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以來，大陸各級黨政機關和公安機關非法關押成千上萬的大法弟子，有的被關在勞動教養所，有的被關在所謂的“法制教育學習班”，有的被關在拘留所、看守所，長期對修煉人的精神和肉體進行殘酷迫害，強行洗腦轉化，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這是它們濫用公共權力嚴重侵犯和踐踏人權的違法行為。對此，大法弟子應該拿起常人社會的法律武器，堅決抵制這種國家權力的非法擴張與恣意濫用的違憲行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經濟學室主任胡星斗在2003年11月發表的《千夫所指的勞教制度》一文中說：“勞動教養已是千夫所指的惡政。儘管勞教制度在歷史上起到了處罰‘不夠判刑標準的輕微違法人員’、維持社會治安的作用，但政府以違憲違法的方式處罰公民中的輕微違法，是否得當？是否得不償失？是否損害了政府的合法性？”又說：“大量的事實顯示，勞動教養制度已成為一部份官員作惡的工具。”

法輪大法修煉者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爭名不爭利，不參與政治，只為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有益的好人，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事，卻被邪惡百般打壓，非法關押，受盡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害得終身殘廢，有的被迫害成精神病人，千千萬萬個家庭遭受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災難，千千萬萬個大法弟子嘗盡了失去工作、失去學籍、失去財產、流離失所的痛苦。這就是邪惡非法利用手中權力，大肆踐踏憲法和法律，給誠實、善良、堅持真理的法輪大法修煉者帶來的苦難！

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只能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任何黨政機關、司法機關、檢察機關都無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 而勞動教養的有關規定（1957年8月3日國務院公布實施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年11月29日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82年1月21日國務院國發[1982]17號文件轉發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都是由國務院頒布的行政規章，卻賦予了有關部門非法限制和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權力。《行政處罰法》的處罰種類中也不包括勞動教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過15天，可屬於行政處罰的勞動教養卻長達1－3年，而對於大法弟子的非法關押甚至可以無限延期。

1998年10月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只有通過正當程序由法院作出判決，才符合國際人權保護的公約。中國政府一再承諾，信守已簽署的國際公約的責任和義務；2002年11月中共召開的“十六大”也宣稱：“尊重和保障人權”。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人權”概念引入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但至今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不為邪惡淫威所屈、堅定信仰的大法弟子，仍舊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轉化班、洗腦班、看守所、拘留所，受到非人的迫害和折磨。難道這還不足以充份證明它們踐踏國家憲法和法律，違背國際公約，嚴重侵犯人權這一鐵的事實？

師尊在《在北美大湖區法會上講法》中說：“這不是參與政治，更不是參與常人的事，因為我們在揭露邪惡中利用常人的形式的做法也沒有錯。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個人的目的，更不是為了常人甚麼組織，而是為了證實大法，揭露邪惡是為了讓他們停止對大法與學員的迫害。”正法時期的每一個大法弟子，都應該按照師父說的去做，都應該充份認識人權的重要性和內涵，深刻戳穿邪惡的“現在是最好的人權時期”的謊言，全面披露邪惡違法行政的事實，依法揭露邪惡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種侵權犯罪行為，維護好、保障好自身的人權，讓邪惡在強大的正法之勢下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