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我於一九九九年開始修煉法輪功。我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初去北京上訪，想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到了北京，在北京國家信訪辦門前等候，被公安便衣認出，將我非法送到哈爾濱駐京辦事處的京濱賓館九層樓。當時室內有很多被非法抓來的哈爾濱的大法弟子。兩天後我被“接”回哈市，平房分局把我非法送到第二看守所拘禁。
農曆新年前後平房區有近四十名大法弟子在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三月十八日以後（“兩會”後）才陸續放人。我回家後，家人告訴我在新疆派出所交了五千元錢，並說，如果一年之內上訪，五千元錢不予退還。親人們從經濟上，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損失和傷害。丈夫在單位寫檢討並在會上讀（所謂國家公務員家屬不得為法輪功上訪）；孩子被同學冷眼相看；兄弟們抱頭痛哭；父母親整個農曆新年以淚洗面。
電視、報紙仍是欺世的謊言和無理的謾罵。在二零零零年四月我和女兒再一次去了北京，由於上訪無門，去了天安門廣場。我丈夫領著朋友追我到北京，追到天安門廣場，將孩子帶回家，我被哈市公安局非法抓到京濱賓館的第十七樓。第二天我被平房分局送到第二看守所。三個月後，由於我不寫保證，被非法判勞教一年，於二零零零年七月末，被非法送到哈爾濱市萬家勞教所。在萬家勞教所，由於自己學法不多，學法不深，在邪悟者的誤導下，在幹警的偽善面具下，寫了，從而走向邪悟。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末我回到家，到家的第三天單位就讓我暫時上班，並讓我寫自己的思想變化的過程，我沒及時寫，六一零的人不高興的說：“星期一辦學習班，還想讓你談呢，趕緊寫呀。”我草草的寫了數頁感想，六一零的人說：“書記看了，說這也沒轉化呀！”於是六一零（公司的）副主任給我寫的加了幾句話。就這樣我在不清醒狀態下背離了法。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有一位同修的話使我清醒了，她說：“他們真的善嗎？如果你不轉化，勞教所和單位還會對你善嗎？”是呀，這不就是偽善嗎！我寫了嚴正聲明，從新走正自己的路。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位人民日報記者來公司採訪我們。我想採訪無非是為所謂的塗脂抹粉，我和另一位同修談了我們自己的真實想法並告訴他們，修煉法輪大法的機緣萬載難逢，我們一定會好好珍惜。
因為此事，我倆被公司開除，至今未恢復工作。
二零零二年七月，由於不明真相的人舉報，新疆派出所綁架了我，他們一群警察強行把我塞在車裏，當到派出所門前時我不進去，我說我是好人，他們其中有一個人先踢我的腿，將我踢倒，於是他們一幫將我抬進去並把我推進裏。在派出所的二十幾個小時裏，我一直被鎖在鐵椅子裏。深夜時，我一閉眼睛，警察就過來與我說話，不讓我睡，雖然我不睏，但我卻能看透他們的心。第二天下午，他們把我送進看守所，孩子的父親也跟單位（檢察院）請了假，送我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見我兩天沒吃飯，腿不靈便，一直被攙著就不想收我。送我來的警察和副所長大驚失色，急忙去找科長，生怕關不了我，交不了差。於是先去體檢。好像來到了地下室，陰涼陰涼的。孩子的父親一直攙著我，他對醫生說：“她身體不好。”那個男醫生（五十多歲）惡狠狠的說：“法輪功有病也沒事，照樣押！”我被關進看守所，孩子的父親（二零零二年在萬家勞教所時我們辦了離婚手續）臨走下樓時，我看見他在擦眼淚。
在看守所一天不吃飯就給灌食。第二天她們給我灌食。我被關在八號間，這個間去了七八個人，按頭的、按胳膊、按腿的，有幫醫生往漏斗裏倒粥的。由於我給這些人都講了真相，她們都沒用力按我，當我被插胃管後，一點不透氣，快窒息了。我一用力將手抽出來，雙手拔胃管，拔了三、四下才全拔出。管教一看沒按住，就把八間的七、八個人送回去，讓勞動班的人上手，她們來了，上來抓住我的頭髮把我按倒往後拖，有坐在我身上的，還有的偷掐一把，我一點動不了，女醫生（大約四十六、七歲）插完胃管後，她也不讓女犯倒粥（裏面全是鹽），她只是不停的轉動胃管來折磨人，我放棄了絕食。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被非法送到萬家勞教所（被非法判三年勞教）。先是體檢，然後送集訓隊。到了集訓隊先被罰蹲，兩個犯人看著我們。一個是小偷，一個是賣淫的。她們用腳往我後背上跺，小偷告訴賣淫女怎麼踩得狠。賣淫女一試差點摔倒，就不跺了。幾個平房區邪悟的過來與我說話，我不聽。警察姚福昌拽著我的頭髮往門外拖，到了監控室的屋裏用電棍電我，因為我躲閃，就把我綁在鐵椅子裏；因為我說：“你們這樣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於是他讓犯人把我的嘴用膠帶纏上。一會又來了幾個人，其中警察趙吉慶手拿電棍從我脖後伸過電我的後背，我索性兩眼一閉，心想：電吧，我也豁出去了。他們這時手同時停住，也許我的態度他們感到吃驚，其中一個女警察惡狠狠的說：“給你時間考慮考慮。”說完他們都出去了，只有我一個人被綁在鐵椅子上坐著。當時自己心想：三年啊，怎麼熬啊，誰不比我修的好啊，我對自己沒信心，我違心的寫了“三書”。晚上，不讓我們休息睡覺，警察吳洪勛惡狠狠的說：“她們是假‘轉化’，不讓她們睡覺！”
在集訓隊給我們看錄像，上課，讀“書”，以達到洗腦的目的，還經常“答題”或回答問題，不按“要求”答就被體罰、上刑或辦集訓班迫害。
每次答題我們都不按他們的答，後來警察逼著我們寫保證，保證以後答題按他們的答案答。由於我不寫保證，他們（她們）就體罰我，每天早晨起床就開始罰蹲到晚上十二點。邪悟者許鳳萍為了討好管教們，晚上十二點也不讓我睡覺，不寫就別想休息。我不想再堅持蹲下去，又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只好寫了保證。
記得二零零三年二月，給我們辦了集訓班，早上五點起床到晚上十一點休息。白天十七、八個小時一直坐在小凳上，但每到整點時讓我們站起來背幾分鐘“守則”。這十七、八個小時內不讓上廁所，（只有早五點和晚上十一點洗漱時能上廁所），有幾個人把棉褲尿濕了。我不敢喝水、吃飯，或只吃一兩口飯。因為有一次我肚子痛她們不讓我上廁所。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分到十二大隊。記得十月末晚上六、七點，十二隊隊長讓大家提前收工，回各班寫思想認識，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了真話，我只寫了兩句話：“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過了幾天給我們五個人辦集訓班，說我們“煽動”。辦班時由於我們不按管教的要求寫思想認識，都說真話；那天讓我們蹲我們不蹲，（中午）所有管教都跑來拿了手銬就把我們銬在床旁邊，我們蹲了一宿。凌晨兩、三點鐘，小豔子蹲不住乾脆坐在地上，管教不讓並抱住她胳膊用力讓她蹲，別人也坐在地上，管教們衝出臥室，小豔子喊“法輪大法好！”我們喊：“不許打人！”把全隊的人都吵醒了。大家發現我們都沒回班睡覺，第二天大家全罷工了，我們不吃飯，她們也都不吃，因為大家心齊，管教們不體罰我們了，並把我們送回集訓隊。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我們從十二大隊回到集訓隊時，集訓隊正在辦集訓班，我們遭受洗腦、體罰、暴力。
二零零四年二月，農曆新年剛過，早上大家背守則時不背，於是八、九點時被突然帶到操場上凍了一上午，很多人沒穿棉鞋，也沒穿厚衣服，包括年歲大的。
二零零四年五月初，有一個學員手裏拿著一沓寫好了名字的晉級（“減期”）表發給有上面名字的人，所有的人都不要填（當時是晚上七點多）。於是管教、隊長逐個找到管教室談，軟硬兼施，許多人沒辦法填了申請晉級表，她們“忙”到了深夜。她們沒找我。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上午大家去接見（每月十二日是集訓隊的接見日）。剛吃完中午飯，大家從飯堂回來上樓，就聽警察趙吉慶喊：“‘閃電’，去把警繩拿來，出去一個吊一個。”因為一會馬上讓所有的人一個一個的背守則，並給每一個人評甚麼分。第一個叫李紅梅，不背，為了恐嚇下面的人將李紅梅的臉用電棍電變了形。我們是在最後面坐，當喊我時，我徑直往前走，沒在前面停留，直接走向門外。姚福昌追了出來。要把我關進小屋裏，他一開小屋門，我看見裏面有三、四個學員被扣在床上、柵欄上，同時被幾個警察電棍電著。我只聽見電棍刷刷的放電聲。又推開一扇門，裏面又是人，於是給我推進監控室。他拽住我的頭髮往後一拽，把我按在控制櫃上，腰也被狠折一下，他揮舞著拳頭一通猛砸我的頭。由於我們不背守則，不填晉級表，五月份給我們辦了集訓班。我們每天上午幹活，下午練隊列、看錄像、“討論”，晚上吃晚飯就開始體罰，蹲到十二點才能休息。那年五月下旬，天很熱，下午我們要繞操場跑，直到有一天有人暈倒了，才不讓我們頂著烈日跑，改成了做體操、走隊列。有一天我們繞操場跑，邵楠管教說：“你們跑的太慢，不好好跑，你們就永遠跑下去。”她讓我們走隊列，喊口號，說我們口號不響亮，不好好喊，於是讓我們走鴨子步，並讓許鳳萍做示範，雖然我們沒走多一會兒，但卻讓我記憶猶新。六月一日晚上，我們蹲在地上，姚福昌手拿著新買的高壓電棍坐在長凳上。他突然站起來揮舞著電棍往我們後背猛砸，之後又坐回到長凳上。一會又起來舞著電棍往我們身上砸。也許他急於向所領導交差才如此不擇手段。我想起了這一年的春節晚會有對對聯的節目。有一天姚福昌很得意的說：“看我編的對聯：‘警繩電棍和鐵椅，你要不服送給你，橫批是：蹲吊結合。’”
二零零四年六月初，我被分到七大隊，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站的時間長了（在牆上編墊子）腰像裂開了似的疼，不能彎腰，很長時間才熬過來。在七隊的這一年，由於我不填晉級表，管教經常找我談話，自己覺得壓力很大。不僅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早晚還得背“守則”，還經常上課、討論、寫紀實、答考卷等等，感到身心疲憊。
二零零五年六月下旬回家後，公司不讓上班，只得去打工；沒有家（丈夫怕受牽連已離婚），只得住在母親家。不僅如此，家中電話被常年監控，這些年來一直有專門監視我的人，甚至我去商店他們也要跟進去，慌慌張張的發怔。
這些年我所遭遇的所強加給我的迫害不能一一陳述，即使一一去陳述用語言也不能完全表達出來，只希望這場本不該發生的迫害早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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