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4月19日】記得那是2001年9月底，東北同修邀我和她一起回東北老家一趟。她家鄉的同修走不出來，真象資料也缺少，明慧文章就更看不到了。到現在還不知道發正念。我們去可以帶一帶那個小山村的同修，走出來助師正法。順便帶去真象資料。當時邪惡是最瘋狂時，帶資料出的了北京嗎？回的來嗎？當時對進京控制很嚴，車站放著師尊的像，不踩別想上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怕心，對付怕心我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來一個去一個，來一點去一點，決不能叫它膨脹，一旦它鑽進來了，一膨脹就會把你摧毀，讓你怕得即使你在家還覺得不安全。那還敢做正法時期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一切嗎？助師正法救度世人，兌現史前洪願去。
我們準備了兩個雙肩背的資料，和一書包每日明慧文章、週刊。出發之前要選擇上車的車站。同修要去西站上車，而且她也去西站看過，查得很嚴，有同修就因為帶資料被抓。我們問她為甚麼非要從西站上車？她卻說我就非從西站走，看看我的正念強，還是它邪惡邪，我就正念上車，看它把我怎麼樣。我和另一同修認為這哪是正念強，分明是人心、爭鬥心。既然知道西站嚴，通州鬆，就應該走通州。我們不是向邪惡證明我們正念強，而是要把資料安全的帶出去，不要證實自己，一定要智慧。後來她同意了。
我們從通州上車，一路發著正念，進站警察也沒檢查，安全上車了。車出通州第二站開始檢查“三品”，說是查“三品”，其實是藉口，是在查法輪功。上車才發現這是最後一節車廂，這還有一個特殊的位置“治安席”，總是坐著一個警察。查“三品”時有八個人，其中兩個乘務員，六個警察，他們一個個都是虎背熊腰，氣勢洶洶臉上的肉都橫著長，看那陣勢，膽小的還真會給嚇死。檢查到甚麼程度：婦女手中隨身的小手提包都得打開；衛生巾都掏出來驗看了；學生的包、作業本都翻開看。同修手裏的隨身包裝的都是明慧文章。這時身邊一個乘客說：“你把手裏的包放到吃的袋子裏，把那袋吃的再放在上面不就得了。”這是師父在點化呀，慈悲的師父就在身邊。我和那位同修對視了一眼，我看到她那樣平靜安詳，好像甚麼也沒發生一樣。我發正念，請師父加持，不准它們動我的包，心理很坦然，沒有一絲的怕。最後，全車廂只有我倆的包沒有查，其餘沒有一個放過。到晚上有從前邊車過來的人說前面車廂基本沒查，只是象徵性的看了看。我知道邪惡是衝著我們來的，我們沒有給它鑽空子，我們的正念把它滅了。
那位同修把我們帶去的食品分給周圍的人，並和他們聊天，並以第三者身份講真象，我在那發正念配合她。旁邊有一老一小在談話，談的是關於法輪功，但又是邪惡所灌輸的那些內容。那位同修開始和小伙子搭話：你怎麼知道法輪功都是電視上說的那樣？你了解法輪功嗎？這個小伙子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同修反問他：“你看我像嗎？”“像，從你的言談，你的坐姿都像（當時她盤著腿），他指了指治安席上的警察，“我叫一聲，他就把你抓走，不過我不會那樣幹的。馬三家又在擴建，因為我家就在它旁邊，都是關你們的。聽說那裏打的很厲害呀，我不支持法輪功。不過也不會告你。”同修開始和他講真象。
我就和旁邊一位老先生聊起天來。我沒有正面講法輪功如何好。聽了剛才他和小伙子的對話，知道他對法輪功抵觸很大。和他談一些社會話題，比如：人如果不從自心做好，只有從心裏改變自己，外在的一切改變不了人的心，社會天天講道德文明建設，有幾個能做好，還不是嘴上說說，落實不到行動上，現在的貪污腐敗誰能制止，還不是人心的問題嗎？老子講的“仁、義、禮、智、信”有甚麼不好，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忍做，首先要求自己做好，道德不也就回升了嗎？社會風氣自然不就好了，還會有貪污、腐敗嗎？老人很愛聽，也認同。他一再問我是幹甚麼的，我說您看像幹甚麼的？“說不好，我只感覺你倆與眾不同，你講出的東西我聽著怎麼那麼愛聽。你講的理又是那麼博大。”他說他是搞高科技的，從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退休離休的，是導彈專家。他一再追問我是幹甚麼的？我應該告訴他了。我的文化並不高，初中畢業。我講給您的理全在《轉法輪》裏面，是李洪志老師教會了我怎樣做一個人、一個好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我是修煉法輪功的，你看我會是電視說的那種人嗎？他連連搖著頭：“電視上說的都是假的。”現在我直接講真象了。我看到他的眼睛一亮，老先生說，原來法輪功不是電視說的那樣，看到你們的行為，我就知道你們是好人，你們的表現改變了我對法輪功的態度。他要下車了，站起身向我雙手合十，對我畢恭畢敬。我知道那是一個明白真象的生命，對師對法的尊敬。他並謝謝我告訴他這麼多好東西。“你們要保重，”說話時看了一眼治安席上的警察，“別叫他們抓去，保重。”“您也一定要告訴家人法輪大法好。” “放心吧！我會的。”老先生走了。
我們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如果我們做的不好，對救度世人就起不到一個好的效果。
師父一路呵護我們。出站時讓警察把我倆趕出站，說：你倆不用檢查，從那口出去。
到家之後，找到了那些走不出來的同修：有的被邪惡嚇得不修的；有的向邪惡寫過保證的，怕師父不要的，但又知道法好，放不下，又不知該怎麼辦。我們在一起切磋並在法上提高，告訴他們怎麼發正念，告訴他們全國、全世界大法弟子怎樣向世人講述著法輪功被迫害的情況，大家不要錯過這萬古機緣，不要辜負師尊的慈悲苦度。大家覺得這樣在一起聊聊很好，也都知道應該怎樣去做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天後我們就被邪惡舉報了。那天晚上公安局來了40多人。從村東翻到村西。當時我在村東一同修家住，（那位同修在村西）被堵在了屋子裏，我從後窗戶看到了警車的車燈，知道警察來了。可這時我再穿衣服已經來不及了（黑龍江九月底是很冷的）。大媽家那個門是又重又沉，一開門就會丁當響，警察不用看見人就知道有人出來了。這三更半夜的又那麼靜。緊接著就聽見警察在搖籬笆的門，已經“開門！開門！”的喊上了。
我一看出不去了，環顧一下四週，沒有藏身之處。這時大媽對我說：“姑娘，這裏有一個放土豆的坑”，我拿著我的雙肩背包（因為這個包在這屋裏是最搶眼的，一看就是外人的東西）這坑呀，是太小了。坑裏還有半坑土豆，我又是一個大胖子（當時150多斤），而且中間還插了一塊板，把本來不大的坑，又變成兩個。我提了一口氣，把身體往下蹲了蹲，中間那塊板子還觸著我的脖子，這等於是身子在這邊半坑，頭在那邊半個坑。就是這樣整個身子還是不能進到坑裏。我把板子放在身上，頂著板子，高出地一塊。就這樣，我發著正念，叫它們立刻走。我非常平靜，靜得就像一潭死水，沒有一點“波瀾”。警察已經闖進了籬笆的大門。在砸房門。可大媽沒發出一點聲音，過了好一陣子，大媽假裝剛從睡夢中驚醒，好像帶著睡意問：“誰呀？深更半夜的，幹甚麼？”警察在喊：開門！打開燈！（東北那個小山村很窮，有一半住戶點不起電燈，買不起電）門開了，聽到進來好像有四、五個，其中一個問：“××回來了（同修的名字），她是不是叫你去北京天安門。”“她回來了？不知道呀？”“誰在你家住著？”警察一口咬定她家住著一個生人。追問那人是誰。大媽說是自己女兒和丈夫打架，昨天住在這。“你家還有誰？”“我們家老頭子。”“我看看。”我透過木板的縫隙，看到手電光已經過來了。警察兩腳已到了坑邊了。其實我就在他的腳下面（當時我就是一念：叫他們立刻走）這時電話響了，警察出去接電話，再也沒回來。其他警察在屋裏又盤問了大媽一會兒，說那個是他們局長。沒過五六分鐘，他們全走了。
我從坑裏出來，才感覺出冷，凍得上下牙直打架。屋子裏，炕上甚麼都沒有，只有老太太一人的被窩，好像沒有第二人住。我才明白，為甚麼那麼長時間老太太不說話，原來是收拾東西。
事過之後，一小男孩把我送出村。大媽把我送到他女兒家。後來和小男孩說起我藏坑裏的事，他說：“你是個好人，如果你不是好人，警察一來，你一哆嗦，板子一響，你肯定被抓走了。其實我們好多人都知道法輪功好。”後來那位同修也正念闖出來了。
這次能從東北正念正行闖出來，是大法的力量，師父的呵護。也是整體的力量。能從那麼邪惡的一種環境正念闖出來，不是一個人正念強就能做得到的而是整體都做的好。比如：在火車上，如果我倆有一個正念不強，或者有很多人心出來，我想下不了車就被抓走了，就更別說把資料帶走，還能在車上講真象，還能講明白一位老教授。其實我們離治安席只有四排座位。那個警察一直看著我們。當時心裏甚麼都沒想，只是想告訴他們，千萬別被電視騙了。大法弟子就應該講真象，就像一種本能一樣。好像講真象是順理成章的事，並沒有太多的雜念，完全是空的。正念強警察也就聽不見。
在東北大媽家，如果大媽沒有正念，怕心出來，後果是不敢想的。事後大爺說，我怕自己一起來和他們說話，再一害怕，它們一看地上，就會把你抓走的，所以我不理他們，也沒動，他們還以為我睡著了哪。老大爺是個常人都能做這樣好。那天村子裏也沒有人告訴惡警們另外那位同修的位置。
那位同修當天晚上就闖出來了，也是因為平時在村子裏大法弟子時時處處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去做，難中是對你平時修煉在常人這的表現的檢驗。你讓村子裏的人都因為你而對大法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知道我們不是壞人，關鍵時候就會幫助你。
幾年來的修煉路程讓我認識到，在難中的正念正行是要有深厚的學法基礎才能夠做到的。不是說我應該按照法的要求這樣做、那樣做就能做得到的。在那時才是檢驗平時按照法的要求做到了多少，在難中那一念，就是符合法的，就是法中要你做的。我覺得遇到任何事的第一念，就是你的層次、境界。遇到事情臨時再去想法中要求我怎樣做，我想那是有漏的，說明還沒能完全同化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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