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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記者章韻報導）在目前中共病毒疫情肆虐全球之際，中國廣西某市的組織部部長接到北美法輪功學員的真相電話，明白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簡稱三退）意義並用化名「健平」做了退出中國共產黨的聲明。他感謝法輪功學員的付出和耐心幫助。他說：「我現在終於明白為甚麼要退黨了。謝謝！」

以下是他從不明白到明白的過程：

「我很忙，有甚麼快說」

一開始法輪功學員打過去電話說：「我想跟你說幾句非常重要、對你非常有實用價值的話，你現在方便嗎？」他說：「你說，但要說重點，我很忙，有甚麼快說。」

學員說：「當前病毒疫情是咱不能迴避的一個話題，全世界現在都在關注這個事。現在我在加拿大給你打這個電話。聽病毒專家說，這個病毒現在變得很複雜了，無症狀感染更厲害，再次爆發的時候有可能根本都來不及搶救。所以在非常的時期，我希望你不要掉以輕心，一定要自己保護好自己。」

部長說：「我憑甚麼聽你的？我又不知道你是誰？」學員說：「知道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想你能平安度過這劫難。」部長說：「那好，你快說吧，我怎麼保護自己？」

「你要我退黨，那你不是干涉我的信仰嗎？

學員說：「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退黨保平安。為甚麼呢？因為瘟疫有眼，退黨脫險。你應該還記得你入黨的時候是舉著拳頭髮過誓的，要把生命獻給它的。這個瘟疫是長眼睛的，它不找張三也不找李四，誰腦門上有那個黨的印記，它就去找誰。」部長問：「你要我退黨，那你不是干涉我的信仰嗎？」

學員說：「你信甚麼不好，你信這個魔鬼撒旦，那是要進地獄的。你知道嗎？海外的明慧網──中共的官員被要求要研究明慧網，以便如何掌控法輪功，你一定也能看──三月二十七日報導，網絡上傳出一份中共某單位內部統計的二月份死亡名單，顯示該單位染疫死者當中，中共黨員的比例竟高達88%。死者的年齡分布，50歲以下的中青年佔總人數的將近一半（其中30-49歲的佔了39.7%），並非中共官方報導的老年人居多。由此可見，中共病毒並不針對人的年齡，而是瞄準與惡魔簽約的人。」他靜靜的聽著，然後說了一句：「有這麼個關係？」

學員說：「既然中共病毒是長眼睛的，瞄準中共黨員和與中共契合者而來，那麼要想不被該病毒選中，首先就得與中共脫離關係，你曾在血旗下宣誓『自願獻身』於邪黨，靈魂被烙上了邪黨的標記，從標記辨別你就是黨的人。所以聲明退出中共及相關組織就是救贖自身的靈魂，使生命遠離罪惡，免受牽連，才能不受瘟疫所苦。」

他說：「真管用？」

學員說：「很多中國人的親身經歷驗證了：退出中共相關組織，收回『賣身契』，就能逢凶化吉。能否得到上蒼護佑而免於瘟疫災厄，只在那關鍵的一念──繼續與中共用靈魂做交易，還是三退贖身？咱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給你一個化名，你的姓加上『健平』這個化名，健康的健，平安的平，把你那個黨給退了。第二件事就是你一定要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這九字真言，危險時你就能度過劫難。

他有點疑惑的問：「一定要退黨才行嗎？我不做壞事不就行了嗎？」

「感謝你們的付出和耐心幫助」

學員說：有人說，「中共不滅，瘟疫不停；中共滅亡，大疫必停。」其實，「天滅中共」還真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個咒語，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中共行了迫害法輪功的曠世大惡。迫害法輪功是滅佛大罪！以至激怒上天，被判定死刑、明示報應。

學員給他講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一九九九年夏，當時的中共獨裁者江澤民，悍然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法輪大法）發動了的群體滅絕運動。江澤民及其「610」辦公室制定的政策是「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在這場迫害運動中，中共以現代化的喉舌造謠污衊、密集抹黑法輪功、製造和煽動全民仇恨。它以一個國家的黨政軍、公檢法司為後盾，以610特務機構為總司令部，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支撐，以歷次政治運動嫻熟的鬥爭經驗為憑借，以高科技精緻裝備為依托，以隨意製造的邪惡法律為依據，集古今中外一百多種酷刑為主要手段迫害無辜，至今不休。

二十年來，億萬法輪功學員被肆意綁架、抄家、暴力洗腦、高額罰款、送精神病院摧殘、枉判勞教重刑、強制奴工、秘密虐殺，無數民眾被株連，眾多受害者流離失所，不計其數的修煉者家破人亡。明慧網載有逾四千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修煉者名單，這些都是經過核實的案例，更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慘遭中共活摘器官、至今姓名身源無法核實。迫害法輪功是中共歷史上最殘酷、最流氓、最瘋狂的一次政治迫害和打壓正信的運動。

「所以脫離了中共這個組織才能不受天譴。認清中共，遠離中共，人類就會懂得正確的愛與光明、健康。」

部長靜靜的聽完，然後說：「謝謝你跟我講了這麼久，感謝你們的付出和耐心幫助。」

「自焚是假的我知道，你說其它的」

部長拿著電話不放，停一下又說：「我好像還有時間，你還可以講。」學員就開始給他講「天安門自焚偽案」的真相，講到一半，他就打斷了：「自焚是假的我都知道，你說其它的吧。」

然後學員給他講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還告訴他在瘟疫重災區武漢發生的對法輪功的部份迫害事實：其一，一九九九年六月，湖北省委指使武漢電視台台長趙致真調「科技之光」欄目組，奔赴長春市，捏造事實，拍了一部專題片，誹謗法輪大法和創始人。該片是最早期打壓法輪功的主要電視宣傳片，迫害正式發動的第三天，央視反覆滾動播出，作為全民洗腦的主要工具，它矇蔽和毒害了無數官員民眾。

其二，大量活摘器官牟利。湖北省有37家醫院參與活摘器官長達二十年之久。武漢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陸「器官移植的發源地」，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專門從事器官移植臨床與實驗研究的綜合性醫療服務與研究機構，供源很多是法輪功學員。

其三：湖北省和武漢借召開軍運會之名，又一次進行大規模迫害法輪功學員。加上在二十多年的殘酷打壓迫害中，武漢當局製造了許許多多冤案錯案命案。

學員還給他講了法輪大法洪傳世界的盛況，告訴他，法輪功也稱法輪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傳出的佛家上乘修煉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為根本指導，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煉。經億萬人的修煉實踐證明，法輪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煉的人帶到高層次的同時，對穩定社會、提高人們的身體素質和道德水準，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輪功的主要著作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發行全世界。

他聽完後說：「非常感謝你給我講了這麼多，非常感謝，謝謝！謝謝！我現在明白為甚麼要退黨了。」

學員說：「你只謝還不行，你是否要退黨，你一定要表態：『好』，『我退』都行。不然沒效。」

部長馬上說：「我表態：好， 我退黨！」

「退黨也是有緣份才能退得了的」

學員說：「恭喜你獲得了新生。希望你以後能在你範圍內保護法輪功學員，跟你的親朋好友說三退和誠念九字真言的事，那樣，你以前做過的不好的事才會得到贖罪的。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平安度過劫難。」

部長奇怪的問：「我一直想問，你是怎麼搞到我的電話號碼的，很少人知道的。」

學員說：「那是因為我和你有緣啊。」學員告訴他說：「因為你的一位朋友在我給他講『三退』的時候，他做了三退後感覺非常受益，他也惦記著你和你的家人，他說你是個善良的人，要我也給你打電話。這不，我就跟你聊上了。」

他笑了：「你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原來是我們有緣啊！看來退黨也是有緣份才能退得了的。」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2/184149.html>

紀念四﹒二五和平上訪　台灣花蓮法輪功學員反迫害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台灣花蓮部份法輪功學員在火車站廣場前，集體煉功，紀念「四﹒二五」和平上訪二十一週年，並聲援中國民眾訴江徵集簽名活動；揭露中共殘酷迫害的惡行及其邪惡本質，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

圖1：台灣花蓮法輪功學員在火車站廣場前集體煉功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逾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要求：釋放在天津被當地警察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要求當局允許法輪功的書籍合法出版，並給予法輪功修煉民眾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此次上訪得到當時國務院總理的親自接待，於當晚和平落幕，此即「四﹒二五」事件。

但前中共頭子江澤民出於嫉妒，執意要迫害法輪功。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實施「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算自殺」等滅絕政策，全面迫害法輪功；並利用媒體鋪天蓋地的編造、偽造和散布各種謊言，欺騙中國百姓及全世界人民。

圖2：台灣花蓮民眾簽名聲援中國民眾訴江

在車站前等待遊客的陳先生說：「共產黨迫害法輪功、迫害宗教、勞教維吾爾人、去年香港反送中事件，這些從電視上、從網路上都聽過、看過，以前覺得那是距離我們遙遠的事情，也慶幸自己不在中國大陸生活，是一種僥倖自私的心理；如今武漢肺炎（中共肺炎）共產黨隱瞞疫情，讓全世界都淪入其中，大家都蒙受其害，覺得那是因長期以來對中共的迫害姑息，而招來的災禍，我覺得這樣的警示，要牢記。中共對人權的迫害，只要是地球人都應該發聲。因此我很樂意簽名，更謝謝你們，讓我有機會盡一點綿薄之力。」

來花蓮遊玩的黃先生說：「我到各國去遊玩、考察時，就特別去了解過法輪功，知道了中共迫害的事情，在美國就簽過名了。最近更從媒體報導中，明白中共政權利用很多渠道不斷地滲透全球，挑戰人類普世價值的底線，而這次疫情終於讓各國政府認清中國共產黨才是世界的亂源並追責。在歷史上，人類總是付出生命及血淚後，才會去省察自己，明白不可為了利益而失去道德原則，這樣的教訓是很深刻的。」

「四﹒二五」事件已經過去了二十一年，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長期被污衊、監控，被綁架、關押、勞教、判刑、關洗腦班，被酷刑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的、家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難以計數。然而，二十多年來，全世界法輪功學員們，仍舊秉持「四﹒二五」的和平上訪精神，恪遵法輪功修煉「真、善、忍」的法理，用真誠、善良、堅忍的方式，跟世人講真相；以理性、寬容的態度，來喚醒大家的良知善念。隨著真相的廣泛傳播，讓更多人明白了真相。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5/184190.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上）、（下）

目錄

引言

1.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2.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3.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4.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2）延安的性開放

5.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6）鼓吹變異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

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於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躥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於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裏，貞潔的兩性關係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係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慾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並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裏，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乾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於「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裏，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衝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於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薰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並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捨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糊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於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慾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係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有區別，並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麼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裏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後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於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後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後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讚頌為充份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並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醜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後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週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秘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後來著書立說成為「聖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後，人還可能為配偶爾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於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採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他們採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於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並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於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後一種「嶄新」的純粹基於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於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麼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裏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於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繫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後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儘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辭彙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慾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於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後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藉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慾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4.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佔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偽裝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游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裏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沒有性經驗的大學生只佔總人數的12%。莫斯科勞動大學格裏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當時性的接觸帶有長期的性質者，在男學生中佔15.7%，在女學生中，佔44.8%。反之，帶有短期的關係及混交關係者，在男子中要佔84.3%，在女子中，要佔55.2%。[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資料顯示，1924年到1927年間的離婚率從5%激增到20%，其中，結婚不到一年就離婚的佔到33%。莫斯科還出現了裸體遊行、數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會強姦案件時有發生。[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份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份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盪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泛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份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裏，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１）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裏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盪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秘》，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像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裏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秘》的作者貝蒂?弗裏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的，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裏丹及其〈女性的奧秘〉的出籠》。他調查揭示弗裏丹從大學時期到20世紀50年代，一直是個斯大林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為左翼工人運動報刊寫作，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核物理學家的情婦。[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賦予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

（2）女權運動後果：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混淆性別角色

今天，女權主義觀念已經深深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觀點項目的調查，現在大約有59%的女性支持女權主義觀點。當代女權主義的一個突出觀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別之外，沒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別。因此，男女在行為和性格上的差別完全是因為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從而男女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裏應該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都來自於社會和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

比如，大企業高管、頂尖大學的高級別學術職位、高級政治官員等職位中男性人數遠遠高於女性。女權主義就認為這主要是性別歧視造成的。事實上，公平的比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時間、工作態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性別差別。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這樣的高階職位往往要求長期高強度超時工作，犧牲週末甚至晚間的休息，正吃著飯接到一個電話就得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常出差離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斷職業生涯，而且更傾向於多花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不願意在這方面犧牲；另外升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較剛毅強勢的性格，這也和多數女性溫柔的性格特點相左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只有少數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權主義就認為都是社會強加給女人的觀念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反對女人應當性格溫婉，應當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觀念；認為政府應當提供嬰幼兒撫養教育的公共服務等等。

同時，當代女權主義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即只有把過錯都歸結到社會原因、傳統道德觀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確」。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探討關於在頂尖大學的科學和數學領域裏為甚麼女性教授比例低於男性。他認為除了這些職位所要求的工作時間更有彈性（擠佔家庭團聚時間），且往往需要每週工作80小時等這些原因造成的差別，應當進一步研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學和數學能力上的差別。他指出，研究早已證實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結果女權團體NOW發起對薩摩斯教授「性別歧視」的抗議，要求哈佛趕走校長。這位校長被媒體聲討，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保證會提供5千萬美元來鼓勵教職員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學》雜誌（Science）就發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存在顯著差別，男生更強。[2]隨後一項研究發現，男生「數學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數學部份衡量數學推理能力，達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數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組追蹤發現，少年時期SAT表現為「數學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後在數學和相關的科學領域裏獲得了高學歷，並對自己的職業成就感到滿意。[4]也就是說薩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可能導致更多天才男生長大後在數學相關領域裏獲得職業成就）確實是有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的。

早有媒體指出，薩摩斯事件中強制不同觀念「公開認錯」，和共產國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沒有真正弄清所謂「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勵「多元化」實際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數，達到結果平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一個詞『平等』：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結果均等，民主尋求的是機會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權主義背後隱藏的共產主義基因。[5]

需要強調的是，這裏並不是試圖證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優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人為地抹平兩性之間的差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各盡所長。

如果說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別不那麼直觀的話，女權主義否認男女生理和體力上的差別就更匪夷所思了。在東西方的傳統理念中，男性承擔保護者的角色，消防員清一色為男性一直被視為正常。女權主義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要求女性同樣承擔傳統上男性的角色。這又帶來人們料想不到的後果。2005年紐約市消防局首度允許一名沒有通過體力測試達標的女性成為消防隊員。消防員必須背著氧氣罐和50磅重的裝備，經過一系列挑戰體力的測試。這位女性總是無法達標。儘管其他消防隊員指出未達標的隊員在團隊行動中免不了需要隊友為之犧牲和付出，並且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但是消防局最終還是決定同意錄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一場女權團體的訴訟。[6]女權團體長期指責紐約消防局制定的體力標準要求過高造成女性消防隊員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類似的情況，被迫降低標準錄取更多女性。實際上，澳大利亞許多城市的消防部門早就實行了性別配額錄取，也即如果錄取50%的男申請者，那麼也要同比例錄取50%的女申請者為消防隊員──儘管男消防隊員體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這種無理性追求結果均等還帶來另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問題：女權團體馬上又抱怨女消防隊員面臨男隊友的霸凌──後者指責她們不夠格、不配當消防員，造成「精神壓力」。[7]這給女權團體帶來了進一步鬥爭、爭取「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甚麼女權主義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在共產邪靈安排下，女權主義種種看似毫無理性的行為，其背後的主導思想實際是挑戰所謂父權社會（即傳統社會），從而顛覆傳統家庭，這一點和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傳統社會認定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男性作為保護者，承擔支撐家庭、支撐社會、保護女性和孩童的責任。而女權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種父權社會結構，認為男女一樣，這種父權社會造成了男性的優勢和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傳統騎士精神、紳士風度都被鄙視。按照女權主義理想，未來的社會將不允許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沒之前，男性主動把一切求生機會讓給女性的美德。

女權主義挑戰父權社會還表現在對孩童教育方面。女權主義推動的平權法修正案（ERA）在賓州通過後，針對賓州校際體育聯合會的一場訴訟的法庭裁決說，學校必須把學生包括在所有體育活動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論性別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別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課。[8]

美國學者薩莫絲在《針對男孩子的戰爭》一書中舉了許多壓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紐約皇后區的紐約飛行學校。該校招收的都是當地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把孩子們培養成優秀學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把該校列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學校為孩子們提供各種動手製作電動、機械飛行器的機會，不難理解，入學的男孩佔絕大多數。女孩在學校中比例較小，但也表現不俗，並得到充份尊重。該學校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面臨女權團體的指責和法律訴訟威脅，要求必須提高入學女生的比例。[9]女權團體全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創辦人2010年在白宮發言中專門把紐約飛行學校列為「性別隔離」的例子，聲稱「在我們獲得絕對的平等之前，我們絕不能在花環上躺著休息，我們的路還很長」。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從小培養男孩具有男子漢精神，鼓勵他們有獨立、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鼓勵女孩溫柔體貼、照顧家庭，都是造成將來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壓迫和歧視女性的根源。

實際上女權主義的極端做法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社會朝著無性別的方向發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別心理特徵，這將影響年輕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可以預見，更多的人群將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趨勢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家長：「媽媽，我生在一個（性別）錯誤的身體中。」到2017年，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約2000例有類似問題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當然這也是女權主義背後的共產基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盡一切辦法摧毀傳統的家庭道德觀念，造成家庭崩潰和解體。

在傳統文化中，神（天）賦予女人生養、教育孩子的責任，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偉大的英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而女權主義主張，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人們期望女人養育自己的孩子，認為家庭婦女和母親的責任是「沒完沒了、枯燥無聊、毫無回報」的。有人做了小統計，發現知名女權主義者幾乎都是婚姻破碎、終身未嫁或者即使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人，感歎她們當然無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視為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份，在養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長中獲得母性的自然滿足感。

今天，女權主義派生了形形色色的變異思潮，比如有的主張「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有的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當代女權主義毫不隱瞞其破壞傳統家庭的目的。在當代女權運動領袖中這樣的主張並不鮮見：「結束婚姻體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條件」[11]；「不應當允許服務於家庭並計劃成為家庭主婦成為（婦女的）選項」[12]；「不消滅婚姻就無法消滅男女不平等」。[13]

女權運動以「解放」的名義「解決」人類道德敗壞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從而變異人的觀念，加劇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學者修麗特指出，當代女權主義是造成大量單親媽媽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權運動曾極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實際卻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對社會危機的避風港，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摧毀家庭。[14]

和女權主義主張相反的是，離婚並沒有為女性帶來她們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離婚後陷入貧困的比率高達27%（是男性的3倍）。[15]這也不奇怪，邪靈並不在乎女性「權利」，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同性戀權利運動從其發端就和共產主義的大力推動分不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同性戀為人的「自由」選擇。共產主義聲稱要把人類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戀「權利」，都屬於人類應該獲得的自由。在「性愛自由」運動中，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時鼓吹同性戀「權利」。

19世紀90年代幾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軍人物發起了世界上首次有聲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性學研究者賀西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們從理論上論述同性戀行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賀西菲爾德創立了科學人權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LGBT）權利組織。他們1897年發起了一場為同性戀行為辯護的運動。1895年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而被指控。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唯一支持王爾德同性戀「權利」、為其辯護的團體。社會民主黨領袖愛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廢除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節所述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性解放」。這場運動中，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關係的法律被廢除，蘇俄當時被鼓吹同性戀運動者認為是世界上同性性關係方面「最開明」的國家。

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憲法，是在南非國大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當權之後通過的。國大黨為社會黨國際（原第二國際分支）成員，屬於社會主義政黨。支持「同性戀」權利是其一貫政策。

當代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是德國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賀西菲爾德創立的科學人權委員會啟發，而於1924年在芝加哥創建的人權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該組織成立幾個月後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員而解散。1950年，美國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麥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該組織由美國共產黨員哈利?海依（Harry Hay）發起，成立於海依在洛杉磯的家中。該組織隨後擴展到其它地區，並出版刊物。

1957年，動物學家胡克（Everlyn Hooker）發表研究報告，通過心理測試，提出同性戀者心理狀態和普通人無差別。這項研究結果後來成為證明同性戀行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學依據」。一位麥塔辛協會成員與胡克密切交往，並說服她通過研究支持同性戀，促成了這項研究。研究對像並非隨機選取，而是都來自麥塔辛協會成員。這一點成為其研究遭批評的原因之一。[16]

20世紀60年代，隨著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對人們傳統觀念的衝擊，同性戀權利運動逐漸公開化。1971年，女權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為第一個支持同性戀（LGBT）權利的大組織。

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以胡克的研究報告為最主要的支持論據，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視作心理疾病。學會為此表決時，有39%的人反對此舉。換言之，這項決議本身遠非如一般人認為的出自科學界的一致認同。

胡克及其後續研究者選用了所謂的「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結果，作為衡量同性戀者心理狀態的標準──通俗地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適應社會，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羅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醫學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選定的這個「適應性」標準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種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作為衡量標準，會誤判他們屬於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種心理異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強烈的願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個健康肢體（比如一條腿）。如同某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長了錯誤的性器官，這種xenomelia患者也強烈相信某個肢體不屬於自己。這種病人完全能夠適應社會，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他們甚至一旦實施肢體截除手術後，就能從中獲得快感，並認為「生活質量得到改善」。[17]

金尼還列舉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種心理異常患者喜歡吃塑料，並從中得到滿足感；另一些患者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強烈慾望（但不是自殺）等等。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多數人甚至有大學以上學歷，然而這卻屬於心理學界公認的心理異常。金尼更指出，事實上選定「適應性」標準來判斷心理異常，是邏輯上的循環論證。[18]

許多研究證實同性戀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殺、吸毒的比率都顯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國家（如丹麥）也是如此。[20]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紀90年代艾滋病治療出現突破進展之前，同性戀人群平均壽命甚至比總人口平均壽命低8~20年。[22]這些事實也說明同性戀並不像人們鼓吹的那麼「正常」。

隨著同性戀權利運動聲勢浩大，「歧視同性戀」（homophobia）成為一個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正確」帽子，堅持同性戀屬於精神疾病這一觀點的專家被邊緣化。而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同性戀者取得心理學、精神病學專業學位，成為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專家」。如今被廣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戀行為「正常」的「科學報告」，是2009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指定一個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綜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該工作小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內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因此從科學角度說，工作小組的立場並非中立。已故的全國同性戀研究和治療學會主席約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當時申請加入小組工作的還有非常有資格的專家，但他們屬於學術上支持用治療方法矯正同性戀行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絕參與。[23]前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開譴責學會內政治壓倒科學，鼓吹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極端自由派操縱了學會。[24]

如今，被同性戀心理「專家」以及同性戀運動推崇的「適應性」標準，也被美國精神病學會廣泛用來衡量其它性心理異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治療手冊，衡量戀童癖精神異常的標準是：如果一個成年人見到兒童就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慾望或性幻想，但是沒有實施這樣的行為，如果本人對這種心理狀態沒有心理障礙，內心不感到愧疚、可恥以及有精神壓力，這就屬於「正常」的戀童癖性傾向，不算作戀童癖心理異常。相反，如果患者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內心糾結、有羞恥感和心理壓力，則被視作戀童癖心理異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所謂人類心理診斷標準，完全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人對敗壞行為有正常的羞恥感和道德內疚感被視作有心理疾病，卻把變異和敗壞當作正常。既然這個「適應性」標準，已經使同性戀行為和「婚姻」合法，那麼魔鬼的下一步，推動戀童癖行為合法化，並不遙遠。

美國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大衛?托斯塔（David Thorstad）創辦了北美戀童癖組織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開戀童癖倡導者，同時也是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鋒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產主義同路人、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另一個主要戀童癖組織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則由德國共產主義者、「性解放」鼻祖賴希的弟子於1971年在美國加州創辦。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進一步，按照當今心理學的「適應性」標準，家庭成員之間亂倫、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所鼓吹的各種變態「性自由」，包括群婚、獸交，也都可視作「正常性心理狀態」。神給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家庭，已經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婦」，那麼下一步亂倫者，或者人和獸組成的「家庭」都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於沒有道德標準的獸，正是魔鬼毀滅人類的手段！

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女權主義交織在一起，徹底顛覆了傳統性道德和家庭觀念，背叛了神給人設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不歧視同性戀原本出自於一種無知的但善良的願望，但是魔鬼卻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騙人達成毀人的目的，這是因為人忘記了神的教誨。神仿照自己的形像造了男人和女人，規定了人的道德規範，人如果背叛神，聽從魔鬼放縱慾望、變異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拋棄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規範，那麼最終的可怕結局就是被神拋棄，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於誤入歧途奔向懸崖的人，對其鼓勵說「我們尊重你的選擇」，這也許出自善心，但結果卻是將對方推向更危險的境地。真正的善良，應該是告訴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於覆滅──即使會被不理解和責難。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1969年之前，美國各州離婚法都基於宗教傳統，要求必須以當事人或另一方的過錯為提出離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傳統，婚姻是神所設定的，穩定的家庭有益於夫妻雙方、孩子以及整個社會。因此，教會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確保婚姻不會在無充足理由的情況下解體。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領導的反傳統潮流強烈腐蝕了傳統婚姻觀念，其中以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禍最甚。

自由主義者否認婚姻的神聖性，把婚姻簡單化為雙方自願的世俗合同。女權主義則主張傳統家庭是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工具，對於在「壓迫」之下感到沮喪、失望的或愛冒險探奇的婦女來說，離婚提供了合法逃脫婚姻的藉口。這些「合同自由」和「反壓迫」的觀點給無過錯離婚法案鋪平了道路，從此只要夫妻一方單方面宣稱婚姻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個婚姻。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由於離婚造成的家庭解體首次超過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告終。

離婚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長久而深遠。邁克爾?裏根（Michael Reagan，前總統羅納德?裏根的養子）這樣描述父母的離婚：「離婚是兩個成年人剝奪一個孩子有意義的一切：孩子從此沒有了家、沒有了原來的溫馨家人、沒有了原來的安全感，被剝奪了那種被愛和被保護的幸福。大人們把孩子的一切摧毀、砸碎在地上然後走出門，留下孩子獨自去收拾這一團糟……」[25]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26]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在1965年的美國5%的孩子由未婚媽媽生育。[27]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生活在同一個家裏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而2010年代未婚媽媽佔生育率的40%。[28]從1965年到2012年，美國單親家庭猛增1000萬，從330萬躥升至1千3百萬。[29]雖然有些爸爸留下來同居或甚至結婚，但這些單身媽媽所生的子女大多數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父親給孩子帶來與母親互補而不同的角色。父親給了男孩一個示範，讓男孩懂得怎樣成為男子漢，讓女孩感受到女性應得到的尊重。

父親不在身邊對於孩子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父親角色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學、輟學（比率高達71%）、過早性生活、淫亂、少女懷孕、參與幫派、犯罪入獄（85%的入獄少年家庭中沒有父親）、吸毒、流浪（90%離家流浪的孩子沒有父親）、有性虐待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總結青少年脫貧的三大要訣：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三是在21歲之前不要結婚和生孩子。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這三條去做的，只有2%的還處於貧困狀態，75%的都變成了中產階級。[31]換句話說，教育、就業、避免過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進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徑。

現在的情況是，單身媽媽不得不依賴政府福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以翔實的統計數據顯示，正是女權主義所大力推動的福利政策鼓勵更多單親媽媽，甚至「懲罰」她們結婚組織家庭（結婚後獲取的福利比兩人同居要少，而交稅更多），讓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著幫助貧困家庭旗號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單親家庭不斷增多，而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貧困，會更加依賴福利。[32]這個怪圈正迎合了邪靈想要的另一個目標：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變異文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2000年，在25至34歲的人群中，已婚與從未結婚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5%和34%。而到了2015年，兩者的比例幾乎掉了個個兒，變為40%和53%。美國年輕人很快就對婚姻敬而遠之了。原因很簡單：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輕人為何要結婚？[33]

在變異觀念的驅使下，如今隨意勾搭（hook-up）成為時髦的生活方式──性行為甚至和感情無關，當然更沒有承諾和責任。最可怕的是，變異的文化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在多種性別身份中做選擇：臉書網現在提供了近60種不同的性別身份供用戶選擇。如果年輕人都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他們如何看待婚姻？邪靈從法律到社會觀念重新定義了神設立的婚姻。

同性戀以及各種敗壞的性行為在英文中本來是用「sodomy」描述，這個來自於《聖經》中的詞原本是指因神憤怒而被毀滅的性亂城市所多瑪。這個詞語的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警戒，那就是人類背離神的教誨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同性戀權利運動極力廢除使用這個詞語，改用原本表示快樂的詞「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姦」原為對墮落性行為表鄙視的用詞，但如今變成無關痛癢的「婚外性行為」、「同居」，霍桑的《紅字》中紅杏出牆的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著頭領取福利；「貞操」本來是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為「束縛自由」的可笑觀念。

在「政治正確」的話語暴政之下，同性戀、性道德的是非對錯是不能觸及的話題，人們唯一的選項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所謂「自由選擇」。這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在學校教育中也是如此，這逐漸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完全和傳統道德脫離，致使人們對墮落行為毫無察覺。讓人把變異和敗壞當成正常，使放縱慾望的人完全沒有道德壓力，是魔鬼毀人的隱性手法。

如今50歲以下的西方人，幾乎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社會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文化：那時候每個孩子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起生活成長是那麼自然，那時候Gay這個詞表示快樂，那時候潔白的婚紗代表著新娘的貞潔，那時候電視廣播和大眾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鏡頭和語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徹底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毛時代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今已經輾轉進入西方，成為女權主義的一個時髦口號：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極權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和西方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實質都是結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攻擊性武器是「性別歧視」；在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義」（來自「男性沙文主義」）。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點：

西方女權主義的「男女平等」，要求通過配額補償、經濟補償、降低標準等等措施達到結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能幹，不能降低標準，甚至女人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被吹捧為「女英雄」、「三八紅旗手」。上世紀60、70年代的宣傳畫中，女性多為渾圓健壯有力的形像，毛澤東鼓吹「不愛紅妝愛武裝」。女人開礦採石、伐木煉鋼、衝鋒陷陣，無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姑娘也能學會殺豬》，宣揚一位18歲的屠宰場女徒工，通過學習毛思想而大膽殺豬，因此名噪一時：「不敢殺豬，哪敢殺敵人……」

儘管中國的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權主義詬病之處：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從來沒有女性成員。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權利要求最終會發展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權利訴求，尤其是選舉權的訴求，從而威脅其極權統治。出於類似的擔心，中共政府也不公開鼓吹同性戀權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戀確實是魔鬼毀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對同性戀採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同時利用管控媒體和大眾文化等方式，默認慫恿同性戀人群發展擴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華精神科學會診斷手冊不再把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同性戀」一詞在媒體中悄悄被替換為共產社會中更正面的詞語：「同志」；2009年，中共默認中國大陸地區舉辦第一個同性戀「自豪活動」：上海驕傲周。

魔鬼雖然在東西方採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毀傳統家庭中女性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制女性丟掉溫婉柔順的特點，使家庭失去傳統剛柔相濟的和諧，廢除傳統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壞傳統價值最有效的方式是從破壞人倫開始。在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黨定為階級敵人的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往往還主動和家人「斷絕關係」。甚至連不堪迫害、甘冒「自絕於人民」罪名而自殺的人，也要想盡辦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關係，以免他們受到牽連。比如文革中文藝理論家葉以群自殺時，給家人的遺書裏寫道：「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34]

中共當代發動的最大政治迫害──對法輪功信仰群體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脅迫家人對法輪功信仰者進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為了讓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中共的一個手段是對其家庭成員採取行政、經濟處罰或政治恫嚇，脅迫或誘騙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哭勸、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轉嫁為親情矛盾：「都是因為你不妥協造成家人被牽連」；甚至直接要求他們「勸說」親人：「你不放棄信仰，我只能離婚或者斷絕父子（母子）關係（以避免被中共處罰）」，如此等等，在這場迫害中直接、間接造成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在西方女權主義成功贏得墮胎合法化不久，共產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強制墮胎「義務」。這一方面是強迫直接殺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

中共遵循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生孩子和煉鋼、產糧一樣都屬於物質生產，那麼計劃經濟自然也可以擴展到計劃生育。毛澤東認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35]

中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高額罰款、抄家、扒房、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計生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即將臨產的婦女被強迫墮胎也屢見不鮮。

據《中國衛生年鑑》的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至少有2.7億人次，即2.7億胎兒被中共殺死。

「一胎化」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這將引發如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各類嚴重的潛在問題。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馬克思等共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鼓吹摧毀家庭的邏輯，是建立在片面放大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通姦、賣淫、私生子等等醜惡行為（儘管這也是他自己樂在其中的行為）的基礎上。在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著道德滑坡逐漸出現的背叛婚姻的行為，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神的教誨，踐踏了婚姻的神聖性。共產主義者因此導出女人應該違背婚姻的神聖誓約，追求自己的所謂「個人幸福」，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遠，如飲鴆止渴。共產主義邪靈給出的「藥方」不過是把人類道德普遍拉下地獄，使本來是人人譴責、見不得人的行為變成司空見慣的常態，達到人人「平等」，一同墜向覆滅的深淵。

共產邪靈引誘人類相信罪惡不在人的墮落，而在社會；讓人從反叛傳統中尋找出路，離神更遠。邪靈鼓吹的女權、同性戀、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麗辭藻，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的尊嚴被貶損，男性的責任被丟棄，家庭的神聖被踐踏，兩性的道德被變異，孩子的未來被摧毀，最後獰笑的卻是魔鬼。

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6/184199.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上）、（下）

目錄

引言

1.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3.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結語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經幾乎無所不包。一個政策、一條法令、一個政治事件、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攪動社會輿論﹔一場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數人只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是共產政治，甚至認為共產黨國家已經在拋棄共產主義。殊不知，共產主義背後的幽靈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現於世間。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乃至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都是共產幽靈在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仔細考察，這已經是一個共產邪靈統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之害認識得很清楚，然而，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各國政府卻普遍採用了馬克思的主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觸目驚心。

作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主義的燈塔、把共產主義視為邪惡的美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第一次出現了公開表態為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並距問鼎總統寶座僅半步之遙﹔而在被調查的年輕人中，竟然將近半數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1]在歐洲，社會主義早已大行其道。歐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說：「現在，社會主義結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國家制度，而且我覺得，歐洲的絕大部份民眾都支持這些東西──如果英國的托利黨人膽敢觸動英國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肯定會落得斬首的下場。」[2]

在共產國家，邪靈直接掌控國家政權，利用政府機器，暴力殺戮人民、強力摧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煉者，以最後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雖然解體，但共產主義思想並未肅清。在幾十年冷戰對抗、間諜破壞、共產主義思想意識滲透之後，共產邪靈實質上猖獗於整個歐洲。

在西方，共產邪靈想直接掌控國家政權的企圖雖然沒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掌控國家政權，積極推動改頭換面的社會主義政策，變異法律，鼓動暴力，變異道德，搞亂社會，以最終魔變西方世界，達成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基於美國在自由社會的重要性，本章在展開論述中將以美國為重點。

1.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共產主義政治」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是一個魔鬼，它擁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壞思想的壞人和無知而輕信的人，做它在人間的代理人，推進它的目標。因此，在西方自由國家，共產邪靈操縱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視為「共產主義政治」的另類形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如前所述，共產主義在東方多國直接篡奪了政權。有了政權，它就可以更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那裏，邪靈的一切政治都是為了維護其政權，同時擴大其影響力，無論是對民眾的殺害、共黨內部的爭鬥和清洗，對外部世界的欺騙、滲透，都是如此。因為政權在手，它可以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乃至教育機構、媒體等，舉傾國之力殺戮迫害本國人民，敗壞人的道德。

蘇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蘇共黨內鬥爭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內部的所謂「十次政治路線內鬥」，歷次政治運動中對中國人的屠殺，特別是中共黨魁江澤民動用舉國至少四分之一的財力迫害法輪功及其修煉者等等，這一切都是在共產極權控制下所為，也都圍繞著維持其暴力政權的統治而達到其毀人的目的。

共產黨人深知，政權問題實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問題。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就強調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亦深諳此道，第一個用暴力建立了蘇維埃共產極權。斯大林、毛澤東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倆、陰謀、陽謀、槍桿子、筆桿子、殺戮、欺騙等，無所不用其極地篡奪、維護暴力政權。有了政權的掌控，或殺戮，或變異都可以得心應手地進行。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在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於歐洲非常狂熱的時候，其在美國的發展仍然很有限。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別寫下《為甚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文探討其原因。[3]這一切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2016年，美國某主要左翼政黨總統參選人在其競選中就公開大談社會主義理念。在共產黨語彙中，「社會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本來在自由國家，共產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數美國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這位競選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許多人，一聽到『社會主義』這個詞，就非常、非常緊張」，但他卻不避諱引入社會主義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競選中成為一主要政黨的兩名領先候選人之一。

2016年競選後期的民調中顯示，在其中一個主要的左派政黨中，56%的人稱自己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4]這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趨勢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調查中就有顯示，30歲以下的美國民眾中有49%積極看待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評價積極的人只有47%。[5]這跟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左移、左派對社會主義的鼓吹以及年輕一代對共產主義不了解有密切關係。

其實，目前西方人對社會主義的幻想與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輕人（包括中國、蘇聯和西方）對共產黨的幻想極其相似。年輕一代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缺乏深入了解，對表面上看似溫和的社會主義沒有抵抗能力，歷史上人們對共產主義在輕信中受騙的一幕又在重演。

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對年輕人具有相當的欺騙性，他們幻想可以過北歐國家那樣的高福利社會主義生活。其實，這些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經造成了種種社會問題。然而一旦有人要對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動，習慣享有高福利的民眾一定會群起抵制，使其落選。這時候能夠勝出的是那些主張繼續擴大稅收，擴大政府干預，用寅支卯糧的辦法解決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指出的：「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這樣，往往目標是崇高的，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6]

通過高福利社會主義，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讓人用選票「主動地」從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產邪靈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國家都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北歐模式」從民主走向極權也不過一步之遙。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旦社會主義階段完成，政治頭領們馬上就會推動向共產主義過渡，私有財產、民主競選機制馬上就會被廢除，國家就會迅速走向極權，高福利制度將被鉗制人民思想與喉嚨的枷鎖取代。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國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國的三權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東方國家那樣直接掌控政權，並非易事，所以它們勢必要採用各種政治手段，迂迴地、間接地讓西方國家政府變成邪靈掌控的機器，以售其奸。

美國是以兩黨為主的多黨制，共產主義要想進入美國政治主流，必然試圖控制兩大黨中的一黨甚至兩黨。控制政黨之後，下一步就是控制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讓自己的候選人佔據政府或者法院裏的關鍵職位。從美國被共產邪靈滲透的情況，人們可以看到事情的嚴重性。

在美國，左派黨一直挑動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對立以爭取選票，也同時著手爭取越來越多的移民，及所謂「弱勢群體」如同性戀（LGBT）、婦女、少數族裔等讓他們成為左派黨穩固的票倉。為了贏得這些選票，他們鼓吹共產主義理念，拋棄做人的底線，放棄神為人定下的道德規範，極盡討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讓他們為左派黨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黨的億萬富翁斥巨資贊助左派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及其重要公職，想辦法把更多左派黨人士送入華盛頓掌控國家機構及權力。由於各州州務卿負責選舉相關事務，在選舉發生爭議時，州務卿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兩撥千斤」，造成「一錘定音」的效果，因此該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務卿的競選。[7]

非法移民在美國犯罪後，左派黨政府則為他們開脫，還設立庇護區保護他們不被制裁。前任左派總統當政時，曾試圖讓500萬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後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擱置而未得逞。另一左派候選人在競選時也聲稱如果她當選總統，要繼續完成前任總統未完成的事情。不但如此，她還要再接納62萬難民，同時拿出4千億美元來養非法移民。[8]

左派政黨力爭讓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動機當然不是為了非法移民，而是為該黨爭取更多的票源。馬裏蘭州大學公園市於2017年9月12日以4比3的投票通過了非公民參與地區選舉投票的議案，成為全美允許非公民參與投票的最大城市。議案指出，不僅公民能參加地區投票，綠卡持有者、學生簽證者、工作簽證者甚至無證居民都可以參加投票。[9]

為了拉選票，控制政權，左派黨在共產邪靈的控制下，不擇手段，令人對美國的未來充滿憂心。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學者研究發現，前任左派政府被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嚴重滲透，支持前任總統的團體中有很多都和社會主義組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前任左派總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索爾．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後，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還要罰款，同時頒布法令讓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變性人可以參軍，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議會，有的左派議員試圖取消共產主義者不能參政的禁令，後來在越南裔的強烈反對下撤回。

該屆政府制訂的某些政策甚至敗壞人倫。2016年時任總統簽署的「跨性別廁所令」，就是允許「跨性別者」按照自我認同，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即使一個人的性癥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稱認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進入女廁所。而且，這個「跨性別廁所令」推行到全國所有的公立學校，拒絕的州將被停止許多聯邦撥款。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的政治體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長歲月裏，神給了君主在人間治理的權柄，「君權神授」，皇帝或國王成為溝通人與神之間的神聖角色。

現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民主制。民主實際上並不完全就是民眾做主，而是民眾選出一個人來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選出了總統，這個過程是個民主的過程，但一旦選出來，總統就有權來替民眾做很多決定，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等。民主並不能保證好人當選，當社會道德普遍下滑的時候，被大多數人推選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於吹噓、煽動、鑽營的人，是壞人，而不是好人，這對社會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規定的道德為約束，民主的弊端就會出現，走向被煽動和操縱的暴民政治，使社會走向分裂和動盪。

我們在這裏並不想具體分析哪種政體更好或更壞，而是想指出道德問題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制不過是一種社會運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產主義指導的中共政權實行的是一種邪教的「政教合一」政體。它以邪教意識形態統一人的思想，敗壞人的道德，以黑幫的方式來控制社會，最終的目的是毀滅人。

常有人將中共極權比作君主專制，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區別是，中國傳統的君主並不定義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規定的道德的約束﹔而中共壟斷了對道德的解釋權，因此無論做了多少壞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稱自己「偉大、光榮、正確」。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來自於神的誡命，而不來自於某個政黨的政策。因此當一個政黨壟斷道德的解釋權，其必然的結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產黨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徵：

?共產黨把馬克思奉為精神「上帝」，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宇宙真理」，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其宗教特徵包括：編造教義，消滅異己﹔崇拜教主，唯我獨尊﹔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等。

?共產國家的領導人有著個人崇拜的傳統，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們是各國共產邪教的「教主」，擁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釋權。無論他們是殺人，還是撒謊，都仍然是對的，因為他們可以解釋說其出發點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測地說「是在下很大一盤棋」。在這樣的國度生活的國民，被迫放棄自己的道德判斷，被迫跟著黨說謊、作惡，心靈、精神上飽受摧殘。

?傳統正教教人向善﹔共產邪教則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的。雖然共產黨也談到「愛」，但這個「愛」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譬如無產者之所以有階級友愛，那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資本家﹔在中國，表現愛國的方式是「恨美國」、「恨法國」、「恨日本」、「恨韓國」、「恨台灣」、恨海外那些一心為國但卻批評共產邪黨的人。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目前成為了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其實已經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歷史時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標籤，有時稱自己為自由主義，有時稱自己為進步主義。兩者理念的核心並無明顯差別。

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有終極的理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類似，即鼓吹所謂人類的「自由」與「進步」，並把它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神聖化，任何與之不同的理念都會被其批判或打擊。

它的道德基礎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是無神論、進化論、科學主義。它用人的自我與理性取代對神的信仰，把人自己當成了神。

它打擊的目標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現行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顛覆或改造現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與共產主義相類似﹔他們認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於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謊言成為他們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況下「靈活」運用。

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準宗教特點，與其發端的歷史背景不可分割。

十八世紀以來科學的進步，極大地加強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種「進步觀」。進步思想的先驅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稱，理性將人類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進步思想越到後來越狂妄，開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壇。

進步主義思想讓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進而認為人並不需要通過造物主的拯救，可憑借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掃除一切貪婪、恐懼、嫉妒等等惡念，認為人終究可在人間建立天國，對神可以不屑一顧。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家、藝術評論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說的一段話典型地表現了進步主義的狂妄心態：「在我被逐出的那個神的園子旁邊，我要建立一個新的伊甸園。……我要讓『進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讓他手執燃燒的長劍，對上帝說：『不准你進來。』於是人開始建立人類的社會。」[10]

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念頭，就會激發出要掌控人類命運，操縱人類未來的幻想──也就是說，人要扮演上帝──要締造一個沒有上帝的烏托邦，一個「人間天堂」，實質上與共產主義思路一脈相承。正是這份企圖「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熱，註定要在人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風。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從個人的自然權利出發，要求立憲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因為個人權利是天賦的，政府則是公民立約所建，其職責僅限於保護公民。政教分離的目的在於讓政府無權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當代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藉「自由」的名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滲透和反叛，一方面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極度放縱人的慾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規矩﹔另一方面強調結果的平等而不是機會的平等。舉例來說，就財富的再分配而言，他們的重點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納稅人的權利﹔涉及糾正歧視政策時，他們站在歷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立場，而無視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們以避免懲罰無辜者為由，而無視對罪犯懲罰的必要﹔在教育中他們以支持低學術能力、弱勢家庭為由，而不顧資質出眾的學生的發展﹔在管制淫穢出版物方面他們以自由表達為藉口取消對道德墮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離上他們強調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人們需要甚麼而不是應該得到甚麼，如此等等。

當代自由主義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悄從「自由」演化為「平等」，但卻不願改稱「平等主義」，因為這樣馬上就會被人識別出其共產主義實質。

古典自由主義的寬容本是一種美德，但共產邪靈利用當代自由主義，把寬容作為實現其變異道德的手段。從古典自由主義先驅洛克在《論宗教寬容》對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概念的論述可以看出，寬容的主體主要是指掌握強制政權的政府寬容對待個人信仰。對於每個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國的真理之路，其正確與謬誤的裁決權在於神。人的靈魂屬於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強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甚麼。

當代自由主義忘卻了寬容的真正目的，把寬容等同於不做價值評判，由此發展出所謂「價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對所有價值不做評判，一視同仁。價值中立其實就是沒有價值，把壞與好、罪惡與美德混為一談。這實際上就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和顛覆。它用美麗的詞語給魔鬼開了一扇門，打著「自由」的旗號把反道德和反傳統的行為合理化。同性戀的標誌彩虹旗就是這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寫照。如果正義的力量和聲音介入，當代自由主義就用危害個人自由、平等、歧視弱勢群體等等藉口進行反擊。

當代自由主義荒謬到連性別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過了AB196法案：任何一個商業雇主或非盈利機構拒絕雇佣變性人或者異性裝扮者可以被罰款，最高為15萬美元。[11]州參議院不但通過，而且將性別定義為，「自我性別認定、表現或者行為」，「不管其表現和行為是不是和該人在出生時的性別相一致。」[12]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當代進步主義思想是達爾文進化論在社會領域的直接運用，其後果是以「進步」的名義造成傳統道德不斷偏移並發生變異。

人類在傳統價值觀的指導下，運用自己的理智，通過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時使社會越來越富裕文明，這本來無可厚非。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曾經出現過「進步時代」，政府的某些改革舉措糾正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義。

共產主義入侵美國之後，綁架了「進步」一詞，也綁架了「進步主義」這個概念，強行向裏面注入了共產主義的邪惡內涵。它催生了「大蕭條」之後的「新政」，經過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文化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等，直到今天，讓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代進步主義的本質是不認同神留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中，善惡、是非的衡量標準來自於神。在進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視傳統道德為進步的障礙，而要重新評價所有的價值觀。他們否認絕對的道德，而是以社會、文化、歷史的現狀來建立其道德體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變成了相對概念。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社會中隨著進步革命而影響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馬克思主義是道德相對主義的典型，認為符合了無產階級利益（實質是統治階級）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來約束「無產階級」的，而是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打擊敵人的武器。

由於兩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產主義綁架進步主義似乎「順理成章」，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在西方仍然打著進步主義的旗號，大搖大擺地繼續行騙。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綜上所述，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其是對美國憲法和立國之本及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其本質是要改變（實質是摧毀）一切傳統的信仰、道德價值以及現存的西方社會制度。進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標與後果，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從內部來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列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十大舉措。我們看到，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這些舉措在美國都已經一定程度地實現了。不妨列舉如下：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徵收高額累進稅

?廢除繼承權（作者按：美國1916年開徵遺產稅）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1913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也就是中央銀行）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美國有各種監管機構，有國有郵局和國營的鐵路）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按：1935年美國成立了社會保障局，還有勞工部﹔平權法案要求婦女可以從事與男人一樣的工作，包括當兵）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進步並不為過，但當那些主義變成一種政治思潮，取代、排斥傳統道德與信仰的時候，就成了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人、引領人走向墮落和滅亡之深淵的工具。

3.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靈，它主要是由「恨」構成的。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播撒仇恨，挑起鬥爭。在煽動仇恨過程中，敗壞人類道德﹔與此同時造成人群撕裂，共產主義政治力量則趁機奪權，建立極權統治。煽動人們互相鬥爭是共產主義奪權的主要手段。

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劃分人群，然後挑起仇恨，製造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開篇即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3]把本來不存在階級對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對立的階級，然後挑動他們之間的互相鬥爭，這是共產黨奪權的「法寶」之一。

共產主義挑起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種各樣的因人心敗壞而造成的社會問題，並表明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這個社會體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著某種壓迫，人們必須找到這個壓迫者，並與之鬥爭從而解決「社會問題」。

共產主義政治挑動的仇恨鬥爭不限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古巴共產主義頭目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敵」：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敗」以及大種植園主的「壓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產主義許諾推翻他們的「壓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會」，從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間的仇恨、鬥爭，為共產極權鋪路﹔在中國毛澤東的「發明」是向農民許諾「分田地」，向工人許諾做工廠「主人」，向知識份子許諾「自由、和平、民主」，讓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知識份子和國民政府鬥得你死我活，共產黨趁亂奪權﹔在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頭目本貝拉（Ben Bella）發現挑起宗教爭端、民族仇恨是獲取共產政權的捷徑，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的仇殺，貝拉則由此建立了共產政權。[14]

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國父們以憲法立國，每個公民都效忠於憲法，社會通過家庭、教會、社區結成強韌的紐帶，因此整個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薄弱，傳統階級鬥爭方法難以奏效。於是共產主義邪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從社會生活各方面來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員工和雇主，通過工會擴大員工和雇主之間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亞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權而鼓動少數族裔和白人之間的鬥爭﹔分化不同性別：如鼓動女權運動挑戰傳統父權﹔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戀權利運動即以共產邪靈為其主要背後推手，甚至為強化鬥爭造出新的性別人群，如酷兒（Queer，同性戀等的泛稱）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義」挑戰傳統西方文化和歷史﹔分化不同國籍人群，如通過鼓動支持外來非法移民「權利」造成「外來者」和「本國人」衝突﹔分化平民和政府執法人員，以「自由」的名義挑動人群和警察對抗、非法移民和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對抗、州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對抗，等等。人群被劃分得越來越細碎，造成任何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體，甚至引發一場衝突鬥爭。把鬥爭變成社會常態，把仇恨播撒入每個人的心中──這正是共產主義的險惡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進行的。列寧早就寫道：「對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應當而且必須通過語言在大眾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視。」[15]

共產邪靈在現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機會，通過各種各樣形式的「社會正義」渲染和煽動仇恨，並使衝突不斷放大升級。

1935年美國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發生騷亂，起因是社區誤傳一個黑人小孩偷盜商店的東西被打死。美國共產黨馬上利用這件事情組織黑人民眾進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當時在華盛頓DC組織大規模抗議的美國共產黨員倫納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國共產黨之後披露了自己當年受命組織抗議的經歷。[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羅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9名黑人男孩被控強姦兩位白人女子，此案引發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嚴重對立。美國共產黨馬上大肆鼓譟黑人抗議，利用此案扮演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包括後來成為一左派總統導師的弗蘭克．馬歇爾．戴維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產黨。美國學者保羅．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這場案件中美國共產黨的目的不僅僅是吸引大批美國黑人，以及各種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社會正義」鬥士加入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藉此把美國醜化成一個不公正的、種族歧視的國家，宣稱類似這樣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產主義和極左派的理想主義才能夠把美國從「邪惡」和人民被「壓迫」的「病態」系統中拯救出來。[17]

當代美國的每次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中，都少不了共產主義團體在其中煽風點火。1992年洛杉磯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駕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毆打的錄像在電視新聞中公布。案件判決後原本和平的抗議人群正要散去時，突然有人用金屬廣告牌砸向一輛過路汽車，於是抗議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燒砸搶騷亂。洛杉磯縣警長（Sherman Block）在被問道共產黨黨徒在騷亂中的參與時說：毫無疑問，這幫人在其中燒、砸、搶。騷亂數天中，校園和街上到處是美國革命共產黨（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進步勞動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國共產黨（CPUSA）等各種共產主義團體派發的傳單。其中一張寫道「為金的判決復仇！……戰士們把槍口調轉過來！士兵和工人聯合起來！……」一位洛杉磯警察透露，「在判決宣布之前這些雜種們就在發傳單了。」[18]

列寧早就指示共產黨徒：「騷亂－抗議－街頭戰鬥－獨立的革命隊伍－這是大眾起義的發展階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黨員派特森也披露共產黨徒如何專門受訓，按照列寧指示的方法在衝突中煽風點火，把抗議變成暴力騷亂，最後發展到街頭戰鬥﹔甚至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不惜故意製造衝突。[20]

今天西方社會煽動騷亂、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可能自稱「團結一致」、「安提法」、「終結父權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絕法西斯主義」（「Indivisible,」「Anti-Fascist,」「Stop Patriarchy,」「Black Lives Matter,」「Refuse Fascism」）等等，儘管名稱不同，其實都是共產黨徒或者共產主義同路人。激進、暴力的組織「安提法」（Antifa）由各類共產主義變種組織或共產黨同路人組成，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拒絕法西斯主義」（Refuse Fascism）是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席創立，它實際上是個左派激進組織，組織了多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目的是推翻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21]

他們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在西方社會不斷挑動各種衝突鬥爭。要想理解他們的真實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國會報告披露的美國共產黨給其成員發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線的組織必須持續羞辱、抹黑、貶低批評我們的人。如果反對者太麻煩，給他們貼上法西斯或者納粹或者反猶太標籤……不斷把反對者和臭名昭著的標籤聯繫起來。經過不斷的足夠重複，這種聯繫就成為大眾心目中的『事實』。」[22]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產黨的教義裏，為了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任何手段都不過分。共產黨公開宣稱，要把暴力和謊言作為取得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工具。從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出現到今天，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共產黨徒殺人、放火、綁票、欺騙，無所不用其極，邪惡駭人聽聞，而且絕大多數當事人毫無悔意。

共產邪靈編造的謊言，有「小謊」、「中謊」和「大謊」之分。這個分類對共產極權國家和西方國家同樣適用。一個謠言、一則假新聞、一次對政治對手的栽贓陷害，這類謊言雖然性質惡劣，但只是「小謊」；在一段時間內，通過複雜的運作和多方面的配合，製造出來的具有一定規模和體系的一系列謊言，可以稱為「中謊」，例如中共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修煉者的仇恨，於2001年炮製的「天安門自焚偽案」；最難以識破的是共產邪靈編製的「大謊」，因為「大謊」幾乎等同於整個魔鬼的意識形態，它的規模如此之大，層次如此之多，歷時如此之長，涉及方面如此之廣，參與的人如此眾多，參與其間的人如此之「真誠」、「投入」，以至於人們極難看清謊言的全貌和真貌。共產邪靈歷史上編造的「大同社會」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由於無法在局部或短時間內進行檢驗，就屬於「大謊」的例子。上文分析過的被共產主義綁架的「進步主義」概念，也屬於「大謊」的範疇。過去幾十年來共產主義劫持某些社會運動，把群眾引導向邪靈想要的動盪和革命，比如環保運動等，亦屬此列。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公開宣稱：「他們（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只能通過暴力革命。」[2]共產黨在奪權過程中，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俄國革命，或是中共煽動的工農運動，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婦幼，燒殺搶掠，手段之惡毒，駭人聽聞。共產黨的暴力統治犯下的罪惡更是罄竹難書。

共產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謊言來維持權力。謊言是暴力的潤滑劑，也成為另一種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間和使用暴力的間隙，謊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時暫緩，但謊言卻是常態。共產黨甚麼都可以許諾，但從不考慮兌現其承諾，而且為了需要，可以隨便地改變說法、改變形式，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無恥到極點。

共產黨說要建立一個「人間天堂」，從一開始就到處散播彌天大謊，製造了無數「人間地獄」。

中國的毛澤東、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羅奪權之前都聲稱絕不搞共產極權。但掌握政權之後，都立刻開始高壓極權，大規模清洗同黨，迫害異己與社會大眾。

共產黨還狡猾地歪曲語言本身。這是共產邪教欺騙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變語言的語義，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來。語言不斷地重複，讓變異的語義深植於人的頭腦中，比如「神」等於「迷信」；「傳統」等於「落後」、「愚昧」、「封建」；「西方社會」等於「敵對勢力」或「反華勢力」；物質上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是「國有資產的主人」；大眾儘管沒有任何權力，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指出社會不公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產邪教毒害的人談話時，會發現雙方往往缺乏溝通的基礎，因為同樣的話，說者表達的是一個意思，而聽者用共產黨的語義理解所聽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產邪教不只自己撒謊，還利用全民政治學習、全民政治表態和全民政治過關來讓全民撒謊，敗壞人的道德。「摩西十誡」告誡人「不可做假見證」，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人知道共產邪教在造假，也會以假話來應付。共產邪教知道你在說假話，但說謊本身說明你已經寧可說假話也不堅持真理，這就是道德下滑的標誌。我們多次說過，中共最希望做到的還不只是殺死人的肉體，而是為了讓人的道德墮落到地獄中去，至少在這個層面上，中共已經部份達到了它的目的。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共產邪靈由「恨」等低層敗壞物質構成，它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帶著恨的特點。其宣揚階級鬥爭，把問題的根源都歸結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歸結到有錢人對窮人的「剝削」，煽動窮人對有錢人的妒忌與仇恨，並由此轉化為暴力行動。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張、共產邪靈的操縱，暴力與謊言在西方社會也隨處可見，使社會陷入仇恨和戰爭狀態。

除了共產主義政黨普遍宣傳赤裸裸的暴力之外，還有形形色色受共產邪靈操縱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國備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幫，後來成為左派的「軍師」。他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手段顯示，他毫無疑問跟共產黨是一路貨色。

阿林斯基的《激進分子的守則》被美國的街頭運動作為教科書。他毫不掩飾他的書是給「一無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要把權力不擇手段地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把美國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他表面上強調「漸進、滲透、辯證的過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實質上，他對暴力非常欣賞，只不過是使用了更隱蔽的方式。美國社會主義組織黑豹黨信奉毛主義，以毛澤東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為口號。阿林斯基嘲笑說，當敵人掌握了所有的槍桿子的時候，再用「槍桿子裏出政權」當口號就幼稚了，這時候應該聲稱相信選票和民主過程，有槍桿子時再用武力不遲。因此他的主張實質跟中共的「韜光養晦」、最後「亮劍」如出一轍。他的一個「規則」，就是鼓動激進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採用各種流氓手段進行恐嚇，最後達到攪亂與破壞的目的。

深諳阿林斯基的專家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對現行制度毫無幻想，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這個制度，並把這個過程視為一場戰爭。[3]因此他們會不擇手段，並根據實際的需要來決定何時採用暴力、用何種暴力，以及使用何種謊言。

在美國社會，可以看到一些政黨在打擊政敵時不擇手段，造假、人身攻擊，和共產黨很相似，而且常訴諸暴力。暴力傾向越來越強，社會的對立與撕裂也越來越明顯。如今美國左右兩大黨之間的關係，簡直就是當年共產陣營和自由世界的對峙關係，互相之間已經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自從2016年新任總統當選以來，美國發生多起由「安提法」引發的暴力事端，目標針對新總統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點在支持新總統的集會上或其它公共場所。「安提法」阻止人們發言，甚至進行身體的攻擊。

近年的難民潮給歐洲各國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出於「政治正確」支持移民的「精英」對反對難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責罵，稱之為「痞子（Pack）」、「碩鼠（Ratten）」、「無賴（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時，被另一黨派的支持者開槍射擊，幾乎喪命。一位來自中部的左派政黨官員甚至說，他很「高興」該人遭槍擊，此官員後來被解職。

這些暴力衝突的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因素，並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現衝突，但少數起核心作用的共產主義分子，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就足以掀起軒然大波。

受共產邪靈的影響，一些政黨與政客弱勢時，宣稱保護人們的民主權利，遵循民主規則程式；當其勢力足夠大時，就用各種手段壓制持不同意見的人，肆意剝奪別人的民主權利。2017年2月，當一名越南裔參議員在美國西部某州州議會批評對一名前反越戰參議員的讚譽時，她的麥克風被靜音，後來被強行帶走。[5]這種情形發展下去，最後必然會導致共產主義式的極權專制。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共產主義在西方聲名狼藉，所以謊言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必然選擇。

共產主義團體和左派常常打著「自由」、「進步」、「公眾利益」的幌子來爭取民意支持，實際上是要實施他們推動社會主義的計劃。這與共產主義用「人間天堂」的謊言騙人殊途同歸。某些政黨制定符合共產主義的政策，卻冠以其它名號，無共產主義之名，卻行共產主義之實。比如要搞社會主義的全民健保，不說是社會主義，而是說「公眾民意」、「所有人的醫療」；要搞最低工資，不說最低工資，而說「基本生活工資」（living wage）。結果西方政府越來越大，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干涉越來越多。

親共產主義的政客和團體為了選票做出空洞的許諾，做法與共產黨騙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們常常承諾給民眾提供高福利，甚至許諾要給每個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醫療保險，但這些錢從哪裏來、最後的後果會怎樣，沒人去關心，因為很多人本來也沒有想兌現競選時的承諾。

美國西部一位國會議員參選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經加入一左派政黨多年，他們包括聯邦部長級官員、國會議員、聯邦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等曾經成立了一個政治組織，制定了一個25年的計劃，想要通過操控不同層次的政府職位，未來競選總統。他發現本來宣稱要致力於幫助社區處理幫派暴力、青少年輟學、少女懷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問題的組織，卻始終在讓那些人依賴於政府。他把這稱為「奴役制」路線。

「當我對組織中的其他人提出質疑時，他們卻反問我三個問題。『一、如果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下屆候選人還有甚麼可去解決的呢？二、你知道因為我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多少資金進入我們城市嗎？三、你知道這些問題創造了多少工作機會嗎？』我當時在想，這些人是在明確告訴我要從社區人們的痛苦中、幫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殘殺等中賺錢？」

他表示，如果花時間，看看該黨的投票記錄就能發現，他們想讓人們失望、受到壓迫、陷入貧困，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牟利。這促使他後來離開了該黨。[6]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一個有40年歷史的自由主義團體「當前社區組織改革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簡稱ACORN）被揭露偽造了數千選民登記表。[7]

2009年這個團體再次傳出轟動全國的醜聞。該團體打著維護正義、捍衛低收入居民權益的口號，以協助低收入人群的醫療、住房、選舉等工作的名義，得到巨額政府資助金和聯邦紓困款。兩位調查者喬裝成「妓女」和「皮條客」到ACORN在全國幾個大城市的辦事處「尋求幫助」，並秘密錄像。錄象顯示，ACORN員工教他們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來開設妓院，教他們如何洗錢、藏現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謊、逃稅漏稅等。儘管ACORN一再為自己辯解，但因為名聲已經太臭、影響太壞，最後喪失經費來源，一年後關門。[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來相當動人的政治許諾，但最終結果卻可能毀了民眾的未來，比如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研究發現的「柯利效應（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雜誌這樣概括柯利效應：「政客或政黨通過實施某些政策，扼殺和窒息經濟發展，從而使選票向自己一方傾斜，最終取得長期的主導權。與人們的直覺相反，使一個城市更貧窮反而會把一手製造貧窮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體而言，政客可以通過扭曲的（左傾的）財政與稅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論，比如給工會、政府項目和一些少數企業稅收優惠，而給其它企業和富人增稅，這樣，受益者（包括窮人和工會等）就會慢慢依賴給予他們優惠的政客或者政黨，從而在競選過程中通過選票和捐款給予該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來支持政府項目的高稅收迫使富人和企業離開這個城市，進而減少了該政客或政黨的反對者。這樣，政客或政黨地位長期穩固，但城市的稅收和工作機會卻逐年減少，甚至最終走向破產。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應的影響非常廣泛，包括美國十大最窮的、人口在25萬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傾政策影響。如今左派佔官場絕大多數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實上也面臨同樣的危險。[11]

左派還重新定義語言。比如「平等」，保守主義者認為是「機會的平等」，然後公平競爭，讓強者勝出，而左派則指的是「結果的平等」，即無論一個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應該和別人一樣。保守主義者認為「寬容」是對不同信仰、不同意見的包容，在個人利益受到傷害時能夠寬和大度；而左派則將「寬容」理解為「對罪惡的容忍」。其它對於自由、正義等的理解雙方都存在很大差異。支持同性戀、男女同廁、大麻合法化等敗壞人倫的行徑被冠以「進步主義」的名號，彷彿真是道德的進步，事實卻是在破壞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這也是左派變異人道德觀念的手法，是共產邪靈的目的。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美國是自由社會的中堅，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但當今的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國，高稅收高福利、「集體主義」、「大政府」、「社會民主」、「社會公平」等等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並付諸實踐，這跟共產邪靈的謊言有很大關係。特別是年輕一代，不了解共產國家的殘暴歷史，一味嚮往、追求一個虛幻的理想，而被改頭換面後的變種共產主義所欺騙，在不知不覺中走上被毀的不歸路。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共產極權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毋庸贅言。非暴力共產主義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擴大政府權力，加大對社會生活的控制，最終將走向極權體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產極權的國家，人們也隨時可能失去各種自由，處境十分危險。更為可怕的是，現代極權主義利用科學技術，把對個人的監視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神所確立的傳統價值生活，神還引領人發展出基於傳統價值的文化。這種文化是連接人與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礎上派生出一套社會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給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選擇權。人通過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19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考察了美國政治後，對美國的自省、對邪惡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等方面非常讚賞，他認為美國的偉大在於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12]

共產邪靈要的是極權政治，讓人反傳統反道德，扼殺人信神向善之路，讓人從神的子民不知不覺地變成魔鬼的子民，聽從魔鬼統治。在共產黨國家裏，政府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包括經濟、教育、媒體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須唯共產黨馬首是瞻，協從共產黨「假、惡、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將違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法律政策，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要麼淪為在最底層掙扎的「賤民」，要麼乾脆就是死路一條。

在自由社會中，政府也在向極權化發展，逐漸變成無所不包的大政府。通過國家計劃實現中央制定的方向並控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特徵之一。而現在西方政府通過國家財政、稅收、金融等宏觀手段干預和控制經濟以實現政府計劃的程度越來越強，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西方政府管理範圍擴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經濟、文化、能源、交通、通訊、旅行等等。從中央行政權力的擴大，到地方政府對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煙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對案件的判決，已經造成政府部門全方位的權力膨脹，對社會的強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強制全民購買健康保險，否則將被罰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剝奪一部份人的財產和個人權利。

極權政府以「政治正確」為藉口，剝奪人的言論自由，規定人們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能說。有人公開否定邪惡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論」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對「政治正確」，輕則被孤立，重則被開除或解職，甚至遭到恐嚇和人身攻擊。

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再用法律、規章和輿論等強制執行，用強大的壓力在社會上製造出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從而扼殺人的自由意志，取締天賦的人向善的自由──這是極權主義政治的實質。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國家政策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現象，無論哪個國家、哪個黨派，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政策方法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生活在共產國家的人來到自由世界，都對西方社會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從小孩免費教育、醫療保險到養老都有國家資助，認為這裏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

16世紀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預言：「屆時瑪爾斯將統治世界，說是為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現在的福利社會，不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搞的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嗎？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過錯，但政府高福利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問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強徵稅為基礎的，而且福利本身就會造成諸多問題。

英國法學家迪塞觀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個人不論貧富，是否為自己的健康保險，完全是每個人自由定奪的問題。他的選擇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還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樣，與國家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國民保險法到頭來會給國家，也就是給納稅人帶來比英國選民們所預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責任。……失業保險……實際上是國家承認自己有責任使每一個人免受失業之苦……國民保險法正符合社會主義的理論。」[13]

北歐模式的社會主義福利被世界很多國家認可並採納，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帶來繁榮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歐，整體稅務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世界最高，幾個國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論者指出，政府搞的社會主義醫療福利有六個致命問題：無法持續，免費的東西人人都想佔便宜多拿；沒有獎懲，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只要不負法律責任，幹多幹少報酬都一樣；造成政府大量虧損；人們鑽制度的漏洞進行偷竊、濫用並進行地下經濟；國家通過醫療制度決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亂。[15]

2010年，一個叫約拿斯（Jonas）的人在北歐某國的一個急診室裏不得不自己給流血的傷口縫合。他首先去了門診，門診關門，到了急診室等了三個小時，傷口一直流血卻沒人處理。但他對自己採取的不得已的救護舉動最後又被醫院工作人員作為犯法而舉報。這只是一個小例子，真實的情況比這還惡劣。因為免費的醫療人人都想要，造成資源被濫用；「資源有限」與「免費」兩者造成大量供求無法匹配，供不應求造成排長龍現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於被社會主義醫療制度變相懲罰。

這還不只是效率問題。更大的危險在於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辦，看似是一種享受，換個角度看其實是對政府的全面依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這種程度，走向極權體制易如反掌。

托克維爾曾經說過：「如果暴政是在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裏浮現，那它將會改變為另一副面貌；這樣的暴政將會更為廣泛，但卻同時帶有溫和的色彩，它將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卻不讓他們感覺半點痛苦。」福利國家可謂其睿見的最佳註腳。[16]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極權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卻給惡留下了空間。人們想用法律來解決人作惡這個問題，正中魔鬼圈套。現代社會各個國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國稅法有7萬多頁，健保法近2萬頁，連法官和律師都無法通曉這麼多法條，更遑論普通人。聯邦和全國各州市郡縣，平均每年通過超過4萬條新法律，可謂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觸犯法律，輕者罰款，重則坐牢。

從釣魚可以使用甚麼樣的魚鉤，到在公共場合喝湯不許出聲，都受法律管制。美國西部某州頒布一項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據新規定那些達不到嚴格要求的大屏幕電視將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後院加個涼棚都要得到政府許可等等。

過於繁瑣的法律會模糊人的道德觀念。由於法律太多，很多法律違背或遠離人的道德直覺，造成了現代社會這樣一種傾向，即當人們想做一件事時，只問合法與否，而不關心是否合乎道德。長此以往，共產邪靈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識形態制訂為法律，將變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難以約束人的心靈。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當惡的力量大行其道時，法律也無能為力。法律越訂越多，大政府通過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們忽略了社會問題是魔鬼放大人的惡造成的，反而覺得可能是法律出了問題，從而走入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惡性循環，一步一步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極權主義使用國家機器、秘密警察監控民眾，而現代科技把對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讓人不寒而慄。

《商業內幕》近日總結了中共監控公民的10個方式：[17]

1.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從茫茫人海當中抓到目標

2. 讓群聊管理者監聽人們

3. 強迫公民下載允許政府監控公民手機照片和視頻的應用程式

4. 觀察人們的網上購物

5. 警察戴著具有臉部識別功能的眼鏡在人潮洶湧的地方（比如街頭和火車站）搜尋目標

6. 在火車站安裝機器人警察，它可以掃描人們的臉部，並跟要抓捕的人比對

7.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抓出亂穿馬路者

8. 隨機截停行人，檢查他們的手機

9. 追蹤人們的社交媒體帖子，順藤摸瓜找到用戶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預測軟件匯總人們的資料，標出那些當局視為具威脅性的人物

《金融時報》刊文指出中共社會信用系統的險惡用心：它不僅使用大數據來衡量信用得分，還要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文章說，這個社會信用體系可以通過重新調校，產生「愛國」分數──也就是評價一個人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與執政的共產黨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分數。[18]

隨著檔案機制和大數據化結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從或者分數低者會失去工作；銀行將終止他的房屋貸款；交通部門將吊銷他的駕駛執照；醫院可以直接拒絕為他提供治療。

今天，中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監控系統。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和馬路上，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可以在7分鐘內從14億人中找到一個上了黑名單的人。手機上微信等監控軟件使得監控「登堂入室」，帶著手機的人毫無隱私可言，讓人無處可逃。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政府權勢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自由社會政府如果繼續左傾，民眾將面臨同樣可怕的被監控的命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由於共產邪靈的滲入，今天的美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動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對擁有傳統政治主張的人進行阻擊。這種狀態用「戰爭」來形容，可以說一點都不為過。

在近代美國，雖然也可能出現選舉期間言辭上的激烈對抗，但一旦大選完成，便開始療傷階段，彌補裂痕，開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縱觀今天的西方政界，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強烈的對抗與撕裂，政治秩序顯得畸形而令人擔憂。政壇人物、不同黨派間互相指責甚至攻擊，政策上進行阻撓；民間遊行此起彼伏，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暴力趨勢明顯。

在政府內部，選舉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開始謀劃以不同標準對待不同黨派候選人。選舉結束後，左派陣營又開始發起訴訟，意圖奪回大選。新總統上台後，屬左派政黨的美國西部某州州長表示，現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總統的「龍捲風」。該左派政黨高層承認，一支憤怒的自由派大軍要求他們向新任總統發起一場「全面戰爭」，逢政府必反，務求以此重奪民心。[19]

左派試圖以各種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問題上，左派很多時候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正常情況下，不同黨派在具體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並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麼嚴重，不同黨派都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證。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護邊界的建議遭到猛烈攻擊，甚至有個別州還通過了「庇護城市」法案。這些法案禁止聯邦執法人員查問移民身份，拒絕為聯邦執法人員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體輿論上，左派佔主導的主流媒體在總統選舉前大量為左派候選人背書，因此選舉結果令很多人瞠目結舌。選舉結束後，主流媒體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種事件，把民眾的注意力放在對新任總統的打擊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聞擾亂民眾視線。對新任總統的各種政績，主流媒體幾乎視而不見；對有嚴重問題的左派候選人，主流媒體的態度則是輕描淡寫。

在正常社會裏，不同團體或黨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張，甚至可能發生衝突。但衝突是暫時的、局部的，最終雙方會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只有受共產邪靈的階級鬥爭思維支配，才會時時事事以戰爭心態進行鬥爭，認為與對手絕無和解與合作的可能，必須徹底打敗對手，全面推倒現行體制。

這種全面戰爭體現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與媒體輿論的全面對抗，帶來了深度的社會撕裂，極端行為與暴力行為數量上升、範圍與規模擴大。這正是共產邪靈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16年，美聯社與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聯合創辦的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調顯示，約85%的受訪人認為國家比過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認為美國人在最重要的價值觀上意見大為分歧。[20]

一個國家的統一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或者文化，雖然各個宗教的教義不同，但是非善惡的標準是相近的，這使得即使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各個種族也可以和睦相處。然而當價值觀發生分裂的時候，國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結語

人往往有弱點和惡的一面，對權力、財富、名聲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惡，在各國內部造成了一個「魔鬼代理人」體系。國家如同人體，各個機構如同人體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職。如果國家的各個機構都滲透了有意或無意的魔鬼代理人時，就如同外來的意識代替了人的靈魂，或者說，外來的意識直接操縱了人體。

如果有人讓整個社會擺脫魔鬼控制時，這個系統很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反抗，如運用媒體抹黑，搞人身攻擊；用誤導的信息混淆大眾視聽；讓各個職能部門不配合，使得政令成為空文；用大量資源去支持反對派，使社會陷入分裂和爭鬥；甚至用各種方式製造經濟和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動盪，讓不明真相者把矛頭指向反對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這個系統的締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們雖然可能做過壞事，但是並不是人類真正的敵人。

政治因為其掌控的國家力量、私人力量所無法匹敵的天量經濟資源及干預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為萬民造福；濫用之則會造下天大的罪業。本章的目的是為了揭示當今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邪靈因素，幫助人分清善惡，識破魔鬼的奸計，讓政治回歸正途。

美國前總統裏根曾說：「我們往往認為社會太複雜，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當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時候，誰會有能力去管別人呢？」[21]美國總統川普說：「我們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權柄，需要回歸到以傳統價值為基石的正道。人類得到神的佑護，才能不被魔鬼操縱，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與被毀滅之路，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7/184224.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上）、（下）

目錄

引言

1.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3.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

引言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份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份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裏，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裏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裏，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佔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佔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佔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佔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份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他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紐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自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裏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佔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佔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裏，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裏，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佔9%﹔80%的家裏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力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份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像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他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裏。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裏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裏，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像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佔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像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裏，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他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2.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後，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份鬆綁，部份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鬆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份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佔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GDP增長，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讓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學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稱讚極權體制的高效性。其實，中共經濟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其經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問題，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不道德的權力經濟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跟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對公有制經濟的鬆綁、對完全中央計劃經濟的拋棄、私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復興，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驅動力。中國人勤勞、聰明，但被共產黨幾十年束縛了手腳，都弄得窮怕了，想要掙錢的願望一旦釋放出來，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資金與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原有的公有制體制積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勞力與市場，相當於未標價的黃金。後者可以說是乾柴，前者是油和火，兩者結合，就燃起了中國經濟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為中共極權統治，這把火本該燒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國經濟早就發展起來了。

流入中國的西方資金規模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據統計，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億美元。[23]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高達16,423億美元。[24]

第三，西方國家還給予中共特別優惠的貿易地位與廣闊的市場。2000年5月，美國決定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對中國打開了大門。

第四，中共經濟發展採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過血汗工廠，拼命壓榨工人、農民，血腥強拆、一切只為經濟增長開路，不顧環境污染與長期危害，在短期內佔盡成本與速度優勢。

中共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有利的貿易條件、國內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每年賺取大量的外匯。美中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一年800多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億美元。

最後，中共作為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者最大限度地佔便宜，賺取巨額外匯，以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知識產權，以圖科技上彎道超車，用盡投機取巧的手段，造成「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案」，也是對正常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破壞。

根據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國每年假冒商品、盜版軟體和盜竊商業秘密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達2,250至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廣泛存在的專利侵權。報告稱，在過去三年裏美國的知識產權被盜竊損失了1.2萬億美元，絕大部份是中國造成的。[25][26]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2015年11月份的報告顯示，每年電腦駭客造成的經濟間諜損失有4,000億美元，90%來自中國。[27]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鬆綁，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輸血、財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經濟行為造成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不意味著中國走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時把中共的這種不道德共產極權經濟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在為中共貼金。在中共極權之下，經濟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場經濟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經濟模式給了世界一個假象：動用國家力量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勝，因此讓各個國家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經濟模式當成一個「成功的範例」，無視其造成的人權災難與道德墮落的後果，那無異於飲鴆止渴，大錯特錯。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中共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可怕的道德危機。共產邪靈就是要讓中國在展現經濟實力的同時，道德全面墮落下去，用經濟來敗壞道德，用經濟來掩蓋道德敗壞，讓人們在洋洋自得享受經濟利益時，不知不覺走到毀滅的邊緣。

時下的中國，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泛濫成災，黃毒賭黑肆意橫行，貪污腐敗賣淫嫖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誠信危機、貧富差距、官匪一家、社會衝突、司法不公、見死不救……權力經濟下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權錢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小官大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貪，幾十億幾百億地侵吞國有資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腐敗和道德墮落。

2011年10月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更是震驚了全中國與全世界。2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被一輛客貨車撞倒，司機不僅沒有施救，還繼續開車碾壓離去，後面的車輛繼續碾壓，前後有18名路人經過現場，沒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終因未及時施救而死亡。有國際媒體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突破了道德的底線。

喪失道德的經濟發展，是混亂的、不可持續的、災難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經濟造成了生態危機，加劇了社會衝突﹔沒有誠信的社會大大推高了經濟成本，當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拖垮經濟﹔不道德的國際競爭也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開始為此買單，進入收縮期。中國的經濟是魔鬼暫時營造的海市蜃樓，中國只能被稱為「強大」的弱國。經濟上急功近利製造的表面繁榮，就如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能因為道德的全面淪陷與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毀於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現有經濟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因為共產邪靈本來也不在乎，也不會讓中國的經濟真正健康發展，毀滅才是其真正目的。

3.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當今世界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搞隱形的社會主義、中共繼續搞社會主義的怪胎經濟，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罪惡沒有徹底清算，導致共產陰魂不散，人們的心中始終還裝著共產主義。這又會反映到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有企業與高福利，還有高度的國家經濟干預。東歐國家轉型時期經濟陷入危機，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又都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死灰復燃製造機會，左翼政黨變得相當活躍。懷念昔日的共產主義的情緒瀰漫在前東歐共產國家裏，[28]可以說是共產經濟的陰魂。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而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上世紀60年代大多數非洲獨立國家宣稱奉行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留下了一個個爛攤子。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委內瑞拉和辛巴威。

委內瑞拉曾經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現在這個國家卻是經濟萎靡、飢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到處蔓延。辛巴威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今天卻陷入了徹底的災難，通貨膨脹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把一個富庶的國家坑破產

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長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有這個地區最高的人均GDP。[29]該國當時相對自由的經濟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練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對產權的保護，使它從1940~1970年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30]

1999年新總統上台後，推行社會主義，搞國有化運動，最終把委內瑞拉的經濟搞垮了。該總統曾公開宣稱要搞「21世紀社會主義」。[31]

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徵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該總統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間徵用了1147家俬營企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性部門關閉了，取代它們的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也被嚇跑了。國家徵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預，包括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最後遇到油價下跌，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這幕慘劇歸因為石油危機，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七個其他國家比委內瑞拉更依賴石油，這七個國家在2013~2017年都出現了經濟成長。[32]

問題的根本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委內瑞拉的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的十條要求。[33]委內瑞拉的悲慘景象，是共產邪靈造成的經濟禍害。

辛巴威：從「非洲的麵包籃」到大飢荒

辛巴威於1980年正式獨立後，選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要按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該國首任總統年輕時，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的游擊隊曾受毛澤東思想指導，並獲得中共政府的無條件援助，因此與中共關係密切。與其他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不同，它並未馬上實行國有化。

2000年開始土地改革後，辛巴威的經濟開始陷入困境。根據辛巴威的土地改革，白人的農場被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本國黑人和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這項計劃導致辛巴威的生產急劇下滑。辛巴威中央銀行試圖加印鈔票以擺脫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從此生根。

辛巴威央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6月該國的年度通貨膨脹達到2.31億%。2008年11月中期，這一數字達到頂峰，幾乎突破800億%，官方甚至放棄了月度統計數據。一年後，辛巴威元對美元的匯率高達35千萬億:1，辛巴威被迫放棄使用本國貨幣。[34]

共產邪靈在這個世界肆虐，人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帶來的現實的與潛在的危險。它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的問題正在顯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造成慘痛的現實。人們必須切記：不管魔鬼是否在經濟上帶給人一時的舒適與滿足，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墮落和生命的深淵。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裏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廠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秘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廠，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裏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佔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佔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朝鮮，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飢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註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彙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量、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量的困境。

經濟學家米塞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註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飢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份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導，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它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佔據GDP的176%，總債務佔據GDP的127%，而盈利只佔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份。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份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佔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秘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佔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佔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份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佔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像。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裏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佔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裏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裏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累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裏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 [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己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甚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 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裏。有甚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佔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並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佔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份，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像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累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雇佣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雇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甚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埃德溫?費爾納（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裏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裏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甚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份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飢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像，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沉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導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世界巨富亞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裏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斯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佣艾倫?博德（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

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8/184233.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目錄

1. 法律與信仰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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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繫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什（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並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後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並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裏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抵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係，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份，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後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恆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於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裏，法律都需要借助人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聖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聖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係，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裏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聖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儘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並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並想像自己「象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飢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裏，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凌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像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份，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像，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鬥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甚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你別跟我講良心。」[8]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份可以執行，而有的部份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背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如果說，法律在共產國家是魔鬼可以隨意玩弄、作為其用來維護統治、固化意識形態與打壓百姓的工具，那麼在自由國家，魔鬼的圖謀則是顛覆法律的傳統信仰與道德基礎，變異善惡標準，爭奪法律制定權與執行權，並確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準則與實踐。本篇重點討論作為法治國家領頭羊的美國在法律領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蝕。法律與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密切相關。在共產邪靈滲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個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無法倖免於被邪靈全方位滲透變異。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基於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聖的，但隨著共產黨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廣進化論、無神論，法律被切斷了與神的聯繫，淪落為一種工具，一種人與人之間報冤復仇、解決糾紛、討價還價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為信仰來源被切斷，法律的精神開始偏移，從維護公平正義，偏向為以人的觀念和慾望為依歸，這讓背後的共產邪靈可以利用代理人在變異觀念思維下通過它所要的法律，實現其毀人、毀社會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受共產主義深度影響的「社會公正」、「自由主義」等思潮在改變著社會道德觀念，也衝擊著法律的道德基礎。在實際運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謂「自由」、「進步」、「寬容」的口號，偷換概念，排斥與摧毀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礎，從而影響何種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釋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傳統信仰認為婚姻是神明確規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同性「婚姻」違背神的教誨，是不道德的，這必然影響到法律對婚姻的定義與解釋。如果堅持道德源於神的誡命，那麼道德不會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變的上位法做依據，如果某種行為兩千年前依照神的誡命被視作罪惡，今天也應當如此。自由主義則排斥傳統信仰與道德判斷，將道德視為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世俗約定，於是婚姻被視為自願結合的「契約」，對「同性婚姻」的認同被視為符合「進步」或「自由」的原則，這樣自然會導致法律的變異。

魔鬼利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讓法官把傳統道德和法律分離。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個墮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對此表露得最為直接：「我們有些人會認為墮胎違背我們的基本道德原則，然而這並不能左右我們的決定。我們的責任是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強制實行我們自己的道德原則。」[10]

大法官們在此強調的是，「自由」是法律的關注重點，而不是我們的道德原則。這實際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則分離。美國國父們定義的「自由」，其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不隨文化而異，因為其來源是神（《美國憲法》中所說的「創世主」）。背離普世價值片面放大所謂「自由」，是魔鬼變異法律、引誘人墮落的手段。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法律效力的實現要經過一整套環節，包括立法部門通過法律，行政首腦簽署法律，法官通過法律進行裁決，執法部門執行法律。這中間，教育界、媒體業、法律界，甚至娛樂業等領域的不同團體與個人也都參與其中，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共產邪靈在各個領域尋找其代理人，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因此受共產邪靈影響和利用的政治團體千方百計要把思想與其一致的人送進相關部門，爭奪政治首腦、法官、檢察官、司法系統的重要職位。

比如青睞自由主義的總統會千方百計任命與其觀點相近的大法官，影響法律裁決，或使用行政權侵蝕法律。某總統任內總計對1385名囚犯減刑，同時赦免了212人，成為自杜魯門總統之後寬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總統（美國歷史上任期內赦免數量最多的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11]他離開白宮前，曾簽發特赦令一次縮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數獲得減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洩露70萬份美國軍事機密文件的人。此人於2013年認罪，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由於總統特赦，只被關了4年就出獄了。雖然赦免是憲法授予總統的合法工具，但驚人的特赦數量無疑是在侵蝕法律本身懲惡揚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國參議員、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提出的《約翰遜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規定包括教會在內的免稅團體在進行若幹活動時將喪失免稅地位。這導致有些基督教教會因為害怕失去免稅資格，讓牧師在講道台上刻意迴避政治話題，特別是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胚胎幹細胞研究等。

共產邪靈還操縱各類政治團體，試圖通過影響選舉來改變檢察執法。一個由進步主義政治金主和團體送上位的地區檢察官上任第一週就一口氣解雇了31名檢察官，呼籲要終結「大規模囚禁」，還下令其辦公室停止起訴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一位檢察官聯盟主席認為，這等於號召檢察官選擇性執法。這種現象非常危險，因為它是要求民選官員忽視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13]

法官還可以動用裁決權對行政部門的法令進行封殺。比如根據美國移民法律的授權，總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法官則以「信仰歧視」為由阻撓總統旅行禁令達四個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師對法官和陪審團定案有很大影響力，律師組織的政治傾向直接影響到法律意志能否實現。美國一個主要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創始人曾經明確承認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制，終極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14]該組織在全美各地擁有數十萬會員，每年經費超過1億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過在美國法院打官司來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收養兒童的權利、支持墮胎的權利，以及所謂消除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歧視。

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大肆佔領美國政治版圖、控制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領域之後，魔鬼通過學界與輿論影響法律制定和實施的能力已經空前強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在美國生活中，神無處不在。這個國家的箴言──「我們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僅出現在美國國歌的歌詞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紙幣上。美國的《獨立宣言》將神稱為造物主，並認定我們的人權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美國所有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和法官，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要在最後說「請神幫助我」（so help me God）。總統演講的最常見結尾是「神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學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將美國描述為「在神之下的國」（One nation, under God）。

這些傳統有的持續了二百多年，幾乎與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始終，但在過去六十年間，卻不斷受到共產主義追隨者的挑戰。

前文提到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掉在美國公眾場所的「（摩西）十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2001年，該組織要求強行移除位於州法院圓形大廳裏的「十誡」石板，他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位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審理此案。此位法官寫了76頁的判詞，做出了有利於該組織的判決，其理由聽起來十分荒唐，比如他說圓形大廳莊嚴肅穆的環境、石板後的壁畫和人工瀑布所營造的神聖氣氛是他要移除「十誡」的理由，還說石板斜著放置，彷彿一本打開的《聖經》，這讓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馬州在推動、認可或贊成基督教」。[15]

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開始，也不是結束。早在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禁止在公立學校的課堂裏出現「十誡」。該判決引發了在全美移除「十誡」的潮流。該組織甚至在猶他州宣布，如果誰發現了仍存在的「十誡」，向該組織舉報即可獲得獎勵。[16]

美國一巡迴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決，禁止公立學校的「效忠宣誓」，因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這一判決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這種較量一直在進行，從美國國歌、國家箴言、效忠誓詞、學校禱告等等，都在無神論者或左派活動人士的攻擊下。

這裏需要簡單說明的是，「神」在上述場合出現的時候是泛指的神，獨立宣言中稱為「造物主」。每種宗教都有自己對造物主的認識和定義，因此「神」這個字本身，並沒有在宣傳某個特定的宗教，也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試圖在法律上禁止讚美神這樣的極端情況在一個具有深厚信仰的國家的出現，深刻揭示了魔鬼對法律領域滲透的嚴重程度。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美國的國父們在制定《憲法》的時候確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其中司法權原本是權力最小的。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

在最高法院關於「效忠宣誓」的案件審理期間，民調顯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內容。而國會416票對3票、[18]參議院以99票對0票支持「效忠宣誓」，顯示出民意代表們所反映出的真實民意。[19]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和民選的總統，任期從兩年到六年不等，之後便要重新選舉。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麼總統和議員能夠倒向左派的空間有限（譬如當主流民意反對「同性婚姻」時，無論參選官員如何想支持共產邪靈的「同性婚姻」計劃，實施起來都相當困難），如果過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選下台的危險。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聽取民意，任期為終身制，一旦任命通過就可能工作長達30年甚至更長。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響這9個人的決定，比影響主流民意要相對容易。

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案，而法律條文又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過法律改變社會，改變憲法就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在美國，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這是相當嚴格的規定。

因此，進步主義者的策略不是修憲，而是通過解釋憲法，來改變憲法文字的原始內涵。他們將憲法視為一個「活著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並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這種做法實質是在變相顛覆憲法，也等於是在違反憲法。

神的誡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則，憲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擊下傷痕累累。因為大法官的判決是終審判決，連總統都要遵守，因此美國國父們提倡的民眾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權分立」有滑向司法權一家獨大的傾向。這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義」，賦予了大法官部份立法權甚至行政權。

自由派大法官給美國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而且難以清除。現實情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過判例下令公立學校和公共場所、公園移除「十誡」；重寫刑事訴訟程序；加稅；承認墮胎權、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圖片的權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義」和自由派大法官成為被共產邪靈利用而實現其主張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左派的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此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

在沃倫做首席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裁決，包括裁定公立學校禱告違法。[20]另一項裁決則是全面允許淫穢信息的出版發行。[21]

美國學者菲利斯?施拉芙麗（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義者──如何終止法官暴政》中給出統計資料──從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項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禁止淫穢信息的判決。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沒有簽名，而且大部份只有一兩句話。換句話說，大法官們無法論證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後，好萊塢在1966年從製片法規中去掉了對淫穢信息的限制。之後，各種淫穢作品爆炸式增長，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這裏需要簡要說明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原本是指表達政治意見的言論自由，而非出版色情製品的「言論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當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來的時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廣泛批評的畫面，其記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畫面，並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裏。[23]

大麻是聯合國禁毒公約中嚴格管制的毒品，濫用大麻會使人產生幻覺甚至威脅生命。在美國，1996年起加州允許大麻作為處方藥劑，許多州予以跟進。到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通過所謂「法律」，允許大麻用於「娛樂」（即「吸毒」），在這兩個州內，種植、生產、銷售大麻給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將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將於2018年7月1日實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給人的身體造成重大傷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賴。當毒癮發作時，人可以為獲得毒品放棄一切道德底線。但是，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認為，只要大麻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就可以有效減少非法毒品的流通，並可以通過合法化來加強毒品的監管，抑制與毒品相關的犯罪率。

許多州通過大麻合法化，也期待著毒品能夠給政府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入。但我們不難想像，當人依賴毒品而無心工作的時候，社會財富的創造必將大大減少，由此引發的健康問題大大增加，又何談增加政府的收入呢？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更何況，評價一件事情的對錯不該以經濟效益，而該以神的標準來衡量。按傳統道德標準，人的身體是神聖的，西方宗教認為是「聖靈的殿」，東方認為只有人體才可修煉提升為佛、道，吸毒是敗壞、褻瀆神仿照自己形像造就的人體，乃是墮落敗壞的行為。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在美國，推動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進步主義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參議員致信美國國務院，要求調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會在其它國家推動「進步主義」，顛覆「保守主義」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進一步讓人喪失自我控制、遠離神，以及製造社會混亂並使經濟下滑，從而讓共產邪靈操控政治權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聖經?創世紀》中講述了索多瑪（Sodom）城的毀滅。其深重的罪惡之一就是同性戀。因此Sodom這個城的名字，已經演變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戀」行為。只要對《聖經》稍有常識，都知道這是違背神的誡命的。

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個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個自由派法官加上搖擺法官）、4票反對（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當時的總統隨後將白宮的推特圖象改為象徵同性戀的六彩顏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也讓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個州都無法執行他們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羅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職員出於個人信仰原因，拒絕向同性婚姻雙方頒髮結婚證書，並拒絕服從必須頒發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獄，被處以5天監禁。[27]這一裁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憲法賦予她的信仰自由權。司法裁決被擺到了比神的誡命更高的位置上。

當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後，前阿肯色州州長、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克?哈克比稱，這是一個「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麗列舉了9項法官對道德的侵蝕。它們是：1. 重寫憲法；2. 禁止讚美神；3. 重新定義婚姻；4. 侵蝕美國主權；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養女權主義；7. 嚴重阻擾法律的執行；8. 干涉選舉；9. 加稅。

截至2017年，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已經正式認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挪威、丹麥、芬蘭、瑞典、葡萄牙、比利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令人觸目驚心。[29]法律可以體現道德，反過來也影響大眾道德的走向。將有違傳統道德的行為合法化，等於是政府和法律教導人違背道德、違背神的誡命。

另一方面，在所謂「政治正確」的影響下，社會大眾、民間團體，尤其信仰團體對社會亂象的批評被上升到政治與法律的層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為被合法化後，評論與批評此事很容易被指控為違反法律，比如性別歧視。這樣的法律成為變相鉗制人們進行道德判斷的藉口，等於為同性戀張目，讓人無限度地放縱慾望，走向墮落。

（6）推卸個人責任

傳統的宗教都是重視個人責任的。《聖經?以西結書》以一個父親和兒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壞，他們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不因為有父子關係而對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這裏談到的就是個人責任的問題，正如《聖經》中所說：「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中國人相信善惡有報，道理類此。

「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個人有選擇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權利和自由，也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就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這就是正義的原則。而自由派的法官們卻鼓勵人推卸自己該負的責任，把責任歸因於社會環境，比如以經濟、種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為說辭，讓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在自由主義影響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門刻意限制執法部門的正當權力，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共產邪靈的最終目的是以此造成國家機器的癱瘓，藉以製造社會動盪，為擴大政府權限製造藉口，或伺機發動政變或革命。

很多州通過了極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護州」法令。比如某「庇護州」禁止聯邦官員拘捕當地監獄裏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進行拘捕，並禁止地方執法機構與執行移民法的聯邦特工合作。

對犯罪分子的庇護令給公眾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槍手薩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該市保護令被三藩市監獄釋放，而聯邦移民官員則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將其驅逐出境。薩拉特當時已經在美國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搶劫、槍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護，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三藩市街頭。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時，三藩市警察局將他釋放，幾個小時後，他槍殺了一名在三藩市漁人碼頭散步的女子。

在對罪犯定罪的時候，對檢方要求極嚴，表面看是在保護嫌犯的合法權益，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讓犯罪分子鑽法律的漏洞。特別是狡猾的、有權勢、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師出面辯護的，訴訟過程需要長年累月的時間、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將其繩之以法也非常困難。

隨著「性解放」思潮的擴散，法院引用所謂的生理學與性學研究結果，說明性侵害後果不嚴重甚至無害，以此輕判性侵害犯罪行為的案例數量相當驚人。[30]

還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釋放，名義上是經費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權利，但實質上是為了「政治正確」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壞社會安定，為未來政府擴充權力埋下伏筆。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對罪大惡極之徒施以相應的懲罰，殺人償命是自古以來的通則，但有的國家、州卻以「人道」、「寬容」、「尊重生命」為名廢除死刑。

在變異的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衝擊下，一些人總是熱衷於關注罪犯的「權益」，無論他們犯下多麼凶殘的罪惡，也要為其權利吶喊；而面對罪行的受害者，這些人反而默不作聲。如果一個兇徒無論如何殺人放火、謀財害命而不用償命，還可以由納稅人供養終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這對死去的冤魂、對那些受盡屈辱與痛苦的當事人和家人，又何來公正可言？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90年代魯賓（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3,000個城鎮二十年間的犯罪資料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3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變異的法律對反道德行為極其寬容、放縱的同時，又對社會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極其嚴苛，如對家長管教孩子限制很嚴，弄得家長都不能管教孩子，實際上等於讓孩子從小沒有家教，放縱自己魔性的一面，以「愛護」之名毀掉很多孩子的未來。

將法律的「自由」內涵與強制性都推向極端，是魔鬼變異法律、毀掉法律神聖性與合理性的一個重要伎倆。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當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國憲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見的條文時，他們就轉而從外國的法律中找依據。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為法案，卻在憲法中找不到相應的條款，於是在勞倫斯訴得克薩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國的「權威機構」的條款，稱其為「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人類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份」，而授予同性間性行為「自由」。[32]該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廢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間性行為的法律。

共產主義思潮以各種方式席捲全球，亞洲和歐洲社會主義化的傾向已經極為明顯，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嚴重，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許多國家都是沒有社會主義頭銜的社會主義國家。加拿大也無法獨善其身。

隨著商業擴張和全球化的推廣，美國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國家綁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國際慣例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產主義的因素引入美國，而那些因素又會通過判例改變美國憲法精神，這是非常危險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違反美國憲法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龍頭，如果連美國都不能保守傳統底線，那麼全球都將沉入共產主義的泥淖中。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上述種種法律亂象的出現，說明法律已經遠遠偏離了對神的教誨的遵從、對道德信仰的遵從。那些匪夷所思的反傳統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過與執行，說明法律的傳統道德根基已經被魔鬼動搖，這個社會道德已經處於全面危機之中。反傳統的法律把惡的行為合法化和常態化，等於為邪惡大行其道打開了大門，甚至於是打開了罪惡大門而關閉了從善之門，把社會引向歧途，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沉淪和毀滅。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權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也將導致政府干預的加強。

變異的法律將繼續摧毀傳統信仰，其最終結果將會把社會引向極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社會，也只能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專制的體制才能將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將成為魔鬼敗壞人的強大武器，人類將無時無刻不在魔鬼的牢籠與枷鎖之中。面對此困境，人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進行反抗，拒絕執行法律；或者改變自己的道德觀念，順應變異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則法律形同虛設。正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34]同時社會出現抗爭、震盪與撕裂，而對法律的不同態度也將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爭鬥，帶來政治不穩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強。如果是後者，則會導致傳統道德被不斷拋棄，社會道德下滑，法律則會更加變異，甚至變成「惡法亦法」而無人察覺。

如果走到這一步，無論社會大眾如何反應，最終都將落入魔鬼的陷阱，難以逃脫。

《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曾列出了共產黨滲透美國的45個目標。我們將抽取與法律有關的條目，並一一比照現實。

第16條，用法庭的技術決定削弱美國的重要機構，稱其活動侵犯了民眾的權利。

第24條，廢除所有關於管治淫穢信息的法律，稱它們為「言論審查」，侵犯了言論和出版自由。

第29條，質疑憲法，稱其不足、過時、無法適應現代需要、阻礙了世界上國家間的合作。

第33條，廢除所有干涉共產黨機構運作的法律法規。

第38條，將一些逮捕人的許可權從警察手中移交給社會機構。把所有的行為問題視作精神錯亂並只有精神病醫生才能知道如何處理。

第39條，控制精神科職業，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強行控制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目標的人。

第45條，廢除康納利保留權（Connally Reservation，也稱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國可以決定某個案子是否適用美國國內司法管轄權），使得美國無法阻止世界法庭擁有對美國國內事務的司法管轄權。讓世界法庭管理美國國內事務。讓世界法庭管轄類似的國家和個人。

對照現實審視上述目標就會發現，這些目標幾乎已經或將要被一一實現。共產主義通過法律手段蠶食美國司法的現狀觸目驚心。

無論在原教旨共產黨國家裏基於仇恨的法律，還是不斷被漸進共產主義逐步蠶食的西方法律，都喪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傳統的道德。

如果我們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不能以神的誡命為最終善惡的標準，我們就只能在共產邪靈的侵蝕下喪失司法獨立和道德底線，並最終聽任被共產邪靈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擊善良和縱容邪惡，不知不覺中執行邪靈毀滅人類的最終圖謀。儘快擺脫邪靈的控制，刻不容緩。#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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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9/184253.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一章 藝術篇：從讚美神到褻瀆神

目錄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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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詞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鑑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燄，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裏，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像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像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借助人去描繪醜惡骯髒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秘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屍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它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它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裏，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向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裏，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5]

與無調性音樂相比，搖滾樂的負面效應更大。有人曾經統計過兩個相似城市的資料，廣播電視大量播放搖滾樂的城市，未婚先孕、輟學、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樂的城市高50%。許多搖滾樂美化自殺，[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鬱的歌詞，都可以被看作鼓勵自殺，而且年輕人聽多了搖滾之後去自殺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7]聽了搖滾樂按照歌詞描述的死法自殺的青少年並不少見，搖滾樂手陷入抑鬱、濫用毒品甚至自殺更是一個普遍現象。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負面例子是納粹國家電影《意志的勝利》。該宣傳片（儘管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辯稱她所拍攝的是紀錄片）藝術手法高超。它展現的宏大場面和力量，使得觀眾對其背後傳遞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許多首創的拍攝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響了諸多後世電影。它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起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被稱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2003年，英國《獨立報》評論說：「《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藝術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和魔鬼為甚麼要變異人類的藝術。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由於藝術對改變社會具有巨大的作用，共產邪靈利用和控制藝術作為其「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毫不奇怪。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力量，因此以藝術作為給人洗腦的方式，把所有的藝術形式都變成了洗腦工具。許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將軍、演小品的將軍，認為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拿過槍、指揮過戰爭的人怎麼配做將軍？而實際上，中共認為這些人在推行和維護共產邪教上，起到的作用與軍隊同樣重要，甚至是軍隊所不可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授予他們軍銜，也是符合共產黨的原則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9]

共產國家的文藝演出，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這種對內對外的宣傳和洗腦所起的作用是軍隊無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奧運會耗巨資的盛大開幕式、朝鮮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蘇聯的芭蕾舞團，都是服務於黨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個所謂「中國：一個國家的藝術」系列中國文化節，居然把宣揚階級仇恨與共產暴力革命的經典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搬上了國際舞台，給外國人「洗腦」。

如果有正統的、貼近神的藝術或者弘揚人類傳統價值的藝術同時存在，洗腦「藝術」就會被識別並失去洗腦功效，甚至無法生存。這就是為甚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對藝術和出版行業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10]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稱：「藝術抗議並超越現存的社會關係，它顛覆佔統治地位的意識，也就是日常經驗。」[11]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ô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12]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從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開始，藝術家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一個個藝術運動接連出爐。不同於傳統的流派，這些藝術是一場場斷裂式的「先鋒運動」。「先鋒」（Avant Garde）一詞最早就是被社會主義學者運用於藝術理論，作為與「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鋒。

19世紀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場。從此，現代藝術家們開始了不顧傳統繪畫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結構、透視、明暗過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點彩派）與後印象派相繼出籠，分別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為代表，兩人都有社會主義情結。梵高過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畫作就彷彿是吸食毒品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和觀眾溝通的媒介，作品中帶有創作者想要表達傳遞的信息。文藝復興巔峰時期的藝術家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善和美；現代派藝術作者放縱自己的主思想，讓鬼和低靈控制自己的大腦，他們本人常常是瘋瘋癲癲的，其作品傳遞的信息是陰暗、負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畫家的許多畫作帶給觀眾的就是朦朧灰暗、陰森頹廢、無理性的感覺。

印象派之後是表現主義和野獸派，再後是由畢加索領頭的立體主義。1944年，畢加索登報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為何成為共產主義者》文中說：「我加入共產黨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邏輯的一步，這給了它們意義。」「在被壓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繪畫，還要用生命去戰鬥。」[13]畢加索鼓吹打破傳統畫法，每樣事物在他那裏就像一塊軟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異，他就越滿意。製造怪異的過程，就是不斷破壞畫面的過程，使之達到一種讓人看後不得其解的狀態。就連和他一起創建立體主義的現代派繪畫者都不喜歡他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認為他在「吞油噴火」。[14]

立體派成員之一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又發展出「達達主義」，以展出現成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藝術的顛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導向了「任何東西都可稱為藝術」的理念。德國「達達主義」的行動綱領更是與共產主義直接掛鉤，宣稱：「在激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一切富於創造的男女實行革命的國際聯合……立即取締私有財產，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類。」[15]

達達主義對傳統的狂熱批判，在法國演變為超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共產黨人布勒東（André Breton）。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對一切理性、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壓制」，這代表了當時歐洲現代藝術的典型觀點。

其後不斷更迭的藝術運動還包括抽象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抽象主義表達的是情感強度，反映反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內容。到後現代主義那裏，公認的事實、常規、推理和道德觀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還有直接褻瀆耶穌和聖瑪利亞的所謂「藝術」作品。[17]

現代派藝術家並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為人類理性和生存的出發點。這些「主義」一旦得勢，就呈現出滾雪球效應，最終基本上將古典藝術徹底邊緣化了。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各種現代藝術的出現及其後來的發展，以醜為美，徹底顛覆了傳統審美觀，甚至達到了觸目驚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馬塞爾?杜尚在小便池上簽名，以「泉」為題在紐約展覽，雖然當時被拒絕展出，這種「惡搞」卻被後來的藝術家和藝術院校認為具有「開創性」。至此架上繪畫空前地被否定，裝置藝術隨之興起。伊弗?克萊恩（Yves Klein）於1958年在巴黎依麗絲?克雷爾畫廊舉辦一個名叫「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無物的四壁。

德國先鋒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個頭部塗上蜂蜜和金箔，懷抱一隻死兔子念念有詞三個多小時──《怎樣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博依斯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有一次，一個人實在忍無可忍地質問博依斯：「你講了太陽底下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講藝術。」博依斯平靜地回答：「我認為太陽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是藝術。」

現代主義藝術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裝在90個小罐子裏當做藝術品出售，名為《藝術家之糞》（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個大便罐頭在倫敦以182,500英鎊售出，相當於差不多20.3萬歐元，是當天同等重量的黃金價格的數百倍。他還直接在脫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簽名，給那些讓他簽字的裸女命名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進行展出。

還有女教授脫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畫家用動物糞便亂塗的東西居然還得了著名大獎。中國有的所謂「藝術家」赤身裸體，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讓蒼蠅沾滿自己的身體。這種場景讓人感覺到生命是下賤、醜陋和噁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調查中國「極端藝術」的紀錄片「北京鞦韆（Beijing Swings）」中，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爾德馬?簡納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評論道：「中國正在製造全世界最離譜、最黑暗的藝術。」[19]其實，這是人追求魔性的結果。一些所謂「現代藝術」的齷齪噁心、下流無恥其實早已超出了人類的心理承受極限，「先鋒派」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場藝術領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這種潮流讓藝術界搞現代主義的人如魚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畫家們舉步維艱，嚴格遵循傳統、刻苦磨練真正的技藝的畫家和雕塑家甚至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就在1922年，英國拉斐爾前派及新古典主義畫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於其嚴謹寫實的古典風格在推崇畢加索亂畫風格的美術界受到歧視而自殺身亡，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一句話：「世界沒有大到能同時容下我和一個畢加索。」[20]

魔鬼敗壞音樂的方式也採用類似的手段。正統的音樂符合樂理和規範，音律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調性和調式來自於和諧的自然規律。神創的宇宙是和諧的，人能夠欣賞宇宙的和諧，產生美感，因為人也是神創造的。現代派無調性音樂排斥調式、和弦和旋律等音樂的傳統元素，結構缺乏規範，是對神傳的古典音樂的否定。無調性音樂和宇宙的和諧對立，這也是為甚麼一般聽眾會感到其難聽刺耳。現代派「音樂家」則用其「審美理論」解釋說聽眾的耳朵必須經過訓練，習慣這種音樂之後才能欣賞它。

現代派音樂奠基人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無調性音樂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的「十二音體系」，創造了反傳統的音樂技法。勛伯格的音樂在當時被認為是反德國音樂文化的，是對品味、感情、傳統和所有美學原則的背叛。他的音樂被當時的德國人稱為可卡因：「演奏勛伯格（的音樂）和給人們開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樣的，可卡因是毒藥，勛伯格就是可卡因。」[21]後世的樂評人這樣評價，「勛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種體現，就是他過世後50年，還有能力讓地球上任何音樂廳空空蕩蕩。」[22]

真正使勛伯格被廣泛接受的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音樂理論。阿多諾在其1949年寫的《現代音樂哲學》中，用哲學理論「論證」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達到了音樂創作發展的「巔峰」。這為後世的現代派音樂創作者和批評家廣泛接受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音樂鋪平了道路。[23]此後勛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對先鋒派音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先鋒派浪潮亦對音樂界產生了重大衝擊。

在用現代派音樂破壞傳統之後，「先鋒藝術」用搖滾樂代替了古典樂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美國共產黨音樂理論領軍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開要求打破古典樂和通俗樂的界限，這導致了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後來滲透美國，將古典音樂和傳統音樂擠壓得只剩下一點極其狹小的生存空間。[24]

搖滾樂的特點是和聲不和諧，旋律不規整，音樂中充滿了節拍、情感的衝突和矛盾，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史記》中說，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稱為「樂」，而搖滾樂音樂人的生活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卻是性、暴力和毒品。

從搖滾樂之後，美國出現說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風靡一時。說唱充滿粗口，以毒品、暴力、髒話來表現對傳統和社會的叛逆。[25]隨著整個社會道德的下滑，過去這種被視為「亞文化」的藝術形式已經入侵了主流社會，並在主流藝術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們主要闡述了美術和音樂的現狀。其實，整個藝術界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都出現了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對傳統的創意、手法、技巧的背離的現象，雕塑、建築、舞蹈、裝飾、設計、攝影、電影等等都是如此。許多從事現代派藝術的人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如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本人是雙性戀和無神論者。她反對芭蕾，認為芭蕾是醜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學生用《國際歌》作為舞蹈主題，在莫斯科為列寧演出。[26]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變成主流，和共產邪靈通過其在藝術界的代理人對神傳藝術的敗壞有緊密聯繫，而在表現上則有一種自欺欺人卻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邏輯：即如果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美學理論作為依據，哪怕是垃圾也能成為藝術。

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先鋒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差別，人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僅用藝術讚美神，更通過對「美」的呈現來喚起人心中的「真」和「善」，從而維繫著社會的道德；而各種變異的所謂先鋒「藝術」則在竭力顛覆「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它們在引導人們欣賞「醜陋」。這種「醜陋」喚起人的「魔性」，讓陰暗、頹廢、墮落、暴力乃至邪惡等負面思維主導人，將神所創造的壯美的風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會加以肢解和醜化，甚至直接褻瀆神，從而讓人不僅疏離神，也疏離人自身的內在神性、疏離社會和傳統價值。[27]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文學是一個特殊的藝術門類。它以語言為載體，傳承著神賜給人的智慧，也記錄著人類寶貴的生活經驗。古希臘兩大經典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生動展現了特洛伊戰爭前後複雜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歷史的恢宏畫卷。史詩所歌頌的勇敢、慷慨、機智、正義、節制等美德，成為古希臘文明和整個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鑑於文學對人的巨大影響，邪靈操控其人間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製推廣大量的「文學作品」，給世人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詆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散播對人生的絕望感、荒謬感、虛無感，讓人整體適應魔鬼統治之下的邪惡、變異的污濁世界。文學成為魔鬼統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輸魔鬼意識形態的是共產黨徒宣傳共產主義的各類作品。巴黎公社被鎮壓後，公社委員歐仁?鮑迪埃創作了《國際歌》，叫囂「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揚言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國際歌》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和文藝作品中廣為使用。

在蘇共和中共歷史上，共產黨為了給民眾洗腦，也指使其文人採用相對傳統的技法，表現「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意識」，圖解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出產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蘇聯小說《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都曾經起到巨大的宣傳作用。共產黨把這種風格的作品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把這種文藝的功能概括為「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28]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非常明顯，對此人們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認識。但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類的手段並不侷限於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學破壞傳統。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詆毀神傳給人的正統文明。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邪靈都利用具有邪惡變異思想的文人，創作和傳播扭曲及辱罵傳統文化的作品。在所謂「新文化運動」當中憑著對傳統的惡毒攻擊而一舉成名的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態度是全盤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他借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就是這個魯迅，被毛澤東吹捧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毛還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歐洲，1909年意大利詩人馬裏內蒂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俄國詩人、共產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1913年發表《給社會趣味一個耳光》，也表達了和俄國傳統的文學趣味決裂的決心。

第二，以「表現現實」之名，表現醜惡。文人、藝術家用文學和藝術表現醜陋、怪異、恐怖的事物或場面，最常用的一個藉口是「表現現實」。在他們看來，古典藝術強調和諧、優美、清晰、節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導致表現現實時要進行選擇和加工，作品無法做到絕對的真實。這種觀點實出於對藝術的起源和功能的誤解。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卻應該高於生活，才能給人健康的娛樂和高尚的引導。因此，藝術家創造時必須對表現的對像進行選擇、提煉和加工。一味強調「寫實」，實際上等於抹殺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如果這種絕對的「寫實」就是藝術，那麼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就是藝術，又何必花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培養藝術家呢？

第三，利用文學敗壞道德。邪靈操縱其人間代理人，製造了包括「表現真實的自我」、「自動寫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其目的是讓世人摒棄正統的道德標準，放縱人性惡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國共產黨人、詩人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如此界定這個新的文學主張：「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意圖運用這種自動主義，以口語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聽命於這種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30]

「意識流」寫作與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密切相關。由於受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一些西方作家開始進行「意識流」創作實驗。這類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為中心，情節簡單，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等，呈現個人內心隱秘的思想活動。我們知道，人性當中善惡同在，人在一生當中，要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克制，不斷提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現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著不少惡念、慾望；如果以一種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檢束地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意識呈現在公眾面前，就等於用一個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會。

第四，以「批判」、「抗議」之名，放縱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裏的文人和藝術家，在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視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道德信條為限制和壓迫。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但是他們不是理性地思考和應對，卻以「批判」、「抗議」的名義，走向放縱個性的極端個人主義。為此，他們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懶惰、各種慾望、性的衝動、攻擊性、對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於變異的手法表達所謂「抗議」。但是，放鬆道德的自我約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風雲一時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為很多具有反叛意識的人所推崇。他的長詩《嚎叫》（Howl）描寫了酗酒、性濫交、注射毒品、雞姦、自殘、嫖妓、裸奔、暴力襲警、偷竊、漫無目的的遊蕩、瘋癲等極端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隨著反文化運動被體制承認（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進入各種文學選本，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認自己早年是共產主義者，並表示對此並不後悔。[31]他崇拜卡斯特羅和其他共產獨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戀和戀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學傳播色情。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作品開始露骨地表現色情內容，某些作品中黃色片段俯拾皆是，卻成為受人吹捧的「經典」作品。很多評論家、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吹捧這類作品多麼真實、藝術手法多麼高超。我們知道，傳統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不管以多麼冠冕堂皇的藉口打破這些禁忌，都是在敗壞人的道德。

第六，讓低靈爛鬼通過文學控制人體。過去幾十年來，隨著人類文化的日益複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包括驚悚、恐怖、靈異、幻想等等，邪靈、撒旦操縱的低靈爛鬼可以通過其中部份作品侵襲、控制人的思想，進而控制人體。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變異現象都跟低靈控制人體有關。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學藝術墮落到成為魔鬼的順手工具也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寬了文學對生活的表現範圍，一些醜陋、怪異的現象，人的極端、瘋癲的精神狀態，通過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幾個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因為其寫作題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稱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詩人。現實主義打著再現現實的旗號，開始表現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份，某些作品過度渲染變異思想和不道德行為。一位文學批評家說現實主義是「四足著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義」。[32]自然主義把人的道德墮落歸因於社會環境和家族遺傳性精神病，這就替個人開脫了道德責任。唯美主義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強調藝術的功能在於給人提供感官的愉悅，而不應該承擔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都對人的道德有著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鼓吹藝術不承擔道德功能，無非是為藝術承擔「不道德」的功能打開閘門。不能否認，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創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雖然不能說共產邪靈直接操縱了這些流派，但其中的負面因素顯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後的表現，它們為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做了鋪墊。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都會反映到作品中來。隨著人類道德的整體下滑，作家群體的思想當中負面因素也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創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讓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獄。

結語

藝術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藝術可以歸正人心、提升道德、調和陰陽，甚至達到與天地、神明的溝通。

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像，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洩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與傳統，人類才能重新走上藝術復興之路，重現真正的藝術的美、神聖與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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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30/184270.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二章：教育篇（上）（下）

目錄

引言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1）革命話語佔領美國人文學界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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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和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他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鉗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都幾乎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裏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引用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裏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佔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佔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自稱左派活動家的佔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繫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比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佔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份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像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份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他們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裏﹔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60年代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份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裏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裏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的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份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份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份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份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製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份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佔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道，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雕，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范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甚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地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飢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地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痺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美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做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裏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裏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裏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裏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裏達（1,874次）。[24]兩人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裏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裏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裏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他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屣。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份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佔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佔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裏她寫道，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裏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裏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份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裏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裏進行女性研究或者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團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洛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構「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大學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繫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就有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從哪個殖民者那裏獨立出來？」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甚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鑑」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其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甚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蹟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份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份子比作在萊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hey,ho,ho!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Ideas,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他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裏戈韋塔?門楚：印度女人在瓜地馬拉》（I,Rigoberta,Menchu: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斯坦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裏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度女子在瓜地馬拉的成長歷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裏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對學生心理的影響極大增強﹔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裏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裏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裏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樑。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裏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他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為指導，充實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109條註腳，參考了219篇文獻。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聲稱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

他說：「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顯然他們不覺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6]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內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份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他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裏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甚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繫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裏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47]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猖獗，從19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48]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泛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49]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度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他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0]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份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份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1]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甚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甚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性別身份是指不同於生理身份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份）」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彙報給學校管理層。[52]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抗議校方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儘量避免使用。[53]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六十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裏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採用了非常複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託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衝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複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甚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裏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複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裏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鑑（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採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甚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採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裏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裏，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裏的孩子們。」[7]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製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v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係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誌《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裏，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乾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後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彩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麼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於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繫。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係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乾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傳人類的正統文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師的權威地位，降低了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實是反智、反常識、反教育的。

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聲稱，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索，得出答案。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是人類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豈是年幼無知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探索出來的？這種荒謬的教育思想的真實用意是切斷學生和傳統文化的聯繫。否定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傳承。在這裏魔鬼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魯的《關於教育的七個迷思》分析批駁了七個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包括：（記憶）事實有礙理解；老師主導的教學是消極的；設計和活動是最好的學習法；教知識等於灌輸等。[19]這些迷思大多是進步主義教育遺留下來的，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承傳，變得根深蒂固，成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國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國的例子，可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已經貽害全球。

僅以第一個迷思為例。現代美國教育把傳統的重視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貶低為「機械記憶」、「死記硬背（rote learning）」、「練習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對此每個人都不陌生。盧梭在教育小說《愛彌爾》中率先提出反對記憶和書本學習（verbal lessons）觀點之後，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學家都從不同方向進行發揮和闡述。1955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魯姆分類法」，把人的認知分成從低到高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其中後三種能力因為涉及到綜合運用，被稱為「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備受推崇。我們這裏不擬探討布魯姆分類法本身的優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從該分類法被提出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家就以培養「高階思維」為藉口，越發淡化學校裏知識的傳授。

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是綜合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所謂「高階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布魯姆分類法恰恰為心懷叵測的進步主義教育家、不負責任的教師和懶惰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藉口。

「學生中心」教學法的一層含義是，學生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甚麼、不學甚麼，老師也應該教學生感興趣的東西。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寓教於樂當然是每個老師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兒童知識尚淺，眼界有限，對於甚麼是必須要學的重要內容不具有足夠的判斷力。老師應該擔負起引導學生的責任，使他們不斷超越自己膚淺的興趣和狹隘的視野。一味迎合學生膚淺的興趣，只會造成學生的永久童稚化，這樣的老師是在昧著良心欺騙學生和家長，其實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傾向。美國國家科學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為從約12歲到30歲這段時期，麥克阿瑟基金會甚至走得更遠，試圖論證一個人34歲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體應當負主要責任。

進步主義教育降低教學要求的一個藉口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學大學，不能要求他們達到以前學校的平均水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使教育適應民主社會，是要使從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標準、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摻了水的劣質教育。進步主義宣稱，用更有時代氣息的課程取代沒有用的古典課程，比如希臘語和拉丁語，但結果是大部份學校並沒有引進高質量的與現代生活有關的課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數理化課程、經濟學、現代史等，被進步主義教育青睞的是跟學術無關的駕駛、烹調、美容、事故預防等等。進步主義教育倡導的課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著花哨的外衣，欺騙了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對學校、教師、專家心懷敬意的家長。

孤立來看，進步主義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學方法，對於一些學科或某些教學內容而言，不無用處。但聯繫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具體背景和其效果就會發現，進步主義教育是利用一套說辭打擊傳統教育，從而變異教育並最終毀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高三學生在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當中，殺死了10名同學、1名老師，造成20多人受傷，兩名學生在和警方對峙互射後自裁。慘劇震驚了美國社會，人們紛紛反思，是甚麼造成這兩名學生如此冷血地反社會，竟然對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老師痛下殺手？

留心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學校的主要紀律問題是上課遲到、未經允許交談、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為問題，80年代以後，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為、懷孕、自殺、幫派犯罪，甚至是開槍濫射。這種可怕的趨勢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說開出合適的藥方。

美國青少年道德的變異和下滑是共產邪靈利用其人間代理人有意敗壞的結果。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的作者、美國反共運動的先驅施瓦茨博士敏銳地觀察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美國公立學校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21]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然成了美國學校的指導思想！

神造了人，同時給人制定了道德規範，並規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保障。共產邪靈敗壞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學校裏強行推廣無神論和進化論。在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這種強制方法不難理解。而在美國，進化論也同樣被強制推行。

共產邪靈的代理人在美國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反對在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只能教「進化論」。公立學校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教育無疑造成信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把進化論當成「科學真理」。

除此以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各地法院以「政教分離」為藉口，把閱讀《聖經》等行為從學校裏驅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話題以外，學生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這種言論就是違憲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學校裏，學生被告知不能在學校使用「聖誕節」一詞，因為裏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亞州的聯邦法院裁定同性戀報紙可以在高中校園裏分發，而宗教報紙不行；在1993年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一個小學音樂教師被禁止教唱聖誕頌歌，據稱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22]

整部教育機器的反神傾向再加上幾十年來「政治正確」之風的影響，美國在教材和考試材料方面的審查苛刻到荒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參與考試內容的審核。她驚訝地發現，一個著名寓言的寓意原來是「上帝幫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於其中出現了「上帝」一詞，這句話被改寫成：「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應該自己努力解決問題。」[23]

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一方面以「政教分離」的名義把對神的信仰從學校裏驅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學」的名義，把毫無科學根據、漏洞百出的「進化論」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灌輸給沒有思想準備和抵禦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師的權威，有信仰的家長也常常教導自己的孩子尊敬師長，但被強制灌輸進化論之後，孩子會挑戰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當成一回事，其後果就是學校把孩子從有信仰的父母身邊硬生生地奪走。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學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惡的地方。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書第五章已經闡述了「政治正確」的實質。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實質是用一套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統的道德標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緩慢進入美國學校。時至今日，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裏，「政治正確」幾乎已經取得了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在具體實施當中，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於50年代的《高中的洗腦》（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書的作者魯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諾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種歷史教材，發現這些教材把美國歷史說成是富人和窮人、特權階級和無權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精髓」。這些書鼓吹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全球關懷超越於民族利益之上，最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24]

據報導，明尼蘇達州一個學區2013年採納了一個名為「人人為人人（All for All）」的計劃，把學區的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了「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這裏的「平等」指的是種族身份政治，這種意識形態把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欠佳歸因於制度性的種族偏見和歧視，致力於消除「白人的特權」。該計劃要求，所有的教學活動都以種族平等為出發點，只有具有種族平等意識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才會被僱用。該計劃從幼兒園開始實施，10年級英語課的主題是殖民地化，移民、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級的課程大綱宣稱「本學年結束時，（學生）將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25]

加州於2016年7月通過了新的中小學歷史及社會科學大綱，使得原已明顯左傾的大綱更像左派意識形態宣傳冊。原本應該在歷史和社會科學課上教授的內容，如美國立國精神、軍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顯20世紀60年代的反傳統運動，似乎這才是新的美國立國原則。在家庭和性方面，這個大綱非常反傳統。以11年級課程為例，該大綱聲稱自己的重心為「針對種族、民族、宗教、性少數群體和女性的平等權利運動」，其實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筆墨書寫性少數群體，尤其是LGBT群體首度列入歷史課程，成為11年級歷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調更傾向於支持「性解放」，如在關於愛滋病的部份裏，該大綱暗示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引發了「性解放運動」的退潮。[26]性佔用了過多篇幅，排擠了其它更值得關注的內容，比如一戰，學生能學到的不是美軍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而是美軍士兵發現歐洲的性觀念大快人心。[27]這個極左大綱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引導學生仇恨自己的國家。這個大綱在加州使用，對全國都帶來負面影響。[28]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29]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餘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餘壓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31]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沉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甚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裏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製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對像孤立起來；③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④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⑤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採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33]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甚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34]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國ABC電視台播放的一個節目使觀眾感到極大不安。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死者的遺體，而且讓學生觸摸屍體。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份。[35]此外，毒品預防教育也變得相當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還包括：讓學生寫自己的墓誌銘、設計墓碑、挑選棺材、安排葬禮、寫自己的訃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調查問卷包括這樣的問題：「你願意怎樣死亡？」「你將甚麼時候死亡？」「你認識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嗎？」「你上次悼念別人是甚麼時候？你是哭了還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別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來生嗎？」[36]顯而易見，問題和學習無關，是為了了解學生的人生態度、宗教信仰、性格特點等等，有些問題本身就具有引導性，會對十幾歲的少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說死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可是全國出現了多起上過「死亡教育課」的學齡兒童自殺的案例。雖然沒有證據證明自殺與死亡教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家長有理由懷疑，給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講述太多有關死亡、自殺等問題，會使心理脆弱的學生產生絕望感和憂鬱的心理狀態，最終觸發了他們的自殺。

1976年，斯坦福大學的理查德?布魯姆（Richard Blum）博士進行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發現上過一個名叫「決定」（Decide）的毒品預防課程的學生反而沒有對比組（即沒有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對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間，斯蒂芬?儒爾斯（Stephen Jurs）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比較上過「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和沒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吸煙和藥物濫用的情況。他發現，對比組的吸煙和藥物濫用人數或者是保持穩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都沒有達到教育者預期的目標，其真實目的何在呢？這些課程的真實目的也是把孩子變壞。少年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沒有堅實的道德基礎，新奇的課程內容會引導小孩尋求刺激、走向墮落；同時它們也會把學生變得麻木不仁，讓學生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襲擊、道德墮落等現象見怪不怪，對邪惡的容忍度無限制提高，這跟魔鬼用藝術表現暴力、色情、墮落的動機是一樣的。

（4）淫穢的性教育

在東西方的傳統中，「性」在公眾場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神給人定下的道德規範要求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之內，其它形式的性行為被視為違背神的誡命的淫邪。這就決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離，在正常社會中不可能是一個公眾話題。傳統社會中，對於不到婚姻年齡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並不需要今天的所謂「性教育」。

現代意義的「性教育」是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首先在社會上大規模推行的，目的是藉此顛覆傳統西方價值觀。1919年，盧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擔任文化部長。他在學校裏開展了一項激進的性教育計劃，以露骨的方式指導青少年「自由性愛」（濫交）。[39]

魔鬼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運動顛覆了西方的傳統性道德觀念，一時間性傳播疾病和少女懷孕率飆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們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統中，這種側重於「安全」（防止疾病和懷孕），並且和婚姻無關的「性」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性道德脫離，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盧卡奇式「性教育」的軌跡，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亂性、同性戀等觀念以「常識」和「科學」的名義灌輸給年輕學生，讓下一代在完全背離神的路上「自由」放縱。這些名目繁多、從小學開始的「性教育」已經系統地扭轉了神留給人的性價值觀，包括家庭、責任、愛、貞潔、羞恥感、自我控制、忠誠等。

在具體操作中，杜威的「在實踐中學習」進步主義教育理念恰好成為魔鬼的趁手工具。「專注於孩子」（Focus on Kids），一個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大力推廣的「性教育」課程，推薦教師在學生團隊之間舉辦「避孕套比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將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並將其取下，看哪個團隊首先完成。[40]

根據「你應該驕傲！負責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個疾病控制中心認可、由「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個性教育組織大規模推廣的教程， 學生要進行角色扮演：兩名女生一起開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為」。 「學生主導的學習」──另一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師被告知讓孩子們「腦力激盪討論（性伴侶）親密接近的方式」。對此討論話題，教程中建議了各種肉體接觸和刺激慾望的方式。[41]對大多數心底還保留點傳統倫理的人來說，很難區分這種課程到底是教育還是兒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廣者「計劃生育聯盟」組織是美國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個國家有分會。該組織也是激進的「墮胎權」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國避孕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創立者瑪格麗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憧憬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並前去「朝拜」。她是「性愛自由」（亂性）運動的強烈擁護者，在首次發生婚外情之後，她感歎「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張女性擁有「成為未婚媽媽的權利」，甚至寫信鼓勵自己16歲的外孫女亂性，還說做愛「每天三次比較恰當」。她創立避孕立法組織正是基於自己淫蕩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該組織推出的現代性教育教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邪靈主導的「性愛自由」理念的烙印。

《這完全正常！》是一本銷量百萬、被翻譯成30種語言、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書用上百張全彩的裸體卡通圖文並茂描述了自慰以及兩性和同性之間的各種正常、非正常性行為的動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種避孕措施和墮胎。作者宣稱「孩子有權知道」所有這些信息。[42]該書的主題是，各種性行為都是「完全正常」的選項，不做任何道德評判。

一本廣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訴孩子，有些宗教認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決定這些信息對你來說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是非對錯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基本上有兩大類性教育課程，一類是前面敘述的主要性教育組織大力推動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類是節制慾望教育（不談避孕話題），鼓勵學生節制慾望，將性行為延遲到結婚。

不可否認，社會道德，尤其是性觀念普遍變異；對神的信仰式微；媒體、互聯網上色情資訊泛濫，無一不在拖著孩子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導教育界的情況下，大多數奉行「價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學校不願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誡命作為根本來教育孩子是非對錯。即使節制慾望教育也只能從未成年人生理心智發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懷孕對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貞潔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勸說，當然效果也會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個熱門話題。社會各界的討論都圍繞「安全」這一主題，專注於降低少女懷孕、性傳播疾病這兩大指標。然而學校裏公開教授少年兒童「性知識」本身必然導致和婚姻分離的「性」，違背傳統的性道德。但即使這兩大指標因此下降為零，就真的「安全」了嗎？性觀念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歐洲，確實通過「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懷孕率低於美國。有人對此高興，有人對此憂慮。不論哪種結局，魔鬼都達到了敗壞人類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教條在美國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就是所謂「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眾而產生的自信和尊嚴感。但是美國學校倡導的自尊卻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設計：以自尊為名降低難度》中描述了目前學校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關注自己的分數，而不是關注自己到底學到了甚麼和付出了多少。為了迎合學生的分數要求，教師們不得不降低教學要求和考試的難度，但這只會讓不努力的學生更加不努力學習。作者的同事們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學校如同子宮一樣，是一個隔絕外界的所在，以便學生獲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發展。所有的關注點都是學生的「自我感覺」，只是照顧學生的情緒。[44]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條混淆了原因和結果──自尊是努力的結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感覺良好而成功，而是因為成功而感覺良好。

這種錯誤的「自尊」觀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式教育的副產品，其後果是培養了大批具有「權利意識」和「受害者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的年輕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語言刻畫出這種常見的心態：「我想做甚麼就做甚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甚麼時候做就甚麼時候做，沒有人或事可以阻擋我。」[45]

美國教育以貌似充滿溫情與關愛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培養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只關心自我感覺而不考慮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輕一代，已經對社會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美國建國後很長時間之內，聯邦政府並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會和各州的事情。聯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於1979年。此後教育部的職權不斷擴大，時至今日，教育部對教育政策的操縱權、教育經費的劃撥等方面的權力都遠超從前。曾經對教育擁有很大發言權的家長、學區、州政府，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聽命於聯邦政府的官員，換句話說，家長和學區漸漸喪失了對教甚麼、怎麼教的決定權。

必須指出的是，權力是中性的；權力的擁有者可以運用權力做壞事，也可以運用權力做好事。單純的權力集中不一定是壞事，還要考察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是如何運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達到甚麼目標的。美國教育的權力集中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共產邪靈也千方百計地滲透進各級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層當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做出錯誤的決定，影響面就會很大，並且少數清醒的個人很難與之抗衡。

教育集權化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無法看到教育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其影響範圍。很多人的業務範圍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們的疑惑，但大部份人都沒有時間、精力、資源和勇氣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對政策表示質疑，但手裏沒有拼圖的其它部件，他們面對上級的時候除了唯唯聽命，很難有所作為。[46]每個人都成為龐大機器上的一部份，他們不易看到自己的決策或者行為會給學生或者社會造成甚麼後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當，邪靈此時正好乘虛而入，各個擊破。

此外，教師學院、出版社、教育認證機構、教師認證機構等部門都對教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也成為魔鬼滲透的目標。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本書第九章討論了共產邪靈對工會的操縱和利用。美國的教師工會也成為教育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師工會關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學質量，不把學生的成績與教師的業績掛鉤，而是成了獎勵失敗、保護不稱職雇員的職業組織，讓許許多多想要在教育事業上有一番作為、真正為學生付出的教師成了犧牲品。

特蕾西?貝利（Tracey Bailey）是佛羅里達一所高中的科學老師，1993年獲得總統頒發的年度國家教師獎。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說他很高興他的工會成員獲此殊榮。然而真相是貝利已經退出了工會。她相信大型的教師工會正是造成美國教育失敗的關鍵原因，工會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她說，工會只是保持現狀的特殊利益集團、獎勵平庸和無能的系統的一根支柱。[47]

美國的主要教師工會資金充足、影響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遊說團體之中。教師工會成為阻礙教育系統內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礙。以全國教育協會下屬的加州教師工會（CTA）為例，它有龐大的資金，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來實現其主張。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憲法中加入第174號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許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school voucher）從而自由選擇學校入學。結果CTA大力阻撓該提案。一家漢堡連鎖速食店曾為174號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強迫學校解除與該公司的商業合同。[48]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共產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從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從父母身邊帶走，由社區或者國家統一養育。實現這一點並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變通的辦法，悄悄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共產國家裏，邪靈鼓動學生與資產階級的父母斷絕關係，或者用應試教育延長學生在學校裏的時間，減少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在西方國家裏，排除家庭的影響採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儘量延長學生的在校時間，降低兒童入學年齡，不讓學生把課本和學習材料拿回家，不鼓勵學生把有爭議的內容講給家長聽。

「澄清價值觀」類課程離間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係。比如一個參加「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的家長反映說，「好像家長永遠是被用負面的方式呈現的。故事有可能是關於一個父親和他的孩子，父親總是十分專橫、過於嚴厲，總是不公正。」這些課程的潛台詞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們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時由於法律規定，學生參加某些活動必須首先取得家長的同意，這時學校往往用一些誤導的、模稜兩可的語言讓家長難知其詳。如果家長抱怨，學校當局或學區有一整套辦法拖延、推諉、敷衍，比如說家長不具備教育的專業知識、別的學區都在做同樣的事、整個學區只有他們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長都沒有時間和資源與學校或學區耗下去，而且學校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生過幾年長大也就離開這所學校了，家長一般會選擇息事寧人，隱忍不發。況且孩子是學校的人質，家長不敢過分得罪學校當局，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當家長抗議學校的做法時，學校或者學區就給家長貼上「極端分子」、「搗亂者」、「宗教偏執狂」、「狂熱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標籤。這樣做可以嚇阻其他家長，使他們不敢發出反對的聲音。[50]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前文引用過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國弱智化》一書開篇就指出，針對美國年輕一代的戰爭，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退一步進兩步，必要時妥協，用間接方式達到目的等──引者注）；漸進主義；語義欺騙，即重新定義語詞矇騙對方，使對方糊裏糊塗地接受不利於自己的條件。

施拉芙麗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她在《教室內的兒童虐待》一書序言中說，心理治療式的課程使用了一種特殊術語，防止家長了解課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術語包括：行為調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階批判式思維、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幾十年來，美國的教育工作者製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像「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經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為基礎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學生─老師交互式教學（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單獨看來，有些概念不無道理，但聯繫語境考察使用這些術語的後果就會發現，它們背後的真實目的是抹黑傳統教育，推進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實質，它們都屬於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謂「伊索式語言」、「奧威爾式語言」。解讀這類語言的訣竅在於「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蓋連表面都不太理解；「終身學習」就是掩飾眼下的學習不太成功，其餘仿此。[52]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沒有人敢叫它叛國》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書改革。這次改革把歷史、地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內容都綜合到一套教科書當中。這套書拋棄了傳統教科書的內容、理念和編纂方式，貶低美國英雄和美國憲法，反宗教、鼓吹對個人生活的社會主義式控制。[53]

這套教材因為過於龐大而且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的範圍而沒有受到各個學科專家的關注。很多年後，當公眾認識到問題起而反對時，已經有500萬學生學習了這套課本。現在美國的中小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civics）等變成一門「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後的思路是一樣的。

堅持原來的學科界限，使任何對教科書的修改都變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專家和家長的質疑和抵制。把原來的幾個學科混雜在一起，新編的教材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專家難以對超出自己專業的內容進行判斷，使教科書通過審核、被學區和社會接受變得相對容易很多。十幾年、二十年後，也許會有人發現這套教科書背後的陰謀，開始發聲的時候，學生已經長大成人，老師已經習慣於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經絕無可能。即使有少部份人認識到教科書的嚴重缺陷，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社會大眾聽到，更不可能影響教育的決策過程。如果反對聲音很大，正好趁機發起下一輪改革，進一步稀釋傳統內容，塞進左派觀念，幾輪改革下來，新一代學生已經離傳統隔了好幾個層次，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美國教科書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說是因為知識的更新換代加快，但事實上中小學階段學習的基礎知識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那麼為甚麼還要出那麼多不同的教科書、教科書還要不斷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競爭，為了追逐利潤，不讓學生多年重複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沒錢可賺，實際原因和學科重組的原因相似，都是為魔鬼變異教材提供便利條件。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從上世紀50、6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像走馬燈一樣，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教育質量的提升。1981年美國學生的SAT成績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觸發了《民族在危機中》這個報告的出台，也觸發了教育的「重回基礎」運動。為了改變美國的教育窘狀，90年代之後的幾屆政府都相繼出台了規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緣木求魚、抱薪救火，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帶來更難以解決的問題。[54]

我們相信，絕大部份參與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誠地想為學生和社會做一些好事，但由於受到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常常事與願違，很多這樣的改革從效果上都推進了魔鬼的計劃。正如魔鬼在其它領域的「改革」一樣，魔鬼滲透的教育改革並不期待「畢其功於一役」。改革的成功並不是它的目標，事實上，每一次改革從設計之初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好為下一次「改革」提供藉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層變異，直至徹底讓人遠離傳統。這就是魔鬼「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不要以為到那個時候，人們會為傳統的淪喪感到惋惜。不，當你提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人們只會天真地問：「傳統，那個詞是甚麼意思？」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共產邪靈敗壞教育的目標，在西方是通過進步主義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經過了幾代人逐步達到的。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積澱，但邪靈利用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當時人們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誘導中國人採用了激進的手段，在數十年間迅速割裂傳統，讓人摒棄傳統價值，達到敗壞教育、敗壞人類的目的。

20世紀初， 當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開始腐蝕美國不久，他的中國弟子們也紛紛學成回國，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鋒。利用當時中國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堅炮利橫掃、知識分子急於尋求民族自強之路的善良願望，魔鬼引誘中國人掀起了一場激烈否定傳統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其實是一場文化破壞運動，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新文化運動」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是杜威的弟子胡適、後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以及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中共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在後期也成為這場文化運動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運動以中國傳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端為藉口，將中國的百年積弱歸咎於傳統「綱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張，將傳統文化視作「舊文化」，將一切西方文化視作「新文化」，以「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批判傳統信仰。這場運動成為隨後更激烈的「五四」運動之先導，掀起了徹底顛覆傳統倫理價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時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入侵中國，生根、發芽和壯大奠定了基礎。在教育界，新文化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的提倡下，小學國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話文。這樣，一代人之後，多數中國人幾乎讀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等傳統經典只是學者專業研究的內容，與普通學生無緣，中國輝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擺設。

神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安排了書面語言（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遷移，從而使口語不斷發生變遷。但由於寫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使其保持大體上的連續不變。清代的學生依然可以讀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這使中國文化傳統藉文字而延續數千年不斷。共產邪靈誘騙中國人從語言上斬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和口語合二為一的白話文也使其易於進一步摻雜變異語言，把中國人進一步推離傳統。

中共建政前後的「掃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採用直白的洗腦灌輸，掃盲班和小學一年級學生學的頭幾句話就充份體現「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毛主席萬歲」、「萬惡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這和漸進主義教育在兒童讀物中摻入「海瑟有兩個媽媽」等變異理念，方式上雖有鮮明的對比，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的灌輸。前一種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之後會主動維護中共暴政，在互聯網上謾罵攻擊談論普世價值的人；後一種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以「歧視」為由不允許發言者談傳統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是大中學校園。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強迫他們放棄傳統道德準則，放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採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教授，要反複檢討、坦白，接受同事、學生的揭發、批判，連潛意識中隱藏的「反動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擊」而是「猖狂攻擊」無產階級。當然這比「敏感度培訓」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羞辱和壓力而選擇自殺。[55]

隨後，中共在大學裏開展了「院系調整」，大量壓縮、合併、取消原大學裏的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系，許多綜合性大學只剩下蘇聯模式的理工科，因為若延續民國時期自由的學術氛圍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必然有獨立的思想觀點，這是中共暴政無法容忍的「威脅」。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整個過程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這和魔鬼在西方通過一代人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塞進大學，動作相反，速度差異很大，但效果卻差相彷彿。

中共1958年開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點是：首先，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學生編寫教學大綱、教材。北大中文係60個學生經過30天時間，就編寫了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56]這充份實現了進步教育強調的以「學生中心」、「探索式學習」、「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學甚麼、怎樣學都由學生自己商量決定。目的很明確，就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實質是灌輸反傳統理念），放大學生自我中心主義，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礎。其次，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各學校都辦工廠，在大躍進高潮中師生大煉鋼鐵、開墾農田。連人民大學這樣的純社科大學都辦了108個工廠。這名義上是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實際上是讓學生啥也學不到。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被發動起來，砸碎一切和傳統文化沾邊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詳見本書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運動遙相呼應。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共於1966年6月13日下發大學招生改革的通知，實施「糾偏行動」：取消大學入學考試，大量招收「工農兵」學生。文革中電影《決裂》反映了這種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貧農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夠，但憑兩手幹農活磨出硬繭而獲得入學資格。校長認為：「文化低，能怪我們嗎？不能！這筆賬只能算在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壓迫者）身上！」當代西方就有教授發表論文表示數學考試會導致種族歧視（因為某些少數族裔的學生數學成績比白人學生低）。[57]也有教授發表論文說，按照男生更高的數學水平要求所有的學生，造成對女生的性別歧視。[58]憑硬繭上大學和將數學成績低歸罪為種族、性別歧視，都是魔鬼把學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後中國恢復了高考。從此「高考」成為教育的指揮棒，中小學教育完全以高考為最終目的。大批學生在這種功利教育制度下成為只會考試的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傳統斷絕的學生的頭腦中，是非善惡完全按魔鬼的標準衡量。因此911恐怖襲擊之後，大批學生歡呼；小學生宣稱「長大要當貪官」；大學生賣淫、代孕成為各大學的新「風景線」。魔鬼已劫持了我們的下一代。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教育承載著一個國家、民族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是百年、千年大計。回顧百年來的美國教育，在共產邪靈的滲透和影響下，已經千瘡百孔，家長、老師被限制得無法給予學生很好的教養，本應讓學生們成才的學校成為放縱學生、把他們引入歧途的重要場所。學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與各種惡習、亂象、反傳統與反社會的風潮讓全社會感到揪心。共產魔鬼正在吞噬人類的後代與未來。

出版於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列出的45個共產黨的目標中關於教育的目標是：「控制學校；把學校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的傳送帶；弱化課程；控制教師聯合會；把黨的路線寫進教科書。」[59]放眼美國教育，這些目標不僅已經實現了，而且情況更加嚴重。由於美國的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美國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國家仰慕和效仿的對像，大部份國家都以美國為楷模進行教育改革。美國的教學理念、教材、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影響了很多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教育，就等於改變了全世界的教育。

創世之初或人類文明敗壞時，會有覺者或聖人出世。這些覺者或聖人恰恰是一群被稱為「老師」的人，如古希臘文明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書中，耶穌也稱自己為老師；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名號，其中一個是「天人之師」；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師。他們告訴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與人相處，提升道德。

這些被稱為「老師」的覺者和聖人，是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們的言語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態，成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經典。他們所傳授的價值觀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讓每個個體達到心靈健康的大道。而心靈健康的個體，才是保證社會的健康的基本要素。無怪乎這些最偉大的教育家說出了相似的結論：教育是為了培養至善的品德。

曾被實踐幾千年的東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傳給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經驗和資源。根據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備是評判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人類教育回歸傳統的過程中，古典教育的寶藏值得我們去鍥而不捨地挖掘、學習。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這是美國國父們希望的社會形態。道德高尚的人，會得到神的賜福，憑著勤勞和智慧獲得物質上的充裕和心靈的滿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讓社會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這是那些覺者和聖人──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對今天的人回歸傳統教育的啟示。#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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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1/184287.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在法輪功學員仍然每時每刻遭受著中共的血腥迫害，中國大陸各地民眾在不斷的遭受中共肆意打壓蹂躪，世界各國都在承受著中共病毒（新冠肺炎）侵害的情況下，我們迎來了「四﹒二五」21週年。作為1999年4月25日萬餘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和平上訪的親歷者，看到這場殘酷的迫害至今不能結束，大量的法輪功學員還在被綁架、判刑、迫害致死，幾日來心情難以平靜……

自中共1999年7月20日開始迫害法輪功以來，法輪功學員的悲慘遭遇數不盡！據明慧網的不完全統計，截止2019年7月10日，有86，050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28，143人被非法勞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綁架關入洗腦班，809人被綁架進精神病院，各種迫害案例518，940起。

截至目前至少有4，408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而這只是法輪功學員被虐殺的冰山一角。據最新數據顯示，至2015年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數量就達150萬例之多，其中絕大多數器官供體來自法輪功學員。（截至目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仍在進行著）

2019年6月17日，英國倫敦的一個獨立國際法院經過一年的調查後裁決：在中國，從良心犯身上強摘和活摘器官罪行的事實仍在持續，並且大規模地進行著。該法院認定，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這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罪行。

據明慧網報導，去年年底至今年中國新年（即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間，至少651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騷擾迫害。（其中，349人被綁架，302人被騷擾）另有193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158人被非法庭審，批捕30人，構陷到法院、檢察院184人。有6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據明慧網最近報導，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期間，從2020年1月21日至4月4日的74天內，17名法輪功學員在迫害中悲慘離世。其中，遼寧省有8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這17名法輪功學員中有5人是在中共監獄迫害致死的，1人在看守所迫害致死的。他們生前都被非法判刑遭中共監獄、看守所酷刑迫害。

據明慧網信息統計，1～3月疫情期間70名法輪功學員被冤判，806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

從以上數據我們看到，在大疫當前，國際社會群起追責，要求中共對疫情造成的損失負責賠償的情況下，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仍沒有絲毫放鬆，迫害仍舊肆無忌憚、不擇手段，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暴露無遺。

「四﹒二五」事件已經過去了整整21年，中共江澤民集團由此而發起的迫害法輪功運動也持續了近21年。近21年當中，近億法輪功學員和家人長期被污衊、監控，數百萬學員被中共綁架、關押、勞教、判刑及關洗腦班，被酷刑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的難以計數，數百萬家庭被迫害得支離破碎、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自中共竊政以來，迫害民眾的運動接連不斷，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民眾達八千萬之多。六四屠城、迫害法輪功、香港反送中、以及目前危及全世界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讓世界進一步看清了中共的醜惡嘴臉，認清了中共的真實面目，它就是那個以毀滅人類為終極目的的共產邪靈！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中說：「撒旦對人的誘惑並不是只發生在伊甸園中，今天它仍然以人類意想不到的方式誘惑、恐嚇和毀滅著人。以神的標準衡量，魔鬼已經佔領了我們的世界，這個過程就是人類受到誘惑和脅迫而不斷背離神的過程。這個魔鬼就是共產主義邪靈。」

中國在二零一九年再次被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列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別關注國」，這是中國連續第二十年被列為「特別關注國」。中國有句俗話：「多行不義必自斃」，處在內憂外患、四面楚歌中的中共，已經落入天羅地網，等待它的必定是解體滅亡的下場。

遍及全球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已經激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同仇敵愾，讓世界看清了中共，國際社會有史以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對中共能夠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中共邪靈的圍剿之勢正在形成，中國的民眾也正在清醒，中共正在應驗「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天理，中共的滅亡已經為時不遠了！

「四﹒二五」作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起點，註定了它徹底走向解體滅亡的可悲下場；「四﹒二五」作為法輪功學員以和平方式爭取信仰自由的歷史豐碑將永載史冊！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4/184179.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導）遼寧瀋陽蘇家屯區法輪功學員蘭立華，因送人新年台曆而遭綁架。在瀋陽市看守所被迫害出乳腺癌，遭誣判三年十個月後，被劫入遼寧省女子監獄，目前，染上乙型肝炎，生命危急。家屬多方努力，遼寧省女子監獄稱最快週一（四月二十日）上午放人。

明慧網《蘭立華乳腺癌擴散　家人要人　遼寧省女子監獄推諉》報導了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家屬接到遼寧省女子監獄獄警電話，得知被非法關押中的蘭立華──右側乳腺癌，雙肺多發性癌細胞轉移，雙側胸腔積液，淋苞積液，右側鎖骨上方腫結，腋窩淋巴腫大，頭皮皮下結節腫大，心苞積液……

家屬十分著急，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家屬電話和親人往監獄要求保外就醫，有一個自稱王院長（即王瑩）和警號2105164的警察隔著窗戶接待了家屬，他們態度非常強硬，還是以蘭立華不「轉化」（即不放棄信仰）、不認罪為由，不能辦保外。

然而，四月十七日，監獄給家屬打電話，說蘭立華病情惡化，隨時有生命危險，家屬要求立即無條件放人。監獄說保外還在走程序，並十分心虛的向家屬解釋手續辦理慢，如果辦理期間，蘭立華有任何意外，監獄想推卸責任。

家屬要求見蘭立華，自稱張姓隊長（即副監獄長張靜）說打電話向領導申請，並給家屬打電話說，只能讓蘭立華丈夫一個人見。親屬聽說蘭立華病重，都趕了過來，要求一起見蘭立華，並正告監獄負責人員，如果蘭立華出現意外，家屬會一告到底、追究到底。

家屬並勸他們，人不是你抓的，也不是你判的，但是人在你們這裏出現意外，你們就要負責，不要給別人背黑鍋。監獄負責人員回應，手續正在申請。

家屬無奈之下，又開車前往監獄要人。在半路的時候，監獄給家屬打電話，說讓家屬去皇姑分局附近，帶家屬見蘭立華。

家屬到了之後，一個自稱姓郝的女警跟家屬說，現在疫情期間，不能面見，只能視頻。家屬要求去見，他們態度強硬，家屬擔心蘭立華身體狀況，無奈之下妥協，只能以視頻的方式見蘭立華。

蘭立華十分虛弱，呼吸困難，說話有氣無力，但是非常清醒。家屬告訴蘭立華，要知道自己是誰，一定要回家，信師信法。蘭立華點頭告訴家屬，她都知道。

視頻大約十幾分鐘，然後工作人員說，晚上醫院鑑定結果能加急辦出來，讓家屬週六去司法局辦手續。家屬說，那是公職部門，應該監獄聯繫。他們推脫說，週六、週日休息，要求家屬找人。

家屬為了儘快接蘭立華回家，到當地司法局說明情況，但是被告知，週末雙休，無人辦理，家屬商量了一個多小時，司法局人員最後說，如果監獄讓他們留人，他們就留人。

家屬又給監獄打電話，他們又以沒有電話號為由推脫，家屬質問他們，司法局說你們這有他們的電話號，最後，她們說查114試一下。然後，獄方給家屬打電話說，他們聯繫到了司法局，同司法局協商的結果是，週六把材料以微信或者短信的模式上傳到司法局，週一出結果。

四月十八日，星期六，監獄讓家屬八點到瀋陽醫學院外拿著材料等簽字，簽字以後，家屬和蘭立華打電話，感覺蘭立華越來越虛弱，家屬要求馬上放人，獄方說最快得週一上午。

法輪功學員蘭立華女士，今年四十八歲，家住瀋陽市蘇家屯區紅菱鎮。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把一本精美的台曆送給一賣菜的老者，遭綁架、非法關押，被瀋陽市蘇家屯區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十個月。關於法輪功學員蘭立華被非法庭審和非法判刑的詳情，請見：《送一本台曆　瀋陽善良婦女被非法判刑三年十個月》、《被迫害致命危　蘭立華仍被遼寧省女子監獄關押》、《瀋陽蘭立華命垂一線　遼寧省女子監獄仍拒保外就醫》。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網通訊員上海報導）上海市法輪功學員王秋菊、姚桂珍二零一九年四月底被綁架，被非法關押在上海市寶山區女子看守所，至今已經近一年。

據悉，構陷姚桂珍、王秋菊的案卷已經被移送到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國保警察非法提審幾次，把案卷提交寶山區檢察院被退回，又提交又被退回，又移送到靜安區檢察院。直到現在遲遲沒有消息，以武漢肺炎疫情為由說外面進不來、沒法進行。

據從寶山區女子看守所出來的法輪功學員說：王秋菊被關第七監區，姚桂珍被關在第四監區。17平方的監區裏面住21個人，最多時住26個人，吃喝拉撒都在裏面，沒有給出去曬太陽的時間，一年四季就在這17平方監區裏呆著，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月亮，冬季陰暗潮濕，夏季悶熱蟲蚊叮咬。剛去時，上廁所沒有廁紙，吃飯沒有飯盒，用袋子裝擠出吃，喝水也沒杯，睡覺地上就兩張席子，一個毯子很冷很涼。要會背監規才可以借東西用，直到家裏打錢買，所有用的東西都要花錢買。常年早飯就是榨菜乾飯。吃飯必須蹲著吃，每天除了三頓飯、靜坐四次，就是站著、蹲著、輪流坐著、背監規、看邪黨新聞。睡覺四塊板一個人，地上一個手臂多點的長度，現在睡兩人，人多時擠三人睡。

看守所不許家人探監，家屬想了解裏面人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看守所通知家屬以郵政方式往看守所打錢，每月從裏面扣除400生活用品錢，過年可能會更多些。裏面的人也不知道外面親人的情況，任何消息都不給知道一點。

上海市寶山區法輪功學員姚桂珍、范晚霞2019年4月25日下午，在家被綁架，5月31日，姚桂珍被非法批捕，范晚霞被取保候審回家。

王秋菊今年47歲，家住上海市寶山區顧村鎮萄泉新城小區。2019年4月28日，當地一夥不明身份的人騷擾（估計是當地派出所警察）闖到王秋菊家中到處亂翻，並綁架了王秋菊，還恐嚇其丈夫不得將此事曝光。王秋菊5月31日被非法批捕。

王秋菊2015年7月實名控告了迫害惡首江澤民後，當地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人員多次上她家騷擾，又叫她到居委會找她談話，騙她說叫她去甚麼地方學技術，她回答不去，還恐嚇她：不去不行，610和派出所的人會要來找你等。她的丈夫也遭到騷擾、恐嚇。

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原上海市閘北區法院）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3009號
郵編：200072
電話：02136034666
電話：02136046660
法院法官 電話 02136046660*81550
龔雯 刑庭庭長
芮志平 電話02126120083
楊坤
書記員 祁婷婷 電話26120000*81431
上海市寶山區檢察院
地址：友誼路959號
郵編：201999
電話：02156691990
承辦公訴人 徐旸彪，電話：02136558576

寶山分局
地址：克山路199號
郵編：201900
電話：02156608111
投訴電話：02156608111*50333
信訪電話：02128950081
黃輝 局長
國保處：
總機：0215660811 分機*50334 *50352
電話：02128950349
承辦國保電話：28950344
國保處處長 俞震
承辦國保：
騰斌
徐慈祥 手機13611985843
龔佳俊
董卿
陳印超
李俊
趙峰
劉國真
葉文榮
朱雪殷
沈曉林 手機13611658544
楊躍飛 手機15021600332，電話02128950349
黃明德 15821977369

上海市寶山區看守所：
電話：02166860901
電話：02166860902
電話：02166860219

所長唐敏02128959530
教導員金虹02128959531
副所長顧亮02128959533
副所長王誠02128959533
警長高勤女02156608111*30702
駐所檢察室：
科長呂建偉02166862798
譚啟敏02128959547
徐妙忠
童岳峰02166861828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9/184259.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天津市濱海監獄是非法關押大法男性學員的地方。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由港北監獄更名而來。中共邪黨對法輪功迫害二十年中，天津濱海監獄積極配合，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的酷刑體罰折磨和強行洗腦「轉化」。二零一九年五月至今又進行著一輪瘋狂的迫害。

二零一九年五月天津市濱海監獄在一大隊內（一監區）成立一個「嚴管隊」。到同年十二月份把「嚴管隊」又轉到監獄十大隊（十監區）內。大隊長范 X明、副大隊高佩智、原「嚴管隊」小隊長梁漢文因在迫害中表現積極，現升為中隊長。

「嚴管隊」是為達到使法輪功學員所謂「轉化」為目的，搞人人過關，包括七十、八十歲老人，和患病及迫害中導致身體出現病患治療中的學員，還有即將到期回家學員。

一、具體手段：

1.採取把學員輪流單獨關押在監獄內的「獨居」裏（約1.5x3米長條房間）黑白兩班共計四個包夾（刑事犯罪關押人員）執行協助看管迫害。每日包括長時間罰站、坐小板凳。

2.二零一九年四月前每人每月可以購買物品二百元、四月份改為一百元、五月份禁止購物。

3.對堅定信仰的學員，電話要求家屬配合做「轉化」，不配合的每月規定家屬的會見取消。

4.隊長對堅定信仰的學員使用辱罵、毆打、用電棒電擊等所有暴力手段。包夾負責體罰。

5.限制學員食物數量（每餐0.5到1個饅頭），這還要看施暴者是否高興和心情而定。

6.命令四個包夾兩班監督學員長時間罰站、罰坐時不許睡覺。迫害中的學員每日最多二～三小時能睡。

7.對信仰堅定不向邪惡轉化的學員迫害不止。

二、邪惡程度

當看到被迫害中的學員身體出現極度衰弱擔心出人命時。原小隊長梁漢文喊道：「要死的，不要活的」也要達到目的。

三、迫害後果

1、由於長時間罰站，造成被迫害中的學員出現腿腫、血液淤塞、行動不便、大小便失禁、神智不清、坐上了輪椅。染病被送到監獄內的新生醫院進行所謂「搶救治療」。這樣的學員依然被強行轉化。

2、由於長時間罰坐小板凳等，造成被迫害中的學員出現臀部潰爛。

3、由於長時間精神、肉體迫害，造成即使在會見時，家屬問及為甚麼走路腿瘸、為甚麼消瘦、為甚麼坐輪椅、為甚麼得病，都沒有辦法講出被迫害的真相。

4、現年七十七歲的法輪功學員李少臣，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被天津市紅橋區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後轉天津市濱海監獄非法關押迫害。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凌晨李少臣在天津市濱海監獄內的新生醫院死亡，雙眼未閉。

四、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傳播期間仍然進行著迫害

這次嚴酷迫害連濱海監獄內部人員都說：「這不都瘋了嗎？」現隔離期間濱海監獄分三班，隊長，獄警每班要在監獄內呆一個月，一輪換。迫害仍在繼續著。

基本信息

天津市監獄管理局

局長：王江傑13920038555
副局長：劉潔一13363662601、陳瑞俊13602051066郭煒13820802855
賈永剛13902049957、張桂華13920450300
副政委、政治部主任 馬迎新13752590608
機關黨委副書記：靳朝輝13752634178、蔣琳18622889775

調研員：
劉春生13902192869劉永平13802098040胡亮13602137823
陳志軒15522285296李慧榮13821382299
辦公室主任 王惠13820176651副主任：王愛13752056658、付振旺13512050519、梁喆13164097808
獄政管理處 副處長曹凱13312162 588副處長郭炳輝13388057210
教育改造處 處長閆靜珍13821008788、
警務督察部 督察長張旭光13820156811
副督察長： 賈振志13821668578 、劉松文13920086689
政策法制處 王林平13821660619處長 副處長：薄兆寬13902041617 、楊其森13802058523

天津市濱海監獄相關人員及辦公電話
濱海監獄監獄長（電話62071028）汪春增（一把手）
濱海監獄政委 （電話62071088）劉佩剛 （二把手）
濱海監獄副監獄長（電話62071078）陳福義（現主抓獄政和迫害法輪功學員等業務）
濱海監獄副監獄長（電話62071288）宋春旭（主抓生產──原主抓獄政和迫害法輪功學員等業務）
濱海監獄副政委（電話62071068）李俊嶺 （主抓政工人事等業務）
濱海監獄副監獄長（電話62071098）周國慶（主抓教育財務等業務）
濱海監獄副監獄長（電話62071048）張興濤（主抓行政生活等業務）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2/184294.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網通訊員河南報導）2020年以來，河南省濮陽市中原油田610公安局迫害法輪功學員，以下是一些2020年1月至4月法輪功學員被騷擾迫害的情況。

1、2020年1月22日，河南省濮陽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國保大隊隊長陳順江，惡警沙元魁，惡警桑虎和居委會共十幾人到法輪功學員張桂珍家抄家，誣告說有人舉報，抄走一些真相資料和大法書籍，沒帶人。隨即派兩人盯梢，一出門就問去哪裏。

2、2020年3月10號上午9點左右，河南省濮陽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國保大隊隊長陳順江，惡警沙元魁，惡警桑虎和居委會共十幾人到法輪功學員柏大珍家抄家，誣告說有人舉報出去發真相小冊子了等等。惡人抄走師父的法像、大法書十四本、真相幣兩千多元，還有錄音機、U盤等物品，並帶到派出所4個小時，在邪惡分子的恐嚇和逼迫下，在他們準備好的保證不出去發小冊子的單子上簽了字，才將其放回家。

3、2020年3月11號，惡警桑虎帶七、八個人無任何理由抄了法輪功學員丁繼愛的家，抄走不少真相資料和大法書。接著又抄了丁繼愛兒子（法輪功學員）的家，沒找到任何東西，就走了。

4、2020年3月13號上午9點左右，河南省濮陽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國保大隊分兩撥，對法輪功學員王榮華和其兒子（法輪功學員）兩家同時抄家。中原油田公安局國保大隊陳順江帶四人抄走王榮華家師父法像、真相幣、台曆和護身符等。中原油田公安局惡警沙元魁帶四人9點到法輪功學員王榮華兒子家進行抄家，後來又把陳順江叫過來，總計十人，抄走王榮華兒子家兩台筆記本電腦，一台打印機，54本大法書，300多元真相幣，13本小冊子，十幾本週刊，一萬多元現金，mp3、電子書等等。由於王榮華兒子和媳婦不配合，不簽字，邪惡分子繼續騷擾，還威脅說不算完。

5、2020年4月8號上午，河南省濮陽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國保大隊隊長陳順江，惡警沙元魁、桑虎還有不知姓名的2男3女，無任何理由到法輪功學員張曉君家抄家，抄走一台過塑機。

4月8日下午，法輪功學員陳良雨家莫名其妙的被非法抄家，非法侵入住宅者是陳順江、桑虎、沙元魁、賈大軍，還有不知姓名的2男3女，家人工作用的電腦和打印機及大法書一套、真相資料、真相幣一千元左右，被搶走，同修被帶到油田公安局非法問詢後，一個多小時後回家，威脅說沒有完，還要找她。

6、2020年2月28號下午兩點多，吳寶蘭在居民區發放「武漢肺炎瘟疫 有千金良方」的小卡片救人，被物業人舉報，吳寶蘭被河南省濮陽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大慶路派出所綁架迫害，晚上二十三點多回家。3月5日，劉姓警察打電話叫第二天上午去派出所，至今沒有任何消息。

2020年2月28號下午，吳寶蘭被河南省濮陽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大慶路派出所綁架後，這夥人接著又抄了法輪功學員張金榮的家，當時沒有帶人，共抄走兩台私人筆記本電腦，三台打印機，真相卡多個，不少真相資料，還有兩萬多元現金等物品。隨後還多次騷擾威脅其家人。

7、2020年3月23號上午，河南省濮陽市公安局衛河路派出所說法輪功學員溫風清在講真相時被惡人舉報，把人帶走，下午衛河路派出所到法輪功學員溫風清家抄家，抄走真相幣1200元，兩個播放機還有資料等。當天晚上9點（3月23日）放溫風清回家。

中原油田公安局國保大隊大隊長陳順江　13603839018
中原油田公安局惡警　桑虎　13803934516
中原油田公安局惡警　沙元魁
中原油田管具公司經理張古森電話　13839378098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導）中共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瘋狂迫害法輪功至今，已將近二十一年，迫害邪惡程度，造成的傷害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罕見的。我們從昆明市圓通山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遭到的迫害來印證這場迫害的殘酷性。

雲南省昆明市圓通山煉功點是一九九五年八月，繼昆明市文化館、雲南林業技術學院（原雲南林校）煉功點後，早期建立起來的一個煉功點，地址就在昆明市圓通山動物園派出所門前，俯視山下是始建於唐代南詔王異牟尋時代，距今有一千二百多年歷史的「圓通寺」，派出所就是原「圓通寺」延至山上早年被中共毀掉的「接引寺」。

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多來自周邊政府機關、大、中、小學、企、事業單位、科研部門的官員、公務員、教授、教師、醫生、工程師、工人、農民、學生、個體戶、家庭主婦和街道居民，經常到圓通山學法煉功的約有三、四百人，當然都是人傳人、心傳心，很多人在圓通山與大法結緣後，把大法的福音帶到各地。

煉功點分兩個時間段煉功，要上班的學員早上6：30－7：30；不上班的學員7：30－9：30，大家煉完功後就在一起學法，春夏秋冬，天陰下雨一如既往。每天早上都有學員提前到煉功點打掃衛生，安放好錄音機，時間一到，大家自覺找好位置，整齊排好。煉完功就各走各的；相互見面，大姐大哥稱呼，格外親切，雖不多言，總是一片慈悲祥和。

經常有學員在公園撿到來公園活動的民眾落下的手錶、金耳環、金戒指、錢包等物品交給輔導員，再由輔導員統一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高興的說：以前的雷鋒又回來了。曾經在煉功點蹲坑的國安特務後來講：「煉法輪功的人有知識的人多，幹部多，有病的人多，他們都是些很善良的人，每天只是在一起煉煉功、學學法而已，根本不危害社會……」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圓通山煉功點就被迫解散了。近二十一年來在邪惡的迫害中，近百名圓通山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遭到各種打壓，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知有黃菊美、李健英、周吉昌、徐某某、楊明清、何育華、周鳳英、陳莉華、廖惠芳、馬某某、沈某某、黃雪梅等十二位學員在迫害中失去了生命，蘭穆昌、李健英、譚美瓊、魏雲梅、鄧家鳳、葉保福、楊明清、葉茂、趙晨宇、十三人次被判刑；葉保福、楊明清、葉茂、楊雪梅、高花貫、薛冬梅、廖佳、王美玲（關押）、張文航（2次）等十人次被勞教；周吉昌、王軍、徐某某、黃菊美、葉保福、楊明清、葉茂、魏雲梅、陳慧、鄭明慧、周鳳英、王美玲、呂祖達數十人被關押、抄家、騷擾；目前趙晨宇被非法判刑四年，還被劫持在西雙版納景洪看守所等待上訴。

一、迫害中去世的法輪功學員

1、雲林規劃院高級工程師呂祖達在610、公安、單位不斷騷擾中含冤去世

呂祖達，男，六十八歲，昆明市雲林規劃院高級工程師。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昆明市政府上訪，被單位多次進行批鬥，並逼迫他寫所謂的揭批「保證書」。二零零零年呂祖達因室外煉功，被綁架、非法拘留一個月，回家後，作為「重點」人物監控，中共不法人員經常上門騷擾其老伴賀桂珍，致使賀桂珍不得不經常離家出走、在外躲避。

由於單位不法人員、惡警經常上門恐嚇騷擾，呂祖達長期處於精神恐慌和擔憂老伴的狀態，心理壓力極大，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含冤去世。

2、昆明病退工人黃菊美被看守所迫害致高血壓心臟病去世

黃菊美，女，一九五四年生，昆明市政公司工人。黃菊美修煉法輪功前，身患高血壓等二十多種疾病，是單位有名的老病號，二十六歲她就病退了。由於長年受疾病的折磨，變得性情暴躁，婆媳之間長期不和，家庭關係也很緊張。一九九七年修煉法輪功後，其疾病不治而癒，身體越來越好，從此待人和氣，處處事事都為別人著想，婆媳關係、家庭關係越來越和睦。

黃菊美二零零二年被盤龍區國保警察綁架關押在盤龍區第一看守所，期間受盡折磨，致使血壓增高至280/120mmhg，導致心臟病突發，看守所警察將其送入醫院才通知家人，不久黃菊美不幸去世。

3、昆鋼退休職工李健英從監獄回來體弱疾病纏身不幸去世

李健英（李建英），女，六十多歲，昆明鋼鐵公司生活部職工。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到雲南省委上訪時被綁架，關押在昆明市拘留所十五天。二零零二年五月在晉寧縣盤龍寺掛「法輪大法好」條幅被綁架，隨後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五年出獄後一直身體衰弱疾病纏身，二零零八年不幸去世。

4、從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老教授佘仁澍在迫害中去世

佘仁澍

佘仁澍，女，七十歲左右，雲南省文聯從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教授。佘仁澍從研究佛教到皈依佛教，後修煉真善忍宇宙大法，人生發生了極大變化。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佘仁澍依法到雲南省委上訪，被綁架、非法勞教兩年。在勞教所被迫害致舊疾復發，生命垂危而「保外就醫」。由於長期被610、國保警察、社區騷擾，精神受到摧殘於二零一五年含冤去世。

5、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徐某在迫害中離世

徐某某，男，八十歲左右，原四川某林業局享受國務院津貼的林業專家，退休後到昆明居住。二零零零年，在昆明參加一個學法交流會，與到會的四十多位法輪功學員全部被綁架到派出所，被審訊、作筆錄、照像。二零零零年五月他從深圳獨自一人到北京上訪，返回後遭到派出所的警察騷擾，二零一五年參加起訴江澤民，遭到騷擾，不久突然去世。

6、原煉功點輔導員在精神壓力下突然去世

周吉昌，男，七十多歲，雲南冶金研究所職工，退伍軍人。原來煉功點輔導員，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法輪功開始，不斷受到五華區和盤龍區國保警察傳訊、騷擾；二零零一由於表示堅持修煉法輪功被國保警察綁架關押一個月。在看守所期間，周吉昌遭到羈押人員「過堂」，每天都被殘酷毒打折磨，全身多處被打得青紫疼痛，引起肢體活動障礙。2017年在迫害中突然去世。

中共酷刑示意圖：毆打

7、林業培訓中心辦公室主任楊明清被「禁閉」、「嚴管」致血壓增高、臀部潰爛流血、聽力下降，後去世

楊明清，女，六十多歲，原林業培訓中心辦公室主任。被單位稱為最好的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法輪功開始，由於不放棄信仰，遭到盤龍區國保警察經常騷擾、監控，昆明九九世博會期間被單位夥同公安警察將其與丈夫看守在家中四十五天；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與丈夫到省委上訪被盤龍區國保警察綁架關押一個月，回來又被單位看守十七天；二零零一年由於和丈夫、女兒離家出走，被盤龍區公安綁架被勞教二年加期十天；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與丈夫、女兒在家中被盤龍區國保警察綁架判刑三年；二零一二年再次與丈夫、女兒在家中被五華區國保警察綁架被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因為向世人講真相，被綁架關押二個多月。

楊明清二零一五關押在女二監期間，一進監獄集訓九監區就被投入「禁閉室」四個月，禁閉期間不准洗漱、不准洗澡、不准婦女衛生用水、不准換洗衣服，雙手放在膝蓋上，不得移動，除此之外每天還要強迫聽侮辱法輪功的有關錄音，聲音放到最大。四個月後又在監房被「嚴管」坐小凳子直到出獄，被迫害的血壓增高達200/120mmhg，出獄後雙下肢一直浮腫、臀部潰爛流血、耳朵聽力明顯下降、身體衰弱。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突然含冤去世。

二、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

1、一級教師趙晨宇再次被綁架、構陷

趙晨宇，女，四十六歲，原雲南省昆明市第三十中學一級教師，研究生畢業，被學生愛戴的好老師。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上訪，途中被劫持非法關押三十天。二零零五年七月二日與朋友去西藏旅遊被綁架、判刑三年。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家中被西雙版納景洪市國保大隊警察綁架、抄家。判刑四年，現關押在西雙版納景洪市看守所等待上訴。

2、張晶豔，女，三十多歲，昆明公路管理局職工。二零零二年講真相時被綁架勞教二年，回家後不放棄修煉被綁架到精神病院迫害，丈夫承受不了迫害與其離婚。

3、昆明個體戶王軍被「升堂」、拳腳、棍棒毆打案：

酷刑演示：暴打

王軍，男，40多歲，外地在昆明個體戶。1999年對法輪功迫害開始，王軍曾經多次被綁架關押在看守所，每次在看守所都遭到酷刑折磨，被同監羈押人員「升堂」、毆打。有一次在出外幹活時，被多個羈押人員用棍棒毆打，棍棒都打斷了。

4、原林業醫院副院長葉保福一家3人遭迫害，妻子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葉保福，男，1949年5月生，主治醫師，林業中心醫院副院長。被公安傳訊多次，抄家8次。葉保福2000年4月4日和妻子到省委上訪被非法刑事拘留一次，與妻子因為抵制洗腦班辭職離家出走被昆明盤龍區公安綁架，因不「轉化」被非法勞教2年，延期118天，身心受到極大摧殘。後又因給單位黨委寫信等一家人被綁架、非法判刑二次，葉保福合計被關押13年4個月零29天。累計被單位看守失去自由達283天。（單位不讓退休，2005年被開除工職）；2018年葉保福被關押在省一監期間出現「腦梗塞伴半身不遂」，司法局不批准「保外就醫」。

妻子楊明清，女，1952年7月14日生，原林業培訓中心辦公室主任。被刑事拘留二次，勞教1次，判刑2次，合計被關押9年零2個多月（單位不讓退休，2005年被非法開除工職），楊明清被關押在女二監期間被「禁閉」四個月，後被罰坐小凳子等非人折磨直到出獄，出獄時雙下肢仍水腫，會陰潰爛，耳朵幾乎失聰，一直未恢復，2019年3月8日在迫害中去世。

女兒葉茂，女，1977年5月30日生，勞教1次，判刑2次，合計被關押8年，被公安逼迫多次失去工作。女兒葉茂關押在女二監期間被罰坐小凳子，褲子坐爛。

葉保福80多歲的母親在兒子離家期間，被單位不法人員和當地公安多次上門威脅騷擾後，導致兩次突發高血壓「腦梗」，後去世。

80多歲的岳父在昆明居住時，葉保福夫婦被看守在家中，由於公安警察突然上門抄家，正在午休時的岳父受到驚嚇，高血壓突然發作住進醫院後直到去世。

5、雲南大學副研究員馬玲兄妹兩家6人被迫害，家庭破碎

馬玲，女，1957年10月13日出生，雲南大學退休副研究員。馬玲曾經因在外煉功和到省政府上訪多次被非法關押，2000年七月因為到北京上訪被非法勞教2年6個月，2004年9月21日再次被綁架勞教3年；2014年4月與女兒到朋友家做客被綁架判刑4年。合計被關押9年零7個多月。丈夫張開流，在迫害壓力下與馬玲離婚。馬玲關押在女二監期間馬玲由於堅持信仰被強迫坐小板凳，導致雙腿浮腫，肚子脹，血壓高到200。後於2017年6月15日變成全天勞動，每天收監回監房吃飯後又繼續坐小板凳「學習」，一直到10點20才讓睡覺。

女兒張稷，1985年2月4日出生，昆明市滇池旅遊度假區實驗學校教師。被判刑3年6個月。

弟馬先明，男，40多歲，昆明市煤機廠馬龍分廠廠長。弟媳李瓊，女，40多歲。1999年7月22日午飯後馬玲與其丈夫張開流、弟弟馬先明、弟媳李瓊、7歲的姪子馬清源剛到翠湖公園馬路邊時，就被武警、公安綁架到大客車上，拉到西山二中，被非法審訊、拍照、筆錄，隨後又被拉到官渡區公安局，又被五華區公安接走後到深夜才釋放。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有個姐妹今年六十一歲，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早上七點左右，她上七樓樓頂餵雞，不小心跌在樓頂地上，起不來，出現腦血栓症狀，左邊身體動不了。當時還可以叫家人，但家人在七樓下，聽不見。她用盡右手拿東西，去拍打，用腳踢，貓在叫，雞在飛，但家人也無法聽見，手機又不在身邊，怎麼辦呢？

後來她靜下心來，想起我平時跟她說相信大法得福報的神奇故事，想起我跟她說無論發生甚麼事，都記住求法輪功師父，記住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就大聲的念。

念著念著，五分鐘後，她丈夫真的上樓頂來了，見她躺在地上起不來，急忙打電話給兒子叫救護車。可是樓頂的門是入住後私自開的，一個一百五十斤的病人根本抬不下去。最後只有請消防車架起雲梯，把她送下來。

到了醫院，醫生馬上給她打針，並說兩小時後，她左邊身體可動，就不用動手術。兩小時後，她還是不能動，家人問醫生手術後會不會有後遺症，醫生說會有。於是徵求她的意見，她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家人明白她不想做手術，只好做保守治療。兩個半小時後，她的手能動了，家人看見非常高興。

其實，她在見到家人、醫生、消防車的整個過程都在求大法師父救她，心裏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不想動手術，在醫院也不忘念九字真言。就這樣十天後，她想出院，於是求師父幫她。第十一天早上九點，醫生來查房，她直接跟醫生說要出院，醫生同意了。醫生說，沒有人像她這樣說要出院的，你是第一個，還讚她。

就這樣，第十二天十二點前，她順利出院了。

到家後，她馬上打電話給我，我在下午三點鐘到她家，她丈夫開的門，進屋後，見她手腳麻利，行動自如，一點也不像得過腦血栓的人，只是身體有點虛弱。她把整件事一五一十講給我聽，我聽後非常開心，為她相信大法得了福報、避過大難感到高興。

她丈夫也說他早上開工前從來未上過樓頂的，這天不知道甚麼原因會上去，就看到這一幕，如果不是這樣，他夫人可能就這樣死了或者癱瘓了，這功勞（指她恢復的這麼好）全歸他。我跟他說，功勞你有一份，但最終功勞歸於神佛，歸於法輪功。法輪功是佛法修煉，信大法得福報，如果我姐妹不信大法好的話，沒有求師父叫你上樓頂，你會上來嗎？你不是說你早上從來不上的嗎？為甚麼那天你會上去呢？這一切都是法輪功師父的安排。

後來，他聽明白了，他也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他的兒子、兒媳也做了三退了，全家其樂融融。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醫院沒看好的病，誠念「法輪大法好」好了

〔中國大陸來稿〕我是一位農村婦女，家住在遼寧葫蘆島一偏僻農村，疾病纏身，到醫院看病花去了很多錢。我經常在門口撿到法輪功學員送來的真相小冊子，我很願意看裏邊的小故事，每一本小冊子我都翻來覆去地看了許多遍，覺得法輪功說的有道理。

後來我看到小冊子說的念誦「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解脫疾病，能驅除武漢肺炎（瘟疫），就試著念誦「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走路時念、坐炕上休息也念、燒火做飯還是念。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在不知不覺中我的腰疼病好了，腿疼病好了，腳疼病也好了，真正感到無病一身輕的美妙。

我發自內心的感謝法輪大法給我帶來的幸福、快樂，也感謝送真相小冊子的法輪功學員。多年來到醫院沒看好的各種疾病，只是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切毛病卻都好了。

誠念「法輪大法好」有緣之人得福報

〔中國大陸來稿〕我遇到一個有緣人，她紅光滿面。我勸她三退時，她跟我講了一件神奇的事。她是賣菜的，有一次不知誰發了一份法輪功的真相資料在她賣菜的籮籮裏，她拿回家看了，她相信資料上說的全是真的。她患有糖尿病，尿糖五個加號，藥也吃了不少不見效。後來她按照資料上說的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她就誠心念了。後來到醫院去檢查，發現尿糖突然降了，只有一個加號了。

她感到很神奇，這更增強了她念九字真言的信心。我勸她三退她馬上同意。我說你氣色好，原來你早就念九字真言了啊。她說我現在糖尿病只有一個加號了。她說她還患有風濕病，她還要繼續念。我又給了她一份真相資料後就分手了。

鄰居一看見我就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中國大陸來稿〕我家鄰居開了一家私家糧店，我跟他講過真相，他非常相信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也做了三退。一天他拉來了一代白麵送給了我，表示感謝!我堅決付給了他錢。這時的他開始滔滔不絕的講起了他的故事：有一次，我去拉麵，車突然間失靈了，車閘不好使了，車也斜了，我非常害怕，又趕上工人下班，路上人很多，這時我突然想起來法輪功人給我講過的真相，就喊了起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李洪志大師救救我！」喊完了就出現了這一幕，車橫在了道上，真是好險啊！如果不是李大師救了我，我連車帶人都完了，還能撞死一片人，當時的我非常激動，謝謝李大師！謝謝李大師！

第二件的神奇故事，他去村裏送白麵，遇見了一條大狗，奔來了，想咬，他突然想起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只見這條狗突然就蹲在了那，老實了。還有一次他說買了一個新輪胎丟了，當時想丟了就丟了吧！我就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早上有人又送給他了。

受益的鄰居一看見我就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30/184265.html>

疫情期間講真相的體會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目前中共病毒肆虐全世界，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受到中共病毒的威脅，我們大法弟子如何能更好的利用目前的特殊形勢向民眾講真相呢？我有幾點體會與同修交流。

當下瘟疫肆虐，大法弟子搶人、救人的心情都很迫切，但是無論怎樣都不能表現的過激，還是應該把握住基本的真相去講。我個人覺的基本真相可以從兩方面來認識，一方面就是讓世人明白「法輪大法好」；另一方面就是看清中共惡黨的邪惡本質，退出中共、遠離邪黨。圍繞著這兩個主線，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特別是當前在這個特殊時期，我們更要利用好當前的形勢，講明白這些基本真相。

相生相剋的理，任何事情出現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瘟疫的出現對我們講真相也是有利有弊。邪黨也在利用瘟疫加強對民眾洗腦，利用民眾對瘟疫的恐懼，強化民眾對它的依賴；舊勢力也不可能讓我們順順利利的救人。所以，我們大法弟子一定要透過事態表象去看清本質，針對不同社會層面、不同的人群，把真相講到位，用心去做，讓世人真正明白真相、生命真正得救。

那麼在疫情期間，我們有好多同修都是圍繞著讓民眾念九字真言，遠離瘟疫保平安的角度來救人。如果是對大法認識有一定基礎的世人，在災難面前你告訴他誠念九字真言，他們往往真心接受，這樣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對大法沒有正面認識或者不是很了解，個人覺的講明白真相更重要。我們必須跟人們講明白：為甚麼誠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這九個字就能保平安，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大家可以查閱二月份出的《天賜洪福》的第七頁，在這裏講的非常清楚。

另外「遠離中共就是遠離病毒」這個道理我們大法弟子都明白，但是講真相時也要貫穿到基本真相當中去講，根據世人的接受能力去講，如果見了人就告訴他這句話，他可能接受不了，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揭露中共在這場瘟疫中扮演的角色，幫助世人認清它在這場瘟疫中所犯下的罪惡，讓人們真正明白為甚麼「遠離中共就是遠離病毒」的道理。

這兩個多月來，事態局勢變化多端。二月份僅僅中國國內疫情嚴重，中國國內的民眾人心惶惶，接下來三月份國外陸陸續續病例增加起來，中共開始甩鍋，中國國內的宣傳都是外面有「狼」，國外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唯獨我們這裏安好的虛假謊言。可是浸泡在黨文化環境中的大陸民眾，根本就無法識別中共這些騙人的伎倆，於是或主動或被動的接受中共邪黨的謊言宣傳，甚至於仇視美國、仇視美國總統、仇視民主。在這種情況下，救人真的很難很難。而作為大法弟子，不但要看清邪黨的這些伎倆，還不能因為邪黨的無恥產生氣憤、爭鬥等人心，所以真正救了人，對我們要求是很高的。

我一開始就是因為這種氣憤，導致我一聽到順著邪黨思維的話就急於爭辯，導致別人覺的我是在偏向美國、袒護美國總統，反而偏離了我本來打算揭露邪黨欺騙民眾、掩蓋疫情真相這個初衷。後來我向內找自己的爭鬥、嫉惡如仇、嫌棄鄙視等等各種不好的人心，這些心阻礙我給世人講明白真相，阻礙我真正救人。歸正了心態後，再去講真相，智慧源源不斷。

在這裏舉個講真相的例子，一天，我和以前的同事聊起當前疫情情況，同事還是邪黨那一套，甚麼美國總統叫「中國病毒」是對中國人民的歧視；甚麼美國就是見不得中國好，等等。這時我不為所動，沒有急於表態，等到他說「國外許多國家竟然聯合起來要追責中國（中共），讓中國（中共）賠償」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就問他：「你知道他們為甚麼要追責中共嗎？」他說：「不就是怪我們中國人把病毒放出去的嗎？」我說：「不是怪中國人，而是怪中共政府，是中共政府隱瞞疫情真相，導致疫情擴散到全世界。」

我接著給他分析：「習某某（中共最高領導人）二月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講話時披露自己在一月七日就要求對疫情進行防控。二月三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公開表示，自一月三日起，中國共三十次向美國通報疫情訊息。這就說明最晚一月三日之前，（中共）政府就知道了武漢疫情的嚴重性。可是接下來（中共）政府又做了甚麼呢？十二月三十一日，當地政府通報仍堅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一月三日李文亮等八名醫生因為傳出疫情真相被政府訓誡、封口；一月六日～十日武漢市召開地方「兩會」，當局未作疫情通報；一月十八日，一場配合政府的活動──武漢百步亭社區『萬家宴』開宴，四萬多個家庭參加。活動結束後，疫情大面積擴散。一月二十三日武漢不得不採取封城措施，這距離疫情出現已經一個多月的時間，期間因為時值新年春運高峰，近五百萬武漢人流動到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導致（中國）國內、國外疫情全面爆發，至目前上百萬人被感染，十幾萬人失去生命。而（中共）政府控制不住病毒，卻控制傳播真相的人，不斷有人因發出疫情真相，被公安威脅或拘留；大量公眾號、微博、微信被封號。正是由於中共無視全世界人的生命安危，隱瞞疫情真相，壓制人們對病毒真相的了解，才導致了這場世界性災難。你說別的國家為了自己國家的人民不應該向中共問責嗎？」

同事聽了後若有所思，最後無可奈何的說：「其實（中共）政府封鎖消息是一貫的做法，他們也沒想到這次會惹這麼大的禍。」我說：「這好比一個殺人犯殺了好多次人，沒有被抓，最後一次被抓住了，臨死前還納悶，怎麼那麼多次都沒事，這次出事了呢？中共的本質就是只關心它的權力，全然不顧生命的死活，它就像那個殺人犯一樣，它的殺人本質遲早都會被全世界看清楚。既然中共是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場災難的受害者，那麼我們都有權利向中共問責。」

這次講真相，我沒有像以前那樣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反駁對方，而是抓住重點，切入真相的實質，有理有據，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所以效果非常好。聽真相人的感覺就是：你中共都把全世界人害了，惹了這麼大的禍，再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只會讓人恥笑。

打蛇要打七寸，抓住中共要害去揭露，世人才會看清它：把人殺了，回頭給死者家裏送兩斤點心，還得讓死者家屬強顏歡笑，對邪黨感恩戴德。給他們舉些這樣的例子，才能幫助那些在邪黨文化中泡大的中國人來識破邪黨害人、騙人的伎倆。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30/184271.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師父在《在新西蘭法會上講法》中有這樣一段話，有弟子問：「魔性很強，周圍環境又不好，如何處理？」[1]

師父回答說：「我想這都與你修煉有關係，不是幫你消業就是幫你提高心性，所以你得正確對待。有的人處在很困難的情況中時，因為你們是修煉的人，所以保證對你們都有好處。你們所以認為對你沒有好處是你還放不下人造成的，你覺的對你不公，你覺的他不應該這樣對待你，應該更好的對待你。可是站在煉功人的角度上，大家都那麼對你好，你怎麼修啊？你的心怎麼暴露出來呀？你怎麼提高啊？你怎麼消業啊？不是這個問題嗎？所以你碰到的所有這些魔難，你不要抱著抵觸的心，你一定要正確對待。」[1]

我覺的自己一直都處在問話人這個狀態中，由於不能在法上認識法，認為周圍人魔性都很大，不能從根本上查找自己的原因。現在我明白了，對於外來的一切矛盾，我們都要正確對待，從自身查找不足。

我的父親是一個極其暴躁的人，其實從我個人修煉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矛盾，我的業力怎麼轉化？怎麼提高？但是觀念障礙了我；我認為應該是父慈子孝，所以用這個標準去衡量我的父親──他一發火，我認為是觸及了他的利益，所以我以極其艱苦的方式要求自己。

其實按照修行人的標準來說，遇到矛盾是好事，從中可以提高人的心性，轉化我的業力；從人的角度，父親也是希望孩子好的，站在人的層面，他年紀大了，累了，也有關係。

師父說：「每當魔難來時，沒有用本性的一面來認識，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麼邪魔就利用了這一點沒完沒了的干擾與破壞，使學員長期處於魔難之中。其實這是人的一面對法認識的不足所致，人為的抑制了你們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們已經修成的那部份，阻礙了他們正法。」[2]

我因為矛盾來了總是很煩惱，沒有將其看成真正的好事，障礙了自己的修煉；現在我明白了，所有的矛盾是眾生等著我們救他，我們要把它看成好事，從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轉化自己的業力。

我在家庭中也應嚴格要求自己，現在明白了發生的矛盾都是來幫助自己提高的，包括工作中的，生活中的；所有的生命及周邊的人都在等著得救，我要努力修好自己，不辜負重託。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新西蘭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8/184384.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記者蘇容台灣採訪報導）在台灣一間科技公司任職的李先生是一位工程師，也是一位英文工作者。近日，因在網路上瀏覽到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遭中共活摘器官的文章，心生悲憫，並從天梯書店買到了英文版的《明慧二十年報告》。讀了這本重量級的明慧報告之後，他由對中共義憤填膺到對修煉者肅然起敬，並決定修煉法輪大法。

從關注器官移植風波到從天梯書店訂購《明慧二十年報告》
一次偶然機緣，李先生在網路上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大屠殺》作者葛特曼先生因講述中共器官移植內幕。基於好奇，他訂閱了《大屠殺》電子書來閱讀。後來，李先生關心的不再是網路上的紛爭，而是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活摘器官慘不忍睹的事實。他發現書中案例的信息來源共同指向兩個大衛先生（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和法輪大法明慧網。

為了了解更多在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的真實處境，李先生急著想找一本比較完整、系統地報導書籍來閱讀。循著這樣的線索，他連入了美國天梯書店的網站，發現了這部翔實的著作：《明慧報告：法輪功在中國大陸被迫害二十年》英文版，於是毅然下了訂單。

與此同時，他下班時總忍不住到法輪大法明慧網瀏覽，閱讀了多集還在寫作中的中文版《明慧報告：法輪功在中國大陸被迫害二十年》。讀著讀著，他常常忍不住落淚，義憤填膺直呼：「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殘忍的魔鬼黨（共產黨）！」

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歷史記錄
空運來台的《明慧報告：法輪功在中國大陸被迫害二十年》到了！李先生很快的從頭到尾細細閱讀。他覺得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歷史記錄，有理有據，說服力很強。

李先生非常感動。一個男子漢，每每想起書中記錄的迫害事實，還會止不住的哽咽。他對記者說，「從我的知識背景來判斷，我相信書裏面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的。」

他說：「我每次看到迫害都會掉淚，每次都掉淚。好了不起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像殉道者的故事，這麼多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中國法輪功學員，一定有一個很深邃的信念內涵，使他們連犧牲生命都不畏懼，捨命護衛，我深受觸動，並想修煉法輪大法。」

圖：明慧出版中心發表的《明慧二十年報告》英文版。此報告系統整理並全面概括了法輪功學員為了堅持真善忍而遭受的中共迫害，書中信息全部來自於中文明慧網二十年來收集的數據和一手資料。

找到煉功點
李先生找到本地的一個煉功點，開始學煉法輪功功法和閱讀《轉法輪》，也參加了當地法輪功學員義務舉辦的「法輪功九天學習班」。

李先生很珍惜這部《明慧報告》，因為它記述了二十多年法輪功學員遭迫害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整理的非常好。他說：「這是一部有血有淚的史冊，希望有更多善良的人能閱讀到，一起認清共產黨的邪惡，一起為正義發聲。」

李先生說，他有幸因關心迫害，進而敬仰法輪大法，找到了生命中的至寶、生命的依歸。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7/184222.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我們這個小城市也人心惶惶，到處封路、封小區，保安帶著袖標各個路口把守不讓出入，每家發給一個通行證，帶著通行證兩天出去一次購物，出門戴口罩。外小區的人不讓進來，怕疫情帶進小區，大街上幾乎沒人行走。人們在疫情的恐懼之中，精神受到了很大壓抑。

這樣的環境給我們大法弟子救人、講真相、做三退帶來困難。我們小組有四個女同修，大的七十二歲，我是小的也五十九歲了，這些年我們在法上配合的很好。我們切磋了一下，怎麼樣才能把救人的資料送到眾生的手裏，我們各自出主意，最後決定送戶到門，世人走不出來我們把資料送到家門口。

首先備資料，明慧網上的資料早已給我們準備好了。我下載了資料，資料內容比較全：「疫情兇猛　自保有妙招」、「九字真言小故事」、「不怕瘟疫的人」、「疫情肆虐 如何自救」等等。

我們小區有七棟樓，高的是二十八層，低的是十七層，每棟樓兩個單元，進門上樓下樓都得刷卡，沒有卡進不去樓怎麼辦，這時我就在想先看看地形，如果能進去一個門在樓頂上能不能在那個單元下來呢。先在我住的樓做起，走上樓頂，樓頂平平的通向那個單元的樓頂門，我輕輕的推動那個門，門關的很緊，用勁一推，門「吱嘎」一聲，動靜挺大開了，我輕輕的小心翼翼的走了下來，輕手輕腳的一家不落的把資料粘在門上，同時還請師父加持，讓眾生一個不動的在家等待著真相資料，這棟樓就這樣順利的做完了。

做那幾棟樓時，有的我正走到門口，從裏面就出來一個人，我就可以隨著進去了。有的走到門口看到門有個縫，沒有關嚴。我知道這都是師父在幫我，七棟樓就這樣在師父的加持下把真相資料送到每一家門口。每做完一棟樓時，雖然襯衣已經被汗水濕透了，可是想起眾生能夠得到真相資料，躲過這場瘟疫，心裏就非常高興，覺的一身輕。

幾天下來我打印了三千多份資料，我們小組都送到了每家每戶。

一天，我從外面回來，走到小區門口，見到保安說：你們為了小區的平安，守在這兒，你們真的很辛苦，記住常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保你平安！他嗯了一聲說：有人舉報公安局，說法輪功發傳單，公安局打電話來說各個樓都發現了，說過兩天公安局派人到各個小區蹲點。我想：師父叫我們救人，大法弟子所到之處邪惡必滅。它們說的不算，我們師父說了算。

目前，在這疫情的關鍵時刻，作為大法弟子，我們要聽師父話：「在宇宙中從天上下來的層次很高的那些王，都轉生到中國去了。他的得救會使他所代表的背後那些無量無計的眾生得救。」[1]救一個人，就是救了一個龐大的生命群體。所以，作為一個真正的大法弟子就應該抓緊時間救人，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

註﹕
[1]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十年講法》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前些天清晨六點發正念時，天目看見各種各樣、奇形怪狀、大大小小的邪惡生命像背後有人驅趕似的由西向東連綿不斷的拼命往前跑。我趕緊鎖住目標滅它們。只見前面的立刻成片成片倒地不見了，倒地的姿勢各不相同，啥樣式的都有。可後邊的奔跑並未因此而停止，還在朝既定目標往前擁跑。我發正念不停，它們就一片一片的倒地而死，特像敢死隊，只是數目眾多，而且沒有一個停下來，也沒有一個掉頭往回跑。最後終於把它們徹底滅盡。

發完正念我就想：怎麼這麼不怕死？都是些亡命之徒！這和剛開始發正念時的情形不一樣。那時邪惡也很多，一立掌時就看見它們手舉紮槍於胸前（古代那種槍）一個緊挨一個，一排排的列著陣勢，整整齊齊、氣勢洶洶的往前走，多的一眼望不到邊。可是在正念的作用下，一會兒就支持不住了，倒拖著紮槍往回跑。再後來只要是一立掌就潰不成軍，再往後就沒有了，和今天的不是一類。雖然它們眾多，但不堪一擊，好像都是些異類，不費力就清除了。

三天後再發正念時，天目看見一張大網由西向東張開延伸，一直拉到我身邊停下來，一眼望不到邊，成很寬的條狀，但還可以看到南邊的藍天。我知道這是邪惡張開的網，不能讓邪惡陰謀得逞，於是我抬起右手，一下把網拽在手裏，在手裏緊緊攥著，意念告訴我，化掉它不行，得用神火燒它，但沒看見燒化的結果。

寫出自己層次所見，提醒同修們要重視發正念。請大法弟子在理智智慧講真相、救人的同時，多發正念，修好自己，在最後的階段更加精進，絕不讓邪惡有空子可鑽。

個人所在層次認識，不在法上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9/184257.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們地區參與營救同修的同修忙不過來了，讓我們學法小組分擔一些。於是針對此事，疫情期間，我們除各自在學法在做救人的事情外，整體也在配合做事。

經過律師們多次為大法弟子辯護，看公義論壇上的營救同修的文章，我們學到了很多，基本知道了該怎麼為同修辯護。所有法輪功被迫害案無外乎就是一個罪名「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公義論壇做了非常專業到位的指導。

在請律師的問題上，我們真的依賴律師的話，邪黨打壓律師就很厲害，找律師也相對難一些，也要花很多錢。而且一旦請了律師，親屬或大法弟子就插不上手了，公、檢、法人員會說「找律師去」，背地裏又給律師施壓，律師被打、被抓、被吊銷執照的都有。

其實，有條件的親友都可為當事人辯護，一般可有兩個辯護人。如果兩個都是親友，也可請一個律師，另一個由親友辯護，還可以兩個都請律師。在一個同修被綁架案中，一個同修對另一個同修說，如果我能去，我都願意作為朋友去為同修辯護。沒想到過了不久，那個被抓同修的姐姐說，她去了檢察院，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告訴她：親友可以為當事人辯護。我們明白了，是師父通過他的嘴告訴我們的，作為朋友是可以為當事人辯護的。

這也需要我們去爭取權益，影響公、檢、法的人員，不然有的公檢法人員會認為規定不讓親友辯護，或因怕心而抵觸。例如，當我們為營救一同修找派出所，承辦警察就說：讓當事人的親屬來。我們跟所長說，親友可以為親人代理嗎？所長說不能吧。我們說，你去了解了解，我們也去找找。事實上，已有這樣做的了，給他舉了例子。因為我們平和的帶有請教的語氣，他也挺客氣，問我姓甚麼？稱我某姐。

我跟所長說，國家新聞出版署50號令和公通字[2000] 39號文件宣布《轉法輪》等書籍解禁，合法出版、擁有，不能作為有罪證據；法輪功不是邪教，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公安部認定的邪教中沒有法輪功，為了繼續抓人，所以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就發文（司法解釋中第15條）由上級公安機關自己認定證據。兩高的司法解釋，是兩高踢皮球、棄權，把皮球踢給了公安。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檢察院一次退偵、兩次退偵、有的三次。沒有證據，又不想放人，就造假，有個大法弟子當庭控告警方提供的80%都是假的證據。所長當即說：不，退三次，我們就不交了，不再補充了。我說，下次再去給他送文件（因先前送的，他說沒收到）。

遇見另外一副所長接待，我想換了一個所長是讓我講真相，多救一個人，他聽我說文件想證明的內容，就警覺起來，問我：你叫甚麼名？我發了一念：我就是救你來的，他口氣一下就緩和下來了。轉給所長的文件，他全收下了。

另外兩同修為另一被非法關押的同修找承辦警察，講明當事人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你判了他，他也是無罪的，判無罪的人有罪，使無辜的人受到刑事的追究，打官司打的是證據，你們搜集的假證，你說誰有罪了呢？他連連說，我明白你們的意思。

師父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身邊，看護著我們，看著我們修煉。我想起有一次，一個同修來找我辦一件事，我說小弟能來就好了，她說通知不到。話音未落，有人敲門，門一開正是小弟，同修說一看到他，就知道是師父安排的。

疫情中，一個同修為在看守所的另一個同修看檢方退偵沒有，推電瓶車出門，推不動車，車像被剎住推不動，同修開頭沒悟到，還在推、動動停停，她就說，師父我去幹正事，怎麼走不了，這是不讓我去？那就不去了，回家開門，一看見口罩，哦，原來是沒戴口罩啊，馬上戴上，出門騎車就暢通無阻了。因為那時不戴口罩，辦不了事。師父為我們考慮的多細緻，多周到啊，連忘記戴口罩都要提醒我們，可謂無微不至啊！有這樣的師父，我們有甚麼理由不精進呢？

同修們把明慧網發表的文章《信自己還是信師父》和《仁者之勇》下載下來，拿給沒看到的同修交流，及《常念法輪大法好，為何能治癒瘟疫？》複印給同修和常人看，文章引經據典，談古論今話瘟疫，透徹的講明：常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們的身體心生《黃帝內經》中所說的「正氣」，即正氣內存、邪不可干的內涵。發給常人親朋好友，發在常人網上、微信上，也沒有人對此說「不」的。

「怕心」沒了或者說少了，現在有的當事人不請律師，親友就上，於是出現了姐姐為妹妹辯護，妹妹願為姐姐辯護，母親為女兒辯護的局面。而且親友在公、檢、法各個環節都參與，主動權大多了。我主動去找另外那個準備為親人辯護的親屬，告訴他，我們該怎麼做，一起交流。正念強了，不用別人誰說，這位親屬就去找派出所、國保、檢察院、法官，要求釋放親屬，這是律師不方便做的。

現在律師為大法弟子辯護，親友為當事人辯護，在公、檢、法的各環節進行著。公、檢、法人員有的躲著不見，是不合法的，他們有責任了解當事人有罪無罪的全部事實。如過分，因其不作為，可以請其迴避，請求派敢於擔當的公務員辦事，伸張自己的權利。

中國國內沒有法輪功輔導員、協調人，人人都是協調人，已形成習慣，如有個同修妹妹被抓進看守所，找了幾個律師不適合，有的接了後，又退了，我們學法小組一個同修說：大法弟子唱主角，條件也成熟了，師父要的我們就做，無條件的配合你。她現在積極主動，救人、營救親人，走到哪一步，該幹甚麼，在公、檢、法各環節提出合理的請求等。

至於營救同修中提交甚麼申請、請求，也是講真相的過程。公義論壇等網上下載模板，不但自己家需要，也主動給需要的同修送去，互相交流怎麼做，有的同修利用疫情中在家的時間，為當事人親友上庭辯護，準備了「法律意見書」、辯護詞，雖然還沒有走到那一步，否定它不要往下走，但做好準備，已被非法判刑的，包括正在執行和已執行完出來的，仍可以寫申訴狀，不服判決，繼續證實法，救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親人自己聯繫同修參與意見，給予幫助，或親友直接聯繫公、檢、法主動去做。

疫情期間，助師正法的事也都是師父加持在做，只要我們有願望，師父就給我們安排好了，我們不過動動手動動嘴。同時我們也看到自己沒同化真善忍的不好的人心，修去不同程度的怕心、歡喜心、惰性等等各種執著心，我們知道不是口頭上講信師信法，而是主元神（主意識）、內心深處百分之百信師信法，加緊修煉，做好三件事，圓滿隨師還。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居住在一座教師家屬樓，三十多年了。隨著歲月的變遷，一茬一茬的住戶搬走了，逐漸的又有新的住戶搬入。樓道裏煙頭，果殼、紙屑亂扔，髒的時常下不去腳，物業、社區都不管，更沒有門衛，成了三不管樓。

我是大法弟子，我有責任改變環境。師父也一再告誡大法弟子在哪都應該做個好人。為此有以下幾點收穫向師尊彙報，與同修交流。

一、鄰居在變

我當起了義務清掃工，每次都是從頂樓掃到地下室，隔幾日便清掃一遍。平時看見地上有垃圾，我隨手撿起，把樓道的衛生看作是自家衛生那麼精心。過了幾個月，我發覺樓道衛生有了好轉，垃圾逐漸的少了。

鄰居們都知道我煉法輪功，跟他們都講過真相，基本都做了「三退」，但有一位男教師，看見真相粘貼就往下撕，對法輪功很抵觸。碰見他幾次，都是我在掃樓道。

一次，我想去倒垃圾，正好碰見這位老師上樓，他二話沒說，拿過垃圾袋，邊下樓邊說：「大姐，可謝謝你了，這樓道的衛生都成了你一個人的事了。」今天他竟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打那以後，他再也沒撕過大法真相粘貼。真相粘貼現在都掉色了，也沒人往下撕。到現在，我清掃樓道十多年了，

樓裏的住戶也不斷的更換，鄰居們明白了大法真相，是大法的法力和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感化了他們，也是生命的選擇。

二、你們有法輪功大姐嗎？

我們這棟樓有三個單元，共用一塊電表。過去樓道的燈、門鈴的電費都是學校給交，自打學校搬遷後，這筆錢沒人給交了，也沒人管，到了晚上就抓瞎了，樓道裏漆黑一片，上下樓不方便，尤其老年人根本不敢下樓。特別是家中來了客人，進不了門，門鈴沒電，幹摁摁不響，住戶叫苦連天。

人們只會抱怨，沒人出頭管這種事，我想我是大法弟子，為別人著想，不就是跑跑腿、動動嘴嗎？於是，我去了電業局，找有關工作人員聯繫，他們建議這三個單元各安一個電表，各用各的電。我想，如果採用他們的辦法，住戶多花錢不說，也沒那個必要。我找懂安裝的人諮詢。他們很快的用既簡單又安全的辦法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電業局也很認可。我自費買了一張電費卡，按時聯繫各戶交電費，我再去電業局幫他們交電費。我自費找人修單元門鎖，樓道和地下室的燈壞了，我買新的安上。

我們單元的事情，其他單元的住戶知道了都很羨慕，問道：看你們多省心啊！啥事都有人張羅，這人是誰啊？這麼好啊！回答說：你們有法輪功（學員）大姐嗎？我們有！

三、用行動證實法

我家樓後有個下水井，二零一九年夏，糞便從井口冒了上來，大夏天的真是臭氣熏天，害的人們不敢開窗通風，屋裏熱極了。我自語道：太熏人了，怎沒人管呢，生出怨心了。我馬上意識到這不對，不能跟常人似的只會抱怨，為別人著想，大法弟子得出頭。

一看，原來是我們單元的下水道出問題了。過去都是學校給解決，住戶都等靠慣了，下水道多年沒人清理，糞便滿了，把井蓋鼓開了，所以才熏人。我馬上打電話找人掏井，由於忙，天黑了車才來。流出來的糞便我用沙土墊上，第二天，冒雨找人通下水管道。我沒叫住戶的任何人幫忙，也沒讓住戶掏錢，住戶都很感動的說：「你是我們不是樓長的樓長。」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7/9/185815.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在紐約的長島開店，做自己的生意。這裏是一個富裕的農村，人們都很純樸，真正相信神的人很多，儘管武漢肺炎在紐約比較嚴重，這裏來買冰淇淋和冰淇淋蛋糕慶祝生日的人很多，而且在很多客人的心裏像根本沒有這個疫情一樣。

我還要照常交房租、各種稅收和保險，我的主要的大部份員工已經不上班了，很多基本工作都要我自己做，很幸運的就是我的小提琴老師也是同修，他幫我一起做，媽媽也幫一點，還有當地的愛爾蘭裔女孩子，她也有信仰，所以她明白人的命是天定的，也就不怕這個「中共病毒」。

所以，原來十個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變成四個人完成，挺苦的。本來媽媽的生活很安靜，沒有壓力，被我這個生意搞的，做的很辛苦，開車一天來回就要一個半小時的路程，還有很多法律上做生意要交的錢。因此媽媽想儘快把店賣掉。媽媽對我的各種埋怨，讓我心裏也很不安。

前兩個星期，媽媽在我唯一一件很難徹底放下怨恨的事情上，說了讓我覺的非常傷害我的話，立刻那個魔性上來，媽媽也因為我帶給她的生活而委屈，說要搬出去，跟她的好朋友住。同修勸我跟媽媽說不要出去住，我說：「她這樣在我傷口上撒鹽，她怎麼不跟我道歉，我已經比原來的我好很多了，已經沒有再罵她笨了。我是絕對不會向她低頭的。」就這樣，我們倆有兩天都是在嘔氣的，這兩天自己在學法時，師父的法點悟給我了，師父說：「他們總是和人比，和他們自己的過去比，而卻不能跟法的各個層次的要求來衡量自己。」[1]

師父這一句法，真是當頭棒喝。於是，我放下自己，跟媽媽說：「媽 ，我們沒有這麼大的仇恨，只是我覺的真的很受傷，你也不要搬出去住，我以後不會再發脾氣了。」媽媽說：「你的性格樂觀幽默，單純善良，對人有義氣，付出從不求回報，只知道做事，幾乎不用吃，真好養活，就是這個不能讓人說的脾氣甚麼時候才改得了。」 就這樣，媽媽又一次原諒我，又像甚麼不愉快的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第二天，照常在飯桌上又看見了我喜歡的白水燙青菜。但是，我心裏暗暗下定決心，不管誰再怎麼冤枉我、侮辱我，講話再難聽，我都要明白是來考驗我的。要無漏的修去執著，一定要跟師父回我真正的家。

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重男輕女的。所以，我很要強，學甚麼、做甚麼都追求第一名。追求錢，有錢就可以大方、瀟洒、有面子。我的過去就是這樣苦苦的追求著名利。但一直沒有得到父親的關心，所以特別想得到丈夫的關心，背叛讓我產生了極度的怨恨心。

在修煉的路上，總是伴隨著佛性與魔性。當魔性出來時，情就起作用，就會有委屈的情緒，直接干擾我救度眾生。就是因為有情，才會覺的別人傷害了自己，難受。如果沒有情，只有慈悲，怎麼會難受呢？而佛性出來時，沒有了怨恨，覺的聽到，想起這個情，是反感和排斥的。師父說：「覺者執著心無存，靜觀世人，為幻所迷。」[2]同時，我悟到那種妒嫉和怨恨，也是一種物質。

師父告訴我們：「怨恨心哪，就是養成了那種喜歡聽好聽的、喜歡好事，否則就怨恨。大家想想啊，這可不行的，修煉不能這樣修吧。我一直在講，修煉人要反過來看問題，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時候你要認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來了，這個路我得走好它，這是又要過關了，修煉來了。你碰到好事的時候你想，哎喲，我可不能夠太高興，高興事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煉嘛，你就得反過來看問題。說來了困難、來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擋，你就是拒絕過關，你就是拒絕往上走，是吧？」[3]

通過大量的學法，溶於法中，那個怨恨心一點一點的被解體，認清了追求溫馨的家庭，這是我一直以來固守的觀念。師父說：「其實人除了先天的純真之外，一切觀念都是後天形成的，並非是自己。」[4]

以上交流是個人認識，層次有限，敬請同修慈悲指正。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和時間的對話〉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境界〉
[3]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八年華盛頓DC講法》
[4]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為誰而存在〉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6/7/185407.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責任。師父明示：「大法弟子已經成為眾生得救的僅有的唯一希望」[1]。在師尊的教誨下，大法弟子都在救人路上奔忙。我曾經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舉報，被綁架到看守所，被勞教迫害過，也曾流離失所過。種種迫害和壓力都不能擋住我救人的腳步。在講真相中真切的感受到世人在等待大法救度，只要我們去做，師尊就把有緣人帶到我面前，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

無神論者也相信神佛的存在了

我家樓下鄰居在邪黨謊言的欺騙下曾和她家對門的住戶說：「租房不能租給煉法輪功的（她家對門要出租房）。你看樓上那小媳婦多好，可她煉法輪功！」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去給她講真相。她不是很接受，但礙於情面，把黨退了。

事隔一段時間，我又去她家，我一進屋，她說：「這回我可相信了，我去我弟弟家才回來，我弟弟得癌症了，他們倆口子到外地去檢查，讓我去看家。他們先到北京檢查說是癌症，他倆不放心就又到天津去檢查，下車出站口不遠，一位老者在路邊坐著，就把我弟弟的大腿給抱住了。我弟弟當時一愣，問老者：你認識我嗎？老者說：你不要去檢查了，花那錢沒有用。弟弟看著他，老者說：你是不是製作釣魚竿的？弟弟驚奇的問：你怎麼知道？老者又說：你製作的釣魚竿被人買去釣上一條大魚，是它（大魚）來取你的命，你花多少錢都沒有用，回去吧！」

弟弟和弟媳看他說的那麼真切，只好回來了。她說：「這是我親身經歷的，這回我可相信有神了。」

後來我把《轉法輪》這本書拿去讓她看，她全明白了。她女兒回來看到桌上放著的《轉法輪》書說：「這老太太還挺趕時髦的！還看上法輪功的書了呢！」她媽說：「你們看看這本書，哪有電視上說的那些呀！都是讓人怎麼做好人，怎麼重德、行善的。」

有緣人找真相

一天，我們三個同修去江邊打電話講真相。剛坐在椅子上，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子推著自行車向我們走來，用一種渴望的目光看著我們說：「你們能不能救救我呀？」我趕忙起身問：「怎麼了？」他指著耳朵說：「耳朵聽不見了，上完初中耳朵就聾了。」他還說：「我可鬧心了，你們能不能幫幫我呀？」我趕忙拿出紙筆給他寫了下面這句話：法輪功是被冤枉的，「真善忍」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告訴人如何按「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寫幾句就讓他看，認同的他就點頭，我還寫了：「現在法輪大法已傳遍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三千多項褒獎和支持信函。電視上演的所謂『天安門自焚』都是假的，修佛向善不殺生。」他看後都點頭。

寫到「三退」保平安，他有些異議，我又詳細寫給他：中共歷次運動害死八千萬善良百姓，還把修佛的法輪功學員，至今迫害死了有名有姓的大法弟子四千多人。天理能容嗎？殺人必須償命。你入了它的黨團隊就是它一夥的。當發誓為它奮鬥終生時，就等於上了它的賊船。船沉了，你就為它陪葬了。退出來就等於從船上下來了，船沉與你沒關係了。他明白了，同意退出邪黨的團、隊組織。

臨走時我們給了他兩本真相小冊子並囑咐他：誠心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耳朵就能好，就能得救。只見他走到旁邊一米粗的空心水泥管前，仰望天空發自肺腑的喊了一聲：「啊……」我想也許是生命得救的喜悅吧！

事隔三、四天，我拿著《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出去，看看能不能再遇見他。我們幾個又到那去剛坐一會兒，他和他妻子一起來了。他妻子拿著坐墊把他送到我們那就遛彎去了。他見到我們高興的說：「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好了！耳朵也能聽到點東西了！」

看到他激動的樣子，真為他高興，他得救了！

在講真相的過程中，世人得救後對大法弟子表示非常感謝的例子很多，我都會對他們說：「請感謝法輪大法的師父吧！」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正念〉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6/30/185692.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是二零零九年五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修煉前，我患有四十年氣管炎、鼻炎、咽炎、十幾年的失眠、精神抑鬱、眼睛見風流淚、附件炎、子宮肌瘤等十幾種疾病。修煉後不到兩個月，師父就給我淨化了身體，我感到無病一身輕，到現在十一年過去了，我沒吃過一片藥，也沒打過一次針，沒去過一次醫院，走路一身輕。走路老想跑著走，走多遠都不累，幹一天活都不覺的累，身體特別舒服，感覺自己無比幸福，對師父的感恩無以言表。

師父的無量慈悲和大法的神奇伴隨我走過了十一年的修煉歷程。

有一次我們學法小組計劃去集市救人，一看天要下雨了，其他同修說今天不去了。我說：下不了雨！但是天很黑，我們就繼續學法，學著法我就像有甚麼事似的心急得不行，心跳的簡直學不下去了。我就對同修說：我想去集市！同修說：那就走吧。天陰的很黑，但是沒有下雨。到了集市一會，就給七個人很容易的講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一下明白了是師父早都安排好的，師父把有緣人領到集市等著我去救。

師父時時都在我身邊，大法的神奇事多的說不完，以前都寫過幾次了，就不重複了，就寫最近的事。

去年七月，和妹妹還有妹妹的兒子開車回老家，大約一千多公里路。我倆都是第一次開車跑長途。妹妹從早晨連續開了七、八個小時了，很疲勞，換我開車。不到兩小時我也疲勞了，全身累得很難受，因妹妹開車時我也沒睡覺陪她說話。我叫妹妹把師父講法給我拿來聽，她說：在後面拿不到，孩子睡著了。之前是孩子拿著師父講法在聽。說完妹妹也睡著了。我鼓足了全身力氣在往前開車，開著開著累的我實在睜不開眼睛了，困的馬上就要睡著了，我心裏就求師父：心裏叫了三聲師父：師父！師父！師父！這時我已經就睜不開眼睛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開著車睡著了。在這一瞬間聽見「啪」一聲響，車頭朝右擺動了一下，這時我們仨都驚醒了，我睜眼一看，車正好在馬路中間很正，這時我也一點都不睏了，之前的疲勞、累、睏的感覺全都一掃而光。妹妹說：怎麼了？嚇我一跳！我說：可能是我睡著了，車子跑偏了，是師父把方向給我打正了，把疲勞給我消除了。我就繼續開車前行。到家後好幾天我都是越想越後怕，我站在師父的法像前淚流滿面，謝謝師父！謝謝師父！是師父給我化解了這一難，不然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到老家二十天後，一天早晨我和姑姑正在煉功，她說去廁所，說著她就出去了。我就跟出去。姑姑剛走到院子中間，她突然坐在地上起不來了！我追上去抱她也抱不起來，我倆都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還以為她腿有問題了。我想：「姑姑修煉雖然不到五年，但是很精進，身體很好啊！」我再仔細一看，是院子中間塌方了，過去的老宅子窯洞塌陷下去了。因那幾天老下雨。這時，她的腿和腳陷下去了，我怎麼也抱不起來她呀。我就求師父：師父幫幫我！師父幫幫我！我感到自己立刻有了很大力氣，把姑姑抱上來了。我知道是師父幫我把姑姑抱上來的。我倆剛往前走了幾步，我回頭一看，嚇我一跳！我剛才站腳的地方已是黑洞，不知甚麼時候也塌陷下去了，塌陷的深度都看不到有多深。是師父救了我和姑姑！師父一個月幫我化解了兩次大難，謝謝慈悲偉大的師父。

最近幾年，我講真相是去周邊幾個集市，我們三、四個同修配合，到了集市兩人一組。

二零一九年的年底最後一個集市那天，我們四個同修到集市還沒發幾份資料就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我給他講真相他不聽，他說他就是管這個的。我心裏求師父：不要讓眾生對大法犯罪！我對那人說：大法弟子是好人，你舉報大法弟子對你不好！他說：我不怕！一會就來了四個年輕的警察，其中一個警察說叫我把口罩拿掉，他要給我照相，我說不拿掉。他大聲跟我喊，說：不配合是嗎？我說：我不是壞人！你不要跟我這麼兇。這時一個很面善的年輕警察對很兇的警察說：算了！到所裏再說。那個很兇的警察對我說：走到派出所去！我心想：去就去！到那給你們講真相去，講完了一會就回來。

到了派出所，那個很兇的警察大聲說：坐這！我一看是個犯人坐的椅子，人坐上去以後前邊可以鎖上。我想：那是壞人坐的，我堂堂大法弟子怎麼能坐那上，這不是侮辱大法弟子嗎？我大聲說：我不坐！我不是壞人，我是好人。他很生氣的一邊大聲說：不配合是嗎？一邊氣急敗壞的好像在找甚麼東西要打我似的架勢。有人說不配合給她戴上手銬，當時的架勢很邪惡呀。我大聲跟他們說不配合，我是好人，你們不能迫害我。這時那個面善的年輕警察碰了一下那個很兇的警察小聲說：算了！算了！不叫我坐椅子了。又叫我上裏邊那個小黑屋裏去。我又大聲喊：我是好人，你們不能迫害我，我不進去。

這時他們的態度就緩和了，說大姐你進屋坐著說話。我說不坐，就站這說吧。他們說不迫害你，屋裏有凳子坐著說話。進去後，一個年歲大點的警察也進來了，他叫那幾個小警察都出去。他說：大姐！咱倆好好聊聊。我說：那你把那東西關掉。我看那放個可能是錄像或照像的東西。他說：行！就叫人拿出去了。他說：咱倆誰大呀？我說：你多大呀？他說我五十！我說：我大。他說：大姐！你給我煉煉功看。我說：行！我剛要給他煉第一套功法，他說：算了！先聊聊。咱姐倆無冤無仇的，是吧！好好聊聊。我說看你這人多善良啊，你本性不會迫害大法弟子的。

我就給他講真相。我說：我沒修煉前全身十多種病，啥也幹不了，修煉後所有的病都好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啊。過年了我給父老鄉親發個年畫和大福字，有啥錯呀？你們不去抓壞人，把我抓來幹甚麼？他說：國家明文規定不讓煉呀！我說：你們都上了共產黨的當了。煉法輪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要人人都煉法輪功，不但身體好，倆口子也不打架了，鄰居之間關係和諧了，婆媳之間都和睦了。你說這多好呀！

他說：你說這個我認同。他說：大姐，我問你這東西哪來的（他指我包裏的資料年畫和福字）？你肯定做不出來。我心想：我們大法弟子個個是精英。我說：為了你好，這個不能告訴你。他又問：你是哪個區的？家住哪？我說：這都不能告訴你。他又問：你叫甚麼名？我說：不能告訴你。他說：你不是修真、善、忍嗎？怎麼連名字都不敢說呀？我說：叫我法輪功吧！他說：法輪功是你的代號。你告訴爹媽給起的名。我說：爹媽起的名也是代號。他說：大姐我跟你聊了半天你也不配合我呀。我想師父說：「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1]我說：不能配合你，要配合你了，你把我們大法弟子迫害了，將來法輪功平反了，這就是你迫害我的證據！你可怎麼辦呀？他說：你就別管我了。我說：是大法師父給我們講課時告訴我們不要配合警察，配合你們就把你們害了，我聽大法師父的話，大法弟子都替別人著想。他說：你還聽過你師父講課呢？他當時的口氣顯得很佩服師父。我繼續說：這是大法師父對你們的慈悲。大法師父對你們太慈悲了，你們警察迫害我們，大法師父還叫我們講真相救你們。他又問：你師父叫甚麼名呀？我就站起來抬頭高喊：大法師父叫李洪志……

後來進來一個女的，坐我對面看手機。我說記住：誠心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大難來了大法師父會保祐你的。她說：你咋不求你師父保祐你出去呢？我說：該出去的時候，大法師父肯定保祐我出去。那屋裏太熱，我當時穿著長羽絨服，熱的困的想睡覺，我就躺在凳子上睡覺，心想可不能真睡著了，我就躺著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惡全滅。念了一會，師父的法打到我腦子裏：「身臥牢籠別傷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靜思幾多執著事　了卻人心惡自敗」[3]。

我躺在凳子上向內找是甚麼原因叫邪惡鑽空子了？不找不知道，一找嚇一跳，這些年雖然救人的事沒少做，但有的時候有完成任務的心，只注重發資料的數量和三退名單的人數。沒有注重救人的實效。還找到了有很強的怨恨心，妒嫉心，顯示心，爭鬥心，色慾心，利益心，看不上別人的心，還有就是不修口，經常背後議論別的同修等等人心。找到這些心後，我心裏對師父說：弟子對不起師父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改，一定改，一定要修去這些人心和執著，一定要精進實修，做好三件事。我心裏對師父說：弟子該回去了，要不然外邊的同修就要忙的營救我了，同修都在忙救人，不要浪費同修的時間了。

就在這時有一個警察進來喊我說：大姐！起來走吧！回家吧。我從凳子坐起來，走到警察們面前雙手合十說：謝謝你們，祝你們平安。我一邊說一邊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門。我心裏說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在師父的慈悲保護下我堂堂正正的回家，繼續做著大法弟子該做的三件事，救度眾生。

註﹕
[1] 李洪志師父經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2]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四》〈對聯〉
[3]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二》〈別哀〉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二月四日上午，我帶著真相小冊子出去了。沒走多遠，看見有兩個人在講話，就走上前給了其中一人一本有關武漢肺炎的真相小冊子。那人問我是哪個單位的？我沒有回答，又從包裏拿了一本《明白》小冊子給另外一個人，並告訴他們得到是福，然後我就走了。

沒想到，那倆人是當地紀委的，當時就給我錄了像並把我舉報了。

我是孤寡老人，獨居。老伴也是修煉人，但幾年前被邪黨迫害離世了，子女也不在我身邊。

中午十二點有陌生人來敲門，我沒有回應。過了一會兒又有人敲門，我把裏面的門打開（我家是雙層防盜門），隔著柵欄門問他們是誰？對方自稱是居委會的人，叫我別出門，然後就走了。第三次來了好多人，謊稱疫情期間上門來消毒，我說不用，你們這麼多人，我一個老太太不能讓你們進來，他們又說只進來三個人，我就把裏面的門關了。他們持續敲門，我不開門。結果他們把我家的水閘和電閘都關了，我還是沒有開門。

當時樓下已經停了三輛警車，上來了十幾個警察，氣燄十分囂張。他們直呼我的名字叫我開門，說再不開門，就叫專業鎖匠來開門。鎖匠來折騰了很久也沒有打開。五點左右，他們又叫來當地消防隊的人來鋸門，我一個人坐在屋內的沙發上，聽著電鋸發出的刺耳的聲音，突然想到了師父說的話：「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這個區別。」[1]瞬間我平靜了，沒有了之前的不安與惶恐。

沒過多久，他們就把裏面的門完全破壞掉了。一幫人進來之後對我家進行非法搜查，搜查證是空白的，沒有日期，沒有姓名，就蓋了一個當地公安局的紅章。他們在不提供扣押物品清單的情況下用我家的紙箱強行帶走了五幅師父的法像、三本《轉法輪》、幾十本經文及各地講法、上千元真相幣、一台電腦主機、一台小型音樂播放器以及我的手機、背包、羽絨服等私人物品（除手機外其餘物品至今尚未歸還）。

晚上七點他們把我強行拉到派出所審訊。做完筆錄已是晚上八點半，他們給我定了一個「破壞法律實施」的罪名，然後直接把我送到當地行政拘留所拘留十五天。過程中我還是儘量善心對待那些警察，跟他們講真相。

我一無所有，但是師父時刻都在我身邊，師父的詩詞《別哀》、《見真性》、《無求》都在腦海裏清晰的顯現出來。同修們得知消息後也都全力加持我：疫情期間城市裏的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出去一趟都很不容易，可有的同修半夜了還到拘留所附近的山上發正念；有的鼓勵我的子女到派出所要人；還有的把我被迫害的消息第一時間發給明慧網曝光邪惡。

從拘留所回家的當天，我到派出所索要被扣押的物品，他們不肯歸還。師父慈悲苦度，我卻連師父的法像、大法書都保不住，我很難過。

這些年中，我和女兒一直為一些生活中的小事爭吵。師父讓我們遇到問題要向內找，而我一直沒有找自己的原因，總認為自己是對的，不能心平氣和的說話，沒有修出慈悲心。現在回想，其實是師父通過這樣的方式幫我提高心性，可是我一直不悟，搞得與女兒至今矛盾重重。靜下心來向內找，我找到了修煉上的漏洞，修煉二十多年了，急躁心、爭鬥心、幹事心、歡喜心、怨恨心、對親情的執著、對個人觀念的執著以及思想中的邪黨文化因素還沒有完全修掉，從而被舊勢力鑽空子，讓眾生對大法犯罪。我深感對不起師父，也對不起這一方的眾生。

師父說：「向內找這是一個法寶。」[2]弟子知錯了！我要做師父的真修弟子，無條件向內找，堅修大法到底，做好師父讓弟子做的三件事！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美國法會講法》〈紐約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九》〈二零零九年華盛頓DC國際法會講法〉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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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滄州市肅寧縣1-4月法輪功學員遭迫害情況

2020年1月31日下午五點多，河北省滄州市肅寧縣法輪功學員邵汝芬在肅寧縣城路邊的汽車上發放躲過疫情的真相資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兩個警察把她抓進城關派出所，把她夾在鐵椅子上非法審訊，她就和警察講真相，一會兒趁他們做飯的時候，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她走回了家。

2020年2月7日上午，河北省滄州市肅寧縣法輪功學員石慧卿在本小區發放真相資料時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並送到肅寧縣城關鎮出所，經過石慧卿和派出所的人講真相，當天放回。一個多月後肅寧縣城關鎮派出所所長洪昌又把她叫到派出所，讓她簽字，她不簽，又讓她們單位局長（工商局）給她丈夫打電話給她施壓。她回家後，她的丈夫對她嚴加看管。

2020年4月10日晚上八點多，河北省滄州市肅寧縣法輪功學員徐貴婷和她的小外甥在金地雅居小區發放真相資料時，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被警察帶到城關派出所，申德光警察逼迫她簽字，她不簽。在萬般無奈下她的小孫子簽了名字和她媽媽的電話。十點多徐貴婷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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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攸縣法輪功學員侯建福可能被綁架到網嶺監獄

據傳，湖南省株洲市攸縣原賈山鄉（已經合併到網嶺鎮）法輪功學員侯建福可能被綁架到網嶺監獄（502）。目前此消息無法進一步核實，敬請同修智慧的講真相。

相關電話：（0731）
候建福（本人或家屬的）17716795983、15173361646
候建福（本人或家屬的）17716795983、15173361646

職務　姓名　移動電話　住宅電話　辦公室電話
公安局長 蔣芷境 13786397777 24338001
政委　　龍志奇 13974150888　24338002
常務副局長 劉新華 13974137829/ 18073305488 24257822　24338005
副局長　彭傅綱13974193598/ 18073305588　24229478/24229598　24338006
副局長　劉德明 13517415555/ 18073305688 24234355或24238846 24338007
副局長　歐國華 13786329399/ 18073305408 24213066　24338009
副局長　吳偉民13974187989/ 18073305671　24237658　24338018
副政委　傅洪峰13787826688/ 18073305799　24256848　24338010
政工室主任 胡偉民 13907412466/ 13337336869/ 18073305423 24250126 24338011
國保大隊　　　24338090　/24338092
大隊長 劉桂飛13975355868　24338091
教導員 歐艾新15507335578/13807417379　　24223961
副大隊長 侯正良 18907416110、13974137750、15507335522、15675396567 24233030

看守所　24338140
所長　唐健　13973305187/18073305577　22928938 24232782
教導員 朱細平15873323018
拘留所
所長　徐石武13973305075 /18073305585 24226659　24338150
教導員劉勇戈13807417009/24312338 24231338

網嶺派出所 24338210/24338211 24338212/ 24338219/24338361/ 24226203
所長　蔡德文　13974104216
教導員
楊卓泉 13762259599　2433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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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貴陽法輪功學員王超被抄家

2020年4月16日晚，貴陽法輪功學員王超被當地警察及社區居委會十幾個相關人員非法抄家，還搜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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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許慧珠被洗腦班迫害致死責任人補充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退休小學教師許慧珠女士，因起訴江澤民，2016年7月下旬被綁架到設於廣州天麓馬術（騎術）俱樂部內的黃埔洗腦班，八月上旬被迫害致死，享年78歲。詳見明慧網報導「廣州退休女教師許慧珠被洗腦班迫害致死」。

時任天河南街街道主任、書記王旭光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王旭光：現任天河區石牌街道書記，手機18902266028
李蔚：天河南街道黨政辦公室主任，020-87539719、手機1592036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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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濱州法輪功學員趙秀珍被舉報綁架

4月11日，法輪功學員趙秀珍在散發真相資料時被舉報綁架。市中派出所人員到趙秀珍學員家抄走大法書籍、播放器、真相資料、護身符等。當天下午又讓家人交了5000元現金才把人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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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國保大隊人員騷擾法輪功學員

2020年4月16日中午，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國保大隊不法人員到新賓鎮法輪功學員孫靜家騷擾，預謀迫害，當時孫靜不在家，迫害沒有得逞。

望新賓法輪功學員多發正念，以各種形式講真相，也可以把許多相關人員電話號碼，公布到網上，共同救度世人，解體迫害。

附新賓公安部份人員電話：
新任公安局長劉漢波13841300002、15504931777
副局長柳大剛13904932985（主管國保）
張忠華 政委 02455080202 13942370067
王忠發 副局長 13604132951
史俊民 副局長 02455080212 02455086476 13904133399
孟繁龍 副局長 13504233066
國保大隊：電話：2455080213
大隊長 盛國柱13704932270 高振遠15504932896
戰立平（所長） 13942351857
賈旭 （指導員） 13941382511
馬天衝15141319393 詹雪嬌13470517171劉峰18241349118馬曉光14704130199
初朦15104136668劉寶福 15141306286劉暢15841377446王辰強13804937553
孫成15841363335王新18841317574趙恆15242355333段瑞13804236242
韓曉陽1824131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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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區萬隆鄉法輪功學員李樹濤再次受到騷擾

4月13日上午，李樹濤戶口所在地村支部書記楊豔偉，打電話給李樹濤，要給李樹濤錄像，說上邊來人，被李樹濤拒絕。

雙城區萬隆鄉奮鬥村支部書記楊豔偉13009725559
雙城區萬隆鄉政府綜治辦肖輝13199554541 13604500424
雙城區萬隆鄉派出所所長周峻宏1363651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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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鄲永年區後曹莊村法輪功學員劉平現被綁架的情況

2020年 4月16日，河北省邯鄲永年區後曹莊村法輪功學員劉平現在去新疆烏魯木齊的火車上被綁架，據說是在火車上讓別人掃真相二維碼，被人舉報。被關在烏魯木齊鐵路公安處，說是學習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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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懷來縣參與迫害的人員

懷來縣參與迫害人員：

政法委書記 李忠錄 18031382888
主管 孫天有 13331321060
副書記 張峰 1378529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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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三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後放回

2020年2月29日，上海市法輪功學員趙曉東被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和新華路派出所綁架，第二天被取保候審回家。參與綁架的有姓沈警察，警號：025715。

據悉，上海市閔行區法輪功學員侯惠芳、郭月珠，於2020年4月被閔行分局綁架，第二天已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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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荊州法輪功學員鄧天玉被沙市區610人員非法抄家

湖北省荊州市法輪功學員鄧天玉於4月14日上午10左右，在發真相資料時被沙市區610綁架到荊州市沙市區解放派出所，下午5點多鐘放回家。

晚上，由沙市區610人員張魏紅、張鄂、國保大隊長陳義群、左勁松、王文彪等在沙市區植物園社區邪黨書記袁霞參與協助下對鄧天玉非法抄家，抄走了大法書籍、大法師父的法像、《明慧週刊》、光碟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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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大慶法輪功學員胡秀蘭遭綁架信息補充

黑龍江省國保到大慶公安局責令乘風公安分局到胡秀蘭家，女協警敲門，以疫情為由騙開門，後邊跟了一幫警察非法闖入。胡回到自己房間把門鎖上，警察找開鎖大王把門打開，拍照錄像抄家。

下午，胡秀蘭的丈夫去分局要人，警察說正好你來了，正要到你家去，警察不放人反而跟家裏來了。市局警察用儀器測出手機一部，又抄走大法經書。

胡秀蘭被關押兩天三夜，警察用車輪戰術，輪番非法審問。省裏有個國安警察姓顧，讓她看「轉化」錄像，讓寫「三書」，並威脅說：「你家搜出這些東西，得判三年，你若寫三書，我給你少判一年。」警察給她做了身體全面檢查，還做了有關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核酸檢查，結果，心臟、血壓、肝部不合格。半夜十二點左右，警察送她去看守所（不是大慶看守所），在提取胡的行動軌跡時，大數據沒有，看守所拒收，返回大慶，共關了兩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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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開州區多名法輪功學員遭騷擾

近期得知，重慶市開州區在2020年3月下旬至四月初，610成員和各社區成員，一同到各社區的法輪功學員家敲門騷擾，強拍攝一部份法輪功學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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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廣漢法輪功學員八名被綁架，已回家

4月17日下午四時許，四川廣漢市新平鎮法輪功學員張大翠家來若警察，把正在學法的張大翠、陳華秀、車長武、李晴、牟世茹、覃俠義等八名法輪功學員綁架。張大翠被抄了家，搶劫了大法書及資料，八名學員被非法搜身，然廣漢市防暴大隊的車將八名法輪功學員綁架到新平鎮派出所非法審問，到18日凌晨三時過放人回家，因覃俠義是德陽市法輪功學員，他是由德陽市的警車接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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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大連法輪功學員李新平被綁架，已回家

大連法輪功學員李新平在發放真相資料時被不明真相惡人舉報到派出所，派出所警察隨後蹲坑跟蹤，綁架。

4月4日晚上5點半左右，大連高新園區高新派出所6-7個警察（2個女的）闖進法輪功學員李新平現住兒的家大連高新園區小平島，進門到處亂翻，搶走師父法像、所有大法經書、真相資料、播放器10多個、真相手機2部、私人手機3部、筆記本電腦一台、小多功能電視、真相信50封等若干物品，連私人的身份證、羽絨服、帽子、背包、真相掛墜、連牆上貼的真相畫都撕下來，全程由2台錄像機錄像，並且逼迫簽字，本人拒絕簽字，直到晚上9點多帶到高新派出所做筆錄，後給戴上手銬，第二天午後又非法採血、取指紋、照像，到下午4點多派出所告知，現由河口派出所監視居住半年，並有兒媳擔保簽字後，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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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廣州法輪功學員鄭映英、鄭映莊被綁架責任人補充

2020年4月1日，法輪功學員鄭映英（69歲）、與二妹鄭映莊（67歲）在廣州市白雲區金沙洲同常人講真相，為了幫助民眾在疫情肆虐中自救，被不明真相的人惡告。被警察綁架，劫持到廣州市第二看守所。

白雲區公安分局
國保大隊長：劉志強，手機13903078317
副局長：鐘碧和，手機13802962868
預審大隊副大隊長：楊慶國，手機13808868394
法制大隊副大隊長：沈永堅，手機13556112105
劉雪秋 法制大隊18933953555
林鑫 法制大隊13826154654
陳勝宗 法制大隊13527781822
潘成文 預審大隊手機13631432541
鄧世民 預審大隊 手機13829797947
楊世峰 刑警大隊 手機18680581660
柏松波 刑警大隊 手機15876507282
鐘國林 警察13922118803
金沙街道辦事處
主任：杜軍 手機13802755544
白雲區政法委
白雲區法學會秘書長：李東林，手機15975587345
袁景潮138244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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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廣州武揚珍被迫害致雙目失明責任人補充

廣東省計量科學研究院退休員工武揚珍女士，時年七十二歲，家住廣州市天河區名雅苑小區。因為起訴江澤民，2016年11月2日晚被廣州市天河區林和街及華新社區居委綁架到設於廣州天麓馬術（騎術）俱樂部內的黃埔洗腦班，被酷刑迫害致右眼失明，左眼視力模糊。

隨後，武揚珍仍遭街道和派出所警察持續騷擾，巨大的精神壓力導致目前武揚珍雙眼已經完全看不見。詳見明慧網報導「廣州武揚珍被黨校洗腦班迫害致眼睛失明（圖）」和「被迫害眼睛失明　廣州武揚珍仍遭持續騷擾（圖）」。林和街道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張妙娟，林和街道書記，手機13925137922
龔 維，林和街道主任，手機1392226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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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廣州李常興被誣判四年惡告人補充

多年以來，廣州市海珠區鳳陽街道緊跟中共江氏集團的迫害政策，用在轄區街道張貼毀謗法輪功的宣傳畫、開辦所謂的「崇尚科學、反對×教」的專題活動、創建「無××示範工程」等方式，對法輪功進行污衊和誹謗。李常興出於正義，曾去撕毀鳳陽街道張貼的這些害人的宣傳畫，遭鳳陽街道綜治辦關文恩、陳漢輝等人惡告。

2017年4月20日上午，李常興被海珠區公安分局綁架。2018年9月6日被海珠區法院誣判4年，劫持到廣東省北江監獄迫害。

蘇明慶，現任琶洲街道書記，原鳳陽街道書記，手機13902285323。

陳漢輝，現任南石頭街紙南社區書記，原石崗居委會主任13682284567、1371161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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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涪陵區法輪功學員代明受迫害信息補充

最近，公安局打電話告訴法輪功學員代明，大概在4月20幾號，南川法院要通知他去，具體開庭時間不詳。

以下是南川法院相關信息：
地址：重慶市南川區南大街延伸路
郵政編碼：408400
聯繫電話：023 71435859 傳真：71435861
審委會法官：
孫養統 院長
蒲曉波 副院長 ：023 71435981 71420685 13908254676
饒川 副院長：023 71435856 71429699（宅） 13908254161
石林 副院長 三級高級法官
梁光忠 調研員 三級高級法官
朱金 政治處主任 四級高級法官：023 71435859 71413508（宅） 13709464036
黃瓊 紀檢組長 四級高級法官
唐良華 執行局長 四級高級法官
朱傑 審委會專職委員 四級高級法官
張仁虎 審委會專職委員 四級高級法官
李朝賓 審委會專職委員 四級高級法官
黃新 審管辦主任 四級高級法官
任藝敏 審委會委員 四級高級法官
熊小軍 民一庭庭長 一級法官
嚴波 民二庭庭長 一級法官
周仁敏 審監庭庭長 一級法官
何凱 立案庭庭長 一級法官
駱雲偉 民三庭庭長 一級法官
嚴小光 未綜庭庭長 一級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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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懷來縣利用洗腦班迫害法輪功學員

大概2020年4月10日左右，法輪功學員謝長梅被送到大黃莊洗腦班強迫寫下三書後當日送回家中。

懷來縣參與洗腦班迫害人員：
政法委書記李忠錄 18031382888
主管孫天有　13331321060
副書記張峰　13785297766
土木鎮綜治辦人員 1769231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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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懷來縣徐姓法輪功學員發真相資料被迫害

2020年1月17號，法輪功學員徐在河北省懷來縣東花園派出所門口的公交車站發真相資料和《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被不明真相的北京人舉報，被綁架到派出所詢問後到家中抄家拿走《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7本7個畫手機一部週刊幾本。晚上送往張家口準備非法拘留，身體出現不適病態，被送回家。

村書記 趙永濤：1383130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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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源市北壽社區和片警騷擾法輪功學員

2020年4月9日下午，遼源市北壽（長壽）社區的一個女的和一個片警到郭秀芹家騷擾，其丈夫說她沒在家，他們又問甚麼時候回來，晚上在不在家，然後拿出準備好的材料說是要其本人簽字，要見到本人等，就一連幾天來騷擾。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2/184305.html>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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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告訴未來（10）》現有1080p高清的MP4

《我們告訴未來（10）》現有提供1080p高清的MP4。請在《我們告訴未來（一集 ～ 十集，DVD更新）》點擊MP4分塊下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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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吉林省德惠市同修的一點建議

4月中旬以來，明慧網上大陸各地綜合消息上看到了兩處德惠市勝利街道辦事處騷擾大法弟子的文章。其中德惠市勝利街道辦事處的負責人有了很大變動，由xx幾年前已調離，姜xx也可能已退休，還有德惠市政府機關主要負責人，比如市委副書記林xx是否在位？因為現在政府機關人員調動非常頻繁，特別是公檢法人員信息更要準確無誤，所以建議同修經常核實一下這些單位人員情況、信息後再上網。

謝謝同修辛勤付出，不足之處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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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農安縣的一些情況

四月份，已知吉林省農安縣濱河鄉、榛柴鄉、三崗鄉派出所和治保主任到每個大法弟子家進行騷擾，要求寫不煉功的所謂「保證書」，還有」揭批書」。但大法弟子絕大多數都拒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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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修發放翻牆二維碼時務必保證其有效性

第952期《明慧週刊》發表文章「多利用破網軟件二維碼卡片傳真相的建議」，這個項目確實很方便有效，我周圍也有不少同修在做。但是如果採用網上發布的現成的二維碼卡片，我發現很快就上不去了。如4月6號和4月7號上傳的一共10版，4月17號就已經有天地行會員反映失效了，我於4月18號去試，抽試了30張，確實完全失效了。

4月18號網上又上傳了80頁二維碼，但4月19號去試時，其中有兩整篇已經失效，可見邪惡封鎖很快。天地行上介紹了如何防止失效的方法，就是自己製作二維碼。所以請同修發放時務必親自試好或請別人試過，確實有效再去發放，以免對我們造成不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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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同修打印已出版的《疫情週報》

近期，明慧網陸續出版了關於「中共病毒「全球蔓延的《疫情週報》，這份每期共3張6頁的傳單排版簡潔、清晰，信息量大，嚴謹的數字與邏輯分析並存，非常好的一份關於通過疫情分析揭示真相的資料。

建議同修發放時，將明慧已經出版的每一期全部打印出來（目前出到第3期），對折後，裝在PVC雜誌袋裏發放。將已出版週報全部打印的好處是：既呈現了疫情報導完整的系列性，讓人對中共的謊言欺騙有著更全面、多角度的了解，真相信息能接受的更多。

声明人：张景芳 于永荣 李先花 张桂萍 刘志国 刘易安 姚忠良 关贺云 刘淑香 侯文英 刘松华 范素贤 张玉珍 魏秀云 何庆华 李国芹 王玉环 刘凤廷 刘秀英 雷勇 赵福贵 赵荣梅 窦丽霞 杜海云 王翠艳 金长媛 黄云芳 韩景玲 刘明 兰新华 黄德松 刘玉敏 马秀英 康矩成 薛福祥 郑香兰 周玉英 郑小秒 王丰才 王玉兰 林宏飞 陈岷强 杨末 栾润芝 张西永 张秀芬 苏君 陈梅英

http://qikan.minghui.org/display.aspx?category_id=9&start_date=2020-04-20&end_date=2020-04-20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接前文）大衛也品嘗過相關的苦果，只是他很清楚他所畫的這些都是政治宣傳，他自然不會蠢到去殺自己家的人。但是在他投贊成票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後，厭惡這場革命的妻子夏洛特（婚後姓名為Charlotte David，出生姓名為Marguerite Charlotte Pécoul）終於忍無可忍，與他離婚了。

不過，據史料記載，夏洛特並沒有放棄把大衛拉回正軌。大衛1794年失勢後曾兩度被囚，在那段時期，夏洛特與大衛的學生們一直多方奔走求援，最終保住了他的性命，每次都在不長時間內使他得以獲釋。他們倆人也在1796年11月12日復婚，其後白頭偕老，不失為一段佳話。

圖例：油畫《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作者：雷尼歐（Jean-Baptiste Regnault），作於1793年-1795年。

這一時期與死亡相關的政治類藝術並不僅僅只體現在大衛一人的創作中。由於邪靈的作用和政治風氣的敗壞，不少藝術家都涉足這類主題。比如大衛的同學雷尼歐（Jean-Baptiste Regnault）畫的《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就是此類討好邪政的作品：畫中間長翅膀的人物是法國的象徵，飛行在地球上空。兩側一邊是象徵自由共和制的女神，另一邊則是死神。其主題露骨地顯露出不搞共和革命就是死亡的政治色彩。雖然畫中的人物有著天使或神話人物的外形，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禁止正教信仰與鼓勵大屠殺的社會背景下，這些形像絕不是為了讚頌神，而是被盜用著去打擊正信，號召殺人革命。

圖例：《蓋約•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作者：托皮諾（François Topino-Lebrun），完成於1798年。

大衛由於主管宣傳和藝術部門，再加上他自己的繪畫技術高超，自然門下弟子眾多。這些學生不少也追隨他們老師的步伐，參與革命政治。比如接受早期共產主義流派「巴貝夫主義」（Babouvisme）的托皮諾（François Topino-Lebrun），是大衛的得意門生之一，其代表作也是一幅死亡主題的作品《蓋約•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不過他最出名的地方是與雕塑家塞拉齊（Giuseppe Ceracchi）在雅各賓派倒台後殘餘勢力的幫助下於1800年秋密謀暗殺拿破侖，事情敗落後與其同伙一同被處決。

大衛的另一個門生，雅各賓派畫家亨內坎（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也曾參與早期共產主義政變。1796年9月，數百名早期共產主義團體「平等派」成員（Les Égaux）聯合原雅各賓派所在黨「山岳黨」（Montagnards）殘餘勢力在巴黎西南龍騎兵（Dragon）第21騎士團駐紮地格勒納勒（Grenelle）煽動叛亂，妄圖重建已垮台的公社，實行共產主義土地政策，但很快被撲滅，亨內坎也因參與其中而入獄。

區別與聯繫

拿破侖上台後，這些瘋狂才得以停止。1801年7月15日，拿破侖與羅馬教皇簽署了政教協議，即《教務專約》（Régime concordataire français），以法律為保障恢復了天主教會在法國的國教地位，允許教會公開舉行宗教儀式；同時也恢復了公立初等學校的傳統宗教教育，並聘請教會人士為教師。此後，教會在初等教育方面又獲得了相對特殊的地位，即教職人員可被任命為公立初等學校的校長。

這時的藝術在此背景下也得以回歸正統。藝術家們終於可以再次描繪正神而不受死刑威脅了──儘管此時描繪神的作品已經越來越少，但至少藝術界不再到處充斥著那些鼓勵殺人革命的魔性毒素。正統藝術逐步走上正軌，從帝國時期往後延續的新古典主義整體可以視作回歸以前的古典主義，即作為十七、十八世紀學院藝術中古典主義的發展和延伸。很多藝術家們的創作重心也不再放到現實政治上，而是逐漸傾向於一些神話和純藝術類主題，這一點在新古典主義後期的代表人物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等藝術家的作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如果回顧一下前面的「革命藝術」則不難看出，那些鼓吹暴力殺人的作品與正常的古典作品在美術技法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而造成它們天壤之別的是作品的主旨和立意，即一幅作品想要表達甚麼，這一點也是藝術創作的核心。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作品思想內涵的重要性無可替代。我們看到，無論在歷史的過去還是現在，如果一個藝術家為一個踐踏正信、屠殺無辜民眾的政權唱讚歌，其作品技術再好也失去了它的意義，因為這是有違天道的。藝術從最初就來源於神，能給人帶來美德的提升，而不是用來破壞普世道德的，因此藝術作品的立意在創作中起到的靈魂作用至關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主義美術整體上運用的是傳統技藝，使用的是學院派的表達方式，所以不能作為糟粕來對待。很多藝術家，包括大衛，在美術技法上確實做出了卓越的成就，這一點也不能一概否定。只是在具體研究中，由於我們今天是借鑑前人的東西，而不是純粹的照搬，因此對於前人的作品也需要有一些分辨與取捨，比如像《馬拉之死》這類推崇邪惡、污染人心智的作品是非常不適宜用來做正面研究的。

或許有人會認為當時一些表達死亡的作品是遵循悲劇主題的傳統潮流。從形式上看，有這方面的因素，但在實質上還是與真正的傳統有著天壤之別。雖然自古就有悲劇題材的作品存在，但傳統悲劇創作的目的是為了喚起人心底的憐憫、人性中的同情與善良，或者涉及到人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和對真理的追尋。這與大革命前後，很多藝術題材完全政治化，成為政治宣傳工具是有著根本區別的。它們所表達的內容是為革命政治、人表層粗淺的東西服務的，與以前的傳統思潮並不相同。

在這些作品裏沒有主念，靠的是隨著社會形勢一邊倒的膚淺觀念，在藝術上卻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受到這類所謂悲劇題材影響的人不是憐惜生命，反而在慫恿和刺激中追求殺戮民眾，讚美流氓政權。不少作品的主旨是以冷酷的「革命性」去殘殺人性與溫情，鼓吹國家政權至上，煽動暴力革命熱情到「大義滅親」的程度（比如《荷拉斯兄弟之誓》和《侍從給布魯圖斯帶回他兒子們的屍體》之類的作品）。這些都要針對具體的作品仔細辨別。

同時我們也看到，歷史因素是錯綜複雜的，人一生中會行善也會作惡。正如前面所說，史上的藝術家們並不都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前期畫了不少暴力革命宣傳畫的大衛也會反思自己的行為。在失勢後被監禁期間，他就在考慮創作方向的問題。從1796年初正式開始創作的《薩賓的婦女》（Les Sabines）中就能看到畫家筆下「以愛來結束衝突」為主旨的藝術轉變。

圖例：《薩賓的婦女》（Les Sabines），作者：大衛，作於1796年-1799年。

當拿破侖重新啟用大衛為首席宮廷畫師時，大衛的作品就已經告別了原來煽動革命的主題。雖然為帝王歌功頌德的繪畫也能被視作政治方面的內容，但拿破侖是按照合法程序，經過教宗加冕稱帝的。根據「君權神授」的原則，拿破侖屬於被承認的君權，因此大衛十九世紀的宮廷作品儘管仍然政治氣息十足，但也不再屬於離經叛道。而在繪製《拿破侖加冕》（Le Sacre de Napoléon）過程中，大衛也與教宗庇護七世（Pius PP. VII）見過面，並得到了他的祝福。這一系列事件的發展也一步步讓這個原來的革命者逐漸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從對大衛研究較多的法國藝術批評家德雷克魯茲（Étienne-Jean Delécluze, 1781年-1863年）當年留下的論述中顯示，大衛對革命政治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他在大革命從政期間的講話基本上都是關於藝術、藝術工作者、藝術機構和他所主管的慶典方面的內容。因此，有觀點認為，在法國大革命那樣一個狂亂的時代裏，大衛當時作為一名主管藝術的官員，很多時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並不是瘋狂的屠夫，但當屠夫們掌控了權力和屠刀時，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去迎合那些人。

也有研究認為，大衛的這些做法其實是源於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先是適時地倒向革命者那邊，當雅各賓派垮台後，又在另一個合適的時機找到了拿破侖這座新的靠山──而並不是真正意識到暴力革命的邪惡。從邏輯上講，這完全是可能的。不過，對於歷史研究而言，許多事情最好是根據歷史人物的實際行為來衡量，而不是其想法。因為人的思維來源太複雜，很多時候種種想法都可能是別的因素在人腦中的反映，使人的想法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而真正評價一個人，還是要看他的行為。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人生的道路其實是被安排好的，過程中這樣那樣的想法並不能說明太多實質的問題。

正因為對歷史的理解也是一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所以，與其猜測歷史人物當時的想法，不如從史實出發，以人的行為來考量和判斷更為準確，很多事情也能一目了然。

舉個非常著名的例子：當年下令處決耶穌的羅馬總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知道耶穌是無辜的好人，而且耶穌在此之前還用神通治好了彼拉多獨子的不治之症，因此不願處死耶穌。但由於受到政治壓力，彼拉多就拿水在大眾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然後便判了耶穌死刑。

儘管彼拉多心裏認為耶穌是好人，嘴上也說耶穌是義人，但行為上還是做了大壞事，因此仍然承擔了巨大的罪業。當彼拉多宣判完耶穌的死刑後，他原來被治好病的兒子就倒地死亡了，不久後彼拉多自己也發高燒昏迷。然後，他的仕途很快也出現了麻煩，被流放到高盧。同時田產被充公，導致其身無分文，過著奴隸般的生活。但這還沒完，彼拉多後來又被下令賜死。當他得知消息後，只能在絕望中自焚身亡，連殘破的屍體扔入河中還被魚群分食。

對於歷史人物如此，對於當今的人不也是一樣嗎？今天很多中國人都心知肚明中共作惡多端，甚至在私下裏大罵中共邪黨。但在沒有退黨、退團、退隊的情況下，曾經對著中共血旗發過毒誓的黨、團、隊員們還是屬於中共的組成部份，被視為中共的一份子。那麼當天滅中共之時，沒退出者就會被連累，處於危險之中。

可見，真正邪惡的其實是害人的邪靈。對人而言，無論是藝術家還是其他職業者，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在紛亂的局勢中經歷一生的磨難，最終找到人生的定位是很不容易的。對於第一次巴黎公社時期的藝術作品，從人這一層現有的理論上講，那個時代雖然有邪靈干擾，但在世間的理論中還沒有被完全歸類為共產主義時，我們也不把它們定性為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只是在對待具體作品上需作出辨別，避免在做藝術研究時被邪靈因素鑽空子。對於史上的那些藝術家而言，如果有不描繪邪惡內容的正面、傳統、優秀的作品，我們仍然是以慈悲來看待的。在理清脈絡的基礎上去研究前人的作品，才更容易從傳統美術中得到正的參考，回歸神傳藝術。

參考資料：
Augustin Barruel, 《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 1798
Étienne-Jean Delécluze, 《 Louis David, son école et son temps : Souvenirs 》, 1855
Epoch Times, 《 Comment le spectre du communisme dirige le monde 》, 2018
Epoch Times, 《 Neuf commentaires sur le Parti communiste 》, 2004
Frans de Haes, 《 Aux sources du XIXe siècle : les Mémoires du peintre 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 (1762-1833) 》, 2007
Joshua Philipp, 《 The Dark Origins of Communism 》, 2017
Tite-Live, 《 Histoire romaine 》, 1940
Voltaire, 《 Lettre à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 1767
William Fleming, 《 Arts and Ideas 》, 1955

（全文結束）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楊柳吐芽
小草返綠
清風拂面
頭腦像用水洗過的那樣清晰
田野一望無際
陽光洒滿大地
我騎著單車
來把使命擔起
鼓鼓的包囊
裝的是大法真相書籍
有和眾生相遇
我便輕輕把手舉
您好，看本真相冊子吧
裏面有救人的信息
當前疫情形勢急
師父讓我講真相，將被謊言毒害的眾生救起
天滅中共在即
一定順應天意
退出中共黨 團 隊組織
將「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銘記
遠離邪惡
躲避災禍
平安健康
快樂生活
又一個春往秋來
輪迴四季
我們撒播善良的種子
為的是讓更多有緣人受益
大法弟子是眾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無論前方路多麼坎坷 濘泥
我都將為兌現自己的史前誓約──救度眾生，留下堅實的足跡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http://www.mhradio.org/showprogram/9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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