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頻頻上演的“三批”戲碼，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但細細分析其性質和內容完全不同的“三批”，竟然存在許多共通的思維、話語和行為特徵，充份反映了中共政治文化五十年不變的基本特質。

線性思維，非黑即白

　　主導“三批”的思維大多為僵硬的線性思維，即將事物和人物簡單地分為一條直線的兩極，非黑即白、非左即右。如對美國的霸權行為，採用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思維；對李登輝的“兩國論”，則批駁既然不是主張統一，那就是推行獨立；而對李洪志的法輪功組織，則斷定既然不是科學，必定是迷信、反動無疑。

　　在此線性思維主導下，敵人與朋友之間沒有第三種選擇，更沒有調和的空間。例如對法輪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就指出：“對於邪教組織的仁慈，就是對公民人權的踐踏”，這就是典型的“文革”語言和線性思維的翻版，即在“文革”時期廣泛流行的“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朋友的殘忍”。其實中共在法輪功的“真善忍”之前曾提倡過“學雷鋒”、“真善美”，但線性思維告訴中共，“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毫無其它選擇。所以，線性思維主導下的中共文化，任何寬容、忍讓和中道的力量都失去了效能，剩下的只有“無情打擊、殘酷迫害”。這既是中共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以來的傳統，也是“六四”情結的表現，因為“六四”對於中共決策層的一大教訓是，對任何“反叛”的現象都要防患於未然，堅決消滅在萌芽狀態。

話語僵化，情緒極端

　　線性思維主導下的“三批”語言，存在許多相似之處，頗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文革”年代，大批判語言運用得如火純青，全國上下同仇敵愾、口誅筆伐。

　　筆者發現中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特有話語系統，大多與“提手旁”密切關聯，如“打一打”、“抓一抓”、“捉一捉”和“搞一搞”等，完全有違“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孔孟之道。如對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要將李登輝“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堅決“揭”露李登輝的台獨陰謀；針對李洪志的法輪功，則大聲疾呼要堅決“打”擊、深入“揭批”，“掀”起全黨、全民反邪教、反迷信的高潮；而對北約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更是號召全民堅決“抗”議北約暴行、徹底“推”翻美國一極獨霸的世界秩序。如此頻繁地使用強硬的動詞，實在也是中共文化的特徵之一，它恰恰表明其信心的缺乏和力量的不足。

　　而且，“三批”的語言大都實行“請君入甕”的文閥作風。如對法輪功的批判，先定為邪教，然後要求全黨全民圍繞著“法輪功為甚麼是邪教”的欽定命題，進行批判，而絕不允許討論“法輪功是不是邪教”的問題。同樣，對北約轟炸中共大使館，報刊上充斥的是“為甚麼美國為首的北約要野蠻轟炸、蓄意襲擊我大使館”的文章，而不研究轟炸事件到底“是不是”蓄意；而對於李登輝的“兩國論”，也是側重批判“為甚麼李登輝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推動台獨”，而從不討論“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不是真正主張台獨？它是不是五十年來的台海現實？李登輝是否明確提出過“兩國論”？更不研究為甚麼“兩國論”能得到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

群眾運動，無中生有

　　發動群眾是中共文化的另一特點。其導向一般是上層發動、輿論推動、群眾運動三結合。所謂的“五八”反帝運動，就是廣泛動員民眾的力量，不惜代價，“特批”合法遊行，有計劃、有組織地在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等地鼓勵民眾上街，圍攻美國駐中國使領館。同樣，對於李洪志的法輪功和李登輝的“兩國論”，也是利用各地方、各部門的組織力量，發動群眾，舉行集會，憤怒聲討，尤其對李洪志和李登輝本人進行人身攻擊、人格侮辱，其中往往不惜誤導民眾、強姦民意，企圖通過群眾的激情和造勢，強化批法輪功和批“兩國論”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另外，“三批”的手法大都熱衷於“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它也成了“三批”或中共文化的一大特質。其特點是不經科學、嚴密的調查，就進行主觀定性，然後再找有利於如此定性的“證據”，可謂“觀念先行、證據後補”。如先對法輪功定為非法組織，而不是宗教組織，又改變定性，判定為邪教組織，但卻強調邪教不是“教”，實在有點使人啼笑皆非。同時，為了尋找判決法輪功的法律依據，臨時修改法律、重新解釋法律，削足適履，人治傳統暴露無遺。

　　對於李登輝的“兩國論”也是一樣，不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內涵和外延進行全面、客觀和深入的研究，就斷定李登輝是“歷史罪人”，試圖將“兩國論”僅與李登輝的一人相聯繫，但一旦發現國民黨也將“兩國論”列入黨的決議，就只能攻擊整個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祖訓，並將歷來主張的“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改為“寄希望於台灣民眾”。殊不知，多數台灣民眾也支持“兩國論”，這樣，剩下的只能是“寄希望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了。對於北約轟炸中共大使館也是如此，在未經任何調查的情況下，就斷定是蓄意轟炸，並大量使用一些想當然的“邏輯推理”，代替科學調查，當發現斷定美國行政當局故意籌劃爆炸有違常識之後，又斷定是美國軍方擅自所為，但至今也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證明自己的“欲加之罪”。

卑亢失調，進退失據

　　“三批”皆是對三大突發事件的政治和外交反應，其中反映了中共的緊急應變能力十分粗糙、簡單，而又缺乏章法。一般而言，中共對各種可預見的事件處理相對比較老到、周密，如對每年“六四”前後的情勢因應，往往能夠做到滴水不漏、鐵衣無縫，但對各種沒有預警的突發事件，則常常無法做到未雨綢繆、進退自如。

　　例如，正當中共全力防範“六四”十週年的可能大亂之際，法輪功卻突然在四月二十五日包圍中南海，來無蹤、去無影；同時，正當中共沉浸在“戰略伙伴關係”的迷思之時，美國和北約的五顆導彈在五月八日從天而降，炸毀了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同樣，正當汪道涵準備打點行李、首訪台灣之時，李登輝又出人意料地發表“兩國論”。三大突發事件都使中共措手不及，防不勝防。而且面對“三批”的三大對手，其打擊的策略也是前後矛盾、程度不一，如對法輪功打擊最烈，因為是“家奴”，而且隨處可抓，且少有反抗；對李登輝次之，因為是“叛匪”，且有一道台灣海峽橫隔，只能文攻武嚇；而對“番邦”的美國，則只能逞一時的口舌之勇，雷大雨小虎頭蛇尾，因為畢竟實力相差懸殊。這種“柿子揀軟的捏”的作風，也確是中共文化的一大特色。

　　很顯然，考驗一個政權實力的重要標誌是它處理緊急事件的應變能力，而中共歷來是個人或少數人決策，既不可能民主，更難保證正確。如對北約轟炸大使館，先亢後卑，先進後退，少有章法，既沒有藉機在戰後的巴爾幹半島發揮中國的國際影響和建立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迫使美國嚴懲肇事者，導致當初的“開價”不了了之，貽笑國際；對李登輝的“兩國論”更是缺乏主動出擊的新招，只能重複“文攻武嚇”的舊招，沒有創意，處處被動；而針對波及全國的法輪功事件，更是敗招連連，先是強調法輪功不是宗教，因為唯恐西方譴責宗教迫害，後又不得不將它打為邪教，因為這是定罪判刑的需要，另外，先宣稱打擊法輪功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後又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場“持久戰”。

“奴才過剩”，人才不足

　　中共缺乏正確、及時的應變能力的關鍵之一，是沒有足夠的人才正確掌握和判斷各類信息。首先在國內，中共決策層缺乏“人才”加“奴才”的“二合一”人才，因為目前中共所依靠的智囊大都是“奴才型”的，服從有餘、創新不足，所以缺乏睿智的判斷能力；不過，儘管中共智囊中也有人才，尤其是地方政府，他們能夠審時度勢，但往往知情不報，缺乏“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忠誠和“奴性”，所以中共難以聽到真實的信息。

　　同時，中共也嚴重缺乏有關西方和台灣方面的資訊，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因為中共的外向型人才極為不足，如長期排斥留美人才，因為他們的忠誠度不夠，於是大量使用政治可靠、但英語結巴的遊說“人才”，對美國國會進行所謂的遊說，此乃張春橋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翻版，可見長期以來中共文化的一脈相承、如出一轍。另方面，中共決策層的觀念僵化陳舊，黨意與民意嚴重脫節，由此導致決策過程不錯也難，尤其對台灣問題。例如，他們知道二十年來“一國兩制”不受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而中共也口口聲聲地宣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既然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對台灣長期無效，卻不敢創新思維、求新求變，結果對李登輝的“兩國論”沒有任何防備，處處被動挨打，窮於應付。

　　值得思考的是，中國大陸歷經五十年的風雨，其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滄桑巨變，但為甚麼中共的許多專制、愚蠢政策仍然能夠長期不變、暢行無阻？其中深刻地表明了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的嚴重錯位，即社會經濟的超前和政治文化的滯後。

　　很顯然，導致這種長期不變的專制政治文化的主要責任在中共，但也不能忽視培育這種文化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大眾。許多大陸民眾長期深受“愚民政策”所害，民智難開，冥冥中仍然企求一個領袖、一元思想，靈魂深處還是呼喚“國強”為先，“民富”次之，這次海內與海外對於大陸國慶閱兵的不同觀感，就反映了大陸民眾與國際主流價值觀念的落差，因為對西方世界而言，和平時期的大規模閱兵是集權專制的重要象徵，只有在俄共時期的蘇聯和專制橫行的北韓，才熱衷於這種“君臨天下”、“窮兵黷武”的大閱兵，但大陸多數民眾對這種勞民傷財的作為大都表示讚賞、支持和理解。這就是中國民眾的悲哀，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悲哀。

　　而哪些號稱知識精英的一群，經歷了十年“文革”的人格庸俗、八十年代改革的“金錢庸俗”、以及九十年代開放的“性庸俗”之後，多了阿諛奉承、附炎趨勢的小人，而少了仗義直言、“死諫”“錚諫”的君子，在客觀上助長了中共專制文化的傳承，也為今年的“三批”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能。

　　所以，大陸社會的當務之急不是發展社會經濟，而是改造政治文化、推動政治改革，不然的話，現有的經濟成果有可能被腐敗和專制的政治及文化逐漸吞噬殆盡，前功盡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