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5月5日】1、依法上訪遭綁架
我今年 54歲，家住黑龍江省呼瑪縣韓家園子金礦。1999年7月20日因法輪功被非法打壓，師父被無理誹謗，我流著淚踏上了上訪之路，去北京找信訪部門反映真實情況。八月十五中秋節那天，在天安門廣場被綁架。
警察把我劫持到站前門派出所，當時我身上帶著一百七十多元錢，被搜刮去。我被關在籠子裏，裏面還有幾個被綁架來的同修，等了一會，我又被人帶到 大興安嶺駐北京辦事處，後來才知道帶我的人是地區派的駐北京劫法輪功上訪者的。
我晚上被扣在床上睡覺，白天坐在他們的屋裏。兩天後，呼瑪縣公安局政保科長李政祥和王某某來北京抓人，當時大興安嶺天的同修已被抓多人，呼瑪縣有我和王貴政。李政祥把我和王貴政叫到包房裏，用手銬扣在一起坐在地上。不讓我們睡覺，還讓我們給他洗衣服。他們白天趁機旅遊，晚上去賭錢，把我倆交給姓義的政保科長看著。
一次我的手銬鬆了，我退下來了，下樓要走時被人發現，又將我銬到廁所裏的暖氣管線上，不許睡覺。
2、惡警猖狂勒索
1999年9月28日我和王貴政被送進了看守所，沒有拘留證，我問所長：拘留幾日？所長說：“不知道，拘留你們沒有準。”
二十天後，同修常秀維被劫持到看守所，她向惡警李政祥、張汝祥要還被搜去的1300元錢時，惡警只還她500元。
我被非法關押一個月時，惡警李政祥、 張汝祥要我丈夫交五千元錢，否則不放人。我丈夫和他姐夫、姐姐、妹妹幾家湊了4600元錢交了，也沒放我。家人知道被騙了，白白損失了4600元錢，直到1999年12月26日才把我釋放。鄉政府下午去看守所接的我，車裏面坐滿了鄉幹部的親戚，我被擠在後面。到家後我丈夫說：“派出所所長早晨要了300元錢說去接你，開了個收據寫的是汽車加油。”
我丈夫依法上訪時被非法關在看守所拘留一個月，看守所搜身時有500元錢，被看守所所長侵吞。我向他要了幾次，才勉強退了一百元，那還是我要告他時才給的，其餘400元錢沒影了。
我在看守所時，我女兒去看我時，所長讓我女兒給我存錢，我女兒存了500元錢，等我走時還剩350多元；同修常秀維的500元只買了點小用品，想留下給孩子用，剩下了450多元；王桂政350多元；我們一起釋放的，走時讓所長給錢，他說保管員不在，可是鄉政府的人上午就來告訴下午接人，這些錢都被看守所非法侵吞。
我家離縣城二百多里山路，去一趟來回路費60多元，他知道我們走後不會再去要錢。等以後再次被綁架到看守所時，我向保管員要錢，他說：“我哪知道錢在哪？”讓他問所長，所長卻說：“扣你們的伙食費了。”我們幾個被公安局、 看守所非法勒索6330元錢。
3、家破人亡，只因追求“真、善、忍”
2000年2月底，我和丈夫再次依法去北京上訪，天安門廣場幾步一輛小白車、大客車，小車抓人向大車裏送。我們剛到廣場，一群便衣蜂擁而上，將我們塞進車裏，車上裝滿了大法弟子。我們被劫持到前門派出所，他們問我們是哪來的，我們不說，惡警就用手銬背寶劍式的扣上雙手，背不上的由三、四個惡警按著，使勁擰胳膊背上，並逼彎腰，把腰彎成九十度，一小時不到就被勒得渾身滴汗。惡警還用腳踹我們，踹倒在地還踢，放開時我的胳膊不會動了。屋裏的二十多位大法弟子都是這樣的。2000年3月8日我被帶到呼瑪縣看守所，路上我身上的230元錢被鄉派出所惡警楊光做了飯錢。到了看守所，我經常受到管教李殿學和李波的打罵。
2000年8月12日早上剛開早飯，我們還沒吃，管教告訴收拾東西走。我和丈夫李喜成、王貴政和常秀維夫婦收拾好行李，被帶到火車上，到了地區才告訴我們：兩個女的去雙合勞教所，兩男的送北安勞教一年。
到勞教所後，一天晚上我剛打坐一會兒，惡警鄧某某就指使犯人李小洋等扯著我的頭髮拖到走廊，吊在暖氣管線上。一個多小時後，所長洪某某和另兩個人查崗進屋，上前將手銬鎖緊，我的手腕被勒得淌鮮血。12時左右我被帶到值班室，他們踹我、擰我、拿電棍捅我。然後又把我扣在暖氣管線上。亮天後，他們把我送回監舍，扣在床柱上，後又將我反背寶劍式地扣在床上，不能動，蹲不下，坐不了，只能貓腰。當有人時，就將我用窗簾擋上。兩天三夜不讓睡覺，除吃飯、方便外24小時扣著。當時煉功的同修都這樣懲罰，有的已被扣五十多天。
一天我被叫去量血壓，高壓230、低壓120，幾次檢查都是這樣，他們辦好手續叫呼瑪縣去接人，呼瑪縣不去人，勞教所派人將我送回呼瑪縣公安局，後鄉政府把我接回。回家一看，我家早讓鄉政府住滿，他們佔了我原來住的前屋，逼我住後屋，28個鄉幹部輪班住，每班四人，24小時吃住在我家，我家的門鎖、抽匣鎖全被撬壞，連櫃子都被撬壞，他們在我家玩麻將、撲克、喝酒、打仗，已經20多天了。
我告訴他們：你們不理解我被迫害，現在我已都講給你們，如果我再讓你們住我家，就是縱容你們幹壞事。正好我女兒要帶三個月的小孩回家，我告訴他們我女兒三口回來沒地方住，房屋的產權是我的，你們必須走。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們攆走。
2000年10月26日鄉政府、派出所等20多人闖進我家，他們騙我說是縣政府談話，結果到呼瑪縣被直接劫持到看守所。三個月後，公安局政保科找我談話，問：“還煉不煉了？”只要我說“煉”，就再接著關三個月，三個月到期再續。我一直被非法關押，直到2001年我家人從山東打來電話：我老父病危想見我一面。我多次寫信給縣政府，和他們談話，直到2001年6月9日才放我回家看我老父，等我上車回老家的當天，89歲的老父睜眼去世，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痛楚。
4、說真話遭非法通緝並被判刑
在山東榮成市石島鎮我和丈夫租了個小屋以打工謀生。後來聽說榮成市看守所、洗腦班、鄉政府殘酷迫害大法弟子，強迫大法學員。我含淚給榮成市政府寫了一封信，要他們停止迫害。我給市政府又寫了封長信，將榮成市看守所、洗腦班、精神病院的惡人怎樣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實呈上，並上網。
2002年5月14日榮成公安局找到我家讓我搬走，當時我不在家，我丈夫自己在家，他們抄家翻到了大法書和寫信的底稿，把我丈夫帶走，他們為了抓我封鎖所有路口，縣公安局住進石島鎮進行大搜捕。他們抄遍了所有的旅店、飯店、大法弟子的家，而且所有大法弟子的家都放了崗哨。折騰了一個多月，他們還是沒抓到我，這才讓呼瑪縣去人將我丈夫從看守所接到呼瑪縣，並被非法勞教三年。而後各車站、船站，都下了通緝令抓我。所有這一切，只因我舉報了行惡者，市政府不但不懲惡揚善，還下通緝令抓我，這是甚麼政府？
2002年9月6日，因我給一位同修打傳呼，當時那位同修已被威海市公安局綁架，他的傳呼已被監控，這樣我被劫持到威海市看守所，2002年9月16日，呼瑪公安局副局長崔廣平和政保科劉明印等把我拉到呼瑪看守所，2003年3月17日，非法判我有期徒刑罰7年。我不服，舉報惡人倒有罪，以後有壞人、殺人、害命誰還敢舉報？我上訴中院。2003年7月1日中院下判決維持原判。
5、見證哈爾濱女子監獄的邪惡
2003年9月12日，呼瑪縣公安局長、看守所所長等把我劫持到哈女監。檢查身體量血壓高壓260、低壓140，我還有肺結核病史，這都不符合收監條件。它們又帶我去大醫院透視，回來後，我不知道他們用的甚麼辦法讓監獄收下了我。但我知道在北安投監，如果犯人有病，有錢就能收。
到了集訓隊，幾個犯人強行將我拖進醫務室打針，一個犯人說：“所長說了，給她打一隻不花錢的針（暗語）。”我被四、五個人按倒強行打了一針，關進屋裏， 莫名其妙的睡了三天才醒。三天後，又將我們帶出去跑步，而且把所有法輪功的人都叫到外邊跑步。周圍由犯人、獄警、防暴隊看著，我們在中間訓練，誰跑慢了，就要遭犯人的棍打，老弱跑不動者，就讓蹲著，還得背手，我因不背手，被王亮一腳踹暈在地。副隊長王小麗坐鎮，讓大法弟子在油漆大道上曝曬，當場有幾個曬昏了過去，在場同修有的被打傷腿的、被打得鼻眼青腫的。
2004年1月8日，我被分到一監二隊。2004年3月2日，大隊長崔紅梅、副隊長夏鳳英逼我們30多人回到監舍辦公室碼坐，不到10平米的地方，36名大法弟子擠坐在一起，只許坐小凳，不許坐坐墊，每日早6點至晚7點半點名為止，還把我們的坐墊讓犯人抬出去燒火。犯人趙光和李翠玲看我們，李翠玲時不時的踢凳子，讓我們擠在一起，不順她心時，拿繩子要綁人，有一次要綁57歲的張立萍，被我搶下繩子，我被打了兩拳。
2004年3月9日，我們出聲背經文（平時不許說話，不許動）。犯人大怒，不讓我們上廁所，犯人找來值班獄警孫建，他進屋罵了幾句，伸手打了離他近的57歲的王立萍、52歲的謝亞芹，大家喊不許打人，我們不是犯人，他口出狂言說：“你們不是犯人，把衣服（囚服）脫了。”我說：“脫就脫。”我們全體脫掉囚服。下午2點左右，大隊長崔紅梅、夏鳳英帶幾十個犯人進屋不由分說，將我們連抬帶拖弄進水房、廁所及監舍，背劍銬上。我被四人扯著手腳抬進水房，我被折磨得昏了過去。
2004年3月10日早，又將我與張淑芬銬在床梯子上，背劍式的。中午又將我們飛機式的吊在床上鋪最高處。張淑芬矮，吊得腳不沾地，幾個小時就昏過去了。昏了放下來，醒了再吊，直到晚7點，有的被吊到10點，五樓的15名同修全被上大掛，還把著手按手印，不知寫的甚麼。我們的手被銬在背後，在背後邊被把手按的手印。整個過程都是由大隊長崔紅梅、夏鳳英帶頭指揮，幹警周瑩、鄧雨，犯人邵紅玲、韓建英、李翠玲、滿運月、王圓圓、劉淑霞、徐樹青、魏春梅、唐紅偉直接參與。
2004年5月14日，為抗議迫害，我們不蹲不報點名，獄警指令五個犯人看一個大法弟子，還不等點名，這五個犯人就把我們推倒。我被推倒之後，犯人邵紅玲站在我身上踩，我全身不能動，後來有人推她下去，起來一看，我全身被踩得青一塊紫一塊，腳和腿都被踩傷。2004年5月15日，還是這樣，大法弟子有的被犯人打得鼻口淌血，有頭被打壞的，就這樣我們大聲告訴他們：“好！”這時獄長劉志強和科長楊某某上樓，當時滿臉淌血的同修於秀英，它們都看見了，我把腿挽起褲角讓獄長劉志強看，我們質問：“誰給犯人的權力管好人？”他說：“犯人是幫政府工作的。” 獄長劉志強走後就由科長指揮一隊的副大隊長張春華問筆錄，所謂的問筆錄只是形式問話，又給我們上了大掛。夏鳳英從家也來到現場，我和張淑芬一屋，夏鳳英指使犯人給我戴手銬，背扣銬在梯子上站了一夜。不讓方便，我因拉肚子，憋得不行，才由一個好心的犯人幾次找拿鑰匙的李翠玲，李翠玲不給開扣，直到很長時間，才讓我上廁所。
2004年5月15日上午，犯人給我吊成背寶劍式，中午左右又飛機式的大掛在上鋪的最高處，長達23小時。迫害人夏鳳英、楊科長、張春華，犯人邵紅玲、李翠玲、盛巧妹、王圓圓、劉淑霞等。
幾日後我被叫到辦公室，屋裏站滿了犯人，還有一個穿白衣服的醫生，他們不由分說，蜂擁而上，把我按在地上打針。這是惡警盧恆指使犯人幹的，我指責他說：“打針看病是我個人情願的事，你在踐踏人權，是違法的。”他卻說：“我就犯法了，你願上哪告上哪告去。”晚上又是這幾個犯人，將我按倒灌藥，有捏鼻子的，有撬嘴的，有把門的，有灌藥的，過後又向我要錢卡和藥費，我說：“我不會給的，是你們強制灌的。”盧恆指使的犯人有邵紅玲、李翠玲、張凡、趙麗麗、姜麗華、郝偉，由於時間長了，有的都記不清了。
2004年12月21日，崔紅梅、夏鳳英帶五名惡警10多個犯人到屋，把我們挨個的拖到水房、廁所搜身，沒拖走的就被手銬扣上，有四人被上大掛。2004年12月29日又有5名同修被上大掛。不到一小時手被勒的腫得像饅頭一樣，手腕、皮肉開花，吊死了就放下打針，醒來再吊。
我們自2004年3月2日至今一直被禁閉在屋裏，犯人看著，犯人也可以拿手銬，保管手銬。不許我們接見，不許買東西，不許用紙筆，不許寫信，剝奪我們的一切權力，無處投訴，我們寫過申訴給大隊長，但不收。犯人對我們可以說罵就罵、說打就打，惡警知道也不管。同性戀公開在床上幹髒事，沒有人管，而我們坐在那煉功，犯人有權隨時阻止和打罵。
哈爾濱女子監獄就是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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