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9年7.20開始，全國大抓人、抄家、毀書。我們當地領導橫蠻不講理，不讓人學煉法輪功，把我們抓去辦所謂的「法制學習班」，其實是違法犯罪的法西斯洗腦班，逼我們放棄修煉。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修煉真善忍犯甚麼法？做好人都不讓。大法、師父承受這千古奇冤。我心裏難受，在家坐臥不安。於是我和同修到北京信訪局說理。我們真誠的向北京信訪局的人講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沒錯，希望政府能聽聽老百姓的心聲，糾正錯誤。哪知北京的警察對法輪功學員如狼似虎，把我們抓起來，威逼我們報地址、姓名，就這樣我們被帶回本地公安局。惡警逼我們脫光衣服，搜遍全身，被打得遍體傷痕，衣服被扯破。暴徒們打我時直踹粗氣，累得滿頭大汗，逼我不學不煉。我不為邪惡所動。它們非法關押我15天、勒索3450元。

我看到電視裏誹謗大法，利用「天安門自焚」偽案栽贓大法，毒害了許許多多百姓。為了講清真象，沒有真象材料，我自己油印了「江澤民推卸不了的歷史責任」就和兩同修出去發，被人舉報，再一次被抓。我們集體絕食十幾天，被非法判勞教一年半。送到勞教所，醫生檢查我有高血壓，不收，又被帶回縣看守所。來回送幾次勞教都沒送成。回到看守所，天天遭到獄警的打罵，一天給一點爛米飯，菜沒油鹽，它們把飯菜盛在小糞桶裏，我只好又絕食。我姪子看我瘦得皮包骨頭，托熟人保我出去。熟人滿口答應，就問：你姑姑犯了甚麼？如果你姑姑要是殺人、放火、吸毒、販毒、搶劫的，我能保她出去，如果是煉法輪功的，我就保不了。我要出去正法，不配合邪惡對我的迫害，下決心絕食到底，它們只好辦了保外就醫，逼迫我丈夫要錢，才放人，被勒索了3000元錢。

回家後，邪惡還不放過我，不斷的騷擾我，非法抄了我兩次家。又一次，一同修發真象材料被抓，說出我來，縣公安局惡警開警車來我家抓人，幾個惡警用手銬銬著我要抬上車，我和惡警講理，憑甚麼亂抓人。這時，鄉里鄉親來了許多，紛紛指責惡警、歹徒們：快放人，做好人犯甚麼法。人們把我從車上拉了下來，我膽小的丈夫也責問惡人：她甚麼也沒做，為甚麼幾次抓人？我乘機走脫，流離失所。

2002年二月初一我和同修又到天安門證實大法，我來到許多外國人的地方，雙手拉開橫幅，大聲喊著：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天安門自焚是壞人栽贓的。跑來了幾個惡警，我在人群裏穿來穿去，它們幾次沒抓住我，最後我被氣急了的惡警摔倒地上，又拖到警車上，它們抓住我的頭髮，用腳踩我的頭、背部，瘋狂地毒打我。後又被送到天安門分局，關在一個鐵欄裏。惡警無理要照相，我不配合，又遭毒打。惡警又抓了一些同修，我們一起坐在地上發正念，邪惡都害怕。晚上，兩輛警車把我們送到石景山看守所，一路上同修們高呼：法輪大法好、還大法和師父清白。從天安門到看守所兩個多小時，我們的嗓子都喊沙了，還在喊。坐在車裏的十幾個惡警不敢說甚麼，被我們大法弟子的正念震住了。

我和同修被分開了。為抗議邪惡對我的迫害，我一直絕食。惡人對我強行灌食，用一袋食鹽、兩袋豆粉攪在一起，七、八個大個外勞犯人將我按倒在地，捂著鼻子、嘴巴、卡著脖子不讓透氣，插了十幾次沒插進去，又換粗管子，喉嚨出了很多血，才灌進去。它們把我送到號子，叫幾個犯人看著我，不讓我吐。我吐了三次。惡警又把我送到北京公安醫院，強行打針、灌藥，長期戴手銬、腳鐐。不讓上廁所、不讓睡覺。我不配合邪惡的迫害，邪惡之徒就用電棍電我沒打針的手。我和北方的幾個同修共同發正念，清除背後的邪惡因素。打針也打不進去。在醫院的16天，我們一直抵制邪惡的迫害，一口東西也沒吃，天天挨打罵，真是度日如年。邪惡把我帶回石景山看守所，還是強行灌食，幾次昏死過去。40多天，我沒吃一口東西。邪惡找來同鄉同修，同修看我瘦成這樣抱著我嚎啕大哭，勸我吃一點。我只好喝了點水，但吐了出來。在北京被非法關押了四個月，我們報了地址。

我們被帶回本地，非法關押在縣第一看守所。有一天姓何的獄警看我們不順眼，說我們煉功，把我們拉出去打了四大扁擔。身上被打得血紅、青紫幾大塊，不能行走。為抗議惡人的迫害，我在看守所絕食。天氣炎熱，高溫，身體發高燒，一直睡在水泥地上，蚊子咬我。我身體極虛弱，邪惡抬我出去灌食、打針。我絕食十七天，邪惡怕我死擔負法律責任，打電話到鄉派出所。派出所所長把我帶回派出所，還想轉化我，我正念清除邪惡。一天早晨，看守我的所長睡著了，我想走，可我身體很虛弱，昏倒兩次，還倒在所長身上，他都沒有醒。在師父的慈悲保護下，我闖出了魔窟。流離失所在外。後來我悟到應全盤否定一切邪惡舊勢力的安排。我回到了家。我丈夫也看清了邪惡的本質，以前他害怕邪惡，帶著惡人到處抓我。現在也維護著大法。做救度眾生的事。

我要用我這幾年所受到殘酷迫害的事實，控告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對大法、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