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文革懺悔錄──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隸


【明慧網2003年1月9日】(原載《中國事物》)

恐懼造成了奴隸。

但當恐懼威脅著個人的生存,並且成為整個民族的生存條件時,當恐懼不僅不是白色的、灰色的,而是紅色的,當人恐懼的不僅是吃甚麼喝甚麼,而且是對自己的思想與言論,那麼,恐懼所造就的不止是奴隸而已,它更造就了許多的紅色鬥士、革命戰士。而這鬥士兼戰士恰恰是最可憐的奴隸,因為他雖然實際上是一個地道的奴隸,但他卻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是奴隸,反而滿懷著雄心壯志,要解放全天下一切受苦受難的奴隸。

三十歲後回想往事,我發覺自己多年來就作了這樣的一個奴隸。

那時,我正在讀了剛剛翻譯成中文的海德格爾的名著─〈存在與時間〉。海德格爾對「畏」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說:「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內存在者。」「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確定的。」「威脅者乃在無何有之鄉。」「畏不知所畏者是甚麼。」等等。我不敢說我完全明白了海德格爾所講的這些話是甚麼意思,我也不完全同意他所講的,但他的話卻造成了我心理上的地震,我感到自己以前白活了。恐懼扭曲了我的生命,使我多年來只是活著,但卻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而活著。

我反省到的不止是文化大革命,而且更早。

童年時代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飢餓。不是偶爾餓一頓、兩頓,或者一天、兩天,而是整整三年。有時餓的實在抗不住了,就喝點水,這樣胃就能好受一陣子了,但不一會兒就聽到腸子裏咕嚕咕嚕響了,響後我更難熬,一個勁地說:餓死我了。餓死我了。

餓─我─死,這三個字連在了一起,就造成了一個深刻的生存經驗:人要是挨著餓地活在世上,那還不如死了的好。長大後我明白了:若是控制住了糧食,那雖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思想,但也可以使人因恐懼挨餓而不敢思想,拒絕思想。

再大了一點後,我恐懼的就是自己長大了註定是一個農民。雖然廣播和報紙中都讚美貧下中農,但很少有農民瞧得起自己,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在各個方面都屬於社會中的二等公民,更因為農民太窮,生活太苦,幹的活太累。雖然這種恐懼並不經常伴隨我,因為我還小,還在讀書,但由於它是自己對未來的恐懼,所以就顯得格外深刻。

我的最大恐懼是對自己到底要不要成為人的恐懼。

毫無疑問,只要看看雞鴨鵝狗,看看風花雪月,我就明明知道自己是人。但問題在於,多少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不能抽象地談論人,只能按照階級鬥爭理論來看人,就是說,只有屬於某一個階級的人,沒有抽象的人。更簡單地說,你不是人民,就是敵人,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

不管甚麼人,只要你一旦成了敵人,你就不是人了。既然你不是人了,人民就可以任意批評你、折磨你、蹂躪你、侮辱你、殺死你。因為這是階級鬥爭的邏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為了我活,你必須死。

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恐懼:

文革開始不久,我母親所在的生產隊,就把一些所謂的敵人揪出來,有一個又乾又瘦的老劉頭,被說成是壞分子,鬥他的時候,幾個年輕人使勁地打他。記得有一個姓李的小伙子,以前他爸經常追著打他,而現在他則是見到了一個敵人就揍一個,腳也踢,拳頭也上,打嘴巴子則左右開弓,邊打還邊喊,我X你媽的!我看你還老實不老實!我X你祖宗的,我看你還怕不怕!不但被打的人怕了,看打人的我也怕了。

劉叔被打的那一次,把我的恐懼推上了高峰。

在我們生產隊的五十多戶人家中,劉叔是唯一的大學生,並且是在四九年之前畢業的。他們一家是六零年前後從本溪被趕到我們生產隊的。劉叔文質彬彬的,見人也好,與人說話也好,老是面帶著笑容。他還從來不說粗話,幹活時就默不作聲使勁地幹。

他們家有一大群孩子,糧食老是不夠吃,有時,劉嬸就到我們家借點糧。我們兩家關係不錯。

文革深入到了農村後,劉叔也被揪出來了,他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因為他大學畢業後在國民黨的縣黨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鬥劉叔時,有人喊著要他交待問題,他交待了幾遍還不行,一個隊裏的車老闆大喊了一句罵娘的話後,說,我叫你不老實,我叫你不老實,看我怎麼治你!於是,他把一個酒瓶子朝著一塊洗衣板一摔,命令劉叔:你給我跪在搓衣板上,你給我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

大熱天的,劉叔就這樣被逼著跪到了洗衣板上。他一跪下,血就從膝蓋上流出來了。而從頭上往下流的,則是汗水。

這件事過去都三十多年了,但就在今日,當我回想起當年的場面時,心中還直打哆嗦。而當年,我是懷著甚麼樣的恐懼心情看這一切啊。而在我身旁的那些大人們,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為劉叔叔求求情(為敵人求情,就證明了你也是敵人,這是那個年代的邏輯),他們有的把頭低下了,有的眼睛露出了冷漠的目光,而那些眼球發紅的人們則高叫:你到底交待不交待!

恐懼!最大的恐懼是對人的恐懼,是你被人民當成了敵人,人必置你於死地。

從小我就怕疼,怕父親打我,怕去衛生所打針。上小學三年級時,我就讀長篇小說了,像甚麼〈紅岩〉啦、〈青春之歌〉啦,等等。在那些小說中,都塑造了幾個共產黨員的偉大形像,我真是佩服他們,渴望自己長大了,也能成為像他們一樣的英雄。但遺憾的是,這些小說中總會寫上幾個叛徒,他們原來是共產黨員,但被特務抓去後,架不住坐老虎凳這一類的嚴刑拷打,就甚麼都招了,成了叛徒。叛徒的下場,沒有一個好的。

看過這些小說後,我老是怕自己當不成英雄,卻當上了叛徒。有時,大白天的,我就陷入幻想之中,看到了自己為共產黨作地下秘密工作,但被叛徒出賣了,抓到了監牢中。特務問我,你說不說。我大聲回答:不!黨的秘密我知道,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告訴你半點!(電影和小說中都是這麼寫的)好哇!我看你嘴硬!來人哪,往他手指甲中給我釘竹籤!看他講不講!

每次一想到這,我人一下子就清醒了,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怕我在想像中成不了一個英雄,倒成了一個叛徒。

於是,為了擺脫恐懼,就要造成恐怖。我鬥爭敵人,是證明我不是敵人的最好方法。這就是我在生存中實際奉行的一個方針。

這樣的認識,我是直到現在才達到的,當時我並沒有任何這樣的認識。到處可見的那一團團的紅色,已經把對生存的恐懼造成了我的本能,以至於我在恐懼的時候,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在恐懼,反而以為,我是鬥志昂揚,是階級覺悟高,是無所畏懼。而觸目可見的紅色恐懼,我不僅不以為是恐懼,反而以為那是革命風暴,好得很,對敵人就該革他們的命。

這樣的恐懼幾乎已經成了自己的天性,就是到了今天,來美國已經十多年了,綠卡也拿到手了,但提筆為文時,我有時還提醒自己,有些話不能說,給自己找麻煩倒沒有甚麼,但別給人找麻煩。

每一次回國探親,老人也一再叮囑自己,在外面可別亂說。而同學和同事則告誡我:老范哪,你可千萬別參加甚麼民運的。更有的則開玩笑說,老范,你可別以為你在美國了,就能隨便犯錯誤了。

是呵,那就是我那幾十年生活中最大的恐懼:可別犯錯誤了,千萬不能犯下政治錯誤。犯別的錯誤,哪怕是男女關係的錯誤,都還好說,有出頭之日,頂多就是名聲臭了。但若犯下了政治錯誤,成了人民的敵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正是內心中那不敢言明的恐懼,促成了我青少年時代那麼積極要求上進,追求進步,那麼認真地聽黨的話。我絕對不想成為人民的敵人,於是,我就必須成為人民的敵人的敵人。

當年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鬥時,雖然他遠在北京,但我還是寫批判稿批判他,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上面說了,他是全國人民的最大敵人。對於最大的敵人,我必須保持最大的仇恨,用最高級的形容詞把他批倒批臭。

後來林彪出事了,他的政變綱領被公布了。本來那上面說的一些話要是毛澤東說了,自己會從心眼裏頭贊成,像幹部到五七幹校勞動是變相勞改,知識青年下鄉是變相失業,等等。但林彪已經被說成了是最危險的敵人,我也就認為那些話是反動透頂,是瘋狂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惡毒誹謗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於是,我又積極批判林彪的反動言論了。

到後來批判鄧小平的時候,重複的還是同樣的邏輯:無情地批判敵人,是證明自己不是敵人的最好方式。

正是在那種無形的恐懼的威脅下,我本能地找到了逃避恐懼的唯一道路,那就是:一切惟偉大領袖之意志是從。

於是,在那些年中間,我已經習慣了不問甚麼是是,甚麼是非?不問何為善,何為惡?也不把那些敵人當成人。我只要明白一點:誰是人民的敵人,而達到這一點的不二法門就是:領袖說了甚麼。

我的邏輯就是這樣:不管領袖說了甚麼,凡是他所說的是,就一定是是;他所說的非,就一定是非。他認為是敵人的,就一定是敵人;他認為屬於人民的,則非人民莫屬。哪怕這個敵人昨天還是自己讚美的偉大統帥,但一旦翻臉了,說他是最陰險的敵人,我也就跟著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的確如此,也不管這個彎轉得多麼彆扭,照轉不誤。

與這種逃避恐懼的邏輯相關的,就是我在內心中形成了一種自我檢查的機制,經常檢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與領袖的思想相符合,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是否高舉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是否緊跟了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我一旦發現自己的話對不上上面的宣傳的口徑,就先認定自己是錯了,然後趕快學著報上的電台上的話來說話,而對於舉紅旗,我對自己的要求始終是,要舉得更高一點,要舉到底。

那時經常發表的最新指示和「兩報一刊」的社論,就促使我不斷地啟動了自己的自我檢查的心理機制。

在自我檢查的心理機制的幫助下,我就真心地按照報上所宣傳的榜樣去行動了: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了。

就這樣,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隸。而一個人一旦作奴隸作得太久了,他的心靈完全麻木了,成了主人手中的一個工具,會說話的工具。

2002年2月18日 下午四時

修改於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