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農曆十二月十四日，我正在地裏做事，兩輛小車突然開到我面前，從車上下來13人，把我綁架到鄉派出所。先關押在一間小房裏，後帶到鄉綜治辦，屋裏有四男一女，其中鄉派出所所長曹仁剛，我一進綜治辦的門，曹仁剛兇狠喊：「跪下！」我不為他的恐嚇所動，他又加大力氣喊：「跪下！」此時一個男人從後面把我踢倒在地，一陣拳打腳踢後，曹仁剛又向我問話：「是誰為主到你家開法會，甚麼內容？甚麼目的？」我仍坐在地板上，甚麼也不說，此時曹仁剛火氣更大了，站起身對準我心臟右側猛踢一腳，當時我渾身發軟，倒在地上，怎麼也坐不起來，心裏想：「師父啊！弟子有難，不能在邪惡面前躺下，我要站起來。」不久終於站起來了。

就在這時，鄉政法的鄧捷芳推門進屋就問曹仁剛「講了沒有？」他說：「沒有。」 鄧捷芳狠狠的搧我一陣耳光，眼神示意一個叫黃震等兩人又毒打我一頓。就這樣折騰了幾個小時，把我關在一間屋裏，雙手銬在窗戶上。晚上鄧捷芳又來恐嚇我：你再不交待，就叫人把你的頭髮一支支扯下來變成光頭，讓你無法見人。

當天晚上下了大雪，這些人也不給我飯吃，不給火烤，更不準我睡覺，雙手被鐵銬到天亮，連大小便都無法解。第二天把我押送到縣城，沒有地方接收，曹仁剛就逼著我丈夫寫保證，並交押金一千元，還對我說：「只要你不煉功了，可隨時取回押金和你的東西。」在中共的統治下，做好人就要被無法無天的沒收財、物。

回到家裏一片狼藉，各種傢俱扔的滿屋都是，拿不動的砸爛了，值錢的拿走了。一些老年人都說，像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三光政策」，鄉親們都很同情我，以後知道惡警要來我家時，村裏的大人小孩都採取各種方式保護我。

2001年7月，正是農村雙搶季節，一天晚上11點多鐘，鄉政府來了三人闖進我家亂翻桌櫃，搜走了一些大法書籍，當即把我抓到縣城派出所關押三天三夜，釋放時還要交伙食費，我當面拒絕就走了。

同年10月21日下午，我趕集剛回家，鄉政府的許賢勇、李萬立為首一夥人闖進我家，樓上樓下翻箱倒櫃，連我婆婆家也不放過，後搜到一本大法書，當即許賢勇打我幾下耳光，並強行把我帶到鄉政府關在一間房裏。

管政辦的彭寶慶、許賢勇等四人一進屋，彭寶慶就氣勢洶洶的說：「她（指另一位同修）交待了，看你交不交待。」我回答說：「交待甚麼？」話音剛落，彭寶慶的拳頭打過來了，接著許賢勇和另一個人對我腦袋猛打，第四個人來打時我已經支持不住了，口吐血水，眼前一片黑，昏倒在地。

當我醒來時，聽見有人說拿水來潑，我慢慢睜開眼睛，彭寶慶又要我罵師父，並說：只要你罵一句，就不打了，還放你回家。我不理它，拒絕了。彭寶慶謾罵師父，我理直氣壯的正告它：「不准你侮辱我師父！」 彭寶慶兇狠狠一甩手說：「走，坐牢去！」

當天晚上把我和另一位同修架上小車，送到城關派出所。一個值班員看見我這模樣，直問彭寶慶一夥說：「這個人犯了甚麼罪？為甚麼打成這樣？你們也太狠了！」 彭寶慶不敢回答，我說：「是他們打的。」這時彭寶慶很不自在的說：「她是煉法輪功的。」值班員又說：「煉法輪功也不能打成這樣，我不接收，你們自己安排吧。」

這時彭寶慶和值班員爭吵起來，並打電話請示上面，一會叫值班員聽電話，他把我的情況講了，並說有生命危險，要彭寶慶負責。彭寶慶一口否認沒有打我，說是我煉法輪功有病不打針吃藥造成的。我氣憤的衝他說：「我沒有病！」

最後彭寶慶只好找到我的親戚，把我送回家，並假惺惺的對我妹夫說：「她是有病不吃藥打針造成這樣，一定要去醫院看病吃藥」等鬼話。惡黨的官員，在當事人面前說假話，竟臉不改色，若無其事。

在2002年農曆正月初八，彭寶慶、許賢勇一夥人又闖進我家；之後經常闖進我家干擾，就在去年9月的一天，鄉政府幾個人竄到村裏，到我家又砸門又到處搜查，把一些傢俱摔爛了，把師父的法像也搶走了（我當時不在家）。

近一段時間，我看到《明慧週刊》上同修揭露當地的邪惡迫害，對我觸動很大。回想過去每次遭到邪惡迫害時，我只是默默地承受，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訴，有時反抗就遭到毒打，所以惡警更加為所欲為進行迫害，不知道在向眾生講真相中如何去曝光邪惡的罪行。

這些世間惡人，都是背後的邪惡因素在操控人的壞思想幹的，如果我們把他們的醜事曝光在其親友面前，他們自然就失去了幹壞事的場，惡人也就惡不起來了。所以我想，大家都把自己及身邊的同修所遭受的迫害寫出來，公開發表出來，就會徹底解體邪惡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