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共產黨社會裏，“政治”早已面目皆非了。政治滲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命變成了“政治生命”，思想變成了“政治思想”，道德變成了“政治覺悟”。“政治”一詞來源於西方，可是，現在中共的政治根本就無法對譯到英文了。比如，中共大力宣傳的“提高政治覺悟”，中國人一聽就心照不宣，可是直譯成英文對西方人來說根本就摸不著頭腦。

因為中共說的“政治”，就是對“同共產黨保持高度一致”的抽象而又具體的概括。中共所謂的“政治覺悟”，說白了就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如果黨撒謊時，你要去揭露；黨誹謗時，你要去澄清；黨迫害人時，你呼籲停止，這就是跟黨不一致了，也就是失去了“政治覺悟”。共產黨的政治是無處不在的，不能出現政治真空，所以中共這時就會把人們維護自身權利的“不政治”行為說成是在“搞政治”。

“搞政治”算是比較民間的說法，中共的正式用語是“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為甚麼一定要加上“不可告人”呢？因為許多反對共產黨惡行的人，並不是出於要奪取權力，而不過是爭取憲法允許的最基本的正當權益，比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這些訴求根本就談不上有甚麼政治目的，所以，中共只好用“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樣，也就可以給人貼上“搞政治”的標籤，從而大打出手了。

為甚麼被貼上“搞政治”的標籤，中共就可以隨意迫害了呢？

很簡單，中共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騙了哄，哄了再騙，血雨腥風，使中國人從政治的狂熱走向了政治的冷漠。人們討厭政治，迴避政治，不關心政治。當然，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並沒有逃出中共的政治怪圈。就如同坐蹺蹺板，從這頭滑到那頭，還是在蹺蹺板上。但是，卻造成了使人們在政治上的徹底馴服，因此中共把一切爭取基本人權、向中共討公道的事，一概歸為“搞政治”。

幾十年下來，人們對於中共的整人政治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共產黨整你了，你得忍著，等著平反，等著去感恩戴德，因為共產黨是強權，你不可能甚至是不應該和它講權利。如果你不順從這個模式，你要反抗，你要揭露中共，你要制止中共的惡行，你就超出了人們在中共統治下討生活的最大想像力，於是，你就是在“搞政治”。

一旦你被認為是在“搞政治”，性質也立即被改變了。人們就會發生一種“良知錯位”——“搞政治”就像一碗迷魂藥似的，能把人們最基本的善惡是非標準弄扭曲了。不管中共如何殘害無辜，使出了如何卑鄙的手段，幹的是如何流氓的行徑，誰一旦被認為觸及了“政治”那個“黨經”，被“搞政治”迷惑的人們就不會去同情受迫害者，不去譴責施暴者，而反過來責備受迫害者，否定任何聲援受迫害者的努力。好像“搞政治”是比中共殺人還要可怕的東西。

這種“良知錯位”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可以說，“搞政治”這頂帽子成了中共在“政治冷淡期”一個用來煽動人們漠視中共暴行的最惡毒的武器。

“搞政治”真的那麼可怕嗎？大家看到，正是法輪功學員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們不斷的呼籲，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和平請願、抗議和講清真相，起訴犯罪元兇，才有力的抑制了中共的殘暴。中共用利益收買媒體，讓許多媒體面對中共的反人類罪惡噤聲，甚至為中共傳播謊言。而法輪功學員創辦報紙電視電台，才使法輪功的真相得以傳播，才使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暴行特別是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並焚屍的前所未有的邪惡得以在全世界曝光，才有效的遏制了中共的肆意妄行。

在快八年的反迫害中，法輪功學員們所做的不過就是要講清真相，揭露中共，制止迫害。法輪功學員沒有政治目的，而且修煉者是要放棄對人間權力的執著的。我們看到，中共的“搞政治”論讓人們默認和盲目附和中共對善良民眾的打壓和誹謗，也成為人們了解法輪功真相的巨大障礙。《九評共產黨》清晰的揭示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因之所掀起的退黨大潮，能使人們退出中共的“政治”，從而徹底跳出中共的政治怪圈，恢復正常的思維和人的正常生活。

如果非要說人民的反迫害，解體中共及其黨文化是“搞政治”的話，那麼，搞這種政治不是越多的人搞，越對人民有好處嗎？這樣的“搞政治”不正是徹底破除中共制約和迫害人民的黨政治嗎？那麼，這樣“政治”何不堂堂正正的搞呢？沒有了共產黨，就徹底沒有了“黨政治”，人們對善惡是非就會有正常的判斷能力，那不是大好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