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馬耳他法輪功學員在戰爭紀念館附近和平抗議在中國對學員的殺戮

【明慧網2001年8月13日】馬耳他獨立報2001年7月26日第十二版刊登了一篇該報記者的評論文章，題為：“有益的資料--可恥的酷刑和鎮壓”。文章寫道：

我很高興我的一些馬耳他同胞們 -- 雖然只有幾個人 -- 公開抗議政府在中國主席訪問我國時表現出來的中國作風。我只是遺憾我沒有和他們在一起。12年前，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後，一個男人在這個過程中公開反抗和死亡，以及一隊坦克的令人難以忘懷的鏡頭，驅使我去參加中國大使館外的抗議。我帶著一個睡在手推車裏的4個月大的嬰兒，一個坐在手推車頂上的19個月大的嬰兒，一個騎在兒童三輪車上的3歲的孩子走到那裏。現在雖然我走起來容易多了，但我卻發現更難了，我對此感到遺憾。那時的抗議中沒有警察，當然沒有騷亂。如果有的話，我就無法和我的幼兒們在一起了。這些年中到底發生了甚麼？是警察看到了太多的在哥德堡(Gothenburg)和熱那亞(Genoa)高峰會議期間的新聞報導後而變得易於擔心？還是他們得到了中國方面的指示？後者可能性更大些，因為這些人給人們帶來了如此之多的憂慮，恐怖，壓抑和苦難，因而他們也生活在對他們自己的生命和安全的擔憂中。

但是，還不止這些。他們就是無法理解民主或言論自由，以及其它的我們西方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們自己的政府盡一切可能來壓制這些珍貴的自由，但至少還明白這些自由是甚麼。他們不是不理解。而中國領導人的貼身隨行人員們的行為表現卻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在聖約翰大教堂外示威的人們，包括新聞媒體，都表達了同一個聲音：中國領導絕對是驚恐過份了，他們認為他們的主席會看到抗議者，抗議者的展板，或聽見抗議者的口號。首先他們要求我們的警察趕走抗議者。警察回答“不”。然後他們要求警察沒收抗議者的橫幅（這種行為最後一次是發生在1986年末，擁護政府的兇漢們搶過橫幅），回答仍然是“不”。他們要求警察命令抗議者保持沉默，警察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 -- 巧妙地提醒中國人，在民主國家，做事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最後，中國人惱怒地試圖把他們那可怕的做事方法應用到自由國家的人們身上 -- 說服開車送他們去那兒的司機把車戰略性地停在那兒以擋住抗議者們。你能想像嗎？沒有嚴重的外交事件，警察是不能逮捕中國人的。然而，警察還是告訴司機把車開走。想一想這些中國人是多麼害怕 -- 害怕他們的主席會接觸到自由的演講和反對他的抗議者。這告訴了我們在中國國內的許多處事方法。

還有一件事情也告訴了我們許多，本來，那件事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只不過是中國主席給我們總統的一件禮物。那是一件從秦始皇(公元前259-210)陵墓裏挖出來的青銅古戰車。民主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都不敢夢想把國家古文物在海外旅行中送給外國要人。而如果他(或她)這樣做了，那必然會引起大規模的強烈抗議，媒體也會大聲疾呼，要他(或她)付出代價。而中國先生卻能這樣做，因為在他來的地方，主席就是國家。或者更確切地說，那裏的人民沒有權利，他們甚至不能設想國家文物是國家的財產，而不是主席的禮品。那個地方的任何東西都是國家的，但沒有東西是公眾的財產。

然而，那是另一個問題。中國主席已經來過了，也已經走了，受到了那些為了經濟利益的人們的笑臉相迎。然而，長久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的不是江XX忙著在全球把從他自己的人民那裏偷來的一件件古代雕塑送人，而是一個學生孤身一人靜靜地站在一輛移動的坦克前，這已是媒體歷史上最著名的圖象。江XX會很不願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