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一季度,我去一個沒有大法弟子的民族縣做真相,去時並沒有感覺到甚麼不對,可當我乘坐的長途班車即將進入該縣唯一的一個進出口關隘時,荷槍實彈的武警和警察出現了:他們如臨大敵,幾人用槍對著班車,穿著防彈衣的武警上車搜查並檢查身份證。我心靜如水,請師父加持。他們把車上所有人的身份證都查驗過了,唯獨沒有查我的。(其實,我並沒有帶身份證)。這時,我才突然明白,今天是中共邪黨向全世界所標榜的這個民族的所謂「好日子」。而眼前上演的這一幕使我更進一步見證了中共的謊言、暴力和無恥!
下車後,我感到無明的壓力衝我而來,渾身發冷,正念受阻。再看街道──行人稀少,警察便衣武警和特意招來胳膊戴著「治安」標誌的協警布滿街道。我邊發正念邊在街道做真相。正當我等車打算離去時,突然一隻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是一個很驃悍的便衣警察。這樣,我被他們綁架到國保大隊。
剛開始他們太邪惡了,對我來講簡直好像天要塌下來了。我邊發正念邊講真相,不配合他們的任何命令、指使和要求。公安局長、國保大隊長、警長、內勤、秘書和刑警、協警輪番上陣,他們一無所獲。唯一顯現出來的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我明顯感到師尊的加持,使我慈悲心和語氣越來越達到救人的要求。
公安局長翻開我記著一張幾個主要協調人電話號碼的紙,如獲至寶,逐一撥打,無一打通,我看到他的困惑和無奈。特別邪惡的一個小頭目不服氣,從局長手裏接過那張號碼紙繼續撥打仍一無所得。
他們哪裏知道,那是一張經過加密了的電話號碼。我的具體做法是:一不記同修的名字,記著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我給同修起的名字。比如那個同修個子高,又住在民主街,他的名字就叫「高民主」,那個同修皮膚白,他的名字就叫「白富」,姓包的就叫「包子店老闆」等等。二是不管是手機還是座機號碼,我按我設置的「程序」全部打亂從新排序,就是同修自己拿到這張號碼紙,也看不出他自己的號碼來。三是修口,不在任何環境下向任何同修「洩密」。四是少記少記再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