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2月15日】我是黑龍江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2001年1月11日我被當地公安通緝追捕。當時全市戒嚴，父母、親屬、同學、朋友家，無論遠近都遭到非法搜查和無理盤查、監控、跟蹤，直到今天電話仍然被監控。在無處可躲的情況下，我踏上了進京的列車。這是我第2次進京。在北京巧遇同修，我們商量在23日即年三十到天安門廣場打條幅證實大法。
元月23日，即“天安門自焚”即將發生那天早晨，我們一行從附近郊區進入北京，來到前門，時間是下午1點30分。我們看到這裏的情況與前幾天不同，街道上警車鳴叫著穿來穿去，便衣隨處可見，公用電話旁有便衣把守著。廣場前就更是如臨大敵，天安門廣場東西兩側的行人道上，三步五步都是一群群警察、公安，警車整齊的排列在廣場兩側的人行道上，沒有百輛也得有幾十輛。每個進廣場的入口處都有三個以上的公安或警察把守，我看到唯一的一位男士在入口處被三個警察盤查，開始是出示證件，後是搜身、翻背包，才肯放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原計劃無法實行，只有找機會闖入廣場了。我們扔掉所有的旅行袋，我的手裏拿一本雜誌，拉開距離、目不斜視的在廣場兩側各繞了一圈，根本找不到進廣場的機會。下午4點多在廣場的西側與我們同行的一位女同修被警察攔截盤查，同時要求出示身份證，同修說：“剛吃過飯出來，沒想到帶身份證。”一女警察過來強行搜身，沒搜出東西，女警察說：“前面戒嚴了，你必須順原路返回。”在師父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和這位同修會合了，同時我們也堅定了進廣場的信心。我們都堅定正念，請師父加持，一定要進入廣場；一定要打開條幅；一定要喊出我們的心聲。這時回隊的女同修突然想起21路車在金水橋有一站。由於交通不熟，我們只好返回到北京車站，找到21路車在前門站下了車，正好是金水橋站。
下了車，我馬上把駝絨大衣的扣子解開（證明我身上沒有帶東西），就這樣我和同修沒走出兩米就被廣場一士兵盤問：“你們是哪的？”我們一邊向前走著一邊所答非所問：“是一起的。”在這種嚴查下，我們能闖入廣場就已經不容易了，所以沒走幾步我們就打開了隨身的九米長的“法輪大法是正法！真善忍好！”的條幅，同時也喊出了我們的心聲：“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我一直被架上警車還在喊著，警察幾次來捂我的嘴。我們由抓我們的警察一直押送到前門派出所，警察們叫喊著：“不打就不打，打出來就是大的，快拿米尺量量。” 後來聽說另一條十幾米的條幅也順利的打開了。
23日這天，抓了幾十人。其中一位阿姨步行21天到北京，可遺憾的是這幾十人，都沒有能打開條幅，連廣場還沒有進入就都被抓捕，有的條幅還在身上根本沒有動。這是我在鐵籠子裏聽同修說的。
半夜11點左右，我們被押送到各派出所，在車上一警察（或公安）說：“你們法輪功真厲害，敢上天安門廣場燒衣服。” 我被送到崇文門第四派出所。初一早上6點在廣場撤下來的警察對其他警察說：“哪有人？除了便衣都是自己人。”
在崇文門第四派出所，我被惡警刑訊逼供。惡警拳打腳踢，讓我抱頭蹲在地上。我不蹲，惡警就強行扒掉我的大衣和絨衣外面的皮馬甲，把我推到屋外凍了15個多小時。當時北京下小雪。他們不許我上廁所。我的雙腳被凍傷，凍成了黑紫色，十個指甲全部凍掉。
初一晚上6點多我們都被送進崇文門看守所，在那裏我們又被惡警刑訊逼供到晚上11點多。每個大法弟子由一個警察主審，二個惡徒施刑。惡徒是公安或派出所、看守所30元一天雇來的打手，這是打手們自己說的。
我在崇文門第四派出所時就是由6名打手輪流看押著。他們也很可憐，年齡都在40歲左右，他們說：“為了養活老婆孩子，就得幹這昧著良心的事。他們讓我們往死打，我們就往死打；不讓打，我們也不願打。”他們還說：“你就是煉功人，不然早凍完了。快說了吧，就你這體格根本受不了的，你能挺過這裏，也挺不過看守所的……。”整個看守所樓上樓下慘叫聲、器械的撞擊聲，響成一片，夾雜著燒焦的皮肉味道從屋裏冒出來……，大部份同修真的是挺過了派出所，卻沒有挺過看守所。他們被迫報了姓名被當地押回去，繼續遭受迫害。與我同監號的就有4位被押回當地。
初五，管教找我們談話，勸我們吃飯，當時一女管教說：“聽說有人冒充你們法輪功，在天安門廣場自焚……”
我在絕食20天後被無條件釋放。當時在看守所竟沒有管教拿“天安門廣場自焚”偽案來脅迫我們，可見管教從一開始就知道“天安門廣場自焚”是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