盡責,為了學生不考慮自己,得了滿身的病:神經衰弱、鼻炎、咽炎、頸椎骨質增生、膝關節炎、肺結核等,天天與藥相伴,每天冬季更是難熬,感冒一次接一次,鼻子、嘴總是出泡出血,膝關節炎伴隨我二十五年,一吃藥,膝蓋就腫起來,疼痛難忍、到處求醫,用盡偏方,無濟於事,體重只有八十多斤,每天強打精神上班。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學習了法輪大法,隨著我學法煉功,按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不到兩個月,全身疾病不翼而飛,體重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第一次品嘗到「無病一身輕」的滋味。」

楊寶英的老伴,楊東閣先生,在煉功前有十二指腸胃潰瘍、枕大神經痛,曾到瀋陽鐵路總院看病,多方醫治無效,天天躺在床上,並嗜煙如命,嚴重咳嗽吐痰,瘦得皮包骨,一九九六年,楊東閣修煉了法輪功,煙癮沒了,身體好了,人也精神了,十九年了一個藥片都沒吃。

十六年來,楊寶英家曾被非法抄家四次,楊寶英被非法行政拘留四次,被非法勞教一次(在馬三家勞教關押兩年又加期兩個月),流離失所七、八個月。丈夫楊東閣被非法行政拘留一次。女兒楊明喆被非法拘留二次,被非法勞教一年(後又加期半年),進洗腦班一次,進京回來後,被單位看管,不讓回家。

在十六年的迫害中,楊寶英親身遭到多種酷刑:蹲小號、吊銬、瘋狂電擊、坐小塑料凳、罰站、面壁、野蠻灌食、灌濃鹽水、不讓大小便、強制看病、抽血、連續多日不讓睡覺、加期、超負荷勞動、兩手半殘、誹謗挖苦、毆打謾罵等。

下面是楊寶英在《刑事控告書》中講述的她及家人被迫害的部份事實。

依法上訪 多次被關押、勒索 兒女受傷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我毫不遲疑,於七月二十一日和女兒(楊明喆)立即進京上訪,想說一句真話:「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可沒到信訪局就被巡警抓到北京豐台體育場,受到打罵、暴曬、乾渴、飢餓的折磨,夜晚硬把我們拖上火車,押回本地西鐵派出所。我和女兒一連四夜沒睡覺,三天沒吃飯,在派出所的水泥地上坐著,上邊熱、下邊涼、蚊子咬、臭氣熏,從那以後,我們家就成了公安部門的「黑戶」,電話監控、專人監視、特務跟蹤、單位通告、上門騷擾、公安抓捕,親朋好友受到株連,寢食難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女兒第四次進京上訪,十二月十九日被抓(我已和女兒分開),次日被送回本地,關押在阜新新地看守所,在這期間我家災難重重。九十多歲的婆母癱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離不開人,她想念我,天天喊著我的名字,使人聽了很傷心,現已去世。

片警經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騷擾。我的兒子精神受到刺激,達到崩潰的地步,多次用拳頭砸碎玻璃,手上的鮮血也多次流淌不止,送進了精神病院,每月費用二千五百元。現在兒子已經四十歲,還用藥陪伴,沒有工作,還幹不了甚麼,社區也不給辦低保。

我老伴楊東閣渴望我回家照顧老人和兒子,因為我堅持信仰不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海州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儉)和政保科的人硬是不放。這時,又傳來不幸的消息,我女兒在北京因給其他法輪功學員送信,被警察堵在樓房裏,萬般無奈從四樓跳下,不知怎樣我老伴簡直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這時正值皇曆新年,他吃不下飯,經常望著家中空蕩蕩的屋子發呆,痛不欲生,這好端端的家剎那間變得如此破碎。我又被關押了四個月,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保釋。

後得知,女兒坐骨神經受損,腳嚴重摔傷已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每翻一次身,都要昏過去,走路一瘸一拐的。剛好一點,在北京又被抓捕,二零零零年二月被送回阜新市新地看守所,五月三十日,被海州公安分局非法勞教一年,在阜新勞教所後又加期半年,受盡折磨,接著又送到撫順洗腦班,用歪理邪說給她強制洗腦,使她至今仍不太清醒。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點左右,阜新公安局政保科趙某、馮國平等十幾個人闖入我家。(四點前已到我所在單位海州鐵路小學,校長宋春豔配合公安,事先打電話試探我是否在家)以欺騙手段,說我女兒(楊明喆)在勞教所出事了,叫我們去解決,我們看出是圈套,推托家裏沒人照顧,可公安局叫我老伴去了,我剛走,警察就進屋了,逼問我兒子:我到哪裏去了?就這樣我又被抓,硬把我抬到警車上。我和老伴都被押送到新地看守所。我家又一次遭難。家裏只剩下九十多歲癱在床上的老人,和剛出院不久沒痊癒的兒子。

親人們到處托人,說我們家特殊,公安局政保科勒索四千元,把我老伴放回。在看守所,老伴楊東閣被關押八天,犯人輪流打罵他,整天叫擦地,不讓喝水,不讓大小便,每頓只吃上幾口生麵團,其餘的都叫犯人要去了,人瘦得皮包骨。老伴回家,他姐姐一看就流下了心酸的淚水。我被關押一個月,家裏又花了五千元(其中二千元被警察揮霍)。我回來後,聽說勒索這麼多錢,我和老伴去公安局要收據,一共去了五、六次,警察才勉強的用作廢的收據改一下日期,敷衍了事。

二零零二年四月直到十六大前後,以有人舉報和到派出所簽字為名,公安局、派出所、社區多次到我家騷擾企圖探聽消息抓捕,我只得在外流離失所七、八個月。

新地看守所:電擊、野蠻灌食折磨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左右,西鐵派出所五、六個警察在沒有任何證據情況下,去我家抓人,砸門撬鎖,外面警車等候,並說:「再不開門,把你家門砸開。」大約撬了兩個多小時,沒有撬開,卻把門鎖撬壞了,過幾天又來撬門。對於公安警察沒完沒了的騷擾,我想你們公安人員不能這樣欺負老百姓,執法犯法,不能不顧證據胡來。於是我就在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去派出所跟他們講真相。我這一去所長、指導員「如獲至寶」,以為「立功」的機會來了,給市局、分局打電話。市局政保科(馮國平)、海州公安分局(周曉敏)來了,把我軟禁在派出所。到了晚上,一屋子警察虎視眈眈面對一個手無寸鐵的老太太,一個彪形警察邊罵邊把我的雙臂緊緊扭在後面,薅住頭髮,向前用力一推,把我的頭髮薅下一把,又上來幾個警察連推帶拽把我推進警車,扔在座位上,押往新地看守所。

看守所的警察和犯人圍上來,大聲訓斥想給我戴腳鐐,我硬是不肯,在這裏絕食抗議公安部門對我的迫害,看守所警察野蠻給我灌食。把我按在凳子上,我大聲喊:「法輪大法千古奇冤!」副所長王忠宏聽到了,匆匆從屋裏拿來電棍,惡狠狠地說:「我叫你冤,我叫你喊!」邊說邊往我臉上、手上電起來,電棍不停地發出「啪、啪」響聲,所過之處,像滾動的鐵針在往肉裏邊猛紮。我當時心都懸了起來,四肢顫抖,牙咬得緊緊的,感覺臉和手都被電破了、電焦了、電熟了。

不知電了多久,接著繼續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裏插,沒插進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兩腳,奪過管子繼續插。我拒絕灌食,掙扎抵制,副所長王忠宏又拿起電棍瘋狂的在我受傷的臉上電起來。

灌食後,我扶著牆踉踉蹌蹌走進牢房,這時灌進去的東西不斷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嘔吐,好像五臟六腑都傾吐出來,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濃濃的鹽水。鼻子流著血,嗓子咯著血,折騰好幾個小時,到了晚上,被電的臉腫得更厲害了。锃亮的大泡像扣在臉上一樣,使人見了不寒而慄。

馬三家勞教所:奴工摧殘、蹲小號、坐小塑料凳、野蠻灌食

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三十五天,二零零四年三月末,海州公安分局政保科周曉敏和西鐵派出所兩名片警,以我給校長、書記寫的兩封勸善信為依據非法勞教兩年,押送瀋陽馬三家勞教所。這封信是我給當時校長宋春豔和書記寫的。是針對她們親自把在校職工送撫順洗腦班的事,可是校長又把這兩封信交給了公安局。成了迫害我的理由,兩封信判兩年。

在馬三家勞教所,我受到了非人待遇,諷刺挖苦,強制洗腦,天天放著誹謗大法的錄音、錄像,不「轉化」不叫睡覺,一連二十多天,每天只讓休息三、四個小時,強迫超負荷勞動。二零零四年秋,勞教所開始了使年輕人都望而生畏的扒玉米勞動,強度很大,三大隊五分隊隊長關麗英看我「轉化」沒希望,在她知道我在扒蒜時手就疼(骨鞘炎),有時昏迷,多日不讓休息,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故意想用勞動拖垮我、削弱我的意志,從而順從她,並跟大家說:「只要需要一個人去勞動,也得叫你去。」我每天拖著沉重的身體、甩著難忍的胳膊,忍受著手的疼痛,拽著一棵又一棵玉米秸、扒著一穗又一穗玉米棒。到了夜晚,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夜不能寐。雙臂酸痛、不能高舉;手指發直發硬,五指難以合攏;腰腿風濕酸軟、早上起來不時發出「呻吟」的叫聲,到最後幾天,我提出幹不了,關麗英就是不理睬,造成了我雙手半殘。

由於沒達到五分隊關麗英的要求,又給我調到三分隊。這個隊長姓董,也是百般刁難,叫我去撮雪、抬雪,幹不了,就大聲訓斥,叫我去花錢看病,加期等,一不隨意就叫去蹲小號,那裏又冷又潮、飢寒交迫,我被隊長推進小號蹲了十天。又加期十天。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分到嚴管一大隊,這裏的法輪功學員不穿勞教服,不幹活、不掛牌,當時獄警是張壘,都管她叫惡警,她一會兒踢這個人兩腳,一會兒又踢那個兩腳,最苦的是坐小塑料凳。這種小凳面積小,面質堅硬,坐時間長了,骨頭尖都疼,肉皮發黑發紫,肉皮咯破出血。我就是這種情況,一坐上就鬧心,坐小凳也是一種迫害,於是我拿個小布墊就坐在地上,張獄警看見了,不允許,就多次踢小布墊,推我、拽我,把我弄到辦公室把我的雙手銬在暖氣管上,並說:「出頭的椽子先爛,誰叫你帶頭來的?」有一次,把我拽到庫房去,逼我寫「轉化書」,我不肯,就用力把我推倒,在寒冷的冬天,叫我坐在水泥地上冰著,我起來,就推倒,足足冰了半天,冰得我腰疼、肚子疼、雙腿更疼。

在黑窩裏,我的身體受到極大傷害。曾三次出現生命危險:一次去洗漱,剛走幾步沒出屋,腿就軟下來,摔倒甚麼也不知道了;第二次去洗手間,我扶著同修的胳膊,就慢慢的往下墜,昏過去了,幾個同修把我抬到床上。另一次,張壘準備給我灌食。當時有幾個獄警一擁而上,死死的抱住我的身體,牢牢地抓住我的雙臂,掐脖子的,捏嘴的,沒有一點活動餘地,憋得我喘不過氣來。心想:不好,這不是要我的命嗎?於是我用全身力氣,使勁掙扎擺脫,她們把手鬆開了。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氣,大聲說:「你們幹甚麼?想把我憋死呀!」

在二零零五年七月末,我連續絕食六十一天。在這期間,我又感受到另一種灌食的痛苦。灌食時,隊長帶著幾個穿白大褂的警察,從監室把我拖到灌食室,按倒在地,四肢壓住,醫生拿著長長的皮管,通過鼻孔插到胃裏,我不知道皮管觸動了身體哪個部位,心裏猛一震,疼痛難忍。皮管插到哪裏,疼痛就來到哪。灌食後,全身不停的顫抖。有時竟大哭起來。他們灌的東西,甚麼顏色的都有,不知是甚麼。獄警看到我這種狀態,就強迫我去醫院檢查,抽血化驗,每次去醫院,灌食都叫我花錢,大約用去一千五百元。現在我明白了,強迫我看病,抽血化驗,就是不懷好意,就是為了尋找「供體活摘」。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本應勞教期滿,但又加期兩個月。這時「馬三家」又調來一批更邪惡的警察,馬吉山、劉勇等。他們不管你身體狀況,老的、少的,挨個收拾。不穿勞教服、不幹活,就拳打腳踢、面壁蹲小號、吊銬、反銬、腳鐐等。當時我全身浮腫厲害,右腳腫得锃亮、不敢碰,每當夜深人靜時腳更痛,心難受、睡不了覺,我坐起想緩解一下,坐起來就被訓斥。早上起來就開始罰站,剛動一點,馬吉山就大喊起來,隨著喊聲他的大手就從我的頭頂「拍」一聲鑿下來,我險些昏倒,扶住了床欄。

家人承受巨大壓力和痛苦

在我勞教期間,我老伴承受著巨大精神壓力,操盡了心。家裏兩個病人靠他照顧;為我的非法勞教,多次去公安局講真相,找律師寫訴狀,向有關部門投訴;為我的退休金被扣發而奔波,每月老伴只有六百元,養活一家人,還得給被關押的我送錢財;我不穿勞教服,不叫家人看望,害得老伴多次白來,傷心而去。有一次,老伴與裴隊長聯繫,說叫見,可一去,隊長說我正蹲小號,不讓見。勞教兩年期滿,我老伴與朋友去接我。大隊長李明玉說我被加期兩個月,她不穿勞教服也不能見。我老伴與大隊長喊起來,叫她們拿出文件,並說:「今天我一定要見,抬也得給我抬出來。」大隊長只得叫我們通了電話,總算沒白來。

這些年來,我們不但肉體上受到迫害,精神上受到摧殘,而且在經濟上也遭到了很大勒索。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女兒楊明喆,單位軍政招待所王大江等人向我家勒索二千元,又給她下崗。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在阜新看守所關押,退休金停發,至今沒給。二零零一年六月,在看守所關押一個月,只給半個月退休金。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我和老伴先後被阜新市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七千元。二零零五年在瀋陽馬三家勞教所強迫看病和灌食,勒索大約一千五百多元。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六年四月,在馬三家勞教所兩年多(二十六個月),退休金和後來補發的退休金全部停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