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從小學習刻苦，每天讀書到深夜，學習《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等儒家經典，立志「大丈夫當利澤生民」、「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後來又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敬信神佛，信奉佛法。他的濟世精神，他為官清正、愛民如子的思想基礎源於儒家「仁者愛人、兼濟天下」的理念和佛家「佛性向善、慈悲眾生」的境界，以拯民於水火為己任，關愛生命，關照未來。他在詩中寫到：「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希望黎民百姓能夠生活在像堯舜那樣的盛世，天下清平而祥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提出要把個人利益置之度外，不因外物和個人的得失或喜或悲。他為官數十年，生活非常儉樸，即使身居宰相時也沒建造一座像樣的宅第，有人主張為他建新宅，他說：「人追求的是道義。一個人如果心中有了道義，無論身在何處心裏都是高興的。建造宅第的事你們不要再提了。」范仲淹也沒有為子孫置辦田地房產，卻用自己的積蓄興學、置辦義田、周濟他人等，為後人留下了高風亮節。他一生因正義敢言而數次被貶，但他從不為個人的際遇而悲傷，矢志不改初衷。「三出專城」便是例證。天聖七年，剛進京任秘閣校理的范仲淹，因上疏反對皇太后鋪張浪費被皇太后貶出了京城。明道二年，任右司諫的他，因堅持為他人討回公道被皇帝貶往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升任禮部員外郎，時任宰相的呂夷簡為防範仲淹直諫，影響自己專權，便奏請皇上委范仲淹知開封府，並傳話范仲淹「不為言官，不要多費口舌去議論國事」。但范仲淹心繫朝廷，不畏權貴，依然為民請命，正如他在上疏中所寫「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離任在家時，深為國事而憂慮，向朝廷上了萬言奏章《上執政書》，提出了「擇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慎選舉，敦教育，舉將才，保直臣，斥佞臣」等措施建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他在朝廷任右司諫時，一次，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范仲淹立即奏請仁宗皇帝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重視，他問仁宗說：「如果宮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該當如何？」仁宗感到慚愧，就派范仲淹前去賑災。范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並奏請減免賦稅，還特意將災民充飢的烏味草帶回京城，請仁宗傳示六宮貴戚、朝廷上下，以勸誡他們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絕奢侈之風。
進亦憂，退亦憂。范仲淹任宰相時，規諫君主，任人唯賢，懲治貪官，一心為民。每次被貶為地方官時，都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例如他到泰州海陵做鹽倉監官，看到當地海堤因多年失修而坍圮不堪，海水淹沒了農田，成千上萬災民流離失所。他立即上書朝廷治堰，朝廷準奏，調他任興化縣令負責治堰。范仲淹率眾在東海岸邊成功修築了捍海堰，使人民生命財產得以保障，使受災流亡的民戶重返家園。人們感激范縣令的功績，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興化縣不少災民，竟跟著他姓了范。
奉行「不欺」精神。鄧州新科狀元賈黯進謁范仲淹，請教治世立身之道。范仲淹對他說：「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賈黯後來官至御史中丞，一生為官清正廉潔，遇事敢言。不欺，即剛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欺，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這「不欺」二字是范仲淹一生為官、做人、處事、治家恪守的信條。他待人寬厚，樂於助人，當時的很多賢士都是在他的指導和薦拔下成長起來的。在地方上他每到一地，保土安民，實行仁政，當地風俗因受其影響感化也為之一變，人們莫不崇尚名節，而羞於談論錢財利害；人人都有廉恥的觀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為非作歹了。
憂國憂民、念為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品格影響了千千萬萬人，人們從中華民族歷代的志士仁人和正人君子那裏都可以領悟的到。而當今中共卻反理性、反正統、反道德，違反宇宙規律，更不尊重生命，正在面臨著歷史的淘汰。有識之士向人們講清真相，使人們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並徹底擺脫其束縛，選擇正義和光明，這是對他人的關愛和負責。