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1年10月6日】哲學早就死了，精神也在死去，從中國人不再信奉人道主義普遍原則的時候開始。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1896年訂立遺囑規定，和平獎應授予那些“為促進民族和睦友愛付出最多，居功闕偉之人士……”。近些年來，和平獎逐漸多由民族爭端，戰爭對手的雙方或一方擷取，可以窺見世上不和平的因素增加並導致軍事政治爭端的趨勢。其實，和平是一種內含的力量和實力，和平就是一種威風和和平本身。
今天的中國向進步和和平的轉型，早已是人們不再期待的事情。從突發的恐怖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的反映來看，哲學在中國如果不是死得更早，那就是死得更徹底。哲學死了的國度和民族，沒有普遍人性慣有的同情心和博愛心，代之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幸災樂禍的嘻笑心理。中國像一個在全封閉的悶罐裏我行我素的昆蟲，不自覺地在轉型，中國統治集團在致力於這種轉型或是無力於這種轉型，那就是人們如今可以毫不掩飾的冷血和漠視。也許是見慣了死人，也輕視自己的價值，剩下的生命中可以賺得的一點小錢比生命值錢得多。十幾年前中國廣大知識分子期望的社會轉型是更加民主和開放，像西方世界一樣制度性地保障民主和自由，擁有一些個人權利。如今早已隨著中國人的道德轉型而化為子虛烏有。
我們期望中國的進步是制度的進步，但是制度即使開放了，經濟發展了，社會財富瓜分光了，人卻先於制度死了，制度和開放焉何價值？
我等中國知識分子一向以國家社稷為己任，救國救民舍我其誰？西方的安定生活，打倒了我們的激情和熱血，拯救中國成了酒足飯飽後的雅性談料，聊以安慰可憐的良心。在這種悲觀的時候，我去瀏覽了一下法輪功，本想嘲笑一下他們的無謂。孰不知，倒是為自己的現實無知嚇出一身冷汗來。
不能不誠實地說，他們的勇敢，當在我們之上。他們的韌勁兒，當在我們之上。他們的持久，當在我們之上。法輪功群眾都土得不能再土，他們要求的其實是一種基本的生存權利，過於基本，因而個人化。我們不願接受他們，一是因為我們要求的從來是高蹈的理想；二是因為我們是理念的生產者，群眾是我們的被教育者，而不是相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中國士大夫傳統，令我等相信，民只能是草民，不可能真理在握。連我們都被金錢和安逸污染的時候，怎能有草民把握著國家的命運？
我們不是和世界一樣期待中國的轉型和進步嗎？現在中國人民從內部進步了，我們為甚麼不敢承認？這麼多年來，外部世界總是希望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推動中國進步，但是都不成功。中國總是從內部改變的。現在中國人民從內部站起來了，在道德上，人的素質上改變自己，因此帶動國家，民族的面貌。法輪功人在爭取甚麼？不是政權，不是制度，不是理念，而是行動，由每個個人聯成一片的行動，把那些崇高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念，從基本的人際關係準則提煉昇華為一股強大社會動力的奇蹟
仔細想想，中國法輪功問題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的事情。四十多個國家的人民開始練習，可見其感召力之大，大在那吸引人們的修行內容，不能不承認這客觀上就是古代盛世之後罕見的中國民間外交事業的巨大成功。以我之見慣了的中國人民，或是屈服，或是反了，怎能相信死了哲學，死了精神的“中國人民”可以創造出如此不凡的聲勢浩大，曠日持久，以追求信仰、言論、集會自由及要求社會正義為目的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倡導寬容忍讓，堅持以非暴力回敬暴力鎮壓。原來，在深入闡述“真善忍”原則和宇宙根本關係的基礎上，李洪志先生建構出一種真正的、持久的和平遠景，是以人的本性中可重塑並昇華的特點為基點的自我再教育工程，以社會各個民族原始初期崇尚的，為正義承受苦難和壓迫而昇華超越自我生命所體現出的一種高貴的和平境界。
我們推崇李洪志先生在嚴峻考驗下依然不屈不撓，堅持以和平方式弘揚崇高人道價值的不懈努力。因為，縱觀數千年中國歷史，社會發展始終無法跳脫出以暴易暴的怪圈，一方面，專制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把受壓迫者逼上梁山，另一方面，舊王朝的土崩瓦解又總是為新的專制獨裁統治所替代，社會的發展總是在流血鎮壓下完成，以千千萬萬無辜平民生命為代價，這種歷史悲劇一直延續至今。今天的中國，由於法制不彰，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反而造成了腐敗猖獗、貧富分化的後果，經濟繁榮的表象下掩蓋著深重的社會危機。中國統治集團自身腐敗，造成了層出不窮的大規模工人、農民生存危機，嚴重威脅著中國社會的穩定，進而威脅到整個亞洲地區的穩定與繁榮。
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問題不搞定，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從政治上搞不定，從制度上搞不定，從意識形態上搞不定，從經濟發展上搞不定的一切，今天在如此眾多的人民自覺的行為中落到了實處。與歷史上的歷次和平運動相比，法輪功與他們不同的是，沒有一例用暴力相對的例子，真正做到了和平。這是與諾貝爾和平精神的初衷相吻合的，並以其徹底的和平給動盪的世界灌注了新的和平內容，提升了和平的精神。用道德的昇華來展示真正和平，這就是人類的精神走向。當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以如此不可搖動的意志，凝聚和包融著和平之精靈，中國人民走出了狹隘的國度，走出了魔鬼地帶，開始了以自己精神轉型為根本的國家，人民轉型，開始了新世紀和平之旅程－－自覺的想先天善良本性的大規模群體回歸。
縱觀歷史，許多政治改革，許多精神運動都要經過很多年，甚至若干代人，若干世紀，才能發展到他們今天的狀況。而中國人的法輪功是甚麼樣的一種奇蹟？我們不承認這種人性回歸，是因為我們想不出這樣的方法，也不相信民眾的可改造性，那不是人想做就能做得了的。
研究一下戰略地圖，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近年來已經完成了對中國這個最後的共產主義專制堡壘的攻勢。根據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軌跡，可以看到，通過對戈爾巴喬夫、達賴喇嘛、翁山蘇姬、貝婁神父和金大中等人的頒獎，諾貝爾和平獎已經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在中國週圍樹立這些民主自由的燈塔，通過對這些人物的嘉獎，能有效地告訴中國人民，國際社會奉行的普遍行為準則是甚麼。對中國的工作應該甚麼時候進行呢？這主要取決中國甚麼時候成熟。成熟的要求是多種多樣的，政治的，道德的，社會行動能力的，民眾覺悟性質和程度的，種種，種種。
法輪功的民眾凝聚力完全打破了中國以暴易暴這個制約社會發展的歷史怪圈，在中國大地上彪炳出一種嶄新的理念。作好人的真、善、忍信念深刻感召了千百萬人民。一場大規模的公民不屈服運動正在形成和發展，所影響的人數之多，震撼社會之深遠亙古未有。僅僅是為了選擇一種自我健康的生存方式，為了保證自身能做好人，社會可以在自我修煉的過程中和平發展，客觀上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加開放和寬容的社會，這就是社會的積極進步，也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契機。如果國際社會予以積極推動，將有助於促進世界上最大的專制極權國家轉型，逐步實現民主。這樣的和平轉型不但會大大減少中國社會的動盪和動亂，而且將避免和防止這樣的動盪破壞整個世界的穩定與發展。法輪功不僅倡導出新型的人生和哲學，而且完成了理論和實際結合的最艱難部份，真正喚起了民眾對自身責任的覺醒，形成了大規模的人民實踐。
由此，李洪志先生被提名為2001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不止是代表國際社會對李洪志先生及其千百萬法輪功學員追求、倡導和平精神與情懷的鼓勵和聲援，更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為中國正在孕育成長的公民社會拓展空間，賦予他們力量，促使他們確實參與到中國邁向民主與和平的發展進程。正是這樣，我才真正認識了為甚麼和平是一種發自生命本原的內含力量和外延實力，外力打不垮，摧不毀，和平就是一種威風和和平本身。和平之讓專制者恐懼的力量，就在於此。
歷史就應該這樣選擇和平，歷史將如此贏得和平。因為和平在於人民，人民在於道德和精神。道德和精神又在於成千上萬擇善而從的人民。當我真正用飽經中國政治風雲磨難而成熟站立的大度，平易客觀的心念，穿透歷史煙雲的哲人之冷靜看待法輪功的平民百姓時，不能不承認其高大和艱難不易。創造偉大的，畢竟是偉人。(原載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