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位女教師的遭遇想到的


【明慧網2004年10月21日】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教師身負「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教師應該是博學、真理的化身,教師應是以人格塑造人格,以思想塑造思想的一群人。孩子如白紙,教師在紙上寫下甚麼,不僅僅關係著孩子的未來,更關係著民族的發展,社會的興衰。

作為教師人格中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說真話,要誠信。教育家陶行知說教育要「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好人。」可見,說真話是教師最基本最本質的師德。換句話說,教師應該是重壓下仍敢講真話,「怒向刀叢覓小詩」的良心知識分子。

巴金老人說過,講真話是講自己心裏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但講真話的教師在當今中國教育界的處境如何呢?貴州省六盤水市有三位女教師,因為講真話,先後被趕下講台,還被強制送入法制學習班學習(實為洗腦班),她們被強迫要求寫三書(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對講真話的悔過書、揭批法輪功「罪行」的揭批書)。

在教學工作中,這三位教師都盡職盡責,教學效果都較好,深得學生尊敬。為何卻被趕下講台呢?僅僅因為她們認為真、善、忍,法輪功好,因為她們的思想不符合個別權威的思想,因為她們的教育思想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種子。

王老師在講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她含淚講了說真話的張志新的遭遇。告訴同學們因思想而獲罪的事今天還在發生。王老師告訴同學們:任何一個學生都有質疑權威(包括老師)的權利,學生不能隨便放棄自己的這種權利。對人對事的評價要實事求是,不能盲從別人,而應自己分析思考得出結論。法輪功是怎麼回事,只有看過法輪功的書,或自己煉過法輪功或接觸過法輪功的人了解後才有資格評判。講完課,王老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詩《重量》:「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枰上,讓所有的人,都失去了重量。」王老師最後問同學們:如果需要在生命的天枰上放上頭顱時,大家願意嗎?

這,就是王老師的最後一節課。從那時至今日,她還沒能返回她已耕耘了十年的講壇。

再來看看其他老師的課,化學老師講甚麼「銅分子變金的歪理學說」;語文老師在講甚麼「×××與希特勒齊名」;歷史老師在講甚麼「××同當年太平天國有相似之處」;政治老師更是輪番轟炸說甚麼「歪理邪說」,甚麼違背生產力發展呀,甚麼違背「物質決定意識」等等。好像他們都深受法輪功的毒害,心中充滿對法輪功的仇恨。但他們當中有誰讀過法輪功的書籍呢?沒有!他們有的是電視中的「精彩片斷」,有的是向學生宣揚法輪功如何如何的政治任務。當然也有個別老師為了飯碗,不得不違心的在課堂上講著自己都不相信的「邪教故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僅僅是個教書工具」。這樣的「工具」將為民族培養甚麼工具呢?

不難看出,在面對「法輪功是怎麼回事」這個問題上,教師作為「解惑」之人,逃避是不行的,因為「上面」有任務,課本中有內容,學生有質疑。教師必須作出解答,不論你怎麼解答,結果是可以預測的:說法輪功好的老師被認為不安全,也許將丟掉教師資格,甚至開除公職,也許會被投入勞教所,能不能活著出來也不一定。說法輪功邪的教師正在穩坐「為人師椅」。不置可否、保持沉默的教師正在隨大流享受著「教師」榮譽。

如果我們的講台容不下第二種聲音,如何培養學生質疑、創新的精神?如果我們的教師都是說著謊話傳播謊言的人,那麼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何在?如果我們的教育失去了質疑精神,中國大陸何時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如果我們的教育「掃蕩」了倡導實踐思想自由的「異端們」,我們教育的源泉何在?如果我們的教育界都對「掃蕩教育異端」保持沉默,如果文革中教師的不幸遭遇對今天的教師們已「淡淡隨風」而去,那麼,災難正在悄悄降臨。

寫到這兒,我更加懷念蔡元培,懷念他在北大推行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辦學方針,但蔡老先生已作古。於是我又禁不住「崇洋媚外」起來,想起美國沒給總統「鐵飯碗」,但卻給教師「鐵飯碗」。從法律上、經濟上保障學術自由,教師不會因為講授不同的觀點而失業。但中國的教師都出國不太可能。於是我不禁對還站在講台上的教師們擔心起來,今天某教師在課堂上對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就被掃下講台,誰能保證明天某教師說句甚麼良心話不被掃下講台呢?

當我再次走進六盤水市第一中學的校門,左邊第一塊黑板上大書「千教萬教教人學真,千學萬學學做好人」,而右邊試驗樓的三樓圖書室裏正坐著被掃下講台的王老師。這是六月高考的季節,不知陶行知先生此時進入市一中,他是抹去黑板上的「千教萬教教人學真,千學萬學學做好人」,還是去圖書室裏看看王老師?

現實是,陶行知先生早死了,我怎樣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