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六日】廣州法輪功學員黃芳莉、趙英梅是我的妻子和岳母。2007年4月28日員村派出所、住地居委會以戶口事為名來到我家，他們未出示法律證件，非法帶走她倆和我岳父，並進行翻抄搜查，不給收據清單拿走私人物品。其後將她倆羈押在廣州天河看守所，至今不讓見人。為此岳父受到驚嚇，精神痛苦，嚴重影響了我家的生活。現我為她們辯護如下：一．不給清單和收據扣押私人財物
在非法抓捕黃芳莉她倆時，員村派出所警察拿走書籍、大法真相資料、《九評共產黨》、手提電腦、台式機主機、打印機等。這不但違反了《警察法》第22條（五）：“……非法搜查他人的身體、物品、住所或者場所。”也嚴重觸犯了《刑事訴訟法》第111條的規定：“進行搜查必須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證”。而且他們在非法拿走我家物品時並沒有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15條之規定“對於扣押的物品和文件，應當會同在場見證的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點清楚，當場開列清單1式2份，由偵查人員、見證人和持有人簽名或蓋章，1份交給持有人，另1份附卷備查。”
警方上述行徑顯然觸犯了我國《憲法》第37條和39條的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式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二、證據不充份，不能證明黃芳莉、趙英梅有違法犯罪行為。
被作為物證的是：《九評共產黨》和大法資料。但沒有證據能否定這些內容的真實性。依據甚麼以這些資料說黃芳莉、趙英梅有罪，也沒有解釋。那麼，黃芳莉、趙英梅是否違法，應視《九評共產黨》和大法真相資料的內容真偽而定，也就是說，如果內容是真實的，就不違法，如內容中有誹謗、污衊、編造等成份，才構成違法。因此，核實這些內容的真偽就應該是法官定罪的最重要依據。
《九評共產黨》系統地評價了中共，其參考數據均來源於共產黨的各種刊物，事實確鑿、理清言明，成為時下全世界的暢銷書。據岳母的親身經歷來說，書中的內容，鎮壓法輪功、六四、文革、反右、三反、五反、土改等歷次運動都是真實的。大法真相也是據實講所受到的種種迫害。現行法律中，沒有任何一條規定老百姓不能發表對執政黨的見解，也沒有任何一條規定老百姓不能發表對某種功法的正面認識。就是說，作為一個公民，評價執政黨或自由表達自己對某事件的看法，是很正常，與“違法”無幹。
所以，以上真相資料的內容，無論從法律角度還是道德角度，都不違法。不能作為定罪依據。
三、適用法律不當
據家屬通知書，4月29日按《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規定，以利用×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為由拘留、6月5日由天河區人民檢察院批准，以同樣的原因進行逮捕。下面以正式立法為依據進行說明。
（一）法輪功不是×教，刑法三百條不適用於法輪功，“兩高”的司法解釋屬無效解釋。
第一次將“法輪功”冠以“×教”二字的是江澤民。他在19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國《費加羅時報》記者採訪時第一次提出“法輪功就是×教”的說法。第二天，《人民日報》便發表了題為“法輪功就是×教”的社論。《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法律嗎？不是。《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立法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何其它機構、個人均無立法權。有立法權的機構和法院都未對法輪功定性、定罪，那麼江澤民和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均無特權對任何團體、個人定性定罪。他們稱法輪功是×教這一說法是非法的、是無效的。
唯一一次從形式上貌似立法定性行為的是，99年10月30日由全國人大常委制定的《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但這一“決定”僅是對“邪教”的認定與處罰，法輪功教人向善，不符合“×教”定義的任何一條。
在鎮壓者所援引的全部法律中，僅有的明確提到法輪功字樣的兩個行政法規是1999年7月22日由民政部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通告》，和公安部在同日頒布的“六不准”。但這兩個法規中所“取締”和“不准”的內容，從根本上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有結社的自由”；“有集會、遊行、示威、言論、出版、信仰自由”的條款，所以不能成立，也是非法的。1999年12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刑法》第300條的實施細則，裏面雖然給出了邪教的六條定義，但細則裏從頭至尾也沒有法輪功三字，國家也從未通過任何法律程序認證法輪功到底符不符合細則中“邪教”定義。顯然，這是利用了許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把戲：先用《人民日報》發一個“法輪功就是×教”的社論，再由人大通過所謂懲治“×教”的實施細則，很多人就以為鎮壓法輪功已有了法律依據。
迄今為止並無任何已成定論的法律認定法輪功為×教。“兩高”（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本身就與《憲法》67條和《立法法》42條相違背，屬無效解釋。因為“兩高”只有司法解釋權而無法律解釋權，即其無權解釋甚麼是邪教或邪教組織，也無權解釋甚麼是情節特別嚴重，而“刑法”第三百條的具體解釋權歸全國人大常委會。而且，是不是邪教不是政府定義的，要看其教義是善是惡、其信徒行為是否危害社會。法輪功教導修煉者以真善忍為準則，是有益於社會的，按其所倡導的宗旨來看都是教人向善、與邪教根本不沾邊。而且修煉法輪功的人處處與人為善，行為上根本沒有危害社會。如果說倡導真善忍是邪，那麼倡導假、惡、暴才是正的嗎？
再從普世認同的價值取向來看，目前法輪功在全世界廣受歡迎，兩岸三地也只有在大陸有人說是邪教，這是不是表明其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與世界各國都不同呢？
此外，眾所周知，法輪功沒有組織，鬆散管理，想學就學，想走就走，也沒有記名冊。
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來帶走黃芳莉、趙英梅，其所謂的“×教組織”明確指向法輪功，而綜上所述，法輪功既不“邪”，也無組織，針對“邪教”的刑法三百條完全不適用於法輪功、也就是不適用於她倆的。
（二）黃芳莉、趙英梅沒有破壞法律實施
廣州公安局天河分局及員村派出所認定黃芳莉、趙英梅破壞法律實施，卻不能舉證黃芳莉、趙英梅如何實施破壞行為這一事實，更不能說明破壞的程度又是怎樣；也未能說明黃芳莉、趙英梅的行為具體破壞了何種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造成了怎樣的破壞後果。也就是說，天河分局和檢察院認為黃芳莉、趙英梅利用×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是在沒有法律事實的前提下做出的結論，是典型的枉法。
如果按照如此的邏輯：沒有事實，僅根據個人喜好就可以隨意以“破壞法律實施罪”拘留逮捕，那麼如果不想讓人有獨立思想，就定一條“利用持有獨立思想破壞法律實施罪”，是不是也可以列為《刑法》××條了呢？
四、黃芳莉、趙英梅拘留逮捕的罪名不成立、要求無罪釋放
認定的所謂犯罪事實是，抄家抄出《九評共產黨》和大法真相資料，涉嫌製作、散發法輪功資料。即便上述事實完全屬實，這也純屬澄清事實與自由表達的行為，與犯罪行為無關。
既然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麼修煉法輪功的人深信法輪大法好，岳母已十幾年沒報銷醫藥費，她倆都袪病健身，身心受益很大。因此自願自覺利用各種方式向公眾宣傳這些就屬於必然的自由。而且，法輪功學員的宣傳，一無暴力，二無仇恨，三無誨盜誨淫，四無強制任何人信仰法輪功，而只講“真善忍”，因此肯定屬受憲法保護的公民言論自由範疇。
在針對上訪無門和法輪功各種言論渠道被堵塞的情況下，製作、散發材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一種表達方式，法輪功受到有關部門極不公正的待遇，被大量關押勞教判刑，受盡精神和肉體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肯定要向外人陳述，講明真相，維護自己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權。媒體被封鎖一切真實信息，法輪功學員才被迫採用下載複印等方式？進行講明真相。此種自我辯護行為與刑事犯罪完全兩碼事，若認為講明真相方式無理，可以公開在電視、報紙、雜誌及其他一切媒體在公開公平的基礎上展開辯論，誰是誰非經過公開、公平、充份的爭辯，很容易明辨是非，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行為，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或是通過印發傳單的方式講真相，叫民眾知情是應該的，完全合法。
沒有論證法輪功是×教組織，也未證明當事人有組織破壞法律實施；其前提不存在，那麼所謂構成犯罪的結論也就無法成立。
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認的基本人權，憲法第36條對此亦已確認。因此信仰根本不存在犯罪問題，不能追究信仰的責任。一個人信仰甚麼完全是他自己有權決定之事，信神也好，信無神也罷，應當是憲法保護的信仰自由範疇。因為只要該信仰者沒有實施危害社會的實際行為，本質上仍屬思想自由範疇。眾所周知，法律是只針對人的行為和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而人的思想不存在犯罪問題，法律只能調整人的行為，而不能處罰人的思想。從這一點上說，“法律”被濫用到根本不屬於法律所應該適用的範圍，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的鎮壓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所以她倆無罪，應無罪釋放。
法輪功的歷程使人們在思考，辨真假、識正邪、明對錯，已不是幾年前對他的認識了。因為這不是簡簡單單對社會民眾團體的迫害，這是正邪的較量。人們心知肚明，不管抱著一種甚麼樣的態度，在事實面前都得服氣，必須正視。
我很理解，希望法庭不要受到任何壓力和安排的干擾，要以《憲法》為根本和《立法法》為依據，按正式的立法條款規定，遵循法律是除暴安良、懲惡揚善的宗旨審理，秉公執法，盡職盡責，維護法律的尊嚴，做倡導“司法獨立”的先行。以上辯護足以說明法輪功學員黃芳莉、趙英梅應無罪釋放。誰是罪魁？誰是禍首？誰有罪？一目了然。匡扶正義，對民族，對國家，對你，對我，對他都好。
黃芳莉、趙英梅家屬：李志兵
2007年7月2日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