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一天鄉下表哥電話告訴我，他的父親，也就是我姨父走失了，一天一夜不見人影，已經到派出所報案，家裏親戚朋友幾十人分頭尋找，但杳無音信。 一位快八十歲的老人，能上哪呢？我自己也想不明白。如果不是上錯班車去了外地，就是突發重病倒在山溝裏，或者老年痴呆越走越遠……一個個猜測都被表哥否定了。首先，姨父身體健康，神智清醒，兒子們都很孝順。大兒媳自從學了法輪功，對老人也周到體貼，不可能無緣無故離家出走。再說，姨父是外鄉人，言語不通，本來交流就困難，所以從不單獨乘車。 姨父一生窮苦，命途多舛，卻心地善良，勤勞本份。幾年前逃難時我曾在他家住過一陣，常給他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告訴他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向李老師求助，只有李老師能夠幫助我們。姨父很虔誠，雖然不明白其中道理，卻牢牢記住我教的兩句話：“法輪大法好”、“李老師幫助我”，時時念，時時記。從此以後，困擾他幾十年的惡夢纏身就此消失，心悶氣緊的毛病也不翼而飛，人越來越精神，越活越年輕。 過了兩天，表哥打來電話說，有線索了。據一位110民警說，幾天前縣裏曾搞了次大清理，把流浪乞討人員全部拉到外省，為了所謂的“光亮工程”。於是表哥找到一位在縣政府工作的遠房表姐打聽，果然姨父失蹤的那天晚上縣裏抓了人。據執勤民警回憶，的確有個很像姨父的老人，衣著、相貌、連住家地址和姓都對的上號。縣民政局一工作人員說，上頭來了文件，要“乾乾淨淨過年”。由於農村沒有救助站，就把露宿街頭的人拉到幾百公里外的某地扔下。雖然是公開的秘密，但不能讓某地政府知道，因為他們也需要往外拉人，誰都要搞“光亮工程”。 我不相信還有這等醜事。一個政府如此草菅人命，把沒有觸犯任何法律的老人抓走，像貓像狗一樣的扔在荒山野嶺，不管其生死，和土匪強盜有甚麼區別？後來想想，這是中共邪黨慣用的手法，迫害法輪功學員不也這樣嗎？想抓就抓，想判就判，想打就打，甚至當成實驗室裏動物，活生生的器官想怎麼摘就怎麼摘。 打聽到消息後，表哥兄弟立即動身出門。表姐也很著急，顧不上吃飯，找到公安局領導，讓他派一個當天抓人的警察帶路，開上私家車，一路兼程，趕往事發地點。
到了當地，表哥表姐分頭尋找，順著縣城及周邊轉了幾圈，了無蹤影。又趕往另一個縣，還是沒有。一路上，所有能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找遍了，沒有任何線索。不祥的預感籠罩著每一個人。 我放心不下，一直和他們保持電話聯繫。開始，表姐執言仗義，為姨父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悲憤，怒叱警察的胡作非為，對公安的野蠻行徑大為不滿。漸漸的，口氣越來越曖昧，開始為政府辯解，說甚麼他們也迫於無奈，上邊壓的太緊，流浪人員太多，不清理不行。再後來，表姐轉而埋怨姨父不該出門，不該穿著破舊。最後，她乾脆否認抓人的事實，說大老遠的跨省尋找，簡直吃飽了撐的，說不定姨父就在附近的哪個地方迷路了。 我越聽越來氣：“太混賬了，還是你自己的親戚，沒一點同情心！警察都還承認抓錯人了，你卻睜著眼睛說瞎話？是不是怕影響前途和職位？”我的言語激怒了表姐：“你不要老是拿法輪功的思維看問題，有甚麼證據說警察抓人？沒證據就不要誣陷別人！” 我一下火了：“這哪對哪啊？想開脫責任，還是借此羞辱我？”表姐一味狡辯，滿口邪黨灌輸的一套，甚麼認清形勢啦，別上當受騙啦等等等等，我既焦急又無奈，幾乎要在電話裏大吵一頓。 後來想想，不對呀，我跟一個常人較甚麼真兒。我是修煉人，能和他們一般見識嗎？中共邪黨壞事幹盡幾十年，甚麼時候認過錯？有甚麼道理可講？只會“我黨一貫正確”，只會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這樣環境氛圍裏浸泡的表姐，在利益面前，親情和道義是可以棄之不顧的。想到這些，我鎮定下來，平靜地說：“是，我沒證據。今天你就是把這個人給殺了，我也拿不出證據。但姨父不見了，而偏偏那天警察抓了人，僅此而已。” 第三天早晨，表哥來電話，說找了一個晚上，所有的地方都去過了，就是不見，話沒說完便放聲大哭，想到那麼大年紀的父親，天寒地凍，身上沒多少錢，如何熬過一個個日夜？不渴死餓死也得凍死累死。“子欲養而親不在”，表哥越哭越傷心，後悔從前對老人照顧不周，關心不到，“如果能回到從前，有朝一日他能回來，我一定加倍彌補。”表哥悲痛欲絕，他認定姨父生還的機會很渺茫了。 我決定到報社，把事件曝光出來，一方面譴責政府這種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媒體的影響，通過刊登姨父的照片，哪位好心人遇到了能通知我們。報社一位女記者接待了我。在聽完整個事件的敘述後，她有些震驚，甚至不敢相信。我說：“如果這事不發生在我身上，我也不相信。”最後記者決定到縣裏去一趟，找相關部門了解情況。 臨行時，我再次給表姐打電話，詢問事情的經過。我首先給表姐道歉，為自己那天態度不好、言語過激請她原諒。開始表姐不願多說，怕惹麻煩，後來還是把前因後果一股腦兒全倒出來。通話的時候，記者進行了全程錄音。 第四天，記者來到了縣裏。說明來意後，政府部門大為緊張，以影響安定團結為藉口，極力阻止事件曝光。同時對記者威逼利誘，用一位領導的話說是“不惜一切把報社搞定”。表姐也受到了各方壓力，不斷給我打電話，哀求別讓記者採訪，“否則縣長發話，讓我飯碗難保。”我告訴表姐這不是我能控制的，報社採訪是他們的權利，我只想把姨父找回來。 大約幾小時後，表哥突然來電話說姨父找到了，就在附近的縣，當地民政局已經買好車票送他上車，今天晚上便可以到達。晚上表哥又來電話，告訴我姨父身體很好，人很精神，雖然幾天幾夜沒睡覺，挨飢受凍，卻毫髮無損，只是受了點驚嚇。通話中，姨父斷斷續續給我述說了大致的經過。 那天晚上八點鐘左右，姨父在住家附近散步，兩位手持電棍的警察問他姓甚麼，家住哪裏，他一一回答了。一個警察拿出張百元鈔票問他有沒有這東西，他說沒有，沒那麼多錢。警察就說：“上車，我送你回家。”姨父說：“不用你送，我家就在附近，我自己回。”可警察不肯，非把他推進車裏，還舉起電棍想打他。姨父怕了，只好乖乖上車。 車裏裝了七、八個人，都是同樣被抓來的。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往哪個方向，一直開到半夜，才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把他們趕下來。下車時，一人給了一個麵包，一瓶水。姨父露天蹲著過了一夜，天亮了，才順著車印往回走。邊走邊問，告訴別人家住某縣，被警察抓來扔在這裏。沒人相信他的話，以為這人不是傻子就是瘋子。不過也有好心人給他指路，就這樣白天走，晚上坐，一直走了一百多公里，才找到了鄰縣的一個民政局。 當時姨父身上只有三元錢，甚麼也買不了，無處可睡。第二夜看到個牛欄，本想挨著牛過一夜，可被主人發現，趕了出來。第三夜走到一戶人家門前，姨父問“可以蹲在屋簷下過一夜嗎？”那家人說：“到別處吧，別把孩子嚇著。” 就這樣三天四夜，一個七十八歲的老人，在幾百里外，幾乎不吃不喝不睡，天寒地凍，歷盡千辛萬苦，最終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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