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第五章):滲透西方(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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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

第五章 滲透西方(上)、(下)

目錄

引言

1.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2.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3.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4.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10. 我們為甚麼會上魔鬼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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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美國大選是幾十年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選舉。雖然58%的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選戰過程卻一波三折,很不尋常。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喧囂的選戰暫時落下帷幕,但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新當選總統的攻擊,很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遊行者打出「不是我的總統」等標語口號,稱新選總統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納粹黨人」,要求重新清點選票,甚至威脅啟動彈劾程序。

雖然抗議者一再聲稱他們的遊行示威出於自發,調查記者還是發現了關鍵的證據,揭示出其示威活動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據指證,組織抗議的是左派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團體和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極權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團體──「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組織」(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別是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根據這一系列調查的結果,勞敦製作了記錄片《陷於重圍:2017美國內戰》(America under Siege:Civil War 2017)。[1]

勞敦並非危言聳聽,也不是出於衝動說上面一番話的。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發現共產主義把美國作為滲透和顛覆的主要目標。[2]由於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美國的教育、媒體,滲透進政界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向左,即共產極權方向遷移。就在世人為自由世界擊敗共產陣營歡呼的時候,共產主義卻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加緊準備著最後的致命一擊。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肩負著「世界警察」的天賦使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與最後扭轉了戰爭的局面﹔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當中,美國抵制住了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威脅,最終不負眾望,成功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二百多年前,賦予遠見的美國建國之父們,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體系和哲學理念、經過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之後,撰寫了不朽的政治學經典──《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基礎性文件,把天賦人權作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確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原則,並且奠定了分權制衡的共和制度。這兩個文件和眾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國人民一道,保證了美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達兩百年之久。

共產邪靈當然不會安心於整個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東西方同時布局。為了毀滅人類,邪靈操縱其在人間的代表,先是勾畫了一個大同社會的美好願景,然後選擇不同的人間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說,極其狡詐地實施毀滅人類的計劃。如果說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邪靈採用的是奪權、殺戮等方式,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最後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那麼在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共產邪靈採用的則是滲透的方式,用千變萬化的欺騙手法,變異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最終也達到敗壞人、毀滅人的目的。

由於在西方國家共產黨暫時沒有取得政權,共產邪靈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滲透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當中。在推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發揮了作用。

第一,蘇聯的顛覆和滲透。蘇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作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與西方開始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開始用不同方式對西方進行滲透。

第二,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積極籌劃顛覆活動。

第三,西方很多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時期,病急亂投醫,採納了各種變形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西方社會中過去幾十年中呈現不斷向左轉的態勢。

第四,各個國家都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產黨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為共產邪靈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成為西方國家內部的「第五縱隊」,客觀上起到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將從不同角度勾畫出共產主義滲透西方的過程和手法。由於圖景紛繁複雜,這裏難免掛一漏萬。但掌握了基本的線索,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戴著各種假面具的共產邪靈的魔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主要使用了美國的例子,但讀者應該清楚,魔鬼的詭計絕不僅僅侷限在美國一國,在其他國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將概述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影響。

1.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產黨都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這一點事出有因。共產黨從不諱言暴力。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囂:「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宣言》出籠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因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客觀上使世人忽視了共產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

暴力革命派的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列寧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列寧認為,在落後的俄國一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其「建黨」學說。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必須從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就要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這個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列寧「黨建學說」的實質是把黑幫組織和恐怖主義嫁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之上,設計出一個依靠暴力和欺詐實現共產主義騙局的路徑。

就在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國誕生了一個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費邊社」。費邊社的名字來源於以「逃避、拖延」戰術著稱的古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費邊社的標誌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費邊短評》的第一期刊頭上,登載了這樣一句社銘:「要像費邊與漢尼拔作戰那樣,儘管許多人指責他拖延時日,他還是極其耐心地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來到,就得像費邊那樣,全力出擊,否則就白等了一場,徒勞無功。」[3]

費邊社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發明了「到處鑽洞」的「滲透」策略。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他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其思想灌輸給關鍵的決策人物。費邊社主席西德尼‧韋伯(Sydney Webb)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裏,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裏──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雇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4]

費邊社成員中有很多青年知識份子,他們四處演講,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在社會上影響很大。20世紀之後,費邊社成員開始參加政黨活動。費邊社四巨頭之一的韋伯成了剛剛成立的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費邊社在美國影響也很大,有不止一個費邊主義團體,費邊思想在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影響也很大。[5]

不管是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還是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背後都是共產邪靈在操控,其終極目的沒有任何差別,因此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並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嚴厲批評了西歐共產黨拒絕與「反動」的工會合作,或者拒絕加入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舉動。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甚麼條件下、在甚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份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6]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7]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凶殘的面目。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分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份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份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秘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他軍事技術秘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佔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裏‧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秘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樑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份。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甚‧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份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裏德曼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約翰遜就發布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約翰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個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約翰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裏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份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後,政府採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機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禦能力。

4.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史的分水嶺。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化運動從東方到西方席捲全球。與中共主導發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國的反文化運動表面上是一個多中心或者說無中心的運動。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間,參加這場大規模運動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於不同的動機,有著不同的訴求。其中有人反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有人爭取有色人種的民權,有人反對父權、爭取女權,有人爭取同性戀者權利。其間混雜著反對傳統文化、反對權威,追求個性解放和享樂主義,推動使用毒品、搖滾樂等等,令人眼花繚亂。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毀掉正統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傳統文化。這個看似雜亂無章的全球文化現象,根本上來源於共產主義。馬克思、馬爾庫塞、毛澤東(所謂「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

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個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流派。1923年,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經考慮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名字,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為中性的「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奧爾格‧盧卡奇有一句「名言」:「誰能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馬爾庫塞對這一句話做了如下發揮:「西方針對每一個它所接觸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美國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排外主義、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自戀的集合地。美國社會是壓迫人的、邪惡的,不值得為其效忠。」顯而易見,法蘭克福學派以西方的傳統文化為其主要敵人,意欲通過毀滅文化最終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

1935年法蘭克福學派遷到美國,掛靠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之下。法蘭克福學派和美國本土的左派知識份子一道,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變體,腐蝕了其後幾代美國青少年。

馬爾庫塞的理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思想,主張解放文明對性的壓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馬爾庫塞認為,要想獲得自由和解放,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本能的過度壓抑,為此,必須反對一切傳統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權威,把社會變成一個可以無度享樂且不需工作的烏托邦。馬爾庫塞的代表作品《愛欲與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的龐大著作群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這本書裏,馬爾庫塞完成了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結合,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變成了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這本書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與青年讀者之間的橋樑,把反抗哲學直接轉化為上世紀60年代的反抗運動。[22]

馬爾庫塞說:「(反文化運動)可以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因為抗議針對的是整個文化體制,包括現存社會的道德……有一點確鑿無疑:傳統的革命觀念和革命策略已經終結。這些概念太過老套……我們必須用分散的方式使這個體系分崩離析。」[23]

能夠讀懂法蘭克福學派晦澀艱深理論的造反青年寥寥無幾,但馬爾庫塞的思想主旨卻簡單明瞭:反傳統、反權威、反道德,性、毒品、搖滾樂應有盡有,「要做愛,不要戰爭」。只要對一切權威和規範說「不」,就算參加了「高尚的革命事業」,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革命多麼廉價和簡便易行!難怪當時的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雖然很多造反青年出於自發,但最激進、處於運動最前列的很多學生領袖是受國際共產主義培訓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訓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學生領袖﹔學生抗議活動是共產主義團體直接組織推動的結果。從「爭取社會民主學生組織」分化出去的極左翼團體「氣象員」(Weathermen)1969年發表的聲明宣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二號人物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的話。[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反文化運動對西方社會文化的顛覆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第一,它使很多邊緣文化、底層文化、變異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搖滾樂迅速侵蝕青少年的道德觀,把他們培養成反神、反傳統、反社會的潛在腐蝕力量。第二,創造了街頭革命的先例,培養了廣泛的反社會、反美國的思維方式,為後來的街頭革命開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輕人街頭革命受挫之後,進入大學、研究所,完成博士碩士學業,然後進入美國社會的主流,教育界、媒體、政界、工商界,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帶到體制內,發動了一場席捲美國社會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的主要的媒體、高校、好萊塢大多成為左派的大本營。裏根總統在位時,在政界稍微扭轉了向左轉的勢頭,但90年代以後,政策再度左轉,到近年達於頂峰。

5.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有一個重要的部門──和平部,這個部門的職責是發動戰爭。看似諧謔的命名其實大有深意──在實力不如人時,最好的策略是宣稱愛好和平﹔在意欲發動戰爭時,最好的掩蓋也是高舉橄欖枝。不僅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把這套策略運用得十分嫻熟,國際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仍然不時祭出這面旗幟,作為滲透西方、麻痺和打擊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於1948年,首任主席約裏奧‧居裏是法國物理學家、法共黨員。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只有美國成功研製出了原子彈,蘇聯大力推廣「世界和平」作為緩解戰爭壓力的韜晦之計。世界和平理事會由蘇聯共產黨下屬的蘇維埃和平委員會直接管控,在世界範圍內,吹噓蘇聯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稱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戰爭販子、和平的大敵。蘇聯扶植了數量眾多的組織團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青年聯合會、國際婦女聯合會、國際新聞記者協會、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等,與世界和平理事會相呼應,「世界和平」成了共產主義針對自由世界的輿論戰的前沿陣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會其實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

1961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說:「每天都應該有更多人被捲入要求和平的鬥爭當中……和平的旗幟使我們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高舉這面旗幟,我們會取得更大的勝利。」美共書記霍爾立刻響應:「有必要擴大要求和平的鬥爭,使它升級,涉及更多人,使它成為每個社區、每個人民團體、每個工會、每個教會、每個家庭、每條街道、每個群眾集會地的熱點問題……」[25]

冷戰時期和平反戰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60、70年代越戰期間。根據投奔自由的前蘇聯格魯烏(GRU,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簡稱)最高階官員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證詞,越南戰爭中,蘇聯在西方國家的反戰宣傳上投入的金錢是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支援的兩倍。他說:「格魯烏和克格勃資助了幾乎所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反戰運動和反戰團體。」[26]

在反越戰運動中曾經很活躍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羅納德‧拉多甚(Ronald Radosh)承認,反戰運動的「真實意圖從來就不是結束戰爭,而是利用反戰情緒在美國國內製造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27]

第三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80年代初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核武器時。歐洲的和平、反核武運動雖然要求蘇聯和美國同時限制核武器,但蘇聯從來沒有信守過任何國際條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195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成立後的38年當中,蘇聯與全世界各個國家簽訂了近千項雙邊或多邊條約,而它幾乎違背了所有條約中的承諾。研究報告的作者表示,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國如此缺乏誠信,蘇聯恐怕屬於首例。[28]因此反核武運動針對的其實只是美國。

翠弗‧勞敦指出,20世紀80年代紐西蘭的反核武器運動就是蘇聯通過培訓特工,裏應外合實現的,結果是紐西蘭退出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軍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萬的紐西蘭直接暴露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29]

9.11事件之後美國又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和抗議。積極推動這些抗議的同樣是與共產主義組織密切相關的組織。[30]

在很多歷史書上得到正面評價的美國民權運動背後也有共產主義的幢幢鬼影。美國思想家G.愛德華‧格裏芬在比較了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後,發現美國的民權運動具有與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個階段,把民眾分成敵對的不同的人群﹔第二個階段,建立統一戰線,製造一種運動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個階段,打擊反對派﹔第四個階段,煽動暴力﹔第五個階段,「上演」一場革命,實際是發動政變,伺機奪權。[31]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共產主義的美國工人黨(The Workers』Communist Party)就發現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潛力。他們號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蘇維埃黑人共和國。[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產主義宣傳手冊《蘇維埃美國的黑人》主張把南方黑人的種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33]

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受到了蘇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參加美共並到莫斯科接受培訓的黑人倫納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後,舉證黑人的暴動、騷亂受到了蘇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總書記霍爾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訓。[3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也是在中共「輸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1957年以後,中共的外交思想漸趨激進,1965年的時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號,號召「廣大農村」(亞非拉)包圍「世界城市」(西歐、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權運動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組織,如「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義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響。「革命行動運動」主張暴力革命,被主流社會看成是危險的極端主義組織,1969年後解體。黑豹黨從形式到內容全是學習中共,提出的口號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所有權力歸人民」,《毛主席語錄》是必讀書。像中共一樣,黑豹黨主張暴力革命。其領導人克利弗在1968年預測說:「大屠殺即將到來。黑人解放的暴力階段來臨了,它將廣泛傳播。在射擊與鮮血中,美國將被染紅。死屍將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擊戰甚至恐怖主義。在很多黑人集會上,參加者揮舞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會議現場是一片紅的海洋,和同時期的中國「交相輝映」。[35]

民權運動的很多訴求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激進的黑人革命組織並沒有消失,近年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重新浮現。[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濫觴於幾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紀以來也有一些賦予遠見和愛心的人物為了消除國家間的誤解和敵意而奔走操勞。由於歷史原因,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存在種族歧視的現象,民眾為消除種族歧視所做的教育、宣傳甚至抗爭都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存在的思想動向和矛盾摩擦,挑撥離間,煽動仇恨、製造暴力,欺騙和裹挾了很多最初並無惡意的民眾。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20世紀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頭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有一個人對他們的幼稚、真誠和理想主義不屑一顧。他說:「如果長頭髮對交流造成障礙,那就把長頭髮剪掉。」這個人就是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過著書立說、培訓學生、親身實踐,成為最近幾十年來影響最大、最壞的變種共產主義者。

除了崇拜列寧、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對魔鬼撒旦也讚美有加。在他流傳最廣的著作《激進分子的守則》(1971)一書的題詞裏,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後有知,他會毫無保留地選擇去地獄,並且開始組織那裏的無產者,「因為它們是我的同類」。[1]

之所以稱他為「變種共產主義者」,是因為與上世紀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絕正面說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辭地表示,世界上存在著有產者(the have)、少產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無產者(the have-nots)。他號召無產者對有產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搶奪財富和權力,實現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他強調可以不擇手段地奪取權力,同時摧毀現存的社會制度。有學者稱他為「後共產主義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寧」和「軍師」。[2]

在《激進分子的守則》這部書中,阿林斯基系統闡述了「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論和方法。這些守則包括:「速戰速決;對敵人保持強大壓力;威脅比打擊更可怕;諷刺是最強大的武器;分化敵人、孤立目標,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等。[3]規則的實質,就是為了目標、為了攫取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這些看似乾巴巴的「社區組織規則」,在實際運用當中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1972年越戰仍在進行,當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前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演講。反戰學生向阿林斯基尋求建議。阿林斯基回覆說,公開抗議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議者被開除,不如穿上3K黨的裝束,每次布什為越戰辯護的時候,都起立喝采,揮舞寫有「3K黨支持布什」標語的牌子。學生依計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聲勢。[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津津樂道的還有他策劃的另外兩次抗議活動。1964年,為了脅迫芝加哥市當局接受其條件,阿林斯基策劃了一個陰損的抗議計劃。芝加哥的奧黑爾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之一。阿林斯基設想,如果在機場外面抗議,即使組織幾千人也無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長時間佔據機場內的廁所,將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芝加哥市當局將成為國際醜聞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進行了實地考察,發現實施其計劃,大概需要2500人。在實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給芝加哥市當局,當局只好乖乖地請他們前去談判。[5]

為了脅迫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當局增加僱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設想了一個同樣陰損的招數。羅切斯特愛樂樂團的演出是當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視這一傳統。如果能夠打亂樂團的演出,讓羅切斯特市成為全國人的笑柄,那會逼迫市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阿林斯基策劃的行動是這樣的:雇一百個黑人,給每個人買一張音樂會票,演出之前,為他們提供一頓免費晚餐,只有一種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這些雇來的觀眾肯定會不斷放屁,這就把一個高雅的文化活動毀了。消息傳出,市政當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條件。[6]

閱讀阿林斯基的書,給人一種陰險冷酷的印象,讓人不寒而慄。他倡導的所謂「社區組織」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頭換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論和實踐」有這樣幾個特點。[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辭上還有一層「理想主義」色彩,阿林斯基剝除了任何「理想主義」的外衣,把革命變成赤裸裸的權力爭奪。他在進行「社區組織」培訓的時候,會例行問學員:「你們為何進行『社區組織』?」有人會說是為了幫助他人。這時阿林斯基會朝他們吼道:「你們是為了權力而組織!」他的培訓手冊這樣寫道:「我們不因不要權力而富有美德,卻會因不要權力而變成懦夫。」「有權是好的,無權是惡的。」其追隨者的培訓手冊上竟然說:「把你們教會和團體裏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調地反政府、反社會,對此阿林斯基不以為然。他強調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進入體制之內,甚至表現出一種合作的姿態,伺機等待或製造顛覆的機會。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終目標是毀滅和顛覆,而不是給任何人群帶來好處,因此在實施其計劃時,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阿林斯基說:「在任何革命性變革發生之前,群眾對變革本身的態度都必須是被動的、肯定的、不對立的。」「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個深受阿林斯基影響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頭目一語道破了激進抗議行動的實質:「問題的意義不在於問題本身,問題永遠是革命。」60年代後的激進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響,他們「創造性地」把一切社會問題引向對當局和體制的不滿,任何社會議題在他們手裏都變成了推進革命的墊腳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變成一場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游擊戰爭和全面戰爭。在說明其「社區組織」策略的時候,阿林斯基告訴其追隨者,要讓抗議行動作用於敵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個組織人數足夠多,就到光天化日下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讓敵人看見;如果人數不夠多,就躲在暗處大肆鼓譟,使敵人聽到,感到震懾和驚疑;如果人數太少,連吶喊鼓譟都做不到,就把那塊地方變得臭不可聞。

第五,在其政治行動中,阿林斯基強調利用人性最邪惡的部份,包括好逸惡勞、貪得無厭、妒嫉、仇恨等等。有時他領導的行動會為參加者爭取到一些蠅頭小利,但這只會使其更加見利忘義、鮮廉寡恥。為了顛覆自由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淪喪人的道德;一旦掌權,他也絕不會顧惜從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這是一個簡單的推論。

幾十年後美國政界兩個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響,把顛覆美國、文明和傳統價值觀的靜悄悄的革命帶進了體制內。與此同時,阿林斯基倡導的無底線的、游擊戰和超限戰式的抗議,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的美國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vomit-in(抗議者吃一種催吐藥,然後集體在廣場或會議中心嘔吐)、「佔領華爾街」、「安提法」(Antifa)運動等等,都是顯例。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首先提出「體制內長征」的是意大利共產黨黨魁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葛蘭西發現,有信仰的人不會輕易被煽動發動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製造革命,就要製造一大批不信神、反傳統、不講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從顛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紀60年代的街頭革命失敗以後,很多造反派進入學院,取得學位後成為學者、教授、官員、記者等,進入社會主流,發起了「體制內的長征」,用滲透的方式侵蝕到維繫社會道德的重要機構之內,包括教會、政府、教育機構、立法和司法機關、藝術團體、新聞媒體以及不同的民間團體。60年代以後的美國,就像一個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經無法具體指明,到底病灶在甚麼地方。各種馬克思主義的變種深入美國社會機體,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長繁殖的能力。

在眾多「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裏面,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社會學家提出的「剋勞德-畢汶」(Cloward-Piven)策略獨樹一幟,可操作性強,被「成功」試用。

克勞德-畢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國政府的政策,有資格領取福利救濟的人口數遠遠大於實際領取救濟金者的數量。只要把這些人找出來,鼓勵或者組織他們去領取救濟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資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體實施這個策略的是一個黑人活動家創立的「全國福利權組織」(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據統計,從1965年到1974年,領取福利的單親家庭數量從430萬激增至1080萬,翻了一番還多。1970年,紐約市年度預算的28%用於各項福利支出,平均每兩個人工作,就有一個人領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紐約市領取福利的人數從20萬增長到110萬。1975年,紐約市幾乎破產了。[8]

克勞德-畢汶策略是一種製造危機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論的一種應用。阿林斯基的規則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敵人按照他們自己的規則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從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共產黨就擅長陰謀詭計,憑借極少的人數,製造出聲勢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機」。以美國政治為例。現在美國有的左翼政黨綱領的激進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範圍。為甚麼這些號稱「民意代表」、「民選官員」的人,似乎只代表極端小眾(比如跨性人)的呼聲,反而棄國計民生的重要議題而不顧?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並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寧曾經說過,工會是「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傳送帶」。共產主義分子發現,只要控制住工會,就控制了一大批選票;只要控制了選票,就可以讓「民選官員」、「民意代表」言聽計從。因此,共產主義分子取得工會的控制權,進而控制大批議員和「民選官員」,把其顛覆性的政治綱領變成了左翼政黨的政治綱領。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揭示,共產黨的45個目標之一是「俘獲美國的一個或者兩個政黨」,[10]就是通過這樣非常複雜的運作實現的。普通工人為了維護基本權益,不得已加入工會,成為工會的棋子,這和向黑社會交保護費是一個道理。

對共產黨綁架民主國家的政策的機制,翠弗‧勞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勞敦把這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政策的制訂。冷戰當中,蘇聯及其盟國制訂了針對各個民主國家的政策,目的是對這些國家進行滲透、瓦解、和平演變。第二個階段,灌輸和培訓(indoctrination)。冷戰時期,每年有數千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接受培訓,培訓的重點是如何利用本國的勞工運動、和平運動、教會和民間團體,影響本國的左翼政黨。第三個階段,實施。[11]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本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發揮了更大的主導作用。

上世紀70、80年代以後,大量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美國人進入社會主流,他們或者從政,或者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或者進入媒體,或者進入數以百計的民間團體,他們用幾代人積累的「經驗」改造美國,美國幾乎全面淪陷。

民主國家的制度本來就是給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設計的,對於處心積慮想幹壞事的人來說,這個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顛覆自由社會制度,有很多條道路可供選擇。中國有句俗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共產主義分子和被他們欺騙的無知的代理人處心積慮地顛覆自由社會的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籌劃和運作,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社會都已經被蠶食得千瘡百孔,共產主義思想、因素已經深度侵蝕進了美國的肌體。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產黨國家對人民的思想言論實行最嚴厲的管制,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的言論思想管制,這個打著「政治正確」旗號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橫行於教育、媒體和社會各界,成為鉗制人的思想和言論的工具。儘管很多人已經感到它的邪惡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識形態根源。

「政治正確」一詞和「進步」、「團結」(solidarity)等詞語一樣都是共產黨的黨話,其最表層的含義是指不要使用對少數族裔、婦女、殘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帶有歧視色彩的語言,比如要稱呼「黑人」為「非洲裔美國人」,稱呼印第安人為「美洲本土人」,稱呼非法移民為「沒有身份證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確」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把人群按照「受壓迫」程度分成等級,「受壓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禮遇。這種不問個人品行和才能、只問人群歸屬的「唯成分論」被稱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現在在美國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這種邏輯,黑人女性同性戀者,同時佔有了被壓迫種族、被壓迫性別和被壓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確」的排行榜上居於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為逆向歧視的對像。這和共產黨國家把人按照財產分成階級、「紅五類」、「黑五類」,消滅打壓地主資本家,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歌頌「貧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如出一轍。

某些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包括社會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絕非一句「被壓迫」就可以簡單概括。「政治正確」人為地給思想劃定界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斷地給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同性戀恐懼者」、「伊斯蘭恐懼者」的帽子,使本應該有自由研討之風的大學成為禁錮思想的場所,使全社會噤若寒蟬,無法嚴肅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課題。某些團體以「政治正確」為名,進一步擠壓傳統宗教的空間。更有甚者,很多國家就所謂「仇恨言論」立法,或者擴大原有的「仇恨言論」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固定下來,逼迫學校、媒體、互聯網公司和個人就範。這是向共產黨國家對言論嚴厲管制邁出的一大步。

2016年總統大選後,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發的遊行以外,侵犯言論自由的現象頻頻出現。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應邀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演講,安提法(Antifa)組織揚言要挑起暴力衝突。伯克利警方嚴陣以待,出動三架警用直升機,當晚的安全保衛支出就超過60萬美元。[12]記者問一位前來抗議的年輕學生,「你怎麼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這位學生脫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過時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4年學生運動開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如今時過境遷,左派搶佔了話語權,就開始剝奪其他人的正當的聲音。

2017年3月,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應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講時遭暴力襲擊,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傷。2018年3月,賓州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維克斯(Amy Wax)因發表了所謂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而被停職。[13]還有某些打著法律幌子的團體以反對「仇恨言論」的名義,給很多正常的社會組織貼上「仇恨組織」的標籤。此外還發生了多起保守派學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動被威脅停辦的事例。[14]

左派對言論自由的干擾絕不是民眾之間的正常論爭,而是共產邪靈在利用具有壞思想的人並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扼殺正義的、至少是正常的聲音。政治正確的實質是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組織起源於1889年恩格斯創立的第二國際。當第二國際成立之時,全球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政黨超過100個,而作為執政黨角色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66個。如今的「社會黨國際」名稱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51年,由世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工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組成。

歐洲遍地都是第二國際留下的社會主義政黨,很多還是所處國家的執政黨。最初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主張暴力革命的列寧和主張漸進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會黨國際」中,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同義,都主張或標榜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制度。目前「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和組織約160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政黨組織。

活動於歐洲議會的歐洲社會黨也是「社會黨國際」的聯盟組織之一,其成員是歐盟及周邊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它也是歐洲議會內的一個政黨團體,於1992年成立,其成員分布在絕大多數歐洲機構內,包括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地區委員會。目前擁有來自28個歐盟國家和挪威的34個政黨成員、12個準會員和12個觀察員,共58個政黨,可見其活動範圍之廣。歐洲社會黨自己宣稱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歐盟內部和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同時發展各國成員政黨、成員政黨議會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和歐洲社會黨本身的緊密合作關係。簡單來說就是大力推行社會主義。

瑞典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公開宣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指導。在其執政的數十年中,主張平等與福利的「社會主義」理念。其黨史展覽室裏至今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

英國工黨的指導思想直接來源於「費邊社會主義」。如前文所述,費邊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變種,強調以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轉折,同樣是鼓吹高稅收、高福利等社會主義理念。英國工黨最近幾十年來屢次成為英國執政黨,也一直在推行著費邊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英國共產黨也一直積極參與、影響英國政局,並有自己的黨報《晨星》。英共建立於1920年,在英共鼎盛時期也曾經有共產黨議員通過競選進入英國下議院。最近的英國大選一開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為首的英國工黨競選。

一位工黨重要人物四十餘年如一日地「主張國有化,主張社會主義」。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壓倒性優勢當選工黨黨魁。他長期高調參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者等社團權益的活動。當被BBC記者問到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時,他說:「他(馬克思)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覽廣讀,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他讚揚馬克思是「偉大的經濟思想家」。

法國的社會黨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是法國最大的中左翼政黨,還是社會黨國際、歐洲社會黨成員。該黨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該黨總統候選人在2012年被選為法國總統。法國2017年的新選總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坦承自己是毛主義者,張口閉口毛澤東、鄧小平語錄,革命、長征、文化革命等詞隨手拈來。

意大利的老牌共產主義者葛蘭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還擔任該黨總書記。意共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十分活躍,很長時間保持著第二大黨的位置。1991年改名為意大利左翼民主黨。

歐洲的另一個大國德國也不例外。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20世紀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法蘭克福學派」亦發源於德國。

其它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政黨,影響力都不可忽視。整個歐洲,不只東歐國家是共產主義佔主導地位,北歐、南歐、西歐各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實也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推行著共產主義的理念或制度。歐洲淪陷並非危言聳聽。

10. 我們為甚麼會上魔鬼的當

美國社會學家保羅‧霍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聖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這本書裏,講述了眾多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的政治朝聖者。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成批地湧進上述幾個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朝聖者們歸來之後,仍然熱情地撰文著書讚美社會主義制度。[15]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全都伴隨著暴力、謊言、戰爭、飢荒和暴政。問題是: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心甘情願地幫助這個魔鬼散布謊言,甚至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呢?

就美國而言,不同時代的人被共產主義吸引有不同的動機。最早的美共黨員很多是移民,他們經濟地位低下,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受自己母國(大多是俄國、東歐國家)影響加入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影響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劇左轉。很多知識分子到蘇聯參觀,回來著書立說,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等。「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學校裏接受的已經是高度左傾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共產主義的「體制內長征」開花結果,開始了在體制內的長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產主義的專著《欺詐大師》(Masters of Deceit)一書中,歸納了五類共產主義分子:公開的共產黨員、地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同路人、機會主義者(為謀求私利而支持共產黨者)、上當受騙者。[16]其實,除了極少數極端邪惡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絕大部份的共產黨員又何嘗不是上當受騙者?

美國記者約翰‧裏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裏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個美國人之一,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對十月政變的記敘,並非對事件的客觀報導,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斯諾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採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談話就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佈公的中共形像。」年輕、輕信的斯諾被老謀深算的中共當成一個工具使用,把精心編織的謊言傳播到全世界。

別澤門諾夫回憶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期間,是如何接待來訪的國外「友人」的。他們的行程都是蘇聯情報部門安排的,參觀訪問的教堂、學校、醫院、幼兒園、工廠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經過培訓,確保按照統一口徑說話。他舉過一個例子,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家主要雜誌《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圖片和文字,都是蘇聯的情報機構為其準備的。記者不加甄別地在美國發表,幫助蘇聯欺騙誤導美國民眾。別澤門諾夫說,很多記者、演員、體育明星到蘇聯參觀訪問,受到矇蔽和欺騙,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為了個人的身名利益,罔顧事實,配合蘇共編織並傳播謊言,是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17]

弗萊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中,分析了為甚麼往往是一些家境優裕的年輕人傾心共產主義。他列舉了四個理由:第一,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義哲學;第三,知識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知識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一知半解,在反權威心理的驅使下,反感一切關於傳統、權威、民族文化的「說教」,最容易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受害者。「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宗教衝動,想要為了一個超越於個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學校灌輸的無神論和進化論使其無法從傳統宗教中得到滿足,共產主義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類」的說辭乘虛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識分子容易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欺騙,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嚴厲批評傳統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對共產黨國家的暴政和殺戮高度容忍、視而不見。他認為,這些左派知識分子虛偽、獨斷專行,並富有非理性的狂熱,他們把左派意識形態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分析了從盧梭以降十幾位知識分子的生平和激進的政治觀點(包括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約翰遜發現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19]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識分子的理智的狂妄。

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各有見地,但我們想指出知識分子容易受騙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它不屬於任何人類社會的傳統文化,由於其有違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發推演出來,只能從外部灌輸。在無神論、唯物論的影響下,現代社會的學術界和教育界普遍背離了對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學和人的所謂「理性」,輕易地成為魔鬼意識形態的俘虜。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開始大規模入侵美國教育,加上左派媒體的狂轟濫炸、教育的弱智化及很多年輕人沉迷於電視、電腦、網絡、社交媒體、電腦遊戲,在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輕一代很多人變成了知識貧乏、視野狹窄、缺乏責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經過幾代人的灌輸,被徹底洗腦的人,即使見到、聽到真相,也會用扭曲變異的思想進行分析。換句話說,共產黨謊言形成了一層起隔離作用的薄膜,讓這些人與真相絕緣。

魔鬼為了欺騙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無知、自私、貪婪、輕信這些人性的弱點,同時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這是最可悲的。其實,共產黨國家並不像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樣羅曼蒂克,如果他們到共產黨國家真實地生活一段時間,而不是走馬觀花式地參觀旅遊,他們自己就會發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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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魔鬼對西方的滲透呈現出極為複雜多樣的面貌。只有從具體現象上超脫出來,站在一個更高的立足點,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實面目和真實目的。

魔鬼能夠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遠離了對神的信仰,放鬆了道德的約束。只有回歸對神的信仰,淨化心靈,昇華道德,才能擺脫魔鬼的控制。如果整個社會都能夠回歸傳統,魔鬼將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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