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4年1月14日】1999年4月19日，星期一，我剛一到工作單位，單位的一位同修拿著一篇文章找到我，就是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覽》上的誣蔑大法的那篇文章。我當時看完文章後，第一感覺就是這個人怎能憑感覺主觀臆斷、妄下結論呢，怎麼這麼不負責任，而且文章的結構根本就不嚴謹。後來才知道何祚庥雖然號稱“院士”，可是沒有任何學術建樹，完全是靠投機政治才成為濫竽充數的“院士”。此人早年鼓吹中共的意識形態，如今科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他又搖身一變成了個“科學鬥士”。這種依附於主流意識形態攻擊他人的做法根本不是為了公眾利益，也不是為了追求真實，更不是堅持科學。如果是為了公眾利益，為甚麼何祚庥明明知道法輪功學員遭受血腥的迫害、摧殘和虐殺，卻仍然為血腥的迫害辯護？如果是為了追求真實，為甚麼何祚庥明明知道江澤民集團為誹謗法輪功拋出大量弱智的謊言而視而不見？如果是為了堅持科學，為甚麼何祚庥之流不允許大量法輪功學員談自己袪病健身的體會，為甚麼不允許法輪功學員（其中包括很多學者和教授）說話？由此可見，何祚庥不過是依附於主流意識形態、依附於權勢，通過攻擊他人來嘩眾取寵，謀取私利。這樣一個科學界的小人還不是“科痞”嗎？
同修當時對我說：昨天我們商量了一下，準備今天要到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編輯部去講明真相，並提出讓《青少年科技博覽》刊登正面介紹法輪大法的文章，並向師父道歉（因為文章中有對師父不敬的言詞），以挽回在廣大中學生中的影響（因為該雜誌的發行對象就是在校的中學生）。不巧的是那天上午第三節我有課，同修就先去了。我本來想上完第三節課再去，可到8：55時我再也坐不住了，騎車就奔了教育學院。
當我趕到教育學院時，已經有三十幾位同修在院子中了，他們靜靜的站在那裏學法。我問了一個同修，他告訴我已經有同修正在和編輯部的人座談，而且他說編輯部裏人已經滿了，勸我不要去了，我跟他說明我是哪個單位的，他說你去吧。
編輯部裏坐著三十多位同修，有一個副主編，兩位工作人員正在和我們座談，那位副主編一邊聽著一邊在做筆記。我當時進屋時，正好一個40多歲的女同修在發言，聽她講的內容知道她也是一名教師，她講以前用甚麼方法都不能使學生改掉說髒話，愛打架的習慣。學了大法後她用“失與得”的法理教育孩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她講完後，我和同修們說明我一會兒有課請他們先讓我發言，我談了我的觀點，我說，法輪大法怎樣好，有這麼多同修在這裏，他們會講的。我主要是從文章的結構上說明文章不嚴謹，妄下結論，文中所舉的例子不能證明他的論點，而且對廣大中學生產生了很壞的效果。講完後同修們用掌聲給我以鼓勵。
後來，因為雜誌編輯部遲遲不表態，到教育學院的同修越來越多，河北省、北京市的同修也趕來了，最後一共有三千多同修在那裏，大家學法、打坐。天津教育學院的院子很小，同修們站在屋簷下，過道兩邊，中間留出一條通道來。沒有人維持，大家就這麼靜靜站著，學員上廁所都到校外的公共廁所去。除了和編輯部座談的同修外，沒有人進到大樓中去。最為感人的是，4月22日，星期四下午忽然下起了大雨，同修們還是和從前一樣靜靜的站在雨裏，站在屋簷下的同修把位置讓給了小孩和上了年紀的同修，在雨中有一個區的同修們一起背《論語》，沒有一個人去到近在咫尺的樓裏避雨。
由於對方沒有誠意，也許是上邊的壓力太大，編輯部不敢表態。最後天津市公安局採取了暴力手段解決問題。那天中午，公安局的人把幾位負責人分別綁架上了麵包車。到了晚上，當局出動了2000多名警察封鎖了附近的交通路口，300多名防暴警察到現場，把坐著的大法弟子一個一個抬出來扔到外邊，大家一商量就決定到市政府去。
到市政府之後，公安局的一個處長出來接見大家，說一定釋放被抓的大法弟子，處理打人的警察。後來聽同修們講，一個公安審問一位輔導員時，大言不慚的說：怎麼樣，我們300人就把你們3000人解決了。那位同修義正辭嚴的回答他，那是因為我們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修煉人，那位公安無言以對。
由於天津公安自食其言，堅決不放人，所以才引發了4.25萬人去北京“國務院信訪辦”上訪。
因為過了這麼長時間了，有些細節記不太清了，請知道當時情節的同修補充指正。
關於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