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6年6月14日】首先，推薦大家看一下6月8日的這篇文章，這名同修說的很多也是我的心裏話：衝出私的牢籠吧──就向當地民眾揭露當地邪惡問題與公主嶺同修切磋不管是本地同修還是外地同修，對北京同修的總體感覺是一盤散沙，沒有整體。在過去的一年中，與我熟識的同修有很多被綁架了，大概是我認識的人裏面的一半。對於他們的被迫害，大多數同修表現的漠不關心，無可奈何，甚至不如一個常人。
如果發正念的時候把他們的名字全都想一遍，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我曾經也是比較麻木的，同修被綁架了？噢，發正念吧。然後呢？沒了，只是發正念，甚至不曾打過一個震懾邪惡的電話，不曾陪他們的家屬去要人，也沒有更多的去關心他們的家人，更沒有親手去貼一張揭露當地邪惡的傳單。本來我可能一直麻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也被綁架了。
我切身體會了那個很久以前的一個基督教徒說的話：德國納粹殺社會黨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黨人；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也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來殺我了，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說話了。
就算發正念，也沒有過去人多勢眾了。這時我才想起來後悔，才開始反思自己的麻木，感到了無地自容。
有的人覺得自己的力量單薄，起不了太大作用。在談修煉人的心性之前，我們也可以看看常人是怎麼做的。高智晟律師從上書胡溫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到現在，惡人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因為他把對自己的迫害公布出來了，已經成了在國際上知名的人物，惡黨不敢太過份。再看看剛剛獲釋的鄭恩寵律師，日前傳喚鄭恩寵的閘北區國保威脅要對鄭恩寵拘留５天到10天，在場有很多人圍著他，逼鄭恩寵低頭。鄭恩寵不服，宣布絕食絕水，隨後於晚間得到釋放。很明顯，惡黨是怕曝光的。
最近一個時期，雖然邪惡大勢已去，卻有很多弟子被迫害，甚至是成批被綁架，從最近幾天的交流文章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這種現象。這是為甚麼？個人認為，很簡單，我們自己沒做好，縱容了邪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像師父鼓勵的那樣，加大力度向當地民眾揭露當地邪惡，公開站出來說話，全北京的大法弟子都站出來，全大陸的大法弟子都站出來，這場迫害還能繼續麼？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需要國外同修的幫助，後面詳細說。
師父說：“大法弟子在這場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聲了、蔫蔫的都沒了，那邪惡它怕啥？它沒有顧忌了嘛。”（《2004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常人都在幫我們，我們自己卻躲起來了。難道真的要讓一個常人來結束這場迫害，讓常人給我們平反？
師父說：“如果這場迫害叫人給結束了，大法弟子多丟臉──我們沒有證實法，沒有從迫害中樹立起威德來，我們大法弟子沒走出我們的路來。”（《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
常人都有神在保護他，我們是師父直接在管的，我們怕甚麼？同修們，請發出你的聲音吧，不要再以任何藉口躲在家裏“精進”了。
我看到一個弟子的文章裏有一句話：家屬配合我們去公安局要人。說的太好了，是家屬配合我們，是常人的律師們配合我們，我們才是這台歷史大戲的主角！
師父說：“有一點你們必須得清楚，不是你們為維權而存在，是維權這種形式的出現在協助大法弟子證實法，（鼓掌）這個主次你們一定要分清！”（《洛杉磯市講法》）
當同修被綁架之後，我們是否真的起到了主角的作用？沒有！我們甚至對他們疏於關心，致使有些家屬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這是我們的恥辱！
感謝師父，我很快闖出來了。當時，我心裏只有一念：趕快營救與我一同被綁架的同修。我首先聯繫到一個常人。本來他打算收留我，但是一聽說我還要做營救同修的事，他害怕了，把我打發走了。即使是修煉人，也有害怕的，不理解與不支持的。我感到無助。
後來，總算聯繫到了一些同修，願意一起做營救工作，但是干擾也很大，工作進展不順利。甚至連溝通都不順暢。總之，兩個多月過去了，有3名同修（王奎讚、蔣雅暉、常春昱（音玉））判2年勞教；還有一名同修（弟子B），到目前沒有任何消息。我知道她的情況，但是由於不了解她的身份是否暴露，所以也不能說出來。
我開始著急過，因為我對37天有執著（大陸的法律，一般抓人後37天內要有結果），後來認識到了，我就放下心做自己的事。但是，現在感到大家還是像以往一樣的正常上班、下班、加班、週末休息。能怪誰呢？我過去就是這樣的，可能還不如呢。
中共秘密集中營事件被曝光後，有分析說，邪黨打算在4月至7月間滅口完畢，不管邪惡是否有能力得逞，同修面臨的危險就在那裏，我們在這段時間裏做了甚麼？我們的同修有沒有蘇家屯式的危險？當面對同修的一堆白骨，人家問我們做了甚麼，我們說“我幫他們找執著了、幫他發正念了”，我們說的出口嗎？
談談在這過程中遇到的事情，然後對這些現象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有的同修直接說他忙，沒時間管這個事；有的忙著找被抓同修的執著，說長論短；有的說的挺好，但是由於某些原因行動緩慢或者沒有行動；有的人嫌麻煩，實際上就是不管；有的說“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看他們自己了”；有的人照常忙著自己的生意、工作，難得露一面；和國外同修聯繫，想對迫害的直接責任人提出訴訟，回復說，覺得這些直接責任人不重要，司法程序很複雜，要告就告惡首江××。
首先，被迫害的同修一定是有問題，而且可能還比較嚴重。
但是，“一個修煉的人怎能無過呢？”（《精進要旨•如何輔導》）師父說：“無論這個生命好壞，在歷史上犯了多大的過錯，這些都不看了。整個宇宙都不行了，知道有錯的、不知道也有錯，還看誰好誰不好、看誰行誰不行幹甚麼呢？不看這些了，全都救度。”（《2005年曼哈頓國際法會講法》）而舊的因素搞的卻是毀滅性的檢驗。我們認同師父正法的需要還是贊同舊勢力的安排呢？這也是對我們每個修煉人的考驗啊。
有人說，知道了那個人的具體問題，發正念中才更好幫他。我覺得這並不十分必要。發正念中，我們想著清除他一切不好的思想念頭就行了。有一種觀點，有些人說出來了，另一些人雖然沒說，但我感到他們也是這麼認為的，這種觀點就是：找到問題，是營救同修的前提條件，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不管我們有甚麼問題，有法在，我們都會看自己。不能因為同修有問題，就耽誤了營救工作，營救工作不應該以找到問題為前提，否則從一定程度上還是對舊勢力的承認。
師父說：“真能這樣提高上來，你們在純淨心態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聖的。”（《精進要旨•再認識》）
找出問題可以使我們做好，我們應該看的是自己的不足，應該以“純淨心態”為出發點去找自己的問題。找別人的問題也是為了對照自己，看是否也有類似的誤區，找到了自己才能做的更好。如果執著於找別人，那是純淨自己的心態嗎？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嗎？師父說：
“那麼是不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也變得非常執著於他的錯誤，自己心裏頭就是過不去？那麼你就變成了執著，你就變成了向外找了。你就不能夠想一想他的不對為甚麼叫你看見了？他的不對，為甚麼你的心裏頭就那麼難受？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對，為甚麼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在方方面面遇到甚麼問題的時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法輪佛法（在美國西部法會上講法）》）
對於被綁架的同修，我們在他們被綁架之後再去討論他們的是非對錯，個人認為這會延誤揭露邪惡、以此救度眾生和幫同修清楚迫害的時機。如果真要說也行，先把同修救回來，當面說，怎麼說都行。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有問題，為甚麼不早說呢？等他被鑽了空子，再來放馬後炮？被非法抓去的同修的那個錯誤，只是舊勢力鑽空子的藉口，我們連舊勢力的存在都是不承認的，怎麼能接受邪惡對同修的肆意抓捕迫害呢？我們是應該儘快改正自己的錯誤，修正自己。
以我個人來說，我先後被綁架過三次，時間依次是一年半、一週、一天。每次舊勢力是以甚麼藉口鑽的空子，我現在大致都知道了，這些錯誤的嚴重程度也許不同，但其比例我想不會是485/7/1（以天數計算）。關鍵是自己的心，自己想不想出來。在最後一次被劫持，我做的不好，當時很害怕，但是我的第一念是“法正乾坤 邪惡全滅”，我守住了這一念，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自己的問題，然後就沒再去多想了。所以我不到一天，確切的說，經過大約14個小時就走脫了。如果說那幾個同修真有甚麼問題使他們回不來，問題就是他們在被劫持以後，對邪惡的迫害認識不清，這就是根本問題。請發正念中幫他們鏟除這些干擾吧。在惡人剛來，還沒有劫持我們的時候，有一位同修就對我說“快找自己的問題”，這就是她的問題，承認了邪惡的迫害。
師父說：“但也有在艱難形勢下，不向內修，搞分裂的，加重了當前的形勢的複雜；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損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顧大法的安定而傳播小道不實的消息的，加重了亂法的因素”（《精進要旨•大曝光》）。
不管被邪惡非法抓走的同修他們修的是好或者不好，他們跟我們的關係好還是不好，在他們被迫害之後，這些都不重要了，不要想了。因為他們的錯誤都已經成為歷史了，因為我們的時間和精力是寶貴的，要用在刀刃上。師父說：“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為目地，除去這兩點都是無意義的。”（《精進要旨•清醒》）
大法弟子被迫害了，我們要盡一切努力救他們出來。如果覺得他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就去提醒一下周圍可能重蹈覆轍的人，或者寫文章發到明慧，然後就不要再沒完沒了下去了，趕緊做三件事。
這裏，就要說一個承認甚麼不承認甚麼的問題。
作為修煉人，如果集體想著某個同修這樣那樣不好的時候，我們的思想是有力量的，我們的思想會否起到不好的作用？舊勢力會不會以此為藉口演化出甚麼，如果問題確實存在，會不會加重此問題？個人認為，大法弟子集體執著哪個人的好、執著哪個人的壞都可能出問題，因為大法弟子的執著就是邪惡迫害的藉口。那個總理就是個例子。師父在《2004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中說：“你們一旦要這樣做、這樣去想的時候，就會出現兩種問題：一個是很可能你會把那個學員弄上絕路上去，舊勢力很可能讓他出問題甚至早走……”
我們只應該去承認好的、加強好的，不應去加強那些不好的東西。
關於做事慢、消極。
有些同修表現的消極，經常掛在嘴邊的是“我配合你”。表面上好像是不堅持自己，但實際上是沒主意，就想等別人安排，我就有此問題。
師父說：“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華盛頓DC法會上的講法》）。只要這件事符合法。個人認為考慮問題的基點不應該是別人要我做甚麼我才去做，這太消極，不是正法時期大法弟子應有的狀態，每個人都是自己找事情做，這是師父的要求。應該是大法需要我做甚麼、我要做甚麼。我們做的一切也都是為自己做，也不是為別的甚麼人，就是為自己。
一件事情，用法衡量，如果符合法，就應該想盡辦法努力去做，當然也沒說一定要個怎樣的結果，只要我們努力、盡心。可以互相商量，可以到法中找答案，也可以求師父加持，但是不應該說“我不能做”。師父說：“其實大法弟子每個人都是有能力的”（《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我覺得，說“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看他們自己了”這話的，也是屬於消極那一伙的。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向當地揭露邪惡、遍撒傳單；比如鼓動家屬去要人；比如給惡人打電話；比如排班一天24小時不間斷發正念；比如向國外請求聲援；比如加大力度向各大媒體揭露……
排班發正念這件事情，外地有做的好的，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有篇文章說，就算裏面的人糊塗，只要外面的人齊心協力，一樣可以營救成功。可是據我知道，就連坐在家裏發正念這件事情，我們都協調不起來，藉口是忙、沒時間。怎麼好意思說“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呢？
還有的人以安全為藉口，這不行、那不行。我們應該想想裏面的人受的是怎樣的苦，想想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們是不是還有這麼多藉口，還這樣麻木（有人回答“是”，我無言以對了）。
師父是說過：“作為我這當師父的來講，我要首先考慮的就是你的安全。”（《2004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可是師父還說過：“大法弟子不能證實法就不是大法弟子。”（《精進要旨（二）• 評“大法的威嚴”》）都不是大法弟子了，甚麼都談不上了，這不危險麼？
在做事的過程中，有些同修過於看重結果，也是造成消極狀態的一個原因。有些人就是因為覺得一件事情可能起不了作用，結果就不做了。我覺得，不應該想我這麼做有沒有用，那麼做有沒有用，而是盡可能的去做，不求結果。不能因為看到必然有結果才去做，這就好像看到佛像大顯才修煉一樣。師父教我們的是“無求而自得”。
師父說：“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別小看。你一句話、一個傳單、鍵盤上按的一個鈕、一個電話、一封信，都起著很大的作用”（《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所以說，只要站在法上做，我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所以，我們自己首先不要有心理障礙，覺得沒用。師父說：“弟子正念足 師有回天力”（《精進要旨（二）• 師徒恩》）。那些沒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因為自己不相信，這不就跟使用功能是一個道理麼？
關於工作忙。
工作忙是一種干擾，認真對待工作不等於一定就要很忙、就要經常加班。這也是邪黨搞的，經濟狀況不好，找工作困難，為了維持一份工作，就要在工作中額外的多付出。
對於加班、工作忙這些事情，也需要我們排除干擾去解決，智慧的去歸正，比如提高工作效率。
關於證實法與個人修煉。
有人把做大法的事與實修看成是不相關的事，我覺得似乎有點偏激，師父的經文中兩次提到“證實法也是修煉”（《在亞太地區學員會議上的講法》和《在2003年亞特蘭大法會上的講法》）。
有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個人修煉階段，考慮問題的第一念是，要符合個人修煉的某種戒律，而不是如何更好的溶於法中並把自己當成大法的一個粒子、救度眾生、反迫害。我們現在處在區別於個人修煉的正法時期，首先應考慮的是，怎樣更有利於救度眾生、助師正法、圓滿自己的世界。如果總是擔心的事情太多，想的時間太長，就會影響了救度眾生。師父講過：
“但因為你要經常用太多的時間思考思考，錯過了正法樹立威德的機會，那可得不償失啊。”（《在大紐約地區法會的講法和解法》）
據我的觀察，沒有全身心投入三件事的人，往往想得比較多，容易停留在一個層次中。我有一個切身感受：只要每天做好三件事，矛盾、麻煩就會源源不斷的來，根本不用自己主觀的去想這想那、騎著自行車滿大街找好事做。只要真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給師父，該去甚麼心、該解決甚麼問題，師父都會讓我們去思考，不想都不行。雖然有麻煩，沒有三天好日子過，但心裏偷著樂：師父管我呢。而且只要提高心性，矛盾就化解，環境就變好。
關於如何看待專做大法的事。
有一些弟子，有的人是剛從魔窟闖出來的，或者是手頭有甚麼大法的項目需要人手，或者是其它原因，這些人不方便公開的在社會上拋頭露面，所以他們目前不上班，在家待著。在家待著，很自然的，只要有時間就是做三件事。有人就認為這些人是屬於專心、專業做事的，那麼就用專修弟子的標準來要求這些不上班的人，比如，認為坐車都不行，必須步行。個人認為，《出家弟子的原則》這篇經文針對的是“宗教中的出家弟子”，而且是個人修煉時期的“宗教中的出家弟子”。這和被迫離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這篇經文提出的要求，並不適用於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
師父在《精進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則》說的是“再有出家弟子無特殊情況外出時，都不得坐車、坐飛機或坐船旅行，要一律行腳”，我認為我們都是在特殊情況下。不是說某個人特殊，而是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區別於個人修煉的正法時期。那我們首先應該考慮的是，怎樣更有利於救度眾生、助師正法、圓滿自己的世界。如果行腳，一天只能辦一件事；如果有車，一天可以辦很多事。師父還教我們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狀態，現在的社會形式就是這樣的，去哪兒都走著也不正常。現在有那麼一部份人，國內外都有，他們是專做大法的事的，我們不能要求這些人都行腳吧？
師父對於用大量時間幹證實法的事也是肯定的：“如果你們都在哪個公司有一定的股份，你甚麼都不用幹，你就每個月拿錢，大量的時間都幹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事，我可太高興了。”（《2005年舊金山講法》）我悟到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不一定非得是很有錢的人），專做大法的事，也是可以的，這個和“宗教中的出家弟子”不是一個概念。
有的人認為流離失所的同修也應該像其他人一樣的過正常生活。我感到，這完全是用個人修煉的標準來生搬硬套。從反迫害、否定舊勢力這個角度，這個想法沒問題，但是我們也要面對事實，畢竟流離失所的弟子和在家的弟子是不同的，這些人沒有公開的身份，很多對在家弟子很平常的事情，對他們就不方便，甚至是危險的（當然，只要正念強，一切都會改變）。不能不顧客觀情況。劉季芝被二次迫害就是個教訓了。
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不上班、不能像其他人一樣過正常的生活，這不是我們自己要的，是迫害造成的，是萬不得已。不能盲目的跟別人比，每個人都有自己證實法與修煉中要走的路，決不能別人怎樣，自己就怎樣，因為師父說過：“作為修煉的人，沒有榜樣，每個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路》）。
如果有常人對大法弟子不上班表示不理解，正好借機向他們講真相。
再來說說關於國外同修配合的問題。
國外同修說，覺得迫害的直接責任人（派出所、分局）不重要，司法程序很複雜，要告就告惡首江××。我覺得不能以人中的職位來劃分重要程度，我們不是在追求媒體的轟動效應，我們在證實法。
我覺得外國弟子也不少，不應該都圍著江××，出了中共秘密集中營（蘇家屯）的事情，一下子全都圍上去，然後又呼拉一下子圍著王文怡。我覺得也有個遍地開花的問題。再有，這也是揭露當地邪惡的一個方面。中共秘密集中營的事情我只是從網上聽說，我再怎麼說，也是重覆別人的話、再加上自己的分析。而我和同修的被綁架，我掌握著第一手材料，那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更加是在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學別人？我悟到，師父讓我們揭露當地邪惡，也是讓我們在證實法中走出自己的路，樹立自己的威德。
如果只重視那些大案子，是否多少有那麼一點點求名的心？比如，跟人說“我現在忙蘇家屯呢”，人家可能說：噢，這是個大事；要跟人說，我忙著告海澱分局呢，人家可能問，海澱分局是誰啊，甚麼事？
我還悟到，我們應該紮紮實實做自己該做的。師父說：“不是大家都得做一樣的事情，每個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環境做大法弟子此時應該做的。你們是自己發自自己內心的在做，每個弟子真的像大法的一個粒子一樣，在維護著法，在救度著眾生。在這一點來看，世人是比不了的。”（《在2002年波士頓法會上的講法》）
我不了解國外的情況，只是提個建議，也不一定非要訴訟，找議員呼籲一下也好。也是管用的。我在被非法關押期間，難受啊，就設想了種種解脫的方案，有些想法也是在那期間產生的。前一天被劫持、後一天走脫，裏面和外面、絕望與自由的反差太大了，這對我觸動很大。
由於個人所處層次和修煉狀態所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同修慈悲指正。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