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筆者移居海外多年，和許多海外華人一樣，雖然喝的是洋墨水，開口說的是洋話，但血脈深處埋下的中華五千年文化深厚的根卻依舊延綿不斷。這不僅體現在腸胃青睞地道的中國菜，也表現在雙眼愛看中國傳統的戲曲、舞蹈，雙耳愛聽中國傳統音樂，但令人尷尬的是，無意間嘴中哼唱的歌曲卻常常是中共篡改、嫁接後的偽民歌。甚麼是“偽民歌”？“偽民歌”是中共盜用民歌的形式、曲調，改頭換面加入黨文化的內容，美其名曰“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例如人們熟悉的《東方紅》，就是把膾炙人口的陝北愛情民歌《芝麻油》，換上新詞而成，原本對情郎哥思念與恩愛之情被悄悄換成了對“偉大領袖”的感恩戴德。曾鬧出版權官司的《十送紅軍》，其實曲調來自贛南民歌《送郎歌》，歌中的妻子送郎出遠門，觸景生情，一唱三嘆，被篡改成了對紅軍的“無限深情”。這些民歌曲調一旦換上“革命內容”以後，原來的歌曲就沒人敢再唱、再傳了（再唱就有“政治問題”、“立場問題”），一兩代人之後，原歌幾乎沒人知道了；而這些黨歌黨曲鳩佔鵲巢，反而堂皇的貼上“民族經典”的標籤，使人無形之中覺的黨文化就是民族文化。這本來是中共對民族文化的摧殘，但在中共的詞典裏，這卻成了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中共利用偽民歌灌輸黨文化有很大的隱蔽性。一方面，由於長期傳唱於民間的民歌都往往經過了幾代、乃至數十代人的錘煉而日益精煉、成熟，具有曲調優美、明暢、容易上口等特點，特別適合於廣泛流傳，這就使得中共利用其迅速推行黨文化幾乎沒有甚麼阻力；另一方面，民歌大都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方百姓生活的苦樂息息相關，和民眾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一旦被剽竊而成“革命歌曲”之後，這種親和力很容易造成民眾“對黨的深厚感情”的假相。這也是中共一貫採用的偽造民意的一種手段。筆者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學唱了具有各民族風格的偽民歌后，竟天真地相信這些偽民歌是各民族百姓出於“對黨的熱愛”而自發創作的，自然而然地覺的全國各民族都發自內心的“熱愛黨”，連遠在邊陲的藏族也唱《北京的金山上》，蒙古族也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赫哲族唱《烏蘇裏江船歌》，不是麼？
實際上，偽民歌的一大特點是，沒有一首是民間自發創作、傳唱的，而無一例外的是由“黨的文藝工作者”剽竊民族音樂精髓，直接移植或進行所謂“再創作”後，又糅入了中共的私貨。
前面提到的《烏蘇裏江船歌》就是“再創作”後再塞進私貨的偽民歌例子。筆者曾經很喜歡哼唱這首歌。這首歌的旋律取材於赫哲族人“嫁令闊”中的民歌，那高亢、婉轉、優美的旋律，一般人都會毫無保留的接受並喜愛它。這正是因為其旋律從民歌中盜取了精髓。表面看這是一首歌頌生活的“民歌”，其實黨文化的私貨非常隱晦的藏在後兩段的歌詞“緊搖槳來掌穩舵，雙手贏得豐收年，”“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萬萬年。”最終目的是暗示“黨領導人民走上了幸福路。”和今天的“主旋律”“和諧樂章”是一個意思。
這首歌曲的創作背景是一九六二年，當時中國人剛剛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飢荒，死亡人口達四千萬以上。雖然中共當時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當然今天中共也無法繼續厚顏這麼說了，而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但是今天的學者察看歷史資料，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和其它正常年景類似，雖然許多地方有局部旱澇等災害，這些自然災害從全國整體平均而言，與常年相比並無顯著增加。不過當時受災面積、受災人口卻是空前的。這是因為災難實際是由於中共搞大煉鋼鐵抽光了田裏的勞力，各地浮誇成風、高額上交糧食造成百姓無口糧，大搞食堂，吃飯不要錢，最後連種子糧都吃掉了等等人為因素造成的。此時前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也與中共分道揚鑣。中共危機四伏，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為了緩和內外矛盾，欺騙民眾，中共急需要“黨的文藝工作者”粉飾“社會主義”，營造“歌舞昇平”的假相。“歌頌家鄉、歌頌生活”的偽民歌《烏蘇裏江船歌》就在這種背景下出台了。當然詞曲作者並不一定是有意替中共掩蓋罪惡。實際這些“黨的文藝工作者”本身也是浸泡在黨文化中，天真地相信大飢荒源自“天災”和“蘇修封鎖”，他們反過來又創作出黨文化作品毒害他人，幫中共度過危機。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中，這類黨文化附體民族文化的作品比比皆是，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今天大陸的各類中國民族歌曲“經典排行榜”，就大量充斥這類作品。大批的偽民歌傳唱後，中國人不知不覺中就開始把黨文化當成了民族文化了。這也是很多中國人搞不清中共和中國的區別的原因之一。
民族振興，需要深厚的民族文化作基礎。新唐人舉辦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的參賽曲目之一類，就是正統的民族歌曲，此為正本清源，拋棄黨文化偽民歌，回歸正統民族歌曲的盛舉，值得每個炎黃子孫關注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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