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家人所遭受的迫害──馬三家教養院的邪惡


【明慧網2004年2月18日】我叫楊虹,今年48歲,家住葫蘆島市東門區12號樓61號,曾在葫蘆島市煉油化工總廠宏盛開發總公司房屋修建分公司任人事、文書。1995年12月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在真善忍法理的啟悟下,明白了很多道理,從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勾心鬥角中解脫出來,與周圍的一切相處得更加融洽。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出於對真善忍的恐懼和妒忌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毀了億萬個善良法輪功學員家庭的幸福。我們家也是其中之一。在這場鎮壓中,我本人被非法勞教,我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下面是我們一家人4年多來的血淚史。

一、非法勞教

在大法中深深受益的我,為了向政府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依法上訪,可等待我的卻是警察的非法抓捕,1999年10月22日,我被綁架到葫蘆島看守所。看守所所長李亞傑(女)給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戴上了連死刑犯都不給戴的腳鐐。10月31日,我被送到了瀋陽馬三家教養院、非法勞教3年。

被非法關押於馬三家的一年半中,我對馬三家的邪惡有了全面、透徹的了解,同時也看清了惡警們作惡後惶惶不可終日的色厲內荏本質。大約可以概括為這麼幾個方面。

1、電棍、酷刑就是所謂「春風化雨、教育感化」。

馬三家教養院無數次「此地無銀」地對外宣稱他們對法輪功學員「春風化雨、教育感化」,而實際上,那裏只有酷刑、電棍。他們曾經把十八個堅持信仰的女法輪功學員扒光衣服扔進男牢;把大法弟子折磨得精神失常或只剩一口氣、然後乾淨利索地推給其家人的冷血狼心勾當也是他們的拿手絕活。

在馬三家,我為了爭取自由煉功的權利,經常被踢被打、雙手被綁在床上。有一次我的雙手被綁了7小時,第二天早晨,兩手腫得像饅頭,端飯碗都吃力。

由於我抗議非法關押、要求煉功並拒絕參加每天15小時的超體力勞動,被關進了禁閉室,一關就是6天5宿,當時正是冬天,不讓穿棉襖,雙手被銬在冰涼的鐵管上,身體緊挨著已結冰的窗戶站著,不能睡覺。

99年12月初的一天晚飯後,警察要求大家集中在一起背三十條(勞教人員守則)。我不服從,被吸毒犯韓麗霞從號內拉出,連踢帶打地弄到「四防」值班室,強迫我蹶著(一種體罰:兩腿豎直,雙手觸地)。然後犯人韓麗霞、曹春陽、黃海鳳等人蜂擁而上,又打腦袋又捶腰,「四防」李鳳青(吸毒犯、瀋陽人)用皮鞋猛踢我雙腿、用胳膊肘用力墊我腰部(她們稱之「刨根」),將我一次又一次踢倒在地,直到我快要站不起來時,才允許我回號房。李鳳青還在後面嚎:「不許扶她!」這次被打後,我雙腿浮腫,青一塊紫一塊,不能彎腰取東西。

我的第一封申訴信於99年11月初被犯人和惡警搶走後,99年12月23日,我再一次直言上書「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並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關押。

在警察的指使下,四五個犯人把我從車間擦著地面拖到醫院,五花大綁,強行給我輸液。輸完液後,把我送回車間,讓我坐在水泥地上,派打手李清賢(膀大腰圓,打人之狠在教養院出名,刑事犯恐懼她三分)對我拳打腳踢,邊踢邊打邊罵。之後把我帶到大隊長辦公室,捆上我的雙手、雙腿,強迫我只穿襯衣襯褲坐在水泥地上。指導員李書環、大隊長張君兩人不顧我正在絕食、非常虛弱的身體狀況,每人拿著一根電棍,一個電我腳心,一個電我脖子,電得我直冒冷汗、臉色慘白、反胃噁心。張君怕我吐到她身上停了手,李書環卻又用充足了電的電棍連續電我腳心,一會兒電棍就壞了。

然後,把我關進了禁閉室,不讓我睡覺,7天6宿(156小時)連續站著。這次我被迫害得腳心起滿大泡,捅破後流膿淌血水,疼痛難忍,不能走路,上廁所都得別人背著。可沒有人性的惡警還叫犯人背著我去車間幹活,連刑事犯都說「教養院也太狠了,人都打成這樣了還讓幹活……」

惡劣的環境加上殘酷的迫害,我原本每月一次的月經,消失了三個多月,體重從63公斤降至不足50公斤,白髮也添了許多。

馬三家的獸行在國際上被多次曝光後他們畏罪心虛,把原來「馬三家教養院」的牌子改成了「遼寧省思想教育學校」。

2、以減期誘使犯人獸行迫害大法弟子

在馬三家,我被關在女一所(刑事犯專所),因為他們害怕我們這些非常堅定的大法弟子在女二所(法輪功專所)帶動別人抵制他們的違法行徑。馬三家女一所分3個大隊,每個大隊分3個中隊(分隊),教養院中有一小撮協助警察管事、不幹活的特權級犯人,大隊一級的叫「四防」,中隊一級的叫「坐班」。每個大法弟子還被兩個刑事犯寸步不離地跟隨、監視、管制,這叫「包夾」。

犯人們在教養院度日如年,教養院為了發財而強制犯人進行的每天15小時的超體力勞動被她們稱為「熬心血」,對她們來說:最好的事就是「減期」,最倒霉的事就是「加期」。警察們摸透了犯人們的這種心理,把加期減期當作脅迫犯人協助迫害大法弟子的籌碼。警察們一方面明確告訴「包夾」、「四防」、「坐班」以及其他犯人:按照警察的要求迫害大法弟子得力的可以減期。同時給他們施加壓力:如果他們「負責」的法輪功學員煉功或爭取合法權利,他們就得加期,以此挑起犯人對堅定大法弟子的敵視和仇恨。

這種挑撥離間、借刀殺人的陰毒手段在全國的勞教所被廣泛推廣。一些減期心切的犯人被警察教唆得甚麼獸行、蠢事都幹得出。在警察的教化下、人性獸變的大連教養院女犯就曾把剪刀等利器插到孫燕、陳輝等女大法弟子的陰道中亂戳亂捅。

在馬三家,對大法弟子進行看管、監視、打小報告、動拳動腳的也是這些犯人。有的犯人還幫隊長偷大法弟子身上的東西,我寫的第一封起訴書就是大隊長孫美授意犯人在夜間從我枕下偷走的。

對於刑事犯來說,教養院本應是讓他們棄惡從善、改邪歸正的地方,但在現在顛倒黑白的中國,教養院卻成了訓練他們偷竊、打人的專業學校,讓他們漸漸習慣於用別人的痛苦換取自己的幸福、而對良知二字麻木。很多原來本性不錯的犯人從教養院走出去後變成了真的壞人,甚至變成了人性全無、人獸之間的變異動物,有的還欠下了血債(比如打死大法弟子的犯人)。

3、精神摧殘

教養院為了讓法輪功學員放棄「真善忍」,揭批、侮蔑、謾罵大法師父。用盡招數對大法弟子進行精神摧殘。教養院曾指派「包夾」宋潔給我讀褻瀆大法、誹謗師父的報紙,我不聽,給她背我師父的《洪吟》,她便惡狠狠地用手掐我脖子,撓我臉。大隊長張君則站在門口看著笑。這一幕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經歷過,有的是連續幾天幾夜地被多人圍攻,她們一個說累了換另一個進行車輪戰,而被圍攻的大法弟子幾天幾夜不許睡覺,沒處藏沒處躲地遭受她們顛倒黑白的精神摧殘,直至被拖垮;再不就範的大法弟子就會遭受體罰、酷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一些法輪功學員在這壓力和精神折磨下被逼成了精神病,錦州一個姓袁的法輪功學員就是這種情況。

對於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精神摧殘的又一毒招是不讓與家屬相見。這還不僅僅是對法輪功學員本人的摧殘,也是對家屬的最大折磨:教養院的血腥和暴力幾乎人人盡知,法輪功學員在裏面音信皆無,家屬們在外面不知道親人的死活,整天提心吊膽。我父親和丈夫的死就與這有關。

4、把人變成鬼--「猶大」的心理變態和人性扭曲。

「猶大」是當年出賣了耶穌的門徒,這個詞後來專指背師叛祖的忘恩負義之徒。馬三家等勞教所把一些原本善良、正直的法輪功學員用暴力、高壓和欺騙的手段變成了理智不清的猶大。這些曾經的法輪功學員一旦蛻變為猶大之後,在各種利益的誘惑下,對有恩於自己的師父極盡誹謗、侮蔑之能事;對昔日的同修更加殘忍:因為他們比警察更了解法輪功學員,所以,警察幹不出的壞事、想不出的壞主意、下不去的死手他們都能面不改色、創造性地從容完成,有些教養院的猶大甚至把昔日的同修活活打死。馬三家的猶大充當的也是最陰險、最歹毒的角色。看到昔日的同門受摧殘時心理上和身體上的痛苦,他們就變態地快活,其表現讓人不由想起形形色色的地獄小鬼兒。

這種變態的心理和扭曲了的人性只有馬三家這種人間地獄才能造就出來。把人變成鬼,這是馬三家的拿手絕活。

5、惡警們的色厲內荏

馬三家的警察雖然表現得猙獰兇狠、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內心卻是非常虛弱的。當我們把她們的違法行徑揭露出來時,她們的氣燄頓時低下去了,表現得惶惶不可終日。

2001年2月瀋陽大法弟子李黎明找指導員李書環問:對法輪功的打罵、體罰、酷刑、超體力勞動符合不符合法律?李書環不好意思赤裸裸地不講理,只好回答:不符合。於是李黎明正告她:既然我們遭受了那麼多不合法的酷刑體罰,我們要求給國際人權組織寫信反映我們受到的非法折磨。李書環在李黎明的浩然正氣下不得不答應允許我們給人權組織寫信,但私下裏給我們寫信設置重重障礙。

衝破警察暗設的重重關卡,很多大法弟子都寫了給人權組織的信。我的信是寫給安南先生的,信中提到非法搜身、超體力勞動、到期不放、禁止家屬探視、包夾問題、伙食問題……。教養院為了防止信傳出去,採取了一系列防範措施:刑事犯見家人時先搜身(怕她們替大法弟子帶信),連內衣褲都脫下來搜。要解教的刑事犯也要徹底搜身。但儘管他們封閉非常嚴,我、李黎明等多個同修寫的信還是巧妙地傳出去了。

信傳出去不長時間,教養院很多方面有了明顯變化:伙食大有改善,對法輪功學員每天15個小時工作時間改成了8小時,偶爾加班還發給麵包。這些改善是罕見的。此外,以前來人參觀、檢查都是事先通知,以便教養院粉飾做秀,那段時間,來參觀的事先都不通知了,私下裏就把想參觀的地方看了。很顯然,我們的信一定是傳到國際上了。這弄得警察們非常被動、非常害怕,她們私下裏心虛地議論:看管的這麼嚴,她們的東西是怎麼帶出去的?

我寫信的時候,邊寫邊拿著筆到辦公室向隊長和指導員諮詢法律常識,大隊長盛影對此非常不滿,找到我對我大呼小叫,我笑著看她誇張的表現,明顯體會到了她內心的恐懼。

刑事犯張福珍有一本法律書,我認真地閱讀了所有條款,把教養院違法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相關法律條文全部摘抄在一個筆記本上,筆記本上同時還詳細記錄了每次惡警對我們行惡的詳細情況。一次被大隊長盛影看到了,她嚇壞了,說:「楊虹這個本上記的都是關鍵東西啊。」後來分隊長趙國榮在我從一所調到二所搜身時搜出了筆記本,交給了女一所所長周勤。周勤騙我說拿去看看,之後就再沒給我。看得出,這個寫滿了她們罪證和法律條文的筆記本放在我這裏,對她們來說就像定時炸彈一樣,讓她們寢食不安。

在教養院,我們多次寫起訴書、申訴書、以及給國際人權組織的信,幾次之後,警察們再也不敢對我們為所欲為了。邪惡的確是最怕見光的,當惡行被曝光之後,作惡多端的惡警們抱頭鼠竄、惶惶不可終日。

二、這場迫害致使我家破人亡

在這場文革式的迫害之下,我們好端端的一個四口之家,如今已家破人亡。我正在大學讀書的女兒,因進京上訪並堅持信仰不說假話,而被校方強制退學。在中國,失去了上大學的權利,無異於失去了前程。那年她才18歲。

18歲的小女孩在異地他鄉一個人獨自承受著被校方斬斷前程的巨大壓力,怎麼也想不明白:真善忍哪錯了?做好人有甚麼不好?是誰不能容忍真善忍?媽媽教導的為人要正直善良的道理,為甚麼在學校被否定了?教書育人學校竟然與真善忍為敵、不能容忍說真話的善良人,這樣的學校會教出甚麼樣的學生?法律賦予了公民上訪的權利,但為甚麼合法上訪卻要被抓被打呢?這法律不是自相矛盾嗎?這麼大的國家施行的都是這種自相矛盾的法律,咱們老百姓的安全和權利哪還有甚麼保障?

我丈夫因為承受不住我被勞教和女兒失學的雙重打擊,99年12月突然得了急性腦瘤,2000年1月到瀋陽的中國醫大住院。我女兒來教養院請求她們允許我去看她爸爸一眼。可教養院警察們眼看著痛哭流涕的小女孩,連見都不讓她見我。她輾轉求人見到我後,我要求去探望我丈夫,馬三家惡警們卻趁人之危地以「轉化」為條件要挾我,不讓我探望。我們母女倆在眾人面前抱頭痛哭,在場的人無不為之落淚。女兒忍痛與我分別,她一步一回頭一擺手的走出了教養院大門。

馬三家就在瀋陽,咫尺之遙,我都未能與病危的丈夫見上一面。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丈夫就悲憤交加地離開了人世。

我們一家三口誰都沒想到:99年10月份我和女兒去北京之前的那天,竟成了我們一家人的訣別。最難的是我女兒。18歲的孩子,本該無憂無慮地享受父母的呵護、家庭的溫暖、讀書的樂趣,而尚未從失學打擊中回覆過來的她,卻不得不挑起當家和照顧病危父親的雙重重擔,安頓年邁的外公、給父親聯繫醫院、借錢、護理病人,直到穿壽衣,火化,她代替我承擔了超越於她年齡承受力的一切。石油派出所警察和街道居委會的人還不斷到家中騷擾、恐嚇。

我81歲的老父親,晚年幾乎和我形影不離,連我上班都帶著他。提到我們父女倆,單位同事和鄰居沒有不羨慕誇獎的。原本身體硬朗的他,在我被非法勞教的打擊下,加上日夜思念、擔心我在裏面的死活,身體狀況每況愈下,2000年12月開始癱瘓在床。神智不清時他還經常喊著我的名字。而當我見到他時,他已昏迷不醒,最終也未能如願和他最疼愛的女兒說上一句話。他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去世時雙眼都沒閉上。

這場迫害帶給我家每個人的傷痛都是無法言盡的。如今只剩我們母女倆相依為命了,可葫蘆島市610、連山區610、國保大隊、石油派出所、石油街道居委會還不放過我們,我們母女倆不堪騷擾恐嚇,不得不離開了家,長年流離在外。



寫給天下善良人:

失去親人的巨痛我們母女如今還在慢慢消化,但我已經能夠冷靜地面對目前的處境了。想想失去的一切和曾經遭受的痛苦,我心中非常平靜。

我要感謝在巨難中曾經幫助支持我們一家、幫助支持所有法輪功學員的善良人,我們能堅定正信與你們的援助是分不開的。你們對善良的維護、對正義的支持、對真善忍的認同,增加了正的一方的力量、打擊了惡勢力,同時也為你們自己的未來種下了善果。

幾年來,種種傷害沒有在我心中留下任何怨恨,相反地,我心中升起了另一種感情──佛家通常所講的「慈悲」。看到那麼多人心智迷失、助紂為虐,我常常莫名的心痛--想想那些因受謊言矇蔽、不明真象而與佛法為敵、對善者行惡的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這些行為將給他們的未來種下甚麼樣的惡果。善惡有報、分毫不爽!

我們一點也不想以牙還牙,即使是那些直接傷害過我們的人,我們也不希望他陷入那樣萬劫不復的境地。

全世界大法弟子貼標語、發傳單、掛橫幅、放喇叭……所有形式的講清真相,目的都是為了讓善良人不被謊言矇蔽,不仇視佛法,做善事、贖罪業、積功德,為自己的將來,也為子孫後代作出最明智的選擇。

善待大法一念,天賜幸福平安。
祝願天下善良人都能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