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兌現誓約，抓緊救人
回家半年後，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小孩上學了，我要做飯、做家務、接送孩子，時間明顯不夠用，我一下子有點適應不過來。一切都有師父安排。一次，我去找一個同修，遇到了另一個不熟悉的同修有一隻手機不想用了，可以發信息，發彩信，問我要不要。我就收下了。後來師父讓我接觸一個懂手機彩信技術的同修，我迫不及待的請求他教我手機技術。這樣在同修無私幫助下，我學會了群發短信、彩信。
同修給的號碼是實號，我會根據不同的對像選擇不同的真相內容做成彩信，圖文並茂，在很長的時間內發揮了很大的救人作用。在營救同修的過程中，我把曝光內容做成彩信在相關單位揭露，起到了很大震懾邪惡的作用，惡人大有收斂，減少了對同修的迫害，事情也得到了圓滿解決。
但慢慢的，彩信接收率也越來越低。明慧網提供了語音打電話技術，有部份同修參與進來。那時世人的接收率很高，我每天多個手機打三個多鐘頭（放在車子副駕駛位），每天至少有六、七百人全聽完。每次勸退率也是十多人以上。真正感到像師父講的：「大法真相戶戶傳 眾生得救心漸明 警民清醒視不攔」[4]。隨著手機卡實名制，我就選擇了別的項目。
慢慢的，我的修煉環境也越來越好，小孩換了學校，轉到了我娘家這邊讀書，這樣我母親可以幫我照看孩子。
當時，明慧網提供了大冊子資料《永恆》，內容很全面，基本真相很齊備，我想這些是世人必須要了解的，而且世人只要一看這本冊子，就會禁不住看完，震撼力很大（當時自我感受），對救度眾生力度很大。我迫切想發。而且想在當地普發一遍。
我和幾位同修切磋交流，達成共識後，同修各負其責，形成一條龍運作。由資料點定期供應資料，由幾個同修負責包裝（同修心性到位，包裝好的資料裝入大袋時，把不同的資料適當的分裝好。便於發資料同修依次發放時，不出現幾戶人家都是相同的資料，內容不同可以相互傳看），我和另一同修負責發放。因我們地區大都是農村山區，面積比較大，有些路線錯綜複雜，有些地方路途遙遠，有些地方房屋稀疏，我們花了一年零八個月才基本發完一遍，大約發了十多萬份資料。
在這一年多發資料的過程中，我們每次帶著八百甚至上千份資料，因是大冊子，有蠻重的份量，一輛女式摩托車連人帶資料，來回幾百公里（大多地方比較遠，去一次不容易，所以每次多帶一些），克服了許多困難，放下了許多人心執著。除非天氣實在不適合出去，一般我們都是選擇隔一個或兩個晚上出去一次。我出去時還得等孩子做完了作業，讓其睡覺才能動身出發（因小孩貪玩，不自覺，我盡自己應盡的責任帶好孩子，這樣也讓丈夫放心，無話可說）。一般都是凌晨兩三點鐘，甚至四、五點才能回來，回來還得趕著送孩子去上學，覺的有些辛苦，但是一想到當晚經過的路線，有些幾乎是不可能第二次找到的地方，想著眾生接到真相好不容易，自己常感責任與使命在身，為眾生能有機會了解真相而欣慰，不再覺的苦與累。
很快的我也覺的我已經完全可以勝任這個項目了。師父讓我在發資料的過程中具備了超常的能力，同修騎車載著我，盡可能的靠近房子，我在後面發，目標地是房屋正門門口或門口走廊上，我發正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資料會從大門底下鑽進去，有些正好立在門檻上；有時同修開車沒控制好速度，有些快，由於車速的慣性，我掌握不好，發出的資料眼看著達不到目地地，然而資料會從南返回北，正好落到目標地。其實，師父時刻在弟子身邊，我們用心在做，師父就在幫我們。
發資料的過程也經歷過很多危險的事情。有次同修忘記把摩托車剎車修好，在下一個七字形急陡坡時才想起，大聲說：糟了，後胎沒剎。摩托車急速往下飛奔，我只能傻眼看著，心好像懸在空中，然而師父保護我們，一瞬間，摩托車被一個小樹幹掛住了，沒有飛下崖去，否則好幾米高的崖，我與同修是無法把摩托車拉上來的。我的一隻腳被壓在摩托車下，人倒懸在山邊上，而同修飛出去了，落在懸崖下的田裏，我們都有驚無險。
因山區偏僻，進出車輛招人注意，我們幾次被人追蹤、圍堵，少的一人、二人的圍攻，多的二十多人，而且要翻看東西，我們都在師父的保護下，開智開慧，善待眾生而解難。
由於同修的信任，我負責了當地協調工作。二零一五年的訴江大潮，終於有了這樣一個可以訴說大法遭到誣陷、大法弟子遭受殘酷迫害的機會，在本地我第一個帶頭訴江並收到回執。我和當地同修切磋、交流，鼓勵大家都行動起來，每一塊由片區同修負責收集每個同修的訴江的事實、依據，對個人及家庭帶來的損失等材料，由一懂技術的同修負責排版，規範成文，然後再返回當事人，由本人自己郵寄。本地訴江率達到99%，而且沒有因訴江出現一例遭綁架的事情發生。
師父正法二十年，各個救人項目都在告訴世人真相，正法現在已進入尾聲，已經到了每個眾生表態和擺放位置的時候了，我也把面對面講真相作為主要項目。我們縣城不大，很多老年同修都是上午學法，下午在城裏講真相，而我們年輕，有摩托車，就選擇去鄉下農村講真相，效果也不錯。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天，我和同修到與我地臨近交界的外地一鄉村大道講真相，講完真相後還發了一份資料，被過路的村長看見，把我們告了。我們被兩輛警車圍堵、綁架到當地鄉派出所，警察搜出了摩托車裏的資料，搜查了我的身份證，網上查明瞭我的一些信息。我們不配合，他們強行把我的頭髮夾取了，鞋帶解了，說可能會要判刑的。
之後有兩個人找我談話，後來才知道其中一個是該地國保大隊長，我想我們之間不是迫害與被迫害之間的關係，而是救度與被救度之間的關係。我在師父的加持下，心態特別的祥和，一直保持良好的語氣、語速，禮貌的向他講述著真相。他怕被帶動，幾次打斷我講真相，我不被帶動，繼續爭當主角，他被我的態度打動，認真傾聽著。
我說：我們並不是像電視宣傳的那樣，我也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對於法輪功也不是人多勢眾而來學的。自己的信仰，肯定必須得對自己負責，必需搞清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也從天安門自焚真相，講到大法祛病健身身心受益，講到佛教中預言優曇婆羅花開放的時候會怎樣，講到中共的政治運動都是冤案，法輪功也不例外，我們中國人很善良，任中共政府講白講黑，事情總要過後才明白歷史。我請求他放我回去，告訴他：保護修煉人功德無量，我沒有對社會和個人帶來傷害和損失，沒有罪。他坦誠的笑了：唉，你不愧是讀了書的，講的有道理。他發現有些失言，改口說：我是說你講話有水平。我說：我只是講了一些真實的事實道理而已。
他們走了。我與同修是分隔開的。我一個人坐在一個房間，靜下來時，頭腦裏會時不時冒出一些雜念和負面思維，會判我甚麼的。我告訴自己，那些都是舊勢力強加給我的思維，得了法的一面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我立刻鏟除，排斥，就這樣負面想法只要往出冒，我就及時排斥歸正，不順著它想，走師父安排的路。師父說：「但是不管怎麼樣，師父是不承認它們的。你們也不承認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認，它們就不敢幹，就都能解決。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說而是行為上要做到，師父一定為你做主。」[5]
後來，國保大隊長帶了兩個人進來見我，我友好的問他們是哪個部門的，「610」的吧？他們不直接回答：也差不多吧。然後開始講破壞法律實施甚麼的。我說：您還不知道呀，全是冤枉呀，破壞了哪條法律不能實施啊？一個國家主席都可以被打倒、冤死在監獄，法輪功也是如此呀。國保大隊長大笑，為我捧台。我也講了一些真相，他們聽了，表示默認，走了。其餘時間我就發正念，解體邪惡對我的干擾、迫害。
晚上，警察把我們拉到看守所。一量血壓，血壓爆表了，反複測都是這樣。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師父幫助我演化了這個假相。看守所登記人員說，必須要到大醫院開證明書，於是我又被拉到醫院測量，血壓還是爆表，醫院開出了證明書。我當時感覺自己應該會放回而放鬆了發正念，到了看守所，登記人員又說，還得有心臟病的證明書。他們就又拉我到醫院檢查了心臟，神奇的是，心臟也出現了嚴重的病業假相。醫院開出了證明。在再次返回看守所的路中，我想我不能再有一絲的放鬆，就堅持不間斷的發正念，解體這場迫害。到了看守所，登記人員說，要等領導來做決定。
一警察對我說，這就看你的造化了。我悟到，這是要我發出強大正念，徹底解體邪惡。我就微閉雙目，靜心發出強大正念，請師父加持我。瞬間，我看見師父身穿紅橙色袈裟，站在看守所半空，打了大蓮花手印的兩個動作。我明白師父幫我解難了。兩分鐘後，登記人員說：回去吧。在回來的路上，警察告訴我：這次你本來是要判刑的，我們沒有上報，這已經是網開一面了。
我的內心感受很深。師父講：「當你遇到劫難的時候，那慈悲心會幫助你度過難關，同時我的法身看護著你，保護你的生命，但難必須讓你過。」[6]「當然你們畢竟是有誓約在先的大法弟子，你們的生命畢竟是與大法同在的。有這麼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與你們同在，這是巨大的保障。」[7]
回到家後，我痛定思痛，這次迫害的原因是我對母親的情太重。母親一九九九年得法，二零一七年出現病業狀態，身體出現半身不遂的腦血栓症狀，我幫她正念闖關，她總是看重假相，給她讀明慧發表的相關病業闖關文章，她聽了就聽了，不對照自己，得過且過，主意識不強。我表現出又急又躁，恨鐵不成鋼，完全陷入了情中，被她的狀態帶動，沒有把她當作同修來對待，脫離了法對自己的要求，被舊勢力鑽空子迫害。母親的狀態、她的表現都是有我要修煉和提高的因素存在，以一個真正修煉人的境界幫助母親，也是我的責任和使命。
回顧跟隨師父正法修煉二十年的歷程，感慨很多。弟子無比感恩師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唯有更精進，做好三件事，兌現誓約，以謝師父慈悲救度之恩。
謝謝師父！
謝謝同修！
註﹕
[4]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三》〈見善〉
[5] 李洪志師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
[6] 李洪志師父著作：《法輪功》〈第三章 修煉心性〉
[7]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十》〈曼哈頓講法〉
（明慧網第十六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