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勒醫學院腎科教授：器官移植面面觀（圖）

封莉莉

【明慧網2006年3月28日】近日蘇家屯惡性事件曝光，引起國際關注。同時器官移植這個對大多數人並不陌生的話題，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大紀元特此專訪了美國貝勒醫學院醫學系腎科封莉莉教授。

* 蘇家屯集中營

記者：您聽說最近的蘇家屯集中營的事情了嗎？

封莉莉教授：是的。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講，蘇家屯事件對於生命的褻瀆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想想看，當被囤集人體是為了摘取活體器官牟利，而配型完畢臟器摘除便是法輪功學員的死期，這是多麼喪盡天良的事情。

對於施術者來講，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違背了最起碼的醫生道德和良心。其實，這些人不僅僅對被摘取器官的人犯下了罪，對於接受器官但又不知器官來歷的人來講也犯下罪。而器官的受者也可能是在有意無意的害自己。

記者：我近日給瀋陽幾家醫院打電話，他們的醫生表示，絕對保證腎的質量，都是來自於健康的年輕人，手術成功率90%以上，並表示，患者來了之後會很及時的做手術，不用等幾天。國內有網頁上聲稱，一個星期內就可為受體找到適合的供體，還有國際臟器移植中心表示，他們有穩定的臟器來源。從醫學角度來講，尋找供體是否很容易呢？

封莉莉教授：從這些情況可以推斷，中國可能有一個相當大的供體人群在等待配型，從而能迅速的找到合適的器官供體，進行大量的器官移植。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集中營」的說法。

從醫學角度來講，尋找合適的供體並非易事。為了減少免疫排斥反應，首先血型（ABO血型）必須相同；PRA PRA（Panel reactive antibody，群體反應抗體）最好是陰性；淋巴細胞毒性試驗必須＜10％或陰性（細胞毒性試驗是指受者的血清與供者淋巴細胞之間的配合）；淋巴細胞轉化率（淋巴細胞混合培養）要低於20％─30％（此法需5～6日才有結果，實用價值有限）；HLA組織配型（國際標準是直接測定供者與受者HLA-A、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個位點）是影響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點具有眾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的極端多態性。在非直系血緣關係的人群中，幾乎不可能發現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緣關係的人之間的匹配程度都屬於「less perfect」。即便是「less perfect」的器官，在美國找到一個被認為可接受匹配程度的腎臟的時間需要長達2到3年，甚至更久。

很難想像在中國找到一個可匹配的腎臟只需要一個星期，如果沒有一個巨大的人群供體長期在等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這些供體的配型必須要事先完成從而可供初步選擇配型。一旦確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體和受體之間還要作進一步更特異的配型試驗（Crossmatch）。

記者：瀋陽醫生表示，腎源來自犯人，都是活體腎，並表示，犯人都是自願的。您認為呢？

封莉莉教授：處於弱勢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願捐贈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實意願，即使司法機關沒有進行任何勸導、引誘、威逼，其法律地位也決定了不能認定其捐獻器官意思表示是真實、自願的。

我聽說過一些例子，中共以各種極其殘忍的方式強迫死刑犯人在捐贈器官的文書上簽字，包括連續倒掛等，在那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狀況下，即使犯人簽字，也不能說是自願的。

另外，中國人自古有一個傳統觀念，死後留「全屍」。原則上來講，一般的中國人是不願意被死後摘除器官的。

記者：據報導，大陸換腎失敗與死亡率偏高，您能不能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可能的原因是甚麼？

封莉莉教授：我就廣東省燕嶺醫院王年穩這個腎移植死亡案例來分析一下死亡的可能原因及其背後的因素。在王的腎配型的記錄中缺了一個最重要的試驗記錄：供體（提供腎臟者）和受體（接受腎臟者）之間的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合試驗。

在王的報告單中有一個叫做PRA的記錄。PRA（Panel reactive antibody，群體反應抗體）是判斷受體（接受臟器者）免疫狀態的常用指標。PRA越高，排斥的可能性越大。具體做法是在移植術前，將受者血清與二十個以上健康的無關個體淋巴細胞進行交叉配合試驗。但PRA並不能取代供體（提供腎臟者）和受體（接受腎臟者）之間的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合試驗，這個試驗是被稱做「試管內移植（Test Tube Transplant）」，意思是在試管內觀察受體是否對移植腎有排斥反應。一般需要4到5小時完成該實驗。如果受體（在此處指的是王年穩）的細胞殺死供體的血細胞，受體非常可能會排斥這個腎臟。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移植前常規試驗，但在王年穩的記錄中未見有關這個試驗的結果。

王的病情後來惡化，第三次B超的診斷是「腎小管壞死」，這是腎移植手術後的一種併發症，有可能和手術操作和術後處理不當有關，但也有可能和移植前腎臟狀態有關。當人在受到病理和心理方面的創傷和打擊，機體會釋放出大量的血管活性物質。比如嚴重的腦損傷會導致兒茶酚胺堆積（Catecholamine storm），結果是臟器出現永久性病理損傷。在腎臟表現為急性腎小管壞死（Acute tubular necrosis）。實際上，有損害的腎臟所造成的臨床後果有時比HLA不匹配可能還要更糟。有臨床證據表明，HLA不太匹配的夫妻之間的腎移植的效果超過有一定HLA匹配程度但有損傷的屍體腎（如腎小管壞死）。

目前，在中國接受來歷不明的臟器從而導致受體死亡的例子越來越多。台灣擁有高達四萬多名必須長期洗腎的患者，其中有不少不耐等候冒險前往中國大陸換腎，如台灣彰化地區近期出現不少前往大陸換腎民眾，不僅沒有換回健康，反而加速死亡的病例。死亡原因除了醫療技術方面以外（腎配型等等），移植腎的病理生理狀態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中國的被移植臟器大都來源於死囚和被長期殘酷折磨的法輪功學員，臟器被移植前就可能會有永久性的損傷。

記者：中共官方對從死囚身上摘取器官曾一再否認，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秘密，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去年12月公開承認這一事實。這說明甚麼呢？

封莉莉教授：這說明在中國從人體非法盜取活體器官已經沒有甚麼心理障礙了。

記者：據悉，有些人難以相信這樣可怕的事實。

封莉莉教授：法輪功學員成為大面積的受害對像是不難想像的。在中共七年對法輪功血腥迫害中，中共的輿論使得大量的民眾受騙，恐懼感使人對中共魔鬼般的惡行麻木。法輪功學員流離失所、大批失蹤，和失去身份。

對於一般的死囚當局還不能隨心所欲的屯集活體等待配型和最後焚屍滅跡。但對於法輪功學員卻沒有這樣的「麻煩」。

不管這些人是真不相信還是故意選擇不相信，我希望這些人和全世界對這些血腥暴行視而不見的人千萬要珍視人類良心的最後呼喊。

* 意識和記憶是否可隨著器官移植而移植？

記者：前幾天，有一篇文章，講移植受害者心臟夢到凶犯，您認為一個人的記憶和性格，是否可以通過移植器官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

封莉莉教授：目前有關細胞是否有記憶，器官移植是否可能導致意識和記憶的「移植」是有爭議的。由於實證科學手段的侷限性，目前沒有甚麼實驗手段來證實或否定這一現象，但是這方面的例子已經有很多了。

1988年，Claire Sylvia，一位芭蕾舞演員，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成功的心肺移植患者，手術在耶魯New Haven醫院完成。但是，她的性格從此發生了改變──雙重混合表現（自身和另外一個個體）。

醫生只告訴Claire心肺的供體在緬因州死於摩托車禍。但是Claire常常在夢中和清醒時看到一個年輕男子車禍死亡的情形，T. L.的人名縮寫也時常出現在她的眼前，而且她知道這個人就是她的器官供體。當Claire把這些情況告訴醫生時，醫生回答道，心臟是血泵，肺臟是換氣的器官，和意志和記憶無關。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夢的頻繁，Claire知道了她的供體是個18歲的男子，名叫Tim Lasalle。終於，雙重混合的人格以及摩托車禍的困擾使她無法正常生活下去。醫生對她的說法根本不理會，她決定自己去尋找答案。

最後，在一位心理醫生Robert Bosnak的陪同下，她拜訪Tim的父母，證實了她所有感覺，另一重人格來源於她的供體-Tim Lasalle.Claire。為此寫了一本書 - A Change of Heart（此書可在Amazon.com買到）。2002年，根據此書拍了一部電視劇（Heart of a Stranger），由Jane Seymour 主演。

2003年，美國國家「發現健康電視網絡（the Discovery Health Channel）」也研究了器官移植中的這個問題。其中有一個例子講，一名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的7歲小女孩的身上，當她移植了一顆不幸被人殘忍謀殺的10歲小女孩的心臟後，開始頻頻做被人謀殺的噩夢。令人震驚的是，美國警方靠她對夢中兇手的詳細描述，竟然一舉逮住了那名殘忍謀殺10歲女孩的兇手。

* 供體的心理或其它因素對器官可能的影響

記者：那麼，心理壓力是否可以導致基因的改變呢？犯人是否會因為監禁或者判死刑而導致心理方面的壓力、或者因遭受酷刑迫害等極大的冤屈從而使得某些器官的基因改變，從而對受體造成排斥等危險呢？也就是說，犯人的器官是否能夠被當作正常和健康的器官移植呢？

封莉莉教授：心理壓力可以導致基因（DNA）的改變，這一點在科學上已有明確的證據。比如BDNF，神經生長因子會隨著心理壓抑而使得該基因甲基化和基因的不表達。此外，心理壓力可以使染色體兩端的端粒縮短加速，DNA不穩定，細胞和器官壽命縮短。因此有心理壓力的供體不應該被看作合適的供體。即便在短時間內被移植的器官可能為受體改善一些症狀，但也有可能會導致後患無窮。

死囚是否會因為監禁和判死刑而導致心理方面的壓力從而使得某些器官的基因改變，目前因沒有任何科學研究尚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有改變，由於這種改變不可能通過目前常用的配型來解決，對於受體來說是很危險的。移植器官基因的改變有可能成為慢性排斥的間接或直接誘因。

我有位同事從事腎移植的研究，她發現即便在親屬之間，如果供體在其腎臟被移植前出現心理障礙不願被摘除，這個腎臟的存活都會有下降趨勢。美國一些腎科醫生發現，一些在中國接受腎移植病人的術後護理比較困難。目前，這方面的文獻很難查找，因為人體器官在現代醫學來講只是有特殊功能的特化組織和細胞群而已。即便有些人出現心理問題也會被忽視和排除。當移植器官出現問題時，最可能的是當成移植慢性排斥反應來處理。

事實上，長期有心理壓力的人，神經系統、中樞神經和植物神經系統的功能都會有損害的，而植物神經系統遍布全身所有臟器。目前科學上已有證據表明植物神經系統的不健全和臟器的病變有關。從這個角度上講，死囚的器官能不能被當作正常和健康的器官移植是有疑問的。

我曾經研究過修煉人和非修煉人的基因庫，和非修煉人相比，修煉人有相當數量的基因激活和消失，這些變化有可能是表觀遺傳變異（Epigenetic changes）。這些變化對於器官供體本身是整體變化的一部份，是一種和整體相呼應的有益的變化。但對於受體來說不一定是有益的。比如，某些供體器官高表達的基因，由於在受體身上不表達或是低表達是否會由於移植而成為自身抗原導致受體的自身免疫病，現代科學目前還不能回答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