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5月6日】1999年10月，我與十多位同修去北京上訪，結果還沒走出市區就被惡警綁架，送到了收容所，一週後轉到了拘留所，在那裏它們逼我們寫三書，我堅決不寫，並在他們給我的紙上寫下了“法輪大法不是教，更不是×教”，惡警說我是在和政府對著幹，並恐嚇我說要判我刑等等。而且公安局還派來了七、八個刑警，每天將我與另一位沒寫三書的同修叫出去迫害，我倆被分別關在兩個屋子裏，時時從隔壁傳來惡警對同修的辱罵聲和響亮的耳光聲。惡警逼我蹲著，我不配合他們，就坐在地上，他們就用污言穢語罵我，有個惡警過來打我耳光，還有一個邪惡頭子拿腳尖勾我下頜，問我還煉不煉，我不允許他這樣侮辱我，就大聲的告訴他：“煉！煉到底！”並用堅定的目光盯著他，他尷尬的灰溜溜的溜走了。有一天惡警把所有關在這裏的大法弟子帶到會議室，逼迫每個人必須抄寫一份公安部迫害大法的條文，有位同修在這之前因在邪惡的威逼下違心的寫了保證書，後悔的哭了好幾天了，也許是師父又給她一次機會，發紙、筆從她開始，這次她堅決不寫，惡警就將她拖出門外，辱罵著說要把她銬在走廊窗戶上，為阻止他們迫害同修，我將他們發的筆摔在了桌子上，一群惡警發瘋似的朝我撲了過來，把我也拖了出去，其他同修也拒不寫，因此惡警把我們拖到院子裏，當時外面寒風刺骨，惡警穿著棉大衣還凍得不停的蹦，他們卻將我們的棉衣扒掉，又讓我們蹲在風最大的地方，惡警還怕我們坐下就在我們周圍倒上水，我為了阻止他們倒水，在倒水之前就坐在了地上，有個惡警用腳踹我，嘴裏不停的罵著骯髒的語言，逼我起來蹲著，我堅決不起來，惡警就用腳踩我膝蓋，中午要下班了，惡警們才停止了對我們的迫害，要我們回監室，可是我的腿站不起來了，有的同修看到我那樣都哭了，並大聲指責惡警，惡警也慌了，亂作一團，幾個惡警就手忙腳亂的把我抬到了監室，又叫來獄醫給我檢查，說好像骨頭錯位了，其實我的腿一會就好了，但從此他們再也沒敢迫害我，並且除打我的那個惡警外都來監室看看我有沒有事（據說在這裏曾有警察因打傷刑事犯剛被處理），他們可能怕我也去告他們，所以他們顯得很害怕，於是我趁此機會給他們講真象，並告訴他們大法弟子是修煉“真、善、忍”的，當時他們都靜靜的聽著，沒有一個敢阻止的。
第二天，這裏的所長和副所長來看我，他們要求看看我的傷，那個副所長（女）看到我腿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傷後，說了一句：“他們太過分了。”然後就走了。第三天我就被無條件釋放了。
整體配合解體洗腦班
因為我被市裏列入“頑固分子”的黑名單，所以，每到他們所謂的“敏感日”就來騷擾我。2000年在澳門回歸前夕，由市政法委、610、公安局三個部門聯合對大法弟子辦洗腦班，十多名大法弟子分別從各自的單位或家中被綁架到這裏，而且每人還必須有一個陪伴人員並交500元錢，每個房間關了兩個大法弟子，由兩個陪伴的人和兩個惡警看守，在這裏我們沒有人身自由，不允許我們出房間，不允許我們交流，更不許我們煉功，每天都由兩個惡警找大法弟子談話，為了抵制這種迫害，我對所有來找我談話的惡警及有關人員，都強烈要求放我回家，不然就拿出有關的法律條文，否則我就告他們侵犯人權、知法犯法，他們竟無恥的說在中國迫害法輪功沒有法律會管的，我就告訴他們中國不管我到國外去告，我國外有很多的親人（大法弟子），他們會替我告的。後來他們不敢來找我談話了，並且第二天只好以照顧孩子的名義特許我到下班時間就可回家，上班時間再來洗腦班，但我認為這樣還不夠，必須要解體整個洗腦班，所以我每天一有機會就到其它房間和同修們交流，希望共同抵制這場迫害。
有一天早晨我在去洗腦班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同修，他也爭取到和我一樣可以回家，我倆經過一番交流，決定分頭和同修交流共同集體絕食，整體抵制邪惡的洗腦班，到了洗腦班我倆分頭行動，很快和同修們達成了共識，當天中午大家集體絕食，正好這天它們又從下屬調來了幾十個巡警、刑警等，打算洗腦班持續辦到農曆新年以後，結果這一集體絕食他們恐慌了，氣氛格外緊張，也不允許我和那位同修回家了，並且下午公安局長找我談話，我被叫到一個房間，裏面坐了好幾個邪惡頭子，談話時我向公安局長提出了幾個問題，大概意思是：辦這樣的洗腦班、限制我們的人身自由、強制收費的法律依據等，並且告訴他如果圓滿的答覆了這幾個問題，我就會呆在這裏聽從他們的安排，否則就立即放我回家，本來它們迫害大法弟子就是非法的，它們根本就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據，結果公安局長回答的不是很牽強就是答非所問，最後也未能給一個圓滿的回答，於是我要求立即回家，公安局長自知理虧不敢吭聲了，我便出門推車就走，一群惡警撲過來把我拖回房間，關了起來。晚上，我丈夫（常人）一直等見我沒有回家，他就來洗腦班要人，惡警不放人，我丈夫就質問惡人：“為甚麼要把她關在這裏？她犯了甚麼法？” 惡警們答不上來，就膽膽突突的說：“就因為她煉法輪功。”我丈夫又反問他：“為甚麼煉法輪功就抓？那我也要煉法輪功，你也抓我吧！法律有這一條嗎？” 惡警沒辦法了只好搪塞說領導不在他們說了不算，讓我丈夫明天去找他們領導。
第二天又有同修的家屬來要人，惡警們慌亂極了，晚上我孩子聽說我絕食就自己跑來看我，他們看到我的孩子後半開玩笑的對孩子說：“別要這樣的娘了，連家都不要……”結果沒等他們說完我孩子就厲聲斥責他們並讓他們馬上放了我，孩子的一番斥責激怒了惡警，他們像瘋了一樣圍著孩子污言穢語的罵著並問孩子在哪上學，孩子沒有一點懼色，理直氣壯的告訴他們：我在某某學校你們找去吧！不讓我上學我到國外去上！”惡警氣得手舞足蹈的，我為了不讓他們傷害孩子，就催孩子離開了，孩子臨走時又給惡警甩下一句話：“等著！有你們後悔的一天！”（後來孩子告訴我這句話的意思是：法正過來的一天他們就後悔了。）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位同修因絕食身體出現嚴重病業，半夜送醫院去搶救，邪惡更加慌亂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解散了洗腦班。
洗腦班解體了，為了不再讓他們辦這樣的洗腦班，我決定給這些主管迫害法輪功的部門負責人講真象，首先我撥通了公安局長的電話，向他提出要和他談談，他說他很忙沒有時間，可否由其他人代替，我說只想和他談，最後他答應有時間再約我，不過後來他一直沒約我。同時我也給我們單位的上屬部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負責人打了電話，他很高興的答應了，第二天就打電話叫我去，我到那一看，他還叫來了許多大法弟子，那天我們不僅講了真象，而且其中有些學員當時認為我們上北京是心性不好，是和政府對著乾等等，我們就針對這些問題做了交流，所以這又成了一次別開生面的交流會，達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心正壓百邪
2001年初我公司人事變動，來了新任董事長、惡黨書記（女），此惡黨書記特別邪惡，據說曾將其原單位的一位大法弟子開除了公職。此人到任後不久，首先將我和另一位同修找去談話，談話期間我倆給她講了許多真象，她根本無動於衷，反而說我倆太癡迷，還用帶有威脅的口氣說我倆是因為工作太輕鬆（化驗室）造成的。接下來就展開了針對大法弟子的一系列迫害活動。
首先在農曆新年期間，非法監控大法弟子，限制大法弟子走親訪友。然後在公司開展的全員競爭上崗中，說的是公平競爭、任人唯賢、可是就在我們考評成績合格，甚至優秀的情況下（我還參加了中層幹部競選，我的述職報告及智力答題成績特別優秀，被當時傳為佳話。）不但沒有被錄用，反而被調離了原技術崗位，被下放到車間。她原以為我們會承受不了車間繁重工作，不久就會向她妥協，可她低估了我們大法弟子，我們不但沒有被壓倒，反而車間成了我們洪法的好場所，我們給職工們洪揚大法、講真象，使許多職工因此明白了真象。惡黨書記的陰謀破滅後，她不但沒有停止迫害，反而變本加厲。多次將大法弟子綁架到邪惡的洗腦班，更有甚者，2001年3月她又讓其秘書以大法弟子的名義寫了一份所謂的“悔過書”，妄圖讓我們簽字，遭到我們拒絕後，便在公司私設了一個洗腦班，並通知所有大法弟子所在部門（我公司設有多個部門），停止我們的工作，並派出兩個陪伴人員一起參加洗腦班，不參加者按曠工記，滿十五天開除公職。她滿以為拿開除公職來威脅，我們就會妥協，她又低估了我們大法弟子，雖然工作是我們在常人社會賴以生存的保障，但大法是大法弟子的生命，所以洗腦班空設了二十多天沒有一個大法弟子參加，使得邪惡書記不得不在這種既尷尬而又被動中，於同年4月開除了公司的三位大法弟子，對其邪惡書記而言，她的目地是撈取政治資本，並不想得到這樣的結果，但她不安於這次失敗，不想就這樣認輸，因此在開除我們的文件中特別加上了一條，允許我們在一年內可以找她恢復公職（向她妥協）。同時，為了給她開除我們找到開脫理由，同時為自己尷尬的局面尋個台階，她竟無恥的指使他人在公司的小報上誣蔑大法並對我們進行不實的報導，以此來混淆視聽，許多職工因聽信了她的謊言，對我們很不理解，甚至說出一些很難聽的話。為了揭穿邪惡書記的謊言，解除職工對大法、對我們的誤解，也為了揭露邪惡的迫害從而制止惡人行惡，我和同修們交流後，寫了一封給全公司職工的公開信，信中曝光了邪惡對我們的迫害及開除我們的真正原因，並呼籲廣大職工伸張正義、保護善良。我們把公開信在公司上下大量散發，同時又以要求恢復工作為由到市屬機關如：市委、信訪局、婦聯、工經委、勞動仲裁等處發送及講真象。這樣我們不僅震懾了惡人，而且使許多人明白了真象，明白了真象的職工紛紛譴責邪惡書記，有的甚至支持我們去告邪惡書記。
2001年6月，邪惡書記又帶領一派出所惡警及公司保安等數人來綁架我，因我拒絕開門，她又打電話叫來了四、五個惡警，砸開了我家門，用手銬反銬著將我帶到了另一級的洗腦班。此洗腦班設在一單位賓館，所以看上去外似賓館，內似監獄。每層樓的窗上都安上了防盜網並且樓道內都安上了鐵門，此洗腦班非常邪惡，這裏的幾個首惡曾多次在明慧網被曝光，在這裏關了許多大法弟子，我被關在了三樓，這裏的惡警、猶大、陪讀等等加起來比大法弟子多出幾倍來，儘管如此，常常都有大法弟子從這裏正念走脫，我和另一位同修也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闖出了此邪惡洗腦班，當時給了那裏的邪惡致命的一擊，據說有幾個惡首因此寫了辭職書，邪惡們找不到我倆，就來恐嚇我丈夫，妄想從他那裏得到我們的下落，結果被我丈夫的一身正氣給鎮住了，而且我丈夫第二天堂堂正正到洗腦班拿回了我的衣物等東西。
“十一”臨近，邪惡們怕我上北京，我單位的邪惡書記迫於壓力幾次找到我丈夫，要求我回來上班，我丈夫明確告訴她，不想讓我回來遭迫害，她很無奈只好將我丈夫帶到市政法委，由政法委書記保證不再給我辦任何洗腦班了，這樣我丈夫方才答應了叫我回來，於是我就堂堂正正的出來做我應該做的事了。根據他們的承諾，我去公司上班，可是邪惡書記仍不死心，又要求我給她寫東西，對我說那麼多專家教授（在洗腦班專給大法學員散布歪理邪說誹謗大法的惡人）都不能使我放棄大法修煉，她也不想再徒勞了，所以不想要求我寫放棄大法修煉的東西，只要求我給她寫個所謂的遵守廠紀、廠規的保證書。我告訴她開除我並不是因為違紀、違規，更何況我的工作態度，公司的同事都是有目共睹的，開除我完全是對我的無理迫害，那麼就應該無條件恢復我的工作，否則我不要這個工作了，於是我又離開了公司。以後邪惡書記每隔三差五的都要打一次電話給我，希望我答應她的要求後回來上班，再以後她甚至拿官職來引誘我，都被我拒絕。不久她被調離了公司，公司董事長便無條件恢復了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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