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板」和禁片的分界線在哪裏？
謊言不攻自破，但謊言卻毒害了幾代人。
《半夜雞叫》和《半夜雞不叫》
《半夜雞叫》曾是小學課本中描述地主形像的經典故事，但2009年，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孫孟令騫以極大的勇氣寫了一本《半夜雞不叫》，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剛一露面便在網上掀起了廣泛的議論。
這本書顛覆了以前人們的認識。其一，真實的周扒皮勤儉、吝嗇、講規則、誠信、對伙計寬厚。其二，高玉寶沒在周扒皮家當過雇工。其三，「半夜雞叫」不存在。其四，《高玉寶》這部書的真實作者是郭永江，筆名荒草，曾是《解放軍文藝》的副主編。1951年荒草奉命修改高玉寶自傳，在《人民日報》、《解放軍文藝》宣傳偉大的文藝戰士，甚至幫助高玉寶整理在外面的講演稿。1955年，幕後英雄荒草助推出版《高玉寶》。1993年去世。也就是說，不僅周扒皮，就連高玉寶也是編出來的。回顧中共推出的這些紅色經典，哪一個不是騙人的呢？
《白毛女》中顛倒黑白的三個原型
舞台劇《白毛女》中讓人切齒痛恨的地主黃世仁的原型到底是甚麼樣的人呢？據大陸記者對黃世仁的家鄉平山縣的考察，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本是一個老實貧農，經過一輩子的省吃儉用艱苦創業，在四十歲的時候買下了15畝薄田，然後辛勤勞動慘淡經營，最終將105畝地傳給了他的獨生子黃起龍。念過私塾的黃起龍知書達理，聆聽祖訓秉承父業，低調做人。幾十年來，將父親留下的田地擴大成千畝良田，並且有了名字為「仁、義、禮、智、信」的五個兒子。黃家五兄弟在當地名聲相當好。
黃世仁是長子，自然接了父親的班兒。他為人善良，經常周濟鄰里，行善積德，在當地是有名的黃大善人。黃世仁有一妻七妾，兒女成群，家庭和睦。而楊白勞的父親楊洪業是當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稱「楊豆腐」。楊家豆腐以質好價廉著稱。楊白勞和黃世仁自小就是結拜兄弟。楊洪業41歲去世後，楊白勞繼承父業，因不耐辛勞，加之染上了賭癮毒癮，從而使家業衰敗，當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後來，楊白勞在欠下巨額賭債無力償還時，黃世仁借給他大洋1000元，並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兒喜兒。無臉見人的楊白勞外出躲債，最終誤喝滷水不治身亡。又是黃世仁，厚葬了楊白勞，並收養了喜兒。
白毛女又是從何而來呢？據大陸作家流沙河考證，晉察冀地區幾百年來一直流傳著「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間傳說在河北省平山縣的一個山洞裏，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因此人們都前去上供。卻被中共描述成，佃戶楊白勞因還不起地主黃世仁的債被逼自盡，喜兒被用來抵債，後逃進深山，以廟中供果充飢，頭髮因此變白，被村民稱為「白毛仙姑」。後來喜兒由過去的戀人，現已參加八路軍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開鬥爭大會，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中共為了土改鬥地主，徹底將黃世仁、楊白勞和白毛女原本的故事顛覆，虛構出罪惡的地主形像，以煽動階級仇恨。
《紅色娘子軍》中刻畫的「十惡不赦」的地主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實際上這個地主也是個善人，不僅從沒有欺壓過百姓，而且家裏也沒家丁、槍支、碉堡。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曾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裏的吳瓊花。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裏不一樣的。」
兩個相反版本的《暴風驟雨》
 紀錄片《暴風驟雨》 當事人口述歷史 |
1946年9月紅色作家周立波在黑龍江省珠河縣元寶村當區委副書記，領導了土改並完成了小說《暴風驟雨》，小說被拍成同名電影，一時間影響巨大。
2005年，紀錄片導演蔣樾、段錦川重回元寶屯實地調查，拍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紀錄片《暴風驟雨》，但是這部影片只上映三次就被禁。
蔣樾、段錦川採訪了很多的當事人。曾向韓老六租種土地的農民說，韓老六穿長布衫，拄著棍，個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不是電影裏奸猾、貪婪、凶殘的惡霸。與電影裏住大房子、滿屋寶貝的生活不同，韓老六省吃儉用，「有那麼三間小草房，高矮有棚那麼高，唯一值得稱道的是有點兒玻璃。」「攢兩個錢就買點地。」顯然沒有中共的煽動和灌輸，他們根本沒有「地主在剝削人」這個概念。
為甚麼要重新拍這樣一部紀錄片呢？導演蔣樾在2006年「首屆紀錄片青年導演論壇」的發言中說：「我是想告訴大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調研的時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們的話──不是不信任，是因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時候被灌輸的關於這件事的教育和現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跟我說，土改是個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經過去了，定論了，還有一些學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絕大部份的觀眾、老百姓並不清楚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雲南影像室放的時候，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跟我說，如果我相信你這個片子，那麼黨史就得重寫。」
如果明白土改對中共意味著甚麼，中共的歷史確實需要重寫。
大家都知道，中國政府是靠著土地吃飯的，賣地收入佔財政收入的1/3。那麼，中共的土地是從哪裏來的呢？1949年之前中國實行土地私有制，一半土地在地主富農手裏；1950年啟動暴力土改，90%的土地到了貧農和中農手中，但是1953年中共實行社會主義集體化，將農民手中的土地收歸國有，農民不僅沒得到一點好處，連貧農手裏原來僅有的土地也充公了。
至今，中國農民也只是承包經營而沒有土地所有權。而我們購買的商品房也只有70年土地使用權，70年後還得花錢再買，而在其他國家購房則有完整的產權。
土地是中共政權與經濟的命根，而這一切都是中共從70年前的暴力「土改」運動中掠奪而來的。
中共利用紅色影片、樣板戲、紅色歌曲等欺騙民眾，煽動對地主的仇恨，掩蓋自己的暴行。而記錄真實歷史的影片卻被打成禁片。
中國第一禁片《武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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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禁片不是出現在文革期間，而是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親自動筆批判的電影《武訓傳》。武訓是清朝光緒年間的義丐，終身行乞辦學，為朝廷所表彰，為世人所稱頌，這部電影放映後好評如潮。但是，1951年5月，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發文將《武訓傳》批為反黨的毒草，將一部備受歡迎的影片打成禁片，這是為甚麼呢？毛說電影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原來，批《武訓傳》是針對知識分子而來，由此拉開了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毛說不怕工人罷工、農民上訪，因為有成熟的中共幹部可以壓制住他們，他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知識分子這支筆，因為這支筆能讓人知道真相，能擦亮人們的眼。所以中共要持續不斷地迫害知識分子，從1951年的思想改造到1957年反右及1966年的文革，都是讓知識分子噤聲，至今依然如此。
夾邊溝：不能遺忘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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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邊溝，夾邊溝，三千白骨無人收！遍地冤魂聲啾啾，臨風遙祭幾人憂？1957至1960年間三千多名右派（大多是知識分子）被押送至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強制做苦役。每月只有12斤口糧，一個人太餓了，去刨蘿蔔吃，被吊起來活活打死。
倖存者回憶：「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裏扒出來，開膛破肚掏出內臟，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人躲到沙堆後面用乾草燒著吃……」大部份人餓死了，屍骨難尋，但倖存者及亡者家屬籌建的夾邊溝罹難者紀念碑也被中共砸毀，中共用各種方式封堵真相，而夾邊溝慘案只是三年大飢荒餓死3000多萬中國人的一個縮影。
就像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因父親死於大飢荒，他為了探究真相而撰寫《墓碑》一樣，導演王兵的父親慘死於夾邊溝，這讓他渴望還原歷史，採訪了很多當事人，2010年他拍攝的《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2019年他攜《死魂靈》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展映，當然這樣的題材在國內都不可能上映。
《死魂靈》長達8個小時，盡可能地記錄了真實的歷史。紀錄片導演、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韓倞評價說，這種長度對這部片子是必要的，「這種長度可能會阻止更多的觀眾來觀看，但以這種特殊的形式來保存這些特殊的內容，卻給觀眾打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讓他們了解到過去這些人的生活。」
2017年，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拍攝的《夾邊溝祭事》在香港首映，相當成功，事先登記的觀眾完全爆滿，未登記的在外面排著長龍等待候補，近7個小時的馬拉松放映，沒有人顯示厭煩，看到悲慘處，全場一片唏噓抽泣的聲音。
片中有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老人在大飢荒中有兩個家人餓死，他的孫兒不相信有這回事，對祖父說：「現在的人節食減肥都困難，哪能沒有東西吃？還說如果政府不給吃，為何那麼老實不反抗？」這或許正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歷史的原因。
曾經歷共產極權黑暗時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對於我們有同樣慘痛經歷的中國人，我們要不要對抗遺忘？要不要去喚起那些被強權封存的歷史記憶？要不要去挖掘真相？能不能讓中國的奧斯維辛就像夾邊溝的冤魂白骨一樣被掩埋在歷史的荒漠中？
如果我們選擇逃避和遺忘，冤死者得不到歷史的正義，群體滅絕罪的兇手無法受到歷史的審判。更重要的是，如果不釐清歷史，中共就得以繼續用謊言欺騙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讓中國人永遠做紅魔的掌中之物，以及紅魔滅亡時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