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中共的獨裁統治，可以有多種多樣形式，就以暴力和非暴力來說，誰也沒有權力決定必須採取哪一種形式，但是自己可以選擇願意採取哪一種形式，並且在自己的組織中推行。

震驚世人的屠殺給人們予反思，除了痛斥當權者的血腥暴力外，有些人也在思考“暴力革命”的後遺症。筆者這裏所指的是在人民群眾內部的思考，而不是中共辯護士用來惑眾的妖言。因此既有“告別革命”的思考，也有“真善忍”的出現，但是這些，包括那個“忍”字，也引不少爭議。

主張“告別革命”和在“忍”字上狠下工夫者自有其一套道理，反對者也有它的理由。筆者並無特定的選擇，只要可以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可以條條大路通羅馬也。但是暴力所導致自己的損失、無辜群眾的災難，以及引發一連串非理性的活動，的確是可免則免。

在中共“暴力革命”的宣傳下，筆者也曾經是它的熱切支持者，包括對法國大革命都視之為除了“資產階級侷限性”之外相當必要的一場革命。只是在閱讀了狄更斯的《雙城記》和雨果的《九三年》時，才為小說中群眾的不理性行為所震驚。但是我沒有相信這一點，而是認為作者的“資產階級侷限性”歪曲了這場革命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耳聞目睹的事實，才逐漸改變了對“革命”的追求。也就是說，過去被中共批判的“和平主義”才開始在腦海中有其存在的空間。

但是由於中共的殘暴、野蠻、無賴，在“忍無可忍”下並沒有完全拋棄暴力革命的觀念。但是對非暴力抗爭行為有越來越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法輪功的出現，由於它的“忍”字而同中共的鎮壓開展大規模的非暴力抗爭，使中國民眾的這種抗爭形式走上了國際舞台，並且愈來愈被重視。可以說是印度甘地和美國馬丁.路德.金以來為爭取人權的又一次壯舉。

筆者沒有研究法輪功的理論，只是對“真善”前提下的“忍”字作過一番思考，那就是包含著和平、理性、包容等種種美德。在中共半個多世紀統治下，這些美德幾乎被摧毀殆盡。要重拾這些美德，談何容易？法輪功能提上諾貝爾和平獎的殿堂，也是因為這個“忍”字。因此就是“忍無可忍”而加強同中共的抗爭，在不使用暴力這個問題上只能是“忍”下去，沒有別的選擇。

“但是對於等候在正義之宮門口的心急如焚的人們，有些話我是必須說的。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採取錯誤的做法。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而抱著敵對和仇恨之杯痛飲，我們鬥爭時必須永遠舉止得體，紀律嚴明。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昇華到以精神力量對付物質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這是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日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對群眾發表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而在1968年4月4日，他犧牲在暴力之下。但是他以他的死，喚醒美國人的人權意識，推動美國的進步，實現他的美國夢。

甚麼時候可以實現我們的中國夢，以及整個人類的共同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