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受害者親屬及人權監督團體的消息，自從年初警察虐殺了一位58歲的退休者後，至少又有十名濰坊居民死於警察的拘押。所有死者都是法輪大法精神團體的修煉者，這個功法在去年被中央政府取締。根據人權團體的報告，在全國13億人口中，至少有77名法輪大法追隨者現已死於監禁。濰坊的人口不足全國人口的1%，死亡人數卻佔全國的15%。

原因何在？

答案來自根深蒂固的中國帝制，國家從那時就發展出的一套社會控制體系，至今仍被沿用著。它向地方官僚施加強大的壓力使其與中央的意志保持一致，但在實施方面，則給予地方官員絕對的自由處理權。對於濰坊的官員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嚴格執行上面的命令，在他們管轄的地區徹底清除大批的法輪大法抗議者，至於採取甚麼手段，則沒有限制。

這引發了一系列畸形以及最終導致悲劇的決定。在強大的阻止抗議者去北京的壓力下，濰坊官員在北京安排警察駐守，擁有自己的監獄。他們把拘留者送回原籍的「轉化中心」，在那裏拘留者遭受毆打直至放棄他們的信仰或被活活打死。根據城市官員以及曾被拘留的人所說，自從高一級官員開始實施對下屬警察進行罰款┄即每有一位抗議者到達首都，下屬警察就要被罰款之後，警察的殘暴行為就此升級。

除了對死亡原因做出解釋外，該市的輿論還指出這類衝突的未來趨向。明年春天就是鎮壓法輪大法兩週年了，北京仍未獲得成功。中共建政50年來，任何一個挑戰都遠未持續兩年。對該團體的鎮壓成為頑固政府和堅定信仰者之間的拉鋸戰。如同1989年天安門抗議，(拉鋸戰)在社會深層遺留了很多潛伏結果，並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痛苦過程中的又一標誌。

濰坊看上去根本不像發生悲劇的焦點之地。的確，如果一個人想要尋找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的話，濰坊可能就是一個選擇。它具有著名的歷史，曾經做為商貿中心和絲製中國風箏的故鄉。今天它是中國富裕省份之一的一個小工業中心，人均收入稍高於全國的平均值。

像中國大多數城市一樣，與其人口密度相比，濰坊給人的感覺比較像鄉下。官方說，都市地區有八百萬居民，但這包括了人口稠密的農村。

城區中心只有大約六十二萬居民，街道上到處都是開著自家拖拉機到集市去的農民。如中國大部份地區，外國人還比較少見，以至於當有外國人走過時，人們會停下來盯著看。

(地圖)

法輪大法，也叫法輪功，很早就在本地深入人心，並於過去十年中在山東省這個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區迅速發展。一些人說該團體的山東組織者很有天份；另一些人注意到法輪功創始人數年前就曾成功地訪問過該省。法輪大法，這個教授身體緩慢動作和與佛道思想一脈相承的精神訓誡的功法，當然符合這一地區的精神傳統：孔子的故鄉曲阜，以及中國道家神聖的朝聖地泰山都在附近。

根據非公開的政府報告，到1999年，濰坊擁有在山東省密度最大的修煉人群，大約有60,000名追隨者。城市的公園和廣場經常成為成員定期集會的地方，他們一般每天早上集體煉功。這種聚會在1999年4月，當大約10,000名法輪大法修煉者在北京市中心舉行抗議，要求政府承認此團體的合法地位後停止。中央政府於7月禁止了法輪大法；濰坊當局按照命令圍捕了本地法輪大法組織者，並關閉公共煉功點。

追隨者和政府官員說，最初，濰坊很平靜。然而在去年11月，北京走過場式地審判了法輪大法的組織者，這激發了修煉者們到首都持續不斷地抗議。就是那時，濰坊的第一個殉難者陳子秀到了北京。她被逮捕並被送回濰坊，然後被釋放。今年早些時候，她再次被捕，目擊者說她被活活打死。她的事件在今年早些時候的華爾街日報上有過報導。

每月的殺戮

官員對陳女士的殘忍暴行在那時看來還是一個極端的特例。酷刑在中國很普遍，但甚至陳女士的家人都認為她的死是一個異常現象──是因不幸遇到一個特別凶殘的獄卒而造成死亡。然而從那以後，法輪大法修煉者定期在濰坊監獄去世，大約一月一名，因此使人懷疑這並非是某個個人的責任。相反，暴力看起來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政策來自北京，地方具體執行。

由於全國各地的抗議者連續不斷地湧入北京，北京的官員失去了耐心，一年前設立了殺戮的方案，認為有必要採取激烈手段進行鎮壓，他們使用了屢試不爽的辦法加強中央命令的效力，該方法就是帝制統治數世紀琢磨的結果。

基於2200年前控制社會的保甲法，該體系將服從中央命令的責任推向街道社區，本地保長為其轄區內的每個人負責。在古代，這意味著一個家庭的家長或氏族的首領要親自為納稅，供養軍隊和抓捕罪犯負責。

保甲法現在被變異用來實現更廣泛的政治目的。當中共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以後，它通過與農民或工廠廠長簽訂「合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農民或廠長繳納一定的糧食或工業產品，但在經營方法上卻給予充份的自由。到八十年代末，省領導也要簽類似合同，個人為本省的糧食產量或保持一定低的出生率負責。

無人質疑

現在的問題是法輪大法。按照濰坊官員的說法，政府負責鎮壓的「610辦公室」在1999年12月簽發命令，告訴地方官員，如果不能阻止到北京的抗議人潮，他們個人就要為此負責。在過去一年中，無人質疑是採用何種手段達到目的的--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擇手段。

濰坊官員知道這一政策對他們意味著麻煩。中國有其他法輪大法追隨者比較集中的地方，比如中國的東北┄這個團體的發源地。但他們離北京比較遠。濰坊在北京東南，離北京只有300英里，儘管城市火車和汽車站已經預先設置了保安警戒，濰坊抗議者們仍然較容易到達北京。「沒多久，警察就在火車站等我們了，所以我們開始騎自行車或步行去北京，」一個48歲的修煉者證實說，「騎自行車到北京大約需4天，走路需12天，我兩種方法都用過。」

當抗議者的人潮持續到新年時，中央當局仍未找到替罪羊。山東省省長是62歲的吳官正。吳是中共21個政治局委員之一，這使他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之一。但吳處境危險。多數政治局成員都是中央官員。只有兩個地方官員在政治局，一個是吳，另一個是廣東省省長，而廣東的抗議者不多。這意味著吳成為政治局討論抗議的會議的焦點。

「中央政府告訴吳省長他個人負有責任。他如果不採取甚麼行動的話，可能就會丟官，」一個濰坊退休官員說，「每個人都知道他承受的壓力」。

吳很快就找到了轉嫁壓力的辦法。首先，濰坊市官員說，吳召開了一個警察和政府官員的「研討會」，確保每個城市的官員都知道後果的嚴重性。在會上，中央政府的指示被大聲宣讀。「政府指示我們限制抗議者人數，否則為此負責，」另一個政府官員說。

被警棍毆打

這樣的手段很快導致濫施酷刑。數名今年早些時候被本地警察監禁的法輪大法追隨者說，逮捕他們的人們告訴他們，持續不斷的抗議已經危及地方官員的職位。「一個警察用警棍毆打我，」一名1999年12月被監禁的43歲的工人說。「他說我們該為他上司的政治難題負責。」

這位被捕者在北京遭到毆打後被送回家鄉濰坊。城市官員說這樣的逮捕對吳和省裏其它地方影響不好，因為在北京被逮捕的人被中央安全部門登記，並記錄下籍貫。統計結果被比較，抗議人數高的省份，如山東，受到批評。在濰坊毆打這些人或許會最終減少抗議者數量，但當局想要立竿見影的結果。

所以，今年早些時候，本地官員發明了一個計劃以逃避北京對他們的表現的監督。像許多其它城市一樣，濰坊有一個駐京辦事處，功能是做為地方官到首都公幹的落腳和休息的旅館。濰坊將駐京辦事處人員加倍到40人，並派駐了12個警察。他們的車可通過牌照識別，經常在抗議發生時停在天安門廣場的街道兩旁。

按照辦事處一名工作人員以及被逮捕的法輪大法追隨者的說法，被逮捕的濰坊居民直接被交給濰坊警察，由濰坊警察將修煉者拉到現在充當監獄的辦事處。辦事處人員監視他們直到他們被送回濰坊。這個安排對北京警察也合適，因為他們可以轉嫁他們的工作負擔。這也幫助維護了濰坊的面子，因為被捕者沒有在北京監獄登記，因而不會出現在中央政府對落後省份的記帳本上。

「轉化中心」

幾乎沒有被捕者說他們在北京代表處挨打。然而，他們被直接送到濰坊成立的七個本地「轉化中心」之一，「轉化中心」原來叫「教育與學習中心」。就是在這些非官方的監獄中，發生了虐殺。

使用這些「中心」的同時，正好另一個政策出台了。該政策可能是最終促成殺戮的決定因素：出於對經濟受損的恐懼而導致了暴行。

除了威脅地方官員可能會丟掉烏紗帽外，吳的省政府同僚也開始向地方官員罰款。新花樣很簡單：省政府為每一個到北京去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罰市長和縣長的款。市長和縣長接下去罰政法委員會的領導的款，讓他們承擔責任。他們再罰村長的款，村長罰警察，警察負責懲罰。罰款金額每區不同，但是濰坊的一個區，政法委的領導為每個到天安門抗議的人交付罰金200元--相當於25美金。按照一個官員同僚的說法，假如他一個月工資只有200美元，這會造成他經濟被罰破產的危險。

罰款是非法的，沒有任何法律或條例有相關的書面規定。官員說政策是在政府會議上口頭宣布的。「沒有任何書面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想把它公開，」市政法委的一個成員說。

經濟激勵

因此，在有關酷刑受害者的證言中一個主要特點就是他們不斷地被索取錢財以補償他們所付的罰款。比如，濰坊的第一個受害者，陳女士的家人就被告知繳納241美元的罰款以釋放陳女士。當家人猶豫不決時，陳女士則在又被監禁一晚後被打死。

其他殉難者家屬或被監禁者講述了類似故事。比如，在最近死於濰坊的被監禁者玄成喜事件中，兩名在他去世前照料他傷口的人說，玄成喜在官員一再向他索要錢財後被虐殺。所有他的家庭成員都是法輪大法修煉者，並且都失去了工作，所以無力支付罰款。目擊者說，警察因此用橡膠棒毆打他，並將他浸入冰冷的水中達數小時，然後他昏迷並死亡。

濰坊市官員中，有許多人私下裏擔心鎮壓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但他們說沒有一個對死亡負有直接責任的警察被譴責。他們說，實際上，刑訊陳女士的三個官員反而被升職，因為他們幫了本地當局一個忙。無人質疑他們。

按照本文作者採訪的家庭成員和目擊者的說法，累積的結果就是，有11名法輪大法修煉者死於濰坊監獄今年的濫施酷刑。一個香港的獨立人權監督組織，人權與民運信息中心已經證實了又一例死亡，使得總數達到12人。根據該中心，山東其他地區還有12人死亡，共24人殉難。下一個高死亡省份為黑龍江省，14人。

從國家角度來講，給予這種自由度的中央政府也應該為其他死亡負責。法輪大法聲明共91人死於警察暴行。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大赦組織說總數為77人。

除了造成死亡外，該政策還驅使人們轉入地下活動，令人們失去工作和家庭。比如，曾在市政府任職的兩名法輪大法追隨者被迫離家出走。像數十名其他追隨者一樣，他們因擔心被捕而到親戚那裏住。

他們的女兒，也是法輪大法修煉者因為拒絕放棄信仰而被趕出大學，目前一家人從一家流浪到另一家。「這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是不是？」她問一位來訪者。「政府應該對我們寬厚並讓我們合法化。我們就要求這些。」

如此系統化的暴行對社會的影響難以估計。沒有任何一例死亡事件在中國媒體上報導出來。只有直接接觸鎮壓的人們才知道鎮壓的範圍和殘暴。在國家的13億人中，大多數人不明真相，許多人接受了政府媒體的解釋┄即法輪大法是「X教」和一個精神控制組織，因此必須不惜代價予以鎮壓以維護穩定。

但對濰坊這樣的小城市，死亡的消息被悄悄地傳播著。在城市的著名風箏博物館裏，當館長被問及有關殺戮的事情時，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沒有人能談論這些事情，」他說，一邊解開一盒具本市特色的，以明亮色彩的絲綢包裹的木製風箏，「但是很多人知道這事。」

(以下為華爾街日報關於法輪大法的系列報導)

一個女兒在中國尋找正義的崎嶇艱難之路(10月2日)
聯合國報告認定中國對使用酷刑負有責任(5月8日)
中國警察逮捕被殘殺的法輪功成員的女兒(4月26日)
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天，陳女士都說，修煉法輪功是一種權利。(4月20日)

本文譯自：http://interactive.wsj.com/articles/SB977788919381437043.htm
(其它語種翻譯可參考：http://clearwisdom.ca/eng/2000/Dec/27/NMR122700_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