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勞教所酷刑折磨 芬蘭蘭麗麗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現居芬蘭的法輪功學員蘭麗麗,今年三十八歲,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生活快樂幸福。一九九九年江澤民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後,蘭麗麗因堅持信仰,從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六年(之後被迫逃亡國外)三次被抓捕,一次被關進勞教所,共被迫害兩年四個月多。


蘭麗麗(左)和蘭麗華一起訴江

在吉林省長春黑嘴子女子勞動教養所關押期間,年輕的蘭麗麗受到殘酷的身體摧殘和精神折磨。經常受到毒打、電擊、關小號、罰蹲、不讓睡覺、用膠帶封嘴、坐板凳(坐在小板凳上一連幾天不准動不准睡覺)、開飛機(兩手朝後伸直,兩腿伸直,頭、上身往下伸直到幾乎著地)、在攝氏零下二十度只穿單衣挨凍,吃的是有蟲有泥的土豆白菜,每天還要超負荷的勞動,同時還被暴力洗腦。

在滅絕人性的迫害中,與蘭麗麗關押在一起法輪功學員中,有十一人被迫害致失去了生命,她們的名字是:王可菲、李敏、王守慧、王玉環、李樹影、王秀 芬、王敏麗、崔正淑、王秀蘭、曹雅麗、宋冰。另外還有吉林省白山市法輪功吳晶(音)至今失蹤。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蘭麗麗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書,要求追查迫害元凶江澤民的全部罪行,將其繩之以法。蘭麗麗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時我只有二十二歲,我想我是個法輪功的受益者,我也應該去向中國政府講一講自己修煉法輪功的變化以及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否則我的良心會受到譴責的。就因此,我被中共抓過三次,被關進勞教所裏共二年四個月。」以下是蘭麗麗控告書中自述被迫害的部份情況。

一、第一次被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我去北京上訪,在途中被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的警察非法抓捕,送梅河口看守所關押,後來又由吉林省白山市八道區新建街派出所把我接回當地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裏每天每頓吃的都是玉米麵窩頭,其實和餵豬的飼料是一樣的,吃的菜是白菜和蘿蔔湯,白菜和蘿蔔從來就沒洗乾淨過,湯裏都是沙子和蟲子。在拘留期間白山市副市長張福友,市公安局局長張福禮等人到拘留所來轉化我及其他法輪功學員,他們給幾個法輪功學員灌輸很多誹謗法輪功的謠言,當時電視台也報導了此事。說所有的法輪功學員全部被轉化了,都不煉了。其實這幾個法輪功學員和我根本就沒有被轉化,這是白山市市政府和白山市電視台共同編造出來的謊言欺騙百姓。這件事之後我們全部被釋放了。

二、第二次被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法輪功學員李博、孫桂芝、張麗豔一起再次去北京上訪。二零零零年一月二日,我和其他幾個人剛到北京天安門廣場,還沒找到國家信訪局就被北京的警察非法抓捕,在天安門廣場時看到很多法輪功學員一個一個從我身邊被抓走,當時國家信訪局已經成了公安局,成了警察抓人的場所。每個法輪功學員只要去信訪局上訪,全部被警察非法抓走。

我和其他幾個人被非法抓捕後由白山市公安局政保科姓楊的科長和幾個警察乘火車把我們遣返回當地。他們把我們押送回白山市八道江區新建街派出所,新建街派出所又將我和其他幾個人送進看守所關押,被非法刑事拘留一個月。在拘留期間,白山市司法部門對我和其他幾個人李博、荷華、吳運華、還有幾個法輪功學員沒有經過任何審判與審查,也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將我們非法勞動教養。

我被判勞動教養一年半,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為止。司法部門對我判決的所有程序都是違法的,只要我們寫一個不煉了就會被放回家,不寫就會被勞教,但是我不寫。就這樣我們被送進吉林省女子勞動教養管理所(俗稱長春黑嘴子女子勞動教養所)。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剛進黑嘴子女子勞動教養所時,我被送在四大隊四小隊關押,勞教所成了關押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了。如果學員們煉功,惡警就會掄起電棍來電法輪功學員,吩咐犯人把她們的雙手舉到頭頂上,用繩子綁在床上的欄杆上,罰站、罰蹲、開飛機、蹲小號、綁在死人床上(四肢分開固定,身體動不了),警察還吩咐犯人用竹板子和手打每個法輪功學員的嘴巴子,臉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每個法輪功學員的臉部幾乎都是傷。

二零零零年二月中旬,也就是過農曆年的那天,警察把法輪功學員關在活動室裏,我們在活動室一起煉功,惡警指使犯人打我們,罰我們坐板凳,不許動,不讓睡覺。後來還有四個法輪功學員一連三、四天也不允許睡覺,就坐在板凳上不讓動,動一下犯人就會打她們。她們的雙腿腫得特別粗,兩眼通紅,等她們回來時,兩腿已經無法行走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末的一天,我及其他法輪功學員在一起背法,四大隊惡警們拿著電棍和竹板子,開始對法輪功學員猛打,拿電棍電法輪功學員,電棍叭叭直響,直冒火花。我的嘴被惡警用膠帶封上。罰法輪功學員開飛機,兩手朝後伸直,兩腿伸直,頭、上身往下伸直,幾乎要挨著地了,當時的感覺渾身難受,渾身麻木、噁心、想吐。法輪功學員姜智慧的臉部、脖子被打的全是泡,眼睛被打成黑紫色,把她的嘴封上,不許說話。

還有一次我們在一起煉功,惡警張貴梅、關微領著幾個惡警一起迫害我及其他法輪功學員。為阻止我煉功,對我進行懲罰,罰蹲,姿勢是兩手背在後面,兩手靠在一起,兩腿蹲下,一蹲就是一天,動一下惡警就用腳踢一下,我當時的感覺是兩腿疼痛,後來兩腿麻木,由紅腫又變成黑紫色,漸漸的就沒有了知 覺。有時晚上惡警就把我關進水房裏罰蹲,水房裏特別冷,溫度可達到攝氏零下二十度左右,不允許我穿外衣,只穿單衣服,凍得我直哆嗦。

在黑嘴子勞動教養所,法輪功學員們每天早上洗漱只有十分鐘的時間,如果刷牙,就沒有去廁所的時間,如果去廁所,就沒有刷牙洗臉的時間。上廁所還要排隊,還沒排到,時間就已經到了,沒辦法只有憋著,我自己在這方面也留下了後遺症。

在勞教所裏,每天吃飯,連盛飯、吃飯和洗碗只有十分鐘的時間,經常吃的飯菜是帶皮的土豆凍白菜。偶爾有好吃的飯菜,肯定是又有來參觀的或來檢查的。我們每天超負荷的勞動,折頁子,做工藝品,如小鳥、小魚之類的,都是出口產品,銷往全世界各國。每天早晨四、五點起床就開始幹活,一直幹到晚上十二點才收工,每天勞動十五至十六小時,最多達二十小時,有時為了完成任務一連幾天也不讓睡覺。

二零零零年四月末,有一法輪功學員對我們說,她從管教室路過,無意間聽到惡警的對話,說上級來命令了,要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強行轉化,去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學習,學習怎樣轉化的手法和對法輪功學員酷刑折磨的手法。也從那以後,惡警對法輪功學員開始進行酷刑折磨,逼迫寫「與法輪功決裂書」。

後來我由四小隊調到一小隊,有一天惡警把我叫去,我剛進惡警室,幾個惡警就把我圍住,幾個惡警強行把我上身衣服扒光,一個惡警叫袁影,手裏拿著一個電棍,電棍是電尖的,向我電擊,電我頭、後背、脖子、胳膊,就聽見電棍叭叭直響。一邊打一邊罵:還煉不煉功了?逼我寫「與法輪功決裂書」,我不寫,另一個惡警叫於波的用手打我嘴巴子,掐我,連踢帶打。還有一個惡警叫馮曉春,手裏拿著一本書,用書往我頭上砸。當時參與迫害我的還有一個叫劉靜的惡警,他們四個惡警一起打我、攻擊我。當時我感覺兩眼發花,渾身疼痛,後來全身疼痛麻木。惡警們連喊帶叫的繼續打我、罵我、還在誹謗大法,一 直迫害我很長時間,才將我放回監室,並且告訴我不許和別人說。當時我的後背、臉部、脖子都腫起來了,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當天法輪功學員張海燕 (長春市)、李秀(松原長嶺縣)、黃淑芬(吉林市)、崔正淑(吉林市)、徐迎春(白山市)等和我一樣遭到同樣的虐待,這件事過後我由一小隊調到三小隊,為的是不讓我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後來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暴力酷刑折磨,由不公開又變成了公開,對每個法輪功學員都是酷刑折磨。

後來我又由三小隊調到二小隊,二小隊是嚴管隊,關押的都是堅持修煉的法輪功學員。有一次,我給其他法輪功學員寫紙條,揭穿惡警怎樣轉化法輪功學員的真實內幕,怎樣對法輪功學員實行酷刑和一些謊言。被惡警發現後,給我加期三個月,而且我只要堅持修煉,就會被加期。在嚴管隊,我們被和其他小隊的人隔離,不允許和其他小隊的法輪功學員接觸和說話,也不允許家屬來看我們。如果想見家人就得寫「決裂書」,不寫就不讓見。我們的所有的權力被剝奪,每個人都遭到非人的虐待,每個人的身上和臉上都被打得沒有好地方。我們每天都承受著超負荷的勞動,還要遭受著酷刑折磨,每天都生活在高度緊張的氣氛當中。

每天惡警派很多幫教(即幫助轉化法輪功學員的人)來圍攻我,給我進行洗腦,有時還威脅我。我從小膽子就小,從來沒有見過這個,每天聽著電棍叭叭的響聲,法輪功學員的喊叫聲。在這種精神的壓力、肉體上的折磨下,還有超負荷的勞動,我的壓力實在太大了,每天面對這個邪惡的環境,我真的承受不住了。有一次警察帶我和幾個法輪功學員出去,當時我心裏想:我終於可以透一口氣。可萬萬沒想到的是,我們一出大樓門口,就聽到從 一樓到五樓都是電棍的聲音和打罵法輪功學員聲音,還有法輪功學員的喊叫聲,還聽到對面二層樓新生隊傳來的電棍聲和打罵聲,慘叫聲。我的心裏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更恐懼。我每一天都在痛苦中掙扎,煉與不煉,寫與不寫中做出選擇,每天惡警威脅我,我知道堅持下去面臨的是甚麼,我實在承受不住的情況下,也寫不煉了。我每天都在想自己對不起師父,對不起法輪大法,我每天都在流淚,精神處在要崩潰的邊緣上,在這個極度精神摧殘中,我承受不住,有一天暈了過去,從上鋪摔了下去,很長時間才醒過來。

二零零一年一月,黑嘴子勞教所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每天都有被新送進來的法輪功學員,每個大隊都裝不下了,後來又成立了七大隊。我從四大隊的二小隊被調到七大隊。那裏的生活條件特別不好,人在屋裏都凍手凍腳,對堅持修煉的法輪功學員,還是採取不讓睡覺,用暴力進行迫害。在七大隊我向惡警說明了自己的觀點,說自己要繼續修煉法輪功,並且要求把自己寫的不煉法輪功的東西還給我。二小隊惡警於波把我叫到管教室,把我罵了一頓,威脅說:「看我怎麼收拾你。」每天惡警都把我叫到管教室談話,辱罵我,污辱我,用腳踢我,用手打我,這樣的事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每天都有人監視我,有包夾看著我,不許和其他人說話,不許家人來看我,如果我的父母來看我,逼迫我寫決裂書,不寫就不讓見,而且逼迫我的父母罵法輪功或我的師父。我將近一年的時間被迫不能與家人見面。

有一次朋友來看我,她找了人才讓見我。一小隊惡警畢明明帶我去的,一邊走一邊罵我,手裏拿著一個樹枝扎我的脖子。據說,畢明明是中國吉林省司法部門的十佳勞動模範之一。

在七大隊,我們每天還有超負荷的勞動,做工藝品和扛麻袋,一麻袋就是五十公斤,其他人可以兩人扛一袋,可堅持煉功的人必須一個人扛一袋,如果扛不動惡警侯志紅就開始大罵和用腳踢我。

三、目睹身邊同修被迫害致死

長春黑嘴子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面積的轉化,而使用的招數就是暴力、強制。金敏(吉林省通化市)不讀誹謗法輪功的書籍,惡警就把她拖到惡警室毒打一頓,出來時臉上全是泡,臉都被打紅腫,惡警為了達到轉化的目的,不讓金敏睡覺,每天都要對她進行酷刑折磨,如再不服就將她綁在死人床上,把人的四肢分開固定在死人床上,放下來的時候人已不會走路,如再不服就關進小號。

為了制止中共對我們的迫害,很多法輪功學員開始絕食,要求無罪釋放。惡警們瘋狂的給法輪功學員灌食。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叫王秀蘭,被惡警綁在鐵床上把四肢分開固定上,一下也動不了,用最高伏電棍電她,電棍電在身上整個身體就從床上往起蹦,電棍打在床上,叭叭冒火花。後來王秀蘭被打的心臟要停跳了,惡警才肯罷休。有的法輪功學員絕食七、八天了,惡警還吩咐他們幹活,那些惡警真的一點人性都沒有。

二零零零年四月份,和我關在一個屋子的王秀芬,她是吉林省吉林市的一名日語教師。只因她煉功就被惡警綁在死人床上,四肢分開用皮帶固定在死人床上,身體根本動不了。不允許她穿外衣,只穿著單衣服,在攝氏零下二十五度的天氣下,把窗戶和門打開,外面的涼風呼呼的往屋裏刮,凍著她,我看她直 打冷戰,七、八天後才將她放下來,她的兩個腿已經不能行走。後來在肉體和精神上她承受不住,被逼的精神失常,變得瘋瘋癲癲。之後她被放回家了。聽其他法輪功學員說,王秀芬回家後又恢復了正常,之後又被惡警綁架,又遭到了嚴重的酷刑折磨,最後被警察活活打死,明慧網也做了相關的報導。

還有法輪功學員吳運華(吉林省白山市),惡警經常對她進行迫害,她的臉部、脖子的皮膚已經被電的都焦了。法輪功學員朱娥(吉林省吉林市),每天都在迫害的行列中,每天都挨打,惡警用電棍電她,她的脖子上、臉部皮膚已被惡警用電棍電的糊了、呈黑紫色。她不能坐椅子,因為臀部已經被惡警用電棍電的全是泡,全是黑紫色,惡警經常罰她面向牆站著,經常用語言侮辱和諷刺她。

在四大隊有一個姓王的法輪功學員剛來的時候,不讓她睡覺,惡警強行對她進行洗腦,如果一閉眼就打她,一連幾天的時間不讓睡覺,這招行不通,惡警就動用武力對她進行迫害,因為她不想說謊話,也不想欺騙別人,每天又面對酷刑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殘,後來在這種邪惡的環境中她承受不住,被逼的精神失常。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和我同在一小隊關押的長春法輪功學員王可菲被迫害致死。王可菲剛來七大隊時告訴我,她在六大隊時,惡警打她,她被打暈了過去,惡警用涼水把她潑醒。後來王可菲以絕食的方式抵抗對她的迫害,要求無罪釋放。惡警就將王可菲綁在死人床上,四肢分開用皮帶固定在死人床上。惡警派兩個犯人輪班看著她,不讓她睡覺,直到有一天王可菲暈死過去,才將她解開皮帶。有一天我們在屋子裏幹活,大多數人都聽到王可菲的慘叫聲。惡警領著犯人給王可菲灌食,她不配合,那兩個犯人就開始用手打他、用腳踢他,連喊帶罵的,王可菲的臉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她絕食二十多天後惡警還讓她下樓往樓上扛箱子。我站在門口看到她,心裏特別難過,因為自己無能為力幫不了她。惡警劉胡讓犯人把王可菲抬到一塊板子上,告訴她你不想當佛嗎?這回讓你當佛,開始罵王可菲,用語言侮辱她,直到她奄奄一息的時候才將她送進醫院,等王可菲到醫院時人已經再也無法甦醒了。

就在王可菲被迫害致死後,我們不知道她被迫害致死,惡警王麗華對我們說,王可菲被放回家了,我們聽還挺高興,王麗華讓我們簽個字,說王可菲絕食和勞教所沒有關係,我們想王可菲都回家,無所為的了,也沒多想,很多人就稀了糊度的簽了字了。後來又有人法輪功學員進來,才知道王可菲被迫害致死後。原來惡警王麗華是騙我們。

四、向參觀者揭露迫害真相 被超期關押

二零零一年六月份,整個教養所開始打掃衛生,每個人發了一套新衣服,每個屋裏放了兩個大西瓜,我知道肯定有人要來參觀,因為每次來參觀就要打掃衛生,把每天幹不完的活藏起來,做些好吃的飯菜,造一些假相給人看。這一天我妹妹來看我,妹妹告訴我她已來過多次了,因為我不轉化,不讓見。

接見回來後,惡警侯志紅把我叫進一個屋裏,破口大罵說我沒人性,就在這時一個惡警過來說,檢查的來了,惡警侯志紅匆忙把我領回監室,讓我坐在第一個位置,因為每次參觀時煉法輪功的學員都是在後面或人看不見的地方藏起來。可能由於匆忙當中把我給漏掉了。不一會兒來了很多人,走在前面的是兩個年齡大的人,後面跟了二十多人,其中一個年齡大的問:在這裏生活的好嗎?我對面一個已被轉化的老太太說:「管教像父母一樣關心我,吃的好住的好。」其實每個人都知道她在說謊。接著又問我:你多大了?我說:二十五歲。又問我:轉化沒有?我說:沒有。又問我挨過打沒有,我猶豫了一下,是說還是不說,因為心裏有怕,說了,怕遭惡警毒打,但我不說,還是遭到毒打。我說:挨過打。當時屋子裏一片寂靜,一點聲音都沒有,能有幾分鐘,沒一個人說話。我的話音剛落,兩個勞教所所長從屋子跑了出去。那人又說:你年齡太小了,你們教育教育她。然後他們就走了。後來我聽別人說:來的人是中央的幹部,這回你可捅大漏子了。我想既然是中央來的,不但不制止惡警的惡行,反過來還讓警察教育教育我,這不明擺著,強行轉化和對法輪功學員施用酷 刑是中央下的命令嗎?因為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是「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

當天晚上大隊長劉胡把我找去,一進去就是一頓臭罵,說一些很難聽的話。後來惡警於波把我找去,剛進惡警室,於波就給了我兩個耳光。當時打的我臉火辣辣的,耳朵轟轟直響。惡警站那開始罵我,當時屋裏有個犯人幫惡警罵我。我當時的壓力非常大,因為我知道這幫惡警甚麼都能幹得出來。這件事之後我由二小隊被調到三小隊。因為這件事情黑嘴子勞動教養所所長馬麗婷找我談話,在談話過程中,她威脅我說:你知道嗎,新加坡的人如果犯法,用鞭子沾鹽水往身上抽。

從此以後,勞教所一有來參觀的就把我藏起來。黑嘴子勞教所為了掩蓋對法輪功學員酷刑折磨與精神摧殘的事實,為了應付世界輿論,打開勞教所大門讓各界人士來參觀。只要有人來參觀,就會把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藏起來,做一些好吃的飯菜,把幹的活藏起來,每個人都穿統一的服裝,做假相給人看。別人一看好像不像外界說的那樣,有的人就會被假相給矇蔽。

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也到黑嘴勞教所採訪,當時採訪黑嘴子勞教所六大隊惡警劉濤。劉濤在焦點訪談節目裏聲稱黑嘴子勞動教養所從來沒打過法輪功學員,都是感化教育為主。其實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知道她是最能打人的人,從六大隊調到我所在大隊的法輪功學員王紅玉說:惡警劉濤就曾經用電棍電過她 兩個小時。外人參觀時還偽造一些假相的場面,每個屋裏放兩個西瓜等等,看上去很和平,其實都在騙人。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本來是我被釋放的日子,由於社會各界人士的呼籲,到期和超期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全部被釋放,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被放,可能因為我揭露勞教所打人事實,還有我不轉化沒有放我,把我超期關押繼續迫害我。惡警每天找一些幫教來圍攻我,強行給我洗腦、給我灌輸誹謗大法的書籍以及強迫 我看電視中污衊大法的節目,比如給我看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演的關於「天安門自焚」假案的節目等。而且派兩個犯人監視我,一個犯人叫劉東嬌,另一個犯人叫紀風琴,不准

不准我隨便走動,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准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說話,我就一天天這樣被迫害著。

還有一次,管理科科長廉光日找我談話,允許我回家煉功,但得寫保證不煉功等的「四書」。我說我不寫,我沒犯法,上訪是公民的權利,我是按照國家的 憲法去上訪,現在是警察和司法部門在犯法。廉光日說按照國家的法律你沒犯法,上訪也沒錯,但是上面不讓,中央不讓。他說你知道國家是甚麼嗎?國家就是血淋淋的統治階級,你別想對抗國家。威脅我「對抗沒好果子吃」。

在這種邪惡的環境中,我就在那一天天熬著,直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才將我放回家。我被黑嘴子勞動教養所超期關押十個月共計三百零二天。從勞教所出來後,我兩腿不能行走,因為在勞教所長期坐著造成的,出來後怕電,怕警察,一見到警察心就怦怦跳。

五、第三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我到吉林省延吉市老國貿商場去看法輪功學員鄭寶華,被綁架到延吉市公安局國保大隊610辦公室,警察從公安網絡上查到 了我的身份,查到我是煉法輪功的,因公安網絡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記載,有黑名單。就這樣,惡警將我以妨礙社會秩序的罪名拘留十五天,後來又將我非法 勞動教養一年,我絕食反抗中共司法部門強加給我的莫名須有的罪名,在各種壓力下給我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經檢查給我造成嚴重的心臟病,不能起床,在家人強烈的呼籲下,才將我釋放。

六、被迫流亡海外,家人承受巨大壓力

在中國大陸,每個法輪功學員每天都面臨著被抓被迫害致死的危險。曾經和我關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吉林省長春市的王可菲、李敏、王守慧、王玉環,吉林省榆樹市的李樹影,吉林省吉林市的王秀芬、王敏麗、崔正淑、王秀蘭,吉林省農安縣曹雅麗,吉林省舒蘭市的宋冰,十一名法輪功學員先後被中共的惡警迫害致死。吉林省白山市法輪功吳晶(音)至今失蹤。因為這場迫害她們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孩子失去了母親,丈夫失去了妻子,婆婆失去了兒媳婦,母親失去了女兒、兒子。對於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不只是對一個人迫害的問題,而是給整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如果沒有這場迫害,他們都可以和大家一樣正常的生活。

我被釋放後沒有回當地,為了不讓警察再次迫害我,我一直在外地流離失所。後期公安局以及街道經常向我的父母打聽我的消息。我流離失所後沒有生活來源,找不著工作,因為我沒有身份證,我的身份證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被白山市公安局給扣留了,給我經濟造成嚴重困難。

我一直就這樣在中國大陸生活著,不知道哪一天又被綁架,同是修煉的妹妹蘭麗華也是多次被迫害,我的家人為我們姐妹倆每天提心吊膽。妹妹蘭麗華三次被抓,最後一次是在長春電視插播後,瘋狂迫害當地法輪功學員中被抓被酷刑折磨,在長春雙陽第三看守所被關了七個月,在這七個月中多次絕食抵制迫害後多次被送進奢嶺醫院灌食。在最後一次絕食兩個月後,被家人接出來,骨瘦如柴,父親一米六五的個子背妹妹就像背個小孩,所有的親人看到妹妹被迫害成這個樣子都哭了。

我的父母和我們一起流離失所,我們在外面租房子住,經常遇到有查房的,一聽到急促的敲門聲家人就會緊張。

我的媽媽在中共對我們的迫害中頭髮白了許多,心臟也開始不好,我媽媽說是聽到姐妹倆被抓嚇的,爸爸高血壓,受不了一點刺激。父母因為我姐妹倆接二連三的被迫害,七八年來我和妹妹,她出來,我進去,沒有一天安穩的日子。我父母在迫害的前兩年根本就沒法工作,這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家裏非常貧困,欠了很多外債,我和妹妹只要晚一點回家,父母就擔心的不得了。

後來在我離開中國後,家人一直被監控,弟弟在大學期間還被跟蹤。在我離開中國後,長春市警察還曾到我家非法搜查,給我家庭帶來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