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6年4月1日】（明慧記者曾文遠編譯報導）美國《國家觀察》（National Review）雜誌3月30日發表執行編輯Jay Nordlinger 的文章，題為“一個叫蘇家屯的地方”。Nordlinger希望讀者們看看提到的有關蘇家屯集中營的報導。他說，因為有時不可想像的事情需要想一想，哪怕就一點點。Nordlinger曾於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擔任布什總統的演講撰稿人，並於2001年獲得美國詹氏新聞與文化基金會年度獎章。
文章說，全世界流傳著一個恐怖的故事：在中國的東北，數千名囚徒被關押著，等待著他們的是被殺害，被取走他們的器官。這些囚徒是修煉法輪功的學員。他們被關在叫做“集中營”或“死亡營”的地方：蘇家屯。華裔人權活動人士相信這個名字會帶給人們如同粹布林卡（Treblinka）等集中營那樣的恐怖。
執行編輯Nordlinger說，我不能說這個故事是否真實，我只能說人們應該關注。
當然，“摘取器官”是很熟悉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已經很多年了。2001年，美國國會就此事進行了聽證，世界為之震動。但是嘩然之聲逐漸消失，摘取器官仍在進行，沒有給中共政權帶來任何負面結果。
銷售器官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個龐大的生意。你可以在中國非常迅速的獲得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任何類型的器官。
蘇家屯的發現再次激發了摘取器官的話題。在這裏，我不想就此事做出公正的評論（儘管可以做公正的評論）。我主要是引導你把注意力貫注到大紀元的網站，特別是對蘇家屯的連續報導上：在這裏（大紀元的連接）http://www.theepochtimes.com/211,111,,1.html大紀元是一個國際性報紙，旨在報導中國的真實情況。當然，中國自己的媒體是由政府擁有或控制的。
我也想引你看一篇不知疲倦的比爾﹒格茨(Bill Gertz)在華盛頓時報上寫的文章：網址是http://washingtontimes.com/national/20060323-114842-5680r.htm
我們怎麼知道蘇家屯的呢？主要是通過兩個證人，難以形容的勇敢的證人。一個是位女士，她丈夫是參與摘取器官的醫生；另一位是長期駐日本的中國新聞記者，他曾調查過這件事情。兩位證人現在在美國，因擔憂生命安全而藏匿著。我星期一早晨通過電話和那位記者進行了交談。
首先，再多說說那位女士：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大紀元對她的採訪和後續報導。這些文章會給你帶來人類所難以承受的細節。簡而言之，她丈夫因其工作而精神崩潰，無法再做。這位妻子不想站出來做證人，但是斷定她沒有其它選擇。
我必須提供一點細節。該女士的丈夫對她說，“你不理解我的痛苦。那些法輪功學員是活的。如果他們是死的，對我來說可能會容易些，但是他們是活生生的。”
該女士也對大紀元這樣說：“一些從附近農村聘來的貧困農民在鍋爐房(用做焚屍爐)幹活，剛來的時候，這些人一無所有，……但他們很快能積攢一些手錶、戒指、項鏈等物件，數量還不少。”
最後，她說，“我要在國際社會上曝光這個事情，來救活那些還沒有被殺死的人。另外，我曝光這件事情，為我的家人贖罪。”
現在該談談那位中國記者了：他的名字叫金鐘，或許是為了新聞報導的緣故他這樣稱呼自己。當我在紐約會議室會見一些法輪功活動人士時和他通了話。這些人士中的查爾斯﹒李在中國監獄被關3年後新近獲釋。他曾受到酷刑折磨。在下一期的《國家觀察》中我會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順便說一句，李醫生是美國公民。
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披露多年前作為一個年輕的醫務研究人員，目擊過摘取器官。子彈射入犯人們的後腦，他們的屍體立刻被送入等待著的車子中。在那裏，醫生們將取走他們的器官；查爾斯﹒李作為助手，手持醫學儀器。他說有時犯人似乎還沒有完全死去。
在李醫生和我交談前，我得以通過電話採訪金鐘，李醫生的一名同事做翻譯。
更多對金先生的報導請看這篇大紀元的文章http://www.theepochtimes.com/news/6-3-10/39111.html 我只簡單說一說，當他調查薩斯病以及中共政權掩蓋那個問題的程度時，他發現了蘇家屯。一些當地官員透露了這個關押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及其目的。他不能相信他所聽到的：這太可怕了，太不人道了。但他繼續追訪了這個事情，並確認他所聽到的是真實的。
我問金先生那些官員是否為這樣的謀殺和摘取器官行為而感到罪惡。他說，“一點也沒有。”
金先生很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兩次遭到拘留。他說在拘留中他受到折磨。他設法回到日本，接著來到美國。他的家人仍留在日本，他說他們已經收到死亡威脅。明顯，他在美國這裏也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擔憂，中共的特務從沒有把國界當回事。
要說明的是，金先生自己不是法輪功學員（那位女士也不是法輪功學員）。金先生說，“甚至我都不感興趣。”但他在乎人性和正義感。他說，因為講了蘇家屯“我相信中共會試圖來殺我。”如果他不說出來，他的生活會遠為輕鬆，但他的良知不允許這樣。
我稱讚他的勇氣。他說，“你是個記者。如果處於我的情況，你也會這樣做。”我回答，“我只能希望我會這樣做。”
美國政府知道蘇家屯嗎？金先生說他已經告知了關注此事的國會議員和他們的助手。媒體中的人權之友正在開始關注。彼德﹒沃辛頓（Peter Worthington）在多倫多太陽報的一篇文章的結束語中說：“中共把犯人當作天竺鼠，或用做滿足世界需要的供應品，相較之下，納粹的醫學試驗似乎都變得溫和了。”
沒人會打賭蘇家屯能否刺穿世界的良知。各地的政府熱衷於與中共建立平穩的關係，甚至在自由國家的媒體好像都想幫助它們。各大報紙和電視網不願報導在中國的暴行令人悲哀。
我記得研究極權主義的偉大分析家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一次對我說：這個世界很少願意相信證人。10年、20年或30年後也許會，但更短時間內不可能會。
出自早期蘇聯的證詞被嘲笑；這些是“裏加（拉脫維亞共和國首都）的謠言”。大屠殺的故事被視為猶太人的牢騷。當人們逃離毛而湧入香港，他們是“倒楣的軍閥”。當古巴人在佛羅里達上岸時，他們是“巴蒂斯塔密探”。凡此種種。
當受害者是法輪功時，有一個特別的誘因使人們漠視迫害。許多人因為對他們的哲學思想感到奇怪而對這些打坐煉功的人們產生懷疑。××黨的大規模宣傳不是沒有效果。西方商界領袖視法輪功擋了他們的路，或者至少使他們不安。
我不知道金鐘和那位醫生妻子的命運將會怎樣，也不知道仍在蘇家屯的囚徒會有甚麼樣的遭遇。但很可能發生的事情是，在一些國際的關注下，中共政權會掩飾這個地方。它們以前已經是這樣做的。還有一種可能：無論事情得到證實與否，人們根本就不在乎蘇家屯。
眼下，我最希望的是讀者們會看看我提到的這些報導，特別是大紀元上的那些。因為，有時不可想像的事情需要想一想，哪怕就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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